中国万代微博:《元遗山集》前言

　　　　前　　言

　　历史上的金代，立国略与南宋相当，其统治地区，占有淮河以北广大的北中国，在时间上前后达一百二十年之久，其文化与文学，直接承受唐、五代、北宋而有所发展；元代统一了全国，成为中国正统的朝代之一，从道理上看，对这两代的研究，应该和其他朝代一样重视。而事实上却不然，除元杂剧外，一般传统文学，很少为人们所注意。不少文学史上，基本上都是以很少篇幅，点几个名，概述一下，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元好问，他在文学史编写者的笔下，总是占有崇高地位的。我们认为：金元以至北朝，这些过去被研究者忽视了的部分，应该大力开展研究，而元好问的研究，则应为之先行。

　　元好问(一一九０——一二五七)的远祖是从河南迁到山西平定的。后又从平定迁到忻州。元氏原是北魏鲜卑拓跋氏的后裔，但六百年来，已成中原著姓。从他的高曾祖以来，常担任着中下级官吏。他父亲虽没有作官，可他的叔父还作过几任县令，他又是过继给叔父的。所以他的出身仍可算仕宦世家。他自己生活的时代，正当金亡元兴之际，亲身经历了国亡家破之惨。他的哥哥就是在蒙古军攻入忻州屠城时被杀的，他也在那种形势下携家展转逃到河南福昌，后来又迁居到登封。元好问功名上并不顺利，三十二岁才中了进士，快四十岁才做了几任县令。四十三岁调进京城，作了左司都事，转左司员外郎，前后总共只有一年多。而且在他调京不久，金哀宗就在蒙古军压迫下逃往蔡州，次年在流亡中死去。元好问和留京官员，在皇帝逃走后，一起陷入蒙古军包围之中，接着便是西面元帅崔立的叛降，出卖了宫眷、官员和百姓，使他们惨遭屠杀和俘虏。元好问也和大批俘虏一起被押送到山东聊城看管，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活。那时他才四十四岁。元好问的晚年以遗民自居，不再作官了，但由于他在诗文上的成就，声望越来越高，常能得到官僚士大夫的尊养资助。五十岁回到忻州老家，不过也没有真正隐居下来，而是不断奔走于晋、魏、燕、赵、齐、鲁之间，遍游名山水胜迹，为写一部《金史》而辛勤搜集资料，并在故乡韩岩村建“野史亭”，把所抄录的资料储存起来。最后以不算太老的六十八岁，病卒于河北省获鹿寓舍。

　　元好问是散文家，有文集；是诗人，有诗集；是词人，有词集，有散曲；还有笔记小说《续夷坚志》。特别应该指出的，他还是诗歌评论家和历史家。他的著名的《论诗三十首》和百万言的《壬辰杂编》(即《金源君臣言行录》)，就是这两方面的代表作。而《唐诗鼓吹》，则是他以选诗体现诗评；《中州集》收二百四十余人的诗和三十六人的词，各系以小传，旨在以诗传人，为修史服务。被称为'完善’的元人所著《金史》，则是在元氏的《壬辰杂编》基础上写出的。凡此，可见元氏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作出的不凡的贡献。

　　从金元到近代，对元好问的评论，一直很高。郝经说他的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遗山先生墓铭》)。《金史.文艺传》说他'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徐世隆说他'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遗山先生集序》)。赵翼说他的诗'专以精思锐笔清练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英健豪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苏、陆古体诗，行墨问尚多排偶……遗山则专以单行，绝无偶句，构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虽苏、陆亦不及也。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向，遗山则往往有之’　(《瓯北诗话》)。以上是评论元好问的诗文，主要是关于诗的代表论点。还有对他的诗、词，主要是词的评论，也同样值得重视。最早的如南宋的张炎，他说：'遗山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词源》)。较晚的如清代的刘熙载，他说：'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然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艺概》)。又如况周颐，他说：'元遗山以丝竹中年，遭遇国变……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蕙风词话》)，可谓推崇备至。

　　以上所引，已可以充分看出元好问在历代评论家心目中的地位。但这里之所以征引，却不是为了给元好问作结论，仅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他的重视，并从过去的评论中，获得一些启示而已。

　　元好问的著作，除《壬辰杂编》已佚，《唐诗鼓吹》、《中州集》各自单行外，旧有《元遗山集》为他的诗、文总汇。《元集》最早的本子是元世祖中统三年严忠杰所刊，有李冶、徐世隆二序，杜仁杰、王鹗二跋，现已不可见；单行的诗集，最早的是元世祖至元七年曹益甫刊本，有段成己序，亦不可见。今天所能看见的最早的本子是明弘治戊午储巏序的李瀚刊本，后来《四库全书》即收此本；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也影印此本；而诗集则是明末汲古阁毛氏翻曹益甫刻本。此后，诗文集还有康熙间的华希闵本，道光间苏州坊刻翻华本和定襄李氏刊本；诗集有南昌万廷兰本和施国祁笺注本。刊印较晚，收罗最完备的则是道光三十年平定张穆校刊本，此本除诗文四十卷外，有附录一卷，补载一卷，年谱四卷，《新乐府》四卷，《续夷坚志》四卷；而光绪七年方戊昌所刊读书山房本，重刊张本而有所增订，并附有赵培因《考证》三卷。这次校点，即以读书山房本为底本。我们除对赵考所据，作了一般复查外，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到了张穆、赵培因等未曾见到的资料上。象：北京图书馆所藏明抄本《遗山先生诗集》及清抄本《续夷坚志》、上海图书馆所藏吴继宽抄《续夷坚志》，以及陈鳣批校的《遗山集》等，都作了重点对校。对于赵培因未涉及的刊本，象定襄李氏刻本、张穆批校过的《遗山文集》(山西祁县图书馆藏)、万廷兰刊《元遗山诗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以及其他总集、别集、杂著中有关资料，作了参校。

　　我们发现有些抄本所据底本比传世本为好。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遗山诗》清初抄本，前有道光间钱仪吉题记，说他曾见过元曹益甫本，以为此本即从曹本录出，他还举了此本比通行本为佳的许多证据，批评后人妄改之谬；北图所藏明抄本，前后虽无题识，但字体颇为精工，可正今本之误者颇多。特别是上海图书馆藏吴抄《续夷坚志》，与今本相校，显然是另一系统传本。张穆原本脱、讹很多，有四篇仅存篇目；赵培因考证，无别本可对校，无甚发明。通过与吴抄本互校，不仅补足了只有存目的四篇，同时还纠正了今本的不少脱、误。历史所抄本则有三篇完全为今本所无，使我们得以补录。北京图书馆尚有李慈铭与傅增湘批改过的两种《遗山集》藏本，可惜他们概不说明更改根据，无法采用。

　　旧刻《遗山集》以读书山房本为最备，我们经多方面搜考，在散文方面增补了十一篇，连同《续夷坚志》的三篇共十四篇；诗方面增补二十首，删去过去和今天已发现和新发现误收的七首。至于词，张穆本以前，单行各传本差别很大。朱孝臧《强村丛书》有所考增，而唐圭璋《全金元词》搜罗尤备。以之对勘，前四卷新补三十八首；新增第五卷八十六首，共补一百二十四首；另有散曲：小令二首，套数三套。遗山存世之作，可能已尽于此。贺新辉同志编的《元好问诗词辑注》，下工夫不少，我们整理点校的这个本子，当可与之相补相订。

　　全集的编排，除原诗文四十卷不动外，附录、补载、《续夷坚志》、《新乐府》、年谱等部分，作了适当调整。先把卷首的'提要’、序跋、传志，移入附录；再把《新乐府》、《续夷坚志》移前，紧接诗文之后。因为这两部分，既然都是遗山本人作品，自不宜仍处附录之中。其中《新乐府》传世各本，在篇目、编次、缺、误等方面，都大有不同，经反复核对整理，才理出头绪，增订不少。原附的各家年谱，翁谱、凌谱、施谱，虽曾起过作用，但编写较早，错误颇多；李谱后出，较为精密。为了避免过多重复，删去翁、凌、施三谱而只留李谱。缪钺教授《元遗山年谱汇纂》，发表于一九三五年，荟萃了诸家年谱之长，足资参证。今征得本人同意，附刊于后。

　　本书的校点，是由山西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组织有关同志集体进行的。参加散文初点的有：董国炎、陈霞村、康金声、梁归智、李正民；担任诗词初点、初校的有：赵廷鹏、郭政、宫应麟、李正民。李正民负责复点，刘毓庆、董国炎负责总校；最后由姚奠中总其成。工作开始于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一九八七年底基本完成。这期间刘毓庆和董国炎两同志，于八六年夏天冒着酷暑，为参校善本、孤本，出入于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各图书馆，常挤掉吃饭、休息时间，以争取尽快尽早完成校勘任务；赵廷鹏同志，还亲到陵川、阳城一带作了实地调查，以证实一些诗是否元作；李正民同志对任务不分彼此，任劳任怨，贯彻始终。三年之间，我们在教学和本兼各职之外，协力完成了这部'全集’的点校工作，多方参对，反复斟酌，有的部分前后五稿。但以云踌躇满志，则仍未敢自喻。尚希专家学人，匡其不逮。

　　本书点校工作，承山西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图书馆的有关同志热情支持，谨此致谢！姚奠中　一九八八年三月

　　一、本书用顿、逗、分、句、叹、问、外引、内引、冒、隔、括、书名、篇名标点；人名、地名符号，以排版困难而省略。

　　二、本书校刊的重点是校正底本的：讹、脱、衍、倒。因此凡可证明底本有误者，即予改正，并于校记中说明。

　　三、诸校本校出的异文，一律在校记中说明；若某校本有误，则不再注明。若各本所误相同，值得注意，则识于校记。

　　四、凡赵培因《考证》中已校出的舛误，均以'赵考’二字列于各条之前；新校出者则加'按’字标首，列于'赵考’之后。

　　五、底本与各校本中的异文，属于通用字或异体字者，一般不校；明显误字，则迳行改正，不出校记。其他曲折尚多，不能缕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