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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危机中的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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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日至4日，在中国北京召开了题为“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的全球智库峰会（Global Think-Tank Summit: GTTS）。为了摸索至今还看不到复苏征兆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对策，世界各国的智库聚集一堂，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月话题”将介绍参加此次智库峰会的RIETI高级研究员小林庆一郎的论文“世界经济危机中的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小林高级研究员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这一观点出发，对现在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局限性进行了论述。

　　此次世界经济危机显示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有密切关联。

　　在6月举行的Ｇ20财长会议上，表示了对经济萧条已经触底的期待，但是鉴于资产价格继续下跌，不良资产处理没有进展的现状，尚无法断定世界经济会很快开始复苏。

　　为了正确分析目前的危机，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需要将宏观经济的动向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统一考察，并把这种思考的框架作为新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领域，纳入到经济学中。如果以这一框架来考虑，世界经济的复苏不仅需要各国合作动员财政、放松银根（Monetary Easing），还需要在以这些政策支撑总需求期间，迅速实施恢复金融稳定的政策措施。具体来说，为了消除在市场蔓延的不确定性、不信任感和不安，需要由金融监管当局（Financial regulators）反复实施严格的资产查核，把陷入资本不足的主要金融机构暂时收归国有，充分使用纳税人资金（Taxpayer money），调整（Recapitalize）金融体系，进而设立管理不良资产的机构，系统地推进不良资产的处理。

宏观经济学的课题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似乎都把世界经济复苏与金融体系稳定分开，作为不同的问题看待。一般性的见解认为：“要想复苏经济，只有采取凯恩斯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虽然为了稳定金融体系需要处理不良资产和注入资本，但与宏观经济复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实现了经济复苏，不良资产就会减少，因此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或许不需要外科式的政策。”

　　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历史似乎显示出这种期待是错误的。而且，与日本同时期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通过外科式的银行国有化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复苏的瑞典事例，也似乎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目前，开始出现了经济复苏的征兆，对世界经济的危机感逐渐减弱，但是，如果美国政府和欧洲各国政府对不良资产处理的政策措施因此而迟延的话，金融危机可能会再次袭击欧美的金融体系。

　　现在，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欧美，都有人认为金融体系问题是经济复苏的前提条件，但是这只是经验法则的认识，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上，并没有对宏观经济的状况与金融体系的稳定进行统一考察。

　　例如，人们都知道，无论是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还是新凯恩斯（New Keynesian）模式，都不认为银行部门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且，对于不良资产问题，一般都只视其为有关银行业的微观经济学问题。

　　实际上，现实的危机要求改变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要分析目前的危机，需要运用把金融中介置于模式中心的宏观经济学，尤其需要聚焦于金融体系的结算中介（Payment intermediation）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陷入功能不全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我认为或许可以通过发展Ricardo Lagos和Randall Wright的货币理论（Monetary Theory）框架，来制作这种宏观模式。此外，对新宏观经济学的需要，能够提供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和稳定金融体系这三个政策的成本和有效性统一进行比较考量的思考框架。这是因为金融体系脆弱性（Fragility of financial system）问题，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下述宏观经济学上的巨大影响。

不良资产问题造成宏观经济上的恶性循环

　　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或不良资产大量积累这一问题，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很大影响。

　　从短期来看，由于雷曼冲击，在过去几个月经历的信任危机（Confidence Crisis）使经济急剧恶化。以往一直可用于结算手段的有风险性质的资产，突然丧失了作为结算手段的信用，从而出现对国债、现金和存款类的流动资产的需求急剧增加。结果，市场上流动性枯竭，实物交易受到阻碍，总需求急剧收缩。总需求的收缩又造成了资产价格下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使信任危机更进一步恶化。

　　从长期来看，存在笔者基于90年代的日本经验命名的Balance sheet Trap的现象（http://www.voxeu.org/index.php?q=node/2483）。由于不良资产增加，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健全性长期下降，在所有的经济主体之间，信用交易就会停滞。于是，企业之间的供应网络将出现长期萎缩。由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企业间围绕履行支付的互不信任增加，从结果上看，企业间的进一步分工受到阻碍。进一步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源泉，因此，由于这个资产负债表的陷井，使整个经济的生产率上升都受到阻碍。资产价格下跌，资产负债表又会进一步恶化。

　　如上所述，由于Confidence Crisis和Balance Sheet Trap的作用，在金融不稳定对宏观经济状况产生严重恶劣影响时，财政政策和放松银根等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带来经济复苏，基本上只能起到争取时间和止痛的作用。动员财政可以暂时维持就业，减缓剧变和争取时间，但是很难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而且，放松银根虽然可以填补流动性不足，缓解经济衰退，但并不能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和银行的资本不足，因此无法消除市场的不安。为了给世界经济带来真正的曙光，而不是“虚假的曙光”，需要通过严格的资产处理和暂时的银行国有化来稳定金融体系。

必要的成套政策

　　试图通过官民共同出资的基金从金融机构收购不良资产的盖特纳计划，估计不会顺利成功。90年代中期，在日本也用银行界的资金成立了同样基金收购不良债权，但是进展极为缓慢。根本问题在于，背负不良资产的银行，没有以低价格把不良资产出售给基金的积极性。由于官民基金是使用税收收购不良资产，因此以适当的价格（比帐面价格还低很多的价格）收购。银行作为出售方当然不愿意以低价格出售而遭受损失，宁愿继续背负不良资产直到将来经济复苏，等待出现不良资产变成优良资产的奇迹。这种现象被称为Gamble for resurrection（参看Diamond and Rajan，2009）。这就是日本从90年代至2000年代中期的15年间，不良债权处理没能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

　　要打破这种胶着状态，只能对背负不良资产的金融机构采取严格的资产审核等手段，通过政府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促使金融机构出售不良资产。关于为此而实施的成套政策，从日本的经验中可以得出若干实践性教训。

　　首先，是重建金融体系的政策决策人员不应是与金融界有关（包括与财政部和FRB的相关人员）的内部人士，而应是外部人士。日本的金融重建，自从与金融界少有关系的经济学家竹中藏平就任金融担当大臣之后才有了进展。此外，实际上推进了不良资产处理的整理回收机构的第一任负责人是检察官出身。产业再生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也来自于与银行界或财政部无缘的商业咨询顾问。美国也应该从大学的经济学家、司法人员、搜查机关的相关人员或军队中选任重建金融体系的政策决策人员，而不是来自华尔街的人士，组建能够对抗来自华尔街的政治压力的体制。

　　第二，需要与金融界保持高度独立性的政府当局对金融机构反复持续地实施严格的资产审核。通过严格审核资产，使金融机构形成感不到Gamble for resurrection的诱惑，从资产负债表中吐出不良资产。

　　第三，当由于严格的资产审核使巨大的金融机构陷入资本不足时，需要准备好能够立即注入必要资本的体制。也就是说，政府需要确保充分金额的政府资金（大约需要新投入1万亿美元左右），按照政府判断，可以随时使用。在目前美国的政治形势下，要确保这笔政府资金恐怕是最困难的课题。日本也同样，在90年代中期，用政府资金救助银行成为政治上的禁忌，政府对于介入银行的问题踌躇了三年之久。但是，在这三年之间，不良债权问题严重到了无从着手的地步，日本经济陷入了金融恐慌。于是，不得不向银行投入比90年代中期所需要的金额更多的政府资金。美国的政策当局和政治家需要根据日本的这些经验和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经验，说服美国的国民，及早准备追加政府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