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 赛车明星 ios:王志乐：邓小平南方谈话开辟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开启了和平发展合作新时代。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开始了他著名的南方视察谈话。南方谈话是中国迎接新时代的宣言书，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到来。一个大国解体的悲剧开启了和平发展合作新时代，另一个大国则拥抱新时代的来临，开始了他的和平崛起。

　　一，苏联解体开启了和平发展合作新时代

　　1989年11月9日，作为东西方两个阵营标志的柏林墙被冲开。两年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给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两个对立阵营以及两个对立阶级的对抗不复存在，随着全球市场的形成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和主流；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取代过去的军备竞赛。从此，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潮流迅速扩展。

　　时代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改变了全球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格局。

　　随着冷战结束，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政治障碍被消除。面对迅速形成的全球市场，一批跨国公司从过去的多国经营转向全球经营。他们或者在全球最适宜的地点设置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研究开发中心，或者把价值链若干环节外包，或者通过并购其他企业，打造全球产业链。全球经营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常态。经过战略、结构和理念三方面调整，一批跨国公司转型为全球公司。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大大增加。

　　全球公司是跨国公司发展的新阶段。全球公司通过在全球布局价值链，把发达国家的技术研发成果应用于全球市场而不仅仅用于发达市场，同时把新兴国家廉价劳动力开发出来为全球市场生产。通过全球范围的整合，全球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被开发出来，从而全球生产力被极大的释放出来。全球公司和正在形成的全球产业进一步推动全球各个国家间形成利益共同体。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大会上所说：“环顾全球，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新的时代潮流对全球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20年来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恰恰证明了新时代潮流威力之强，影响之深。

　　新时代的到来，给人们提供新机遇同时，也给人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不能适应新时代潮流就会被边缘化，就会走向衰落。反之，就能够吸纳整合全球资源，迅速发展自己。新时代要求人们的时代发展观、社会发展观和经济发展观等三个方面都有新的思维。时代变了，世情变了，国情变了，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转变观念调整发展思路。

　　二，顺应潮流融入和平发展合作新时代

　　在苏联解体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开始了他著名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在这个谈话里，邓小平从世界以及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他新的时代转变观和经济发展观。

　　1）准确把握时代潮流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就发现了世界潮流的变化。

　　1985年邓小平在军委会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985/ 6/4 军委讲话）。

　　1985 年3月4日，邓小平还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1992年1月18日开始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显然，早在苏联解体前，中国领导人已经看到了战争革命时代正在转向和平发展时代，并且按照新的时代发展观观察世界。时代发展观的转变是中国领导人在全球大变局中极为重要的思维转变。20年来，按照新时代观思维的人往往能够抓住新时代带来的机遇，反之，往往错失机遇。

　　2）不失时机抓住机遇

　　按照新时代观看世界，就能够从纷繁复杂的世界大变局中找到机会。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他特别强调：“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邓小平文选》三，P375）

　　据邓小平长女邓林回忆:”他那时在家里经常说这样一句话‘世界给中国的机会非常少，这次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抓住，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国家。’”苏联解体，西方国家不少人弹冠相庆，认为西方体系获得空前胜利；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人则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而痛心疾首。中国刚刚经历了六四风波，不少人要加强反和平演变。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邓小平认为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邓小平站在时代前沿，敏锐地发现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兴起和加速扩展的趋势。他准确地把握中国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时机。他在经济全球化潮流刚刚兴起之时引导中国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潮流加速度扩展之时，推动中国扩大开放，抓住机遇。

　　3）坚定不移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强调抓住新机遇同时，明确提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要求。他认为，只有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才能抓住机遇

　　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要改革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南方谈话同时强调对外开放，特别是强调利用外资。针对人们随利用外资的质疑，邓小平指出：“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改革深化，开放扩大，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自此开始了中国20年全面发展与高速增长。

　　4)发展经济遵循规律

　　在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人们往往把经济发展与阵营制度的优劣挂钩，从而把经济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改革开放前，中国执政者学习苏联经验，把经济意识形态化发展到极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端谬论表明中国一些人把经济意识形态化的做法甚至超越了苏联。把经济意识形态化思维成为改革开放的拦路虎。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里提出的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去意识形态化遵循规律发展经济的重要创造。

　　其实，邓小平去意识形态化按照规律发展经济的思想是一贯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大跃进”也是经济意识形态化的典型表现。为了纠正“大跃进”带来的经济灾难，邓小平就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962年邓小平《怎么恢复农业生产》讲话）邓小平的“猫论”实际上改变了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搞经济都要以意识形态考量思维习惯。

　　在计划和市场这个争论多年的问题上，邓小平也是通过去意识形态化加以重新解释。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去意识形态化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已经进入和平发展合作新时代的人们，如果仍然以意识形态化思维看待经济发展就难以发现20年来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当然也就难以融入全球经济、全球产业和全球公司的发展，从而被边缘化。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如果人们向后看，争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难以取得共识。我们不妨向前看，看哪些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从而寻找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这样才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三、南方谈话开辟了和平崛起新道路

　　从时代转变的大背景下回顾20年来中国发展道路，不难看出，邓小平南方谈话事实上开辟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

　　1）中国初步实现了经济崛起

　　一个国家的崛起包括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的崛起。1992年以来20年，中国在经济方面初步实现了崛起。邓小平南方谈话前的199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1782亿人民币，2010年增加到401202亿人民币。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欧洲各国与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贸易额，1991年1357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29740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从719亿美元增加到15778亿美元。按照商务部最新数据，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突破了36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中国吸纳外商直接投资从1991年44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1057亿美元，对外投资则从1991年10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688亿美元。

　　大国崛起都需要吸纳整合国际资源。在战争与革命年代，为获取国际资源大国往往通过战争掠夺或不公平贸易攫取。历史上英国和德国崛起，近代美国和日本的崛起无一例外都是如此。与历史上这些大国不同，中国成功地开创了和平崛起新道路。

　　2）和平崛起新道路的特点

　　上述邓小平南方谈话阐述的基本精神恰恰体现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的特点。

　　首先，抓住时代转变带来的机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开启了和平发展合作新时代。当各国都面临新时代到来调整发展战略之际，中国率先转变发展战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如邓小平所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其次，推进改革开放融入全球经济。和平发展合作新时代为各国吸纳利用全球资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开放，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通过市场交换这一和平的互利共赢的方式获取了崛起所必需的大量资源。

　　再次，去意识形态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经济。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应当按照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发展经济。中国按照这些规律成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自己经济的崛起。

　　郑必坚先生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有过很好的总结。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战略道路。这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和平崛起新道路。

　　3）中国抓住了和平发展合作新时代带来的机遇

　　邓小平站在时代前沿，敏锐地发现冷战结束后全球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新时代，他准确地把握中国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时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经济全球化潮流刚刚兴起之时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开启中国对外开放之门。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在经济全球化潮流加速度扩展之时，邓小平等领导人推动中国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出现了进一步加速度扩张。恰恰在2001年，即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速扩展之时，中国党和政府又一次抓住机会，不失时机地加入WTO，开始了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入世10年，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入世10年，恰恰是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急剧提升的10年，中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急剧提升的10年。

　　综上所述，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与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都完全吻合。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个重要转折点，中国恰恰都处在世界的前沿。

　　回顾历史，20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经济全球化潮流，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顺应潮流融入潮流走在时代的前列。

　　放眼全球，还没有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同中国这样把国家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结合的如此紧密如此合拍。

　　正因为顺应潮流融入潮流并且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紧密结合同步发展，我们才抓住了世界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机会。中国成为吸纳全球资源最多最及时的发展中大国，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国。

　　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国实现了以和平的公平的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取全球资源。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增添了崭新的篇章。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我们应该以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总结20年来全球发展历程和中国走过的道路。我们应该深刻认识我们所处时代特征，准确把握时代潮流；我们应该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和对外开放；我们应该进一步去意识形态化，按照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唯如此我们才能在全球合作与竞争中不断前进，实现和平崛起的长远目标。

　　本文作者：王志乐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第十项原则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