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命运高达:【井底望天·卷三】梦幻泡影 第八篇 竞争驱动布局

七十一

林树森用他那老练的眼光一看，立即看出了破解之道。而当时在争夺人物流的交通控制权，在各省市之间几近白热化，邻近的湖南已经开通了渝怀线，使成都，重庆的人和货，可以过湖南下广州。但是湖南人抢了先机后，却缺乏收官手段，还是以怀化走株洲的老路，而不是一条捷径从广东连江下广州，或者接湖南郴州，从而留下了败局。

林老兄的办法就是兵行奇招，绕过广西的桂北和桂南的内战，不牵扯进柳州的错综复杂的博弈，直接通过桂林和贺州，入广东肇庆。这段路全程858公里，在贵州段经过少数民族地区黔南和黔东南，长301公里，广西段过柳州北部的国家级贫困线三江，融水和广西区里的贫困县融安，然后过桂林，贺州，长348公里，广东段过粤西北的穷区肇庆的怀集，广宁，四会，进佛山三水入广州，长207公里。如果按照设计的250公里时速的话，从广州到贵阳只要4个多钟头。将来可以跑到300公里的话，就把贵阳包括到广州的三小时经济圈里了。

这一招一出，南宁的老爷们傻眼了。林树森在老上级张德江的支持下，广东出资了220亿，贵州也把吃奶的力用上，出了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的100多亿元。而广西只是出了10亿元征地，想再玩拖字诀，不光是桂林和贺州老百姓发飙，还给人落下个不支持扶贫的口实。而广东王张德江更上了一层楼去做副总理，都让广西区里的老倌们少了推脱之词。结果就是讨价还价要下了一条南广路，即南宁到广州高速铁路，算是摆平了心中的不氛。

林树森这一局赢得漂亮，短短两年时间，从游说，规划到上马，势如破竹。

这个动作，一下就扭转的整个局势。贵州人的胃口一下变得很大，不光是要吃上广东和香港这两个财主亲戚，还要把整个大西南的交通，全部从贵阳为中心，四面铺开，把整个贵州的交通问题全盘解决。

从下面这张显然是广西人的作战地图上，可以看出今天的桂军里，有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头脑，却没有李和白两位的干才。贵州人在贵广线成了定案之后，马上就舞起了三把板斧。

第一把是渝贵高速铁路，接通重庆，过黔北名城遵义到贵阳。这条线全程350公里，设计是250公里每小时，低于两小时，那么从重庆到广州就是6小时左右，自然就抢了客货运输的先机。

第二把是计划中的蓉贵线，接通成都，通过乐山，宜宾，过贵州毕节，到贵阳。这一条长度是540公里，就将成都算进了3小时经济圈，而且为黔西北开通了交通通道。

第三把是将昆贵线中，从昆明到贵阳这里，建立二线，从盘县，到普安，六枝，不再绕过六盘水市区，可以将现有线路省100公里。本来，现有的线路从昆明，贵阳，到广州，是1459公里，比广西的线路，从昆明，南宁，到广州的1388公里要长70公里，但由于贵广线多出了260公里的高速路，大概是14个小时，对比广西线的16个小时。而新线路一减，那么云南的人物流也同样被贵州抢了下来。考虑到将来昆明为周转中心的东南亚大发展，除了成都到昆明的成昆线，贵州估计会吃掉所有的过境人和物流通。

从西北兰州下来的兰渝线，东部湖南来的湘黔线，和南部广东来的贵广线，都会过贵阳而入云南。在这种强势竞争下，其他的地方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广西的柳州发觉自己在这轮竞争中失利，当然大声咒骂南宁的官老爷们，却不会放弃对柳肇线的争取。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当贵州成了整个大西南的交通枢纽，自然其铁路饱和量很快就不能应付。而桂林为主要风景名胜的贵广线，估计会是客流的主要线路（广州到桂林会在2小时之内），那么柳州就会争取成为主要的客流线，成为贵州煤炭入广东的主干线。

图1 西南交通大博弈的黔桂之战的广西战略图

七十二

这一战役下来，贵州就变成了大西南交通枢纽，建立起6条铁路线（三条高速铁路），把昆明，成都，重庆，长沙，广州，和南宁全部连在了一起。而贵广线则成了恐怕是全世界沿路风光最美丽的铁路，可惜的是车速太快，这些美景在车上大概是没法欣赏了。

这条高速铁路线，把肇庆的七星岩，桂林阳朔的漓江仙境，安顺的黄果树飞瀑连在了一起，大概会成为世界最著名的风景旅游线。而介于其中的粤西风光，贺州景色，柳州风情，黔东南幽境，没有一处不是人间极品，虽然名气稍微小些，但大饱眼福的美景比比皆是，没有一处不是货真价实。

好消息传来，广东粤西北广宁，怀集的150万人民走上街头，欢呼雀跃。而黔东南少数民族更是载歌载舞，欢迎铁路部门的建设员工。这条路一通，几个地方的贫困少数民族的脱贫，基本上只是一个时间的长短问题。

图一 谁敢破坏俺们的铁路？ 黔东南少数民族的“护路军”（朱明摄）

图二 苗族美女载歌载舞，欢迎铁路建设者（朱明摄）

柳州的动作，很快就得到了湖南的相应，就是大家哥俩出钱，将焦柳线（湖南焦作到广西柳州）速度提上去，这样一来，就为这个风景旅游线增加了两个世界级景点，湘西的凤凰城和张家界，来了一个众人拾材火焰高，通过各省市之间的积极竞争，结果是整个区域的发展被带动了起来。

在这个博弈中，贵州自然是最大的赢家。贵州的资源在西南各省中，名列首位，苦于交通不发达，真是守着金山没饭吃。当把最重要的交通发展起来后，如何扩大贵阳市的规模，如何开发黔东南和黔南的少数民族旅游和文化资源，都成为一个个比较容易做的事了。而以这条铁路为依托，将一些广东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过来，就是一个可以做到的事情。

而广东也是赢家。在这个计划中，广东多出了2条高速铁路，为开发自己落后的粤西创造了条件。通过贵州的煤炭输送，广东可以替代从北方的内蒙古和山西，经河北秦皇岛海运的煤炭入省，省下了一大笔成本。

对广西而言，表面上看是输了一仗，但是任何明眼人都会认为，广西把自己的地位定义为和广东竞争出海口，似乎是一个不智的想法。因为香港，深圳那样的大港，可不是北海几年可以赶上来的。现在的做法倒是解决了桂北的发展问题，如果广西可以把铁路从贵港连到北海，然后从防城，北海，通到广东湛江，和湛江的南北干线连上，也不失一个好的发展规划。

在这场各省诸侯博弈的过程中，各省人民也是手心捏汗，紧张观看。连旁观的江西老俵也用这个龙虎斗，来督促本省的官员。江西在引进外来企业时，由于交通基础差，赣州输给了湖南的郴州，引发了大伙儿对南昌的老爷们的口诛笔伐。而广西的老板们，也被家乡父老骂了个狗血喷头。相对于贵州的林树森，湖南的周强，还有云南的那个仇和，没有一个是盏省油的灯，这也逼得其他临近省份的诸侯们不得不打起十分精神，争取拿出点政绩出来，真是不怕不识官，就怕官比官了。而正是这些各路诸侯的积极进取，中国的今天才会发生如此突飞猛进的变化。如果这些大佬们，任何一个到了印度这样的国家，为当地人民做事的话，估计在就被印度教徒们供为某某神祗的转世肉身拜了起来。

大家可能平时习惯了大骂贪官污吏，通常低估了俺们中华几千年的官僚文官体系，那可不是盖的。套用网上一位俺佩服的高才的一句话，共产党里的一位没良心的贪官为人民做的事，恐怕比很多印度之流的民主国家的民选官员们多到海里去了。

俺其实对政府官员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并不是个个都是清廉如海瑞，吃苦如焦裕禄，那是不现实的。本来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官员这个职位，大权在手，都是有很多油水的，不然这么多有本事的人，就不会被吸收进官僚系统了。但是盗亦有道，只要这些官员们在提高了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之后，让老百姓都有肥肉可吃，自己再顺便吃块鲍鱼，俺也不认为是什么大事。中国将来的一个官僚体制改革，就是如何将官员的应得以一个合理和合法的方法，定出过规矩来，然后让那些对治下草民没有建树的官员，快快执包裹，鲍鱼的没有，鱿鱼的可以大大地炒。

七十三

在这一次博弈中，很显然来自广东汕头的贵州省长林树森，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里就不得不对潮汕人多说几句。潮汕人，从狭义上讲是广东潮州，汕头，揭阳，和梅州的丰顺县的河洛人，以及河洛化了的客家人。而在广义上，更包括汕尾的海陆丰等河洛系人民。

潮汕人四处流浪，以客地为家，民风彪悍，刻苦耐劳，所以在世界各地，包括东南亚，美国，和欧洲，潮汕人的生意做得非常出色，被称为东方之犹太人（泰国国王的发明），从而在东南亚屡被当地人仇恨，被当作暴民的发泄目标，在泰国，越南，和柬埔寨都吃过苦头。和中国另一个出名的流浪民系客家人不同，客家人在到了新地方以后，多以客居自称，所以在全球各地，都以客家自居。而河洛人到了那里都以当地地域为名，比如说在潮汕称潮汕人，到台湾称台湾人，等等。

河洛人另一个特别的特殊性，是内斗得厉害。虽然内斗是各民族都有的特性，但河洛人特别猛烈。看一下台湾的民进党的打斗作风，就非常形象的说明问题。而潮汕人则是通常和自己同河洛系的雷州人开打，打跑了雷州人后，汕头帮又和汕尾帮开打，之后又是汕头帮的潮州，汕头，和揭阳内斗。这样的话，就变成了大家的竞争力非常强，在内斗中养成了极高的革命斗争的战略和战术能力，一旦放出去对付外人，自然是如虎落羊群，很快就杀出条血路。

潮汕人的生意头脑非常厉害，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三大商帮团体。潮州帮，山西帮，和徽州帮，都是商业上的龙虎之师。在潮州帮里，香港的华人首富李嘉诚，泰国前总理他信（丰顺的河洛化的客家人），和一大批富翁，都是对今日潮汕商帮鼎盛的一个注脚。

当然贵州的地理环境也比较清晰，就是以贵阳为中心，向四处辐射。而广西的地理就稍微复杂，首先是南宁和柳州之争，然后就是北部湾这个心结。其实好好想一下，北海和防城固然都是好港口，但是显然无法和世界级大港香港相比。如果广西想做西南的龙头，你也要想一下你有什么可以运出去。香港和深圳的港口，得益于珠江三角区的世界工厂，宁波和上海的港口，得益于江苏和浙江的出口贸易，同样河北的秦皇岛，是因为对山西煤炭海运的需求。要想把北海和防城发展起来，必须想清楚有什么商品可以输出去。

而本省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在河北也出现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石家庄和保定的铁路之争。在北方，大家都知道“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的俗话，算是对三大城市北京城，天津卫，保定府的地位界定。可是当北京作为全中国的首都，天津也上升到了直辖市，保定府连一个河北省的省会都没有捞到，而输给了一直到1900年以后，仍然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的石家庄，真是有苦没得诉。

本来保定一直是河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而石家庄据清朝光绪年间的“获鹿县志”的说法，是“石家庄，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在1900年初，石家庄是200户，600来人。但是当法国和比利时投资的京汉铁路于1902年修到了这里的时候，因为名气太小，怕大家不知到在哪，就以附件的“大”地方振头镇命名为振头站。在1903年，当正太铁路（石家庄市区东北正定县到山西太原市）开始修建，为了节省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搭桥，就把起点移到了石家庄，变成了后来的石太铁路。这个南北东西两条干线的兴起，就改变的河北地区的整个态势。

令保定人耿耿于怀的倒不光是地位的失落，而是相似于广西柳州那样的地位。保定人最梦想的就是有一条从保定到河北霸州的铁路，可以接上天津市。这条路非常短，总长是86公里，但自从1998年立项之后，10年来没有丝毫进展，不知这次可不可以借4万亿的东风，最后一圆保定腿子们的心愿，把40年的噩梦最终变成一个美梦。

七十四

为啥这条路对保定人这么重要？首先是从保定去天津，不过155公里，但就必须先去北京，绕过圈子过去。而一旦保霸线上马，对接上津霸线，可以比绕京浦线（北京到江苏南京浦口）省下110公里，绕石德线（石家庄到山东德州）少90公里，和绕京九线（北京到香港九龙）少70公里。其次就是这条线横向把京广线（北京到广东广州），京九线，和京沪线（北京到上海）三条中国的大动脉连起来，一举改变保定的地位而成为河北的交通枢纽。最后这个变局可以解决河北的东部和中部的联系，因为被北京和天津阻断，缺乏地区整合，使石家庄和唐山的联系可以直接，不需要绕道而行。这样不光是在交通上更加便利，而且令地区经济分工和整合带来格局优化的结果。

那么为啥这条路定下来了10年都上不了马？其实和柳肇线同样的问题，就是河北省会石家庄的老爷们在玩太极手。

这里就牵涉到河北和天津的博弈。对天津来说，现在的北方地区性的交通网都是以北京为中心，向四面辐射，使得北京的铁路流量有70%都是过境物流，成为一个瓶颈。一旦保霸线开通，天津就会成为一大分流中心，使东北地区入关的货物，直接从天津南下和西行，将京九，京沪和京广，变成实际上的津九，津沪和津广，从而改变天津在交通上被北京压一头的老二地位，可以和北京平起平坐，出一口恶气。

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俺们北方佬们现在还是出息的不够，不像广东，江浙一带，可以靠自己的制造工业来来带动发展。现在大家在北方交通线路之争，都是看着山西和内蒙古的煤炭，想着怎样从秦皇岛港口虎口拔牙，把那里运力不足的机会抢下了，成为渤海湾上的第二大港，抢夺北煤南运的大肥肉，和西煤东来的高速铁路货运线。

在这个抢肉之争里，除了天津港之外，另外在渤海湾里，就是天津港南部120公里的黄骅港。当然还有天津和秦皇岛之间的河北唐山的曹妃甸，也蠢蠢欲动。而非渤海湾，面临黄海的青岛，也想通过青岛到济南的高铁，希望分一杯羹。如果俺们的北方兄弟内讧，就是为了往南方输煤，不知贵广线开通有会变成什么新局。

当河北石家庄的老爷们在1990年代，学习沿海各省大搞对外经济，发现自己还有一块海岸线可以发展沿海战略，就是开发沧州东部的沿海城市黄骅。当初对这个小地方开发港口，被人看死成为一个死港，可是没有料到在2003年投产后，伴随做朔黄铁路（其实起于山西的神池县，经朔州，到黄骅）的建成，由这条西煤东运的第二干线的支持，变成了从山西，陕西，和内蒙西部，到渤海的最快通道，使黄骅港在3年后，以8500多万吨煤炭下水，击败天津，而成为秦皇岛之后的第二大港。

天津当然看得两眼冒火，可是没有保霸线，天津缺乏一个腹地和大流量通道。有了保霸线，短期可以用石太线（石家庄到山西太原）转运，长期可以开辟新线天保大线（天津过保定到山西大新），抛开石家庄直接通往山西，陕西，宁夏和内蒙，保证天津的通路，可以做到下压黄骅，上挑北京，自然就是重要性大增。而天津因此对地区经济的整合，将覆盖到河北的廊坊，保定，一方面把保定扶持起来，另一方面把石家庄的地盘搞得只剩下南面的几座城池。

当然石家庄的太极手，不光让天津冒火，更让保定吐血，却令北京在背后偷着乐。不过现在局势又有了一定变化，因为各大诸侯对北京市样样事情都要争当老大，而不是只满足做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一直都不满。大家对中南海里的抱怨之声算是有了回应，而天津争取成为渤海圈金融和交通中心的蓝图得到了首肯，而石家庄则因为三鹿奶粉添加砒霜一事而受到打击，在4万亿的一哄而上的风潮中，天津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

虽然说现在大打出手的各方，看到的还只是煤炭，但非常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大家的各路方案都会上马，最终形成一个多条线路的高铁网，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每个区域都会受益，而因为各地政府的努力，和各种软环境的提高，也许依靠市场的调配，可以形成一个合理的分工体系。

七十五

中国的省份，大致可以分成三种。一是省会独尊，整个省里除了省会之外，其他城市都差得太远。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包括贵州的贵阳，云南的昆明，四川的成都（重庆分家之后），湖南的长沙，安徽的合肥，湖北的武汉等等。二是全省有数个相当的城市，但就是距离比较近，没法独霸一方以割据。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包括浙江的杭州和宁波，河南的郑州，洛阳，开封，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广东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等。三是全省有数个相当的城市，但就是距离比较远，各霸一方，各依其势。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包括辽宁的沈阳和大连，河北的石家庄和唐山，广西的南宁和柳州，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四川没有分家前的成都和重庆，山东的青岛，烟台和济南等等。

这三种不同的情况，需要的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对第一种来说，以中心城市为发展的主体，建立一个大的经济辐射区，以带动附近地区的整体发展。比如说武汉实行的1+8城市圈，就是以武汉为中心，加入附近8个在100公里以内的城市，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和潜江，如果可以接通城市高铁，这些城市间的时间都可以控制在30分钟之内。这就要求武汉城市的发展，在科技，教育和人才储备上，都必须有比较强势的发展，才可以带动附近的中小城市的发展。

但是这种模式也有个坏处，就是在中心城市外的地区，必须想办法自己发展。比如说湖北的十堰，襄樊，荆州，荆门，宜昌和恩施，都必须有自己的发展计划，而在湖北即大武汉的政策倾斜下，这些城市会不会成了没有娘的孤儿，无人庝爱，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一个办法，就好象美国的纽约州一样，有个大城市纽约，做纽约市长的风头，远远压过做纽约州长，但其州府则是在奥尔巴尼，另起一个炉灶。那么湖北的办法就是将省会迁出武汉，以荆门为新省会，来带动附近地区的发展。

第二种模式则是最理想的模式，比如说从南京到上海之间的所有江苏的城市，无论是在江北，还是在江南，都发展的不错，可以形成一个发达的城市圈（或者说城市线更确切一点）。

第三种模式则是利用每个大都市自身的优势，带动附近的地区发展，而形成数个不同的发展中心。比如说山东的青岛，烟台和济南，都可以带动一块地方。

当然俺上面说的几种发展，都是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管是在广西和贵州这样的省级之争，还是在保定和石家庄这样的市级之争，都是主要围绕着政府行为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但是这种政府主导，在交通基础建设，产业分工布局等等方面，自然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不过一旦在经济平台搭建出来后，政府部门就应该退居二线，让企业作为主要的角色，来完成城市圈之间的经济活动分布。各个政府需要做的是，减少地区间的经营壁垒，使政府行为标准化，简单化，一体化，依靠专业监管部门的集中，从而把地方政府的经济功能慢慢转化到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也许需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省会必须是全省第一经济和工商业大城市。这种观念是因为中国从古到今的传统使然，并造成了政府力量对各种社会活动的介入太多。而当中国开始走向城市化这个跨历史意义的过程中，也许城市的非政府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如何让政府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扮演一个小政府的角色，而如何让各种社会组织，慢慢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经验值得俺们现代人好好的传承。

七十六

上面谈到的博弈，还是基本以地区之间，以块与块方面为主。而中国各种主要工业的整合问题，则牵连着条与条之间的关系。其中由于改革开放期间，为了鼓励地方的积极性，出现了原先以中央部委为主体的条条行业地区化的趋势，并导致了许多行业在各地蜂拥而起，如雨后春笋的局面。这些各地起来的企业，在规模上和产业分工上，无法带来因为企业规模扩大化的集团效应，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比如说中国的钢铁工业，因为集团化程度不足，导致了在进口铁矿石谈判上，与外国商家高度垄断的公司谈判时，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变成被人任宰任劏的板上鱼肉。多年来年在中央和行业内部的一致共识下，总算是发生了一系列重大重组活动，使行业的规模化有了比较好的发展。比如说中国钢铁的龙头老大上海宝山的宝钢集团在2007年整合了新疆的八一钢铁，并于今年整合了广州的广钢股份和广东韶关的韶关松山，而辽宁以鞍山的鞍钢和本溪的本钢合并的鞍本集团整合的本省凌源的凌钢。这样的跨省和本省之间的整合，不光是条和条之间的关系，而且加入块与块的博弈。如何令产业整合而提高整体竞争力，不光是钢铁企业，还包括其他的对国民经济影响深厚的行业。

除了这些博弈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账问题。自从中国在1980年代，对“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大锅饭改革以后，向地方下放财权，采取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这个改变明确划分了各自收支的范围，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同时中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两步走的“利改税”，按照税种和企业的隶属关系，来确定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自留地，然后通过其他区域的收入分账。在整个80年代，从农村土地大包干的概念运用到了城市和工业，所以有了国有企业的大包干，和中央与收入大户的17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进行了五花八门，眼花撩乱的地方财政大包干，简直把包干形式推到了鼎盛时期，把俺们全国上下的政府官员们变成了工地的包工头。

这个从统收统支，到各展其能的变化，事实上带有中央向地方分权和让利，而希望地方的各路英雄下夕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全国这张大饼做大。这个方法确实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力，支持了10多年的经济发展。但由于当时的包干合同是建立在历史上的财政上缴基数，由于政策松动的不同，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其中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广东省本来经济底子差于上海市，所以财政包干的国家财政上缴额度要低。结果在包干体制下，因为经济的迅猛发展，广东地方留利的肥肉越来越大，引起了为国家贡献大的上海的不满。另外就是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官员的能力有差异，结果就是本来在同样起跑线的地区，开始出现了差异，而发展越快的地区，留利越大，而因为钱多，投资就越大，结果就是富者越富。

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个以利地方为主的改革，最后导致了中央财政在快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部分肥肉被地方吃了，变得收入比例在国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地方也开始越来越不甩中央了。更由于在中央和地方各自夹走了按合同属于自己的那些肥肉外，对共同分赃的火锅里剩下的肉，地方开始有了不同的打算。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弱化征收和管理，任意减免等办法，“留富于民”，使火锅里的清汤可以给中央当镜子用，照一照自己日渐消瘦的芳容。而地方政府就反过来，向留了富的当地人民，以地方各级政府的名义，从省，市，到县，以摊派，赞助，捐款，这些因为俺地方政府留富于民，太受到人民爱戴了，想拒绝都没办法的方式，在各级政府开设自己的私房钱。

七十七

在这样的情况下，变成了中央财政的收入基本上在一签合同就固定了，当然如果地方上的有钱大爷们，象广东省，看着中央的穷样子，也会主动的借些不需要还的钱给中央过日子。只不过以后中央有广东不“中意”（粤语，喜欢之意）的政策的话，那些借据就会被拿出来在手上重复点几次。因为经济发展的好处，让地方吃到了实处，各地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异常高涨，一方面让中国的官员成为全世界最有进取心的官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令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上升，助长了区域性经济壁垒和地方的盲目发展，影响的中国内部市场的发展（一个原因为啥企业更愿意做外贸），并造成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规模效益差的小厂子到处兴起，布点胡来的问题。各个区域间还爆发烟叶大战，棉花大战，蚕丝大战和羊毛大战等乱局。而在西北各省大打出手的羊毛大战，以中央放开国外羊毛进口而平息。但战争的结果，令青海等多民族省区的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成为该区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一个隐患。

为了改变这种中央变穷的局面，在1994年中国推出了分税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一定的划分方法，将不同的税种的归属权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并在组织上成立的各自经营的中央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来各自管理自己的税收。中央在自己可以决定征免的税种上包括中央所得税，海关关税，投资方向调节税，工商调节税等等。地方在自己可以决定征免的税种上包括地方所得税，物产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牌照税等等。而大家分享的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等。

这个改革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央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变成了强中央，弱地方的局面。中国的事情就是经常是一个方向性的移动，当中央政策以注水为主，钱就一路往低处流。而一旦中央把地方的一些钱扒到了自己碗里，来个吸水政策，省就以同样的方向，去吸市，而市如法炮制，去吸县，结果就是中央，省，市家家有余粮，但是基层的县和乡财政就无米下锅，一度搞到很多省份，如湖北，湖南，和河南，变成了乡乡背债，村村欠钱。为了应付这个局面，一系列的比如说省管县，县管乡的跳级管理方法，加上转移支付来解决这个困境。

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表现在对每一个税项的分成争吵，而争吵的焦点在于如何做到财权和事权的相匹配。财权就是你拿多少钱，事权就是你干多少事。以2006年为一个例子，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大概是52%比48%，大家基本分赃均匀，但是大家的各自支出却是25%比75%，导致地方支出缺口28%。这个钱哪里来？当然必须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在分税制度上的改革，基本上是两条路子，一条就是中央拿少一些，地方留多一些，来解决这个缺口。另一条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基本合理，但就是要把中央财政对地方的支付统一化，制度化和透明化。现在的中央转移支付基本上是通过财力性支付，即是给地方钱，但由地方自己决定如何用，或者是专项资金支付。

在具体讨论到税种改革方向，一个就是将税收大头增值税，全部交给中央，然后就在企业所得税上中央向地方让税。另一个就是将企业所得税给中央，然后中央在增值税上让税。现在的增值税分配上，大概是中央拿75%，地方拿25%。而企业所得税上，大概是中央拿60%，地方拿40%。

赞成把企业所得税归中央的观点，在于地方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的主要出发点是因为要增加增值税，而且地方财政里这个也是大头。把这个给了中央，地方的经济驱动力就会减弱很多。而企业所得税的管理比较头疼，征收不是那么容易，各地方为此扯皮吵架甚至打架都习以为常，反而交给中央比较省事。但另一派观点认为，由于增值税和地方财政关系太大，更容易形成大家恶性竞争，盲目发展工业，增加地区保护等等发展恶果。

七十八

其实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由中央包下来，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标准，无地区差别（考虑地区物价因素调整）的公共服务系统，避免现在由于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政府钱包的鼓胀程度不同，而带来的公共服务质量的不平衡。

在增值税上的另一个不牵涉中央和地方利益的改革，是由生产型增值计算法，改变成消费型增值计算法，经过了近2年在中南6省的实验，会在2009年全面展开，并和国家的退税政策相联系，应该对企业来说，有好处应付现在的经济紧缩局面。

另一个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就是在资源税的增收方面。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自然资源，都在西部这些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但目前以按量计税的方法，显然不利于西部的财政收入，也不利于中国对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对环境的保护。在资源税的改革方向，显然以计价方式，在目前国际能源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对相关产业的影响比较小，在现在经济不振的时候，比较容易推出。在资源税的改革方面，另一个方向就是对西部省份的留成增加，和生态保护税的增收，来保证西部的自然资源不要被过度开发而造成环境破坏。

由于生态环境恶劣和其他历史因素，西部在发展上还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倾斜政策，尤其是在软环境的发展上，比如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整体人民文化素质方面，和改善政府行政能力和私人投资环境方面，在改造技术陈旧，能耗大的旧重工业体系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国家在产业布局上，寻找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龙头行业，比如说整条产业链的能源石油化工，航天工业，和军工工业等等，都是发展的方向。

在中国的各种政府之间的博弈里，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大家的事权和财权进行明确的定义并法律化，以减少社会成本。分税制的确立，在加上各种不同的税种的修改，慢慢就会形成一个中央和地方权和利，清晰和透明的地步。

从地方政府的财政方向来看，中国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前一段是借鉴并发扬光大了以前殖民地香港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把殖民者用来收刮劳苦大众的刮地皮政策，变成了中国地方政府的主权国家的城市发展财政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线路就是以城市改造为契机，将旧地区撤迁，以较小的成本（成本的绝对数大小，还要看官老爷和地产商的心黑到什么程度）解决原居民的居住问题，要么搬到其他地区，要么给点补偿，然后就把土地高价批给开发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政策的支持就把房地产变成支柱产业，一方面肥的地方财政，一方面增加了GDP的发展。这个政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从属于集体所有的农民手上，强制以仅占2-3%的土地转让收入的低成本抢地，然后以市场价格倒出去，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群体事件。

香港的土地政策首先是因为英国殖民政府，对大部分的香港土地并没有所有权，而是通过强行从清政府手里租赁去，其租期为99年。如何把租来，但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身上好好搜刮，中饱自己私囊，就是当年英国佬的主要设计。

英国人的做法就是以基本的年限（75年和99年）把土地使用权批租出去，由政府决定土地批租的时间，地点和价格，以土地出让金额最大化为原则，通过操纵地价来制造房地产泡沫。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就变成了世界少有的天价房地产城市，但是人均居住的面积却是小的可怜，比其他天价地产城市如纽约，伦敦和东京都要差。

这种土地政策的最大受害者自然就是香港的老百姓，最大的受益者是英国人。英国人的受益主要在于港英政府的财政支出，以“高薪养廉”的方式，让主管政府和法院的英国人高官以高工资的方式抢钱。然后就是以政府工程的投资，转移到英国人主导的银行，工程，开发和承包公司手上。而通过替代税收的方法，这些的得利者又享受着自由贸易和免税港的好处，而对以华人为主体的打工一族最需要的社会福利则是一概不理，对低下阶层最需要的公共房屋计划一直是摆摆样子。

七十九

当中国的内地城市，比如说上海，学来了香港这套殖民地的刮钱方法，把地产猛炒一把炒上去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谁来支撑这个高昂的地产？这些高价地产的用途，自然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高租价的商业办公室和消费场所，如酒店，餐馆，咖啡馆，夜总会等等。另一个就是在上海生活需要租房子的专业人士。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要支持高昂的租金，你从事的行业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必须是以暴利计。说白了，就是前几年拽到发癫，牛皮哄哄，现在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金融业。所以不难理解，上海想成为至少是亚洲的金融中心，而且是伦敦，香港，和新加坡那种离岸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从事不受中国的中央银行管理的外币离岸业务。这种业务其实就是给予世界金融资本一个平台，让被币值国家监管太严而无法实行的新产品创新，比如说美元和欧元，拿到上海来玩一把。这也是为啥西方金融危机把纽约和伦敦打得体无完肤的时候，俺们上海的话事人，要到这些地方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把80万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金融江洋大盗，立个新瓦岗寨，好好的重整旗鼓。

那么这些穿西装的山寨大王们，通常会干嘛呢？这里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俺们现在的国际金融离岸中心香港的一个做法。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个引入注目的产品叫做债务担保证券(CDO Collateralized Debts Obligations)，将各种债券化的贷款，比如说次贷，打包之后，以不同的信用等级，向投资机构销售。在美国和欧洲，曾有人提议扩大市场对象，将这些产品向私人投资者推销。但这种企图受到了监管人员和有些良心的学者的抵制，因为这个产品的构成复杂，风险难以评估，只适合向有专业知识的投资机构推销（虽然还是有不少投资机构，如美国的地方政府等等这次被雷曼兄弟一锅煮熟），而不应该向私人投资者销售。而俺们的香港金管局就对此打开绿灯，允许各大黑心银行，如汇丰，渣打，也包括俺们天朝的中国银行，利用欺骗，糊弄，误导等等销售手法，以退休人士，街坊熟人等等金融白痴为对象，号称迷你债券（由金管局改名用来容易点行骗）为另一种定期存款，一口气就拐走了香港平民的159亿港币的血汗钱。而香港金管局主席任志刚居然厚颜无耻的出来辩护，说是香港政府的监管无失误，就是连美国和英国的金融界，都不肯拿出来斩杀自己私人投资者的利剑，香港金融主管机构大开绿灯，令香港人民尸横遍野，民不聊生。

有时想一想，香港这个地方，养了一帮所谓的金融大佬和行业精英，对内不能提高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发展经济，却成天想吃寄生饭。对外则是以买办自居，为西方金融大鳄和西方国家利益服务。一边用西方金融界都不愿用的垃圾产品来搜刮自己的市民，另一边又给中央误导信息，想骗大陆的钱，以QDII和投资直通车的方式，在香港股市泡沫高点入市，好为推波助澜的英美资金金蝉脱壳。对自己的人民没有责任心，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忠诚心，只是希望上蒙下骗，看来在没有进行换血之前，为香港的金融业建造一支可靠的自己的队伍之前，中国政府不应该支持香港成为中国以及国际的金融中心。不然的话，这帮吸血鬼就会胡作非为，中饱私囊，搞出问题后，又威胁中央政府出手援助。相比较于新加坡政府的雷曼兄弟迷你诈骗的处理方法，任志刚，还有香港证监会行政总监韦奕礼，都应该引咎辞职，以谢香港市民。

而俺们上海，想要走的就是这条路。所以说为了房地产的发展，最后向金融业挺进，几乎就是一个不二法门了。

八十

不过好在至少将来监管上海金融中心的机构在北京的机会比较大，就提供了一种地域上的平衡。而要发展高端捞钱行业的城市，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靠谁来提供低端的社会服务。

以纽约为例子，在华尔街位于曼哈顿上的金融业自然大家赚钱无数，但你出来吃餐饭，就不愿意被人斩杀几千美元，所以还得依赖于工资比较低的人们为你提供社会服务，然后你那几千美金一小时的金融界工资，才可以真正显示出魅力出来。不然的话，就像当年911袭击之后，一个瓶装水需要200美金，那就失去了从事这个行业的优势了。

在地租极其高的曼哈顿，自然有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公园街上那些价值高过数千万美元一个单位的公寓楼（俺曾去过某些大款的家里参加派对，怎么都不觉得这些单位有这么好），也有住长岛的舒适有钱人，但就必须有极其贫穷的纽约平民区布鲁克林和贫民窟布朗克斯，来为这些有钱人提供低廉的商业服务。

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需要靠没有医疗保险，没有社会福利，和有限的公屋来保证穷人们提供低廉的各种服务（大家不知道听没有听过笼民）。在美国加州的硅谷，曾经因为高科技泡沫造成大量有钱人，导致一些城市的房地产过高，从而出现城市的小市长和警察叔叔们，因为不能负担高昂的房子而搬出这些地区，变成了有钱人没有枪来保护了。

而上海要走这条高地价道路，要造成的后果就是所谓富人区和穷人区之分。以上海现在的情况，如果你要保持市区的地价继续高涨，就必须在上海外围地区，比如说闵行，松江，江桥，南翔，宝山等地方，形成到陆家嘴金融区打工的穷人们可以负担的居住地区，而且还要有可以让穷人们在一个钟头以内，比较便宜的车费每天到金融区上班。当然这种穷人区，在香港就是九龙和新界那些地区，和公屋居住区，比如说天水围之类的地方，以美国的标准而言，应该算是中产阶级中的工薪阶层。

当然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的话，当一个政府更有兴趣去推进高地价，非常可能的结果是产生大城市的贫民窟，正如旧上海时代的杨浦区的棚户区。一边是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一边是万户窝棚的食不果腹。和香港的笼民居住在以上下床中的一个床铺相似，上海穷人的滚地龙也是睡觉时往里一钻，就是以桶为房了。那时贫民窟可是在杨浦、闸北、普陀、长宁、徐汇、南市、静安以及浦东沿江地区的普遍现象。

现在好像中国越来越多号称只为富人盖房子的地产商，也越来越多为大城市应该有贫民窟而呐喊的文化人。甚至有些所谓的垃圾学者用旧上海贫民窟的历史经验论证，这是个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也是现代化的必须的基础。而且还以比中国穷的印度，和中国差不多的巴西，比中国富的法国和美国，都有贫民窟来证明，中国也应该让贫民窟发展起来。在这些人渣地产商和垃圾学者的眼里，当那些专门为富人造的房子卖不掉，开始跌价的时候，上海这些地方政府就应该用退税等等措施来保住他们了。而当下层的贫民居住有问题时，不是考虑政府应该怎么样通过财政，税收和其他手段，提供足够的廉价可负担屋来解决问题，而是采取放任和让人自生自灭的方法，让穷人们再玩棚户区的把戏。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1949年前的国民党精英们玩着金融行业的游戏，无视大量城市贫民的居住条件，后来就被共产党领导的穷人革了命。如果今天有些人要做新国民党人，玩历史上曾经玩过的游戏，就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就会有新共产党人兴起，再次来革这些金融和地产大亨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