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想秀肌肉男:逝去的校园——弘道女中·杭州日报

  文/叶全新

  在一个神奇的日子里，我看见一所消失在六十年前的学校，一所属于女孩子的学校。她的名字叫——弘道女中。

  现在位于学士路上的妇保医院，原是弘道女中的旧址。浣纱河边，果然是西子云集的地方。六十年前，青春少女在这里朗朗读书；六十年后，无数女子在这里成为母亲——历史就是这样奇异再现。

  这一天，我分别采访了当年弘道女中的五位学子，她们的年龄是七十至八十多岁，豆蔻年华时曾在浣纱河边就读。她们让我看到生命灿烂如花，夕阳至乃朝阳升。跟着她们的叙述，我走进弘道女中，尘封了六十年的大门缓缓打开……

  百岁树人

  1874年，一位名叫玛丽·霍顿的美国女人随丈夫来到中国，这时候她还不知道，几年后她将成为司徒·雷登的母亲。

  一天，玛丽走在杭州天水桥街上，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给她带路，但是她听不懂女孩的杭州话，两人一边比划一边往前走。

  玛丽牵着女孩的手停在路旁，“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书声琅琅，童稚之音，玛丽天天都能听到。从她和丈夫住的地方，往东去皮市巷，往南到清河坊，路上都有学堂。可是，“为什么听不到女孩子读书？你读过书吗？”小女孩惊骇地摇头。

  小女佣没有听说过女孩子也能读书，她的姐姐、妈妈、外婆、奶奶，所有女人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再有钱的大户人家，也只会请先生到家里来教女儿认字。晚清之前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女子学校。

  她们走上了天水桥，桥下河水清清。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母亲是人类河流的起源，更需要受到教育。从拉起中国小女孩的手这一刻起，玛丽知道了自己的使命。这以后，玛丽·霍顿投身杭州女子教育多年。

  弘道女中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67年杭州第一所女子学校——贞才女学。关于杭州早期女校的记载非常少，只有寥寥数语，有说是1867年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在皮市巷创办了“贞才女学”；也有说是玛丽·霍顿创办了这所学校并担任校长。历史面目已然模糊，但玛丽曾在贞才女校担任多年教职是确定无疑的，她肯定是杭州女学最初的开拓者之一。

  弘道历史上还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1899年，北长老会创办育才女学；1902年，北浸礼会创办蕙兰女学；1912年，贞才、育才、蕙兰三所女学合并一校，定名为——弘道女中；1916年，弘道女中新校定址在当时的新市场（今学士路）；1952年，弘道女中解散合并（并入省立杭州女子中学和惠兴女中），至此湮没无闻。

  从1912年到今天，已是整整一百年。

  百年之内，还有一位百岁传奇老人，与弘道的命运相生相伴，相始相终。她就是从1929年到1952年（抗战期间中断），一直担任弘道女中校长的周觉昧先生。

  “……有一天，几位学生在校园里边走边说边嗑瓜子，满不在乎地将瓜子壳随手乱丢，谁知周校长竟跟在后面，默默地将瓜子皮一粒一粒地拾起来放在纸袋里，校长没说一句话，这几位学生已经满脸通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学生潘达钧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个细节。

  弘道先后有十位校长，1927年之前一直由美国人担任。第一位中国校长名叫倪雪梅，也毕业于弘道，任职两年。1929年由周校长继任，她是1915——1920年弘道第八届高中毕业生。就职母校后励精图治，终生未嫁，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

  周觉昧先生晚年定居上海。1998年，1952届高三学子袁佩文来到上海看望校长，经过几条拐弯抹角的小路，走上陈旧逼仄的楼梯，推开三楼一扇木门，昏暗的走道堆满杂物，再转两个弯道，才进了一道纱门。袁佩文看到，“周校长面色红润，身上穿着60年代的蓝的卡春装，仅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厨房、卫生间四家公用……”

  百岁树人，桃李天下。2002年周校长百岁寿诞，10月16日，耿明珍、潘达钧、刘粹子、叶尔加、方莲蒂、袁佩文六位阔别半个世纪的弘道学子，相约来到周校长家中，祝她百岁华诞。加上周校长的侄女周安文共8人，吃饭时在15平方米的小屋中拉开一张圆桌，紧挤一起才坐下，共赴一场期待半个世纪的弘道“家宴”。师生第一次举杯，竟已白发苍苍。

  校园往事

  1931年前后，有一个乡下小女孩跟随在杭州做官的爸爸进城了。她后来在书中写道，“那时乡下人能够去杭州当‘外路人’，比现在去欧洲、去新大陆还要神气。”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写《橘子红了》的台湾女作家潘希珍（笔名琦君）。尽管父亲为官，她自幼也没有上过学，五岁开始家里请了一位老师教她认字、描红、背古书，从三字经背到论语孟子。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杭州，女孩子读书被社会认可，潘希珍的父亲接她母女进城，就是为了女儿读书问题。当时的弘道女中已成为官宦商贾之家的首选。弘道女中管理严格，师资极好，离家又近，潘希珍的父亲觉得，让女儿读这所学校是再好没有的选择。

  潘希珍就这样进了弘道女中，毕业于1936年。这个乡下来的小女生最怕两个人，一个是周校长。女中不准学生烫发，不准留长辫，周校长每天瞪着一对大眼睛，检查每个人的短发有没有超过耳下一寸。“老师，我妈妈已经用裁缝尺子量过了。”校长严厉地说，“不行，要用米达尺量。”

  另一个是教体育的王韵琴老师。潘希珍自幼体弱不喜运动，那年5月12日举行二十周年校庆，她称有心脏病想逃避体育比赛。王老师便问她会不会走路？无奈点头，老师就要她参加竞走比赛。潘的小脚妈妈不识字，最羡慕洋学堂的女子迈开大脚打球跑步，在老师的训练和妈妈的鼓励下，潘希珍最后居然夺得全校竞走第一名。她笑说当日苦练时心中只是想着戏台上的青衣飘飘欲仙，直到年老与人同行，她还是健步如飞。

  1912年女中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一名，名叫桑素音，家住天水桥河下66号。到1936年，学校已有高、初中部，学制各三年，这年入校学生有9班，共458人。此外还开设师范班、小学部、幼稚园，1936年还办了婴儿园，收2至4周岁的女童。从1912年到1952年，弘道四十年间培育学子数万名。

  “学术沟通东西洋，放开世界眼光”，这是弘道校歌中的歌词。弘道女儿们是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一代学子，数年的学习直接影响了她们未来的人生。

  当年父亲在上海不肯为日本人做事，逃难到杭州，送女儿临时到弘道借读，这一借就借去了一生，如今在杭州过了大半辈子的朱凌云，柔声细语，清雅动情地回忆着她的少女时代：

  “十几岁的女孩，最喜欢家政课，美国老师Waterman带我们到她家里上课。她家里布置得很有西洋味道，纱门纱窗，小客厅中间一张长长的桌子，铺着洁白的桌布，放一瓶花，几个小工艺品，整洁又雅致。有一天我到同班金同学家玩，看到她房间的桌上也铺着桌布，放着小泥人儿，很好看，她说跟老师学的。

  “Ｗaterman上课都是启发式，从不说教。‘今天我们做什么事情？今天我们做点心。’做点心的那个烘箱，你们还记得吗？我后来很会利用东西也是跟她学来的。Waterman把一只方方的铁皮洋油箱，处理干净，切割掉一边，在里面装上几个小格子，就成了烘箱啦。和面粉加鸡蛋加糖，她让我们一个个动手，几首赞美诗唱完，点心就做好了，再把花生米切成一粒粒的小三角，用三个指头捏起来摁在刚出炉的热乎乎的小饼干上，那个香啊。waterman给我们每人一个小盘子，点心要装在漂亮的盘子里。细心，精确，优美，这些都成了我一生用到的东西。”

  1949年高三的黄和笙还记得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郑晓沧老先生，《小妇人》的翻译者。当年他在弘道上英国文学课，上课时常说，知识是心灵的慧眼，世界属于积极有为的人。先生戴一副深度眼镜，穿一身长袍马褂。有一天下大雨，大家都以为他不能来上课了，不料他准时赶到并作揖道歉，口中念念有词：“狂风骤雨湿我袍，痴心助我准时到，落汤一身请勿笑，英国文学照样教。”学生大笑之余，无不感动。

  1950届高中毕业的李子文，虽年逾八十，坐在那里身腰笔直，声音洪亮，齐耳短发，一身朝气。看到她们，始信年龄终不能让人老去。在弘道女校的学习生活，已成为弘道人生命中最亮的底色，用李子文的话说，就是“快乐”两个字：

  “弘道开设的课程有英语、音乐、体育、家政。刘莉莉（即作曲家刘庄）那时天天在琴房疯狂弹琴，一天弹到晚，音乐老师穆克乐是钢琴大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音乐硕士，给学生布置的作业都是古典主义经典作品，有一次穆克乐老师教一首《Scarf Dance》，为了帮学生理解作品风格，在琴房里扬起手帕跳起舞来。

  “我学了两年琴又喜欢上体育了，篮球、排球、网球都打过比赛，历届弘道女篮都在全省闻名。其实我学得最好的是英语，我们的课本是小说原著的浅译本，比如《威尼斯商人》《双城记》等，老师教我们把课文当山歌一样唱，学起来非常快乐轻松。同学们还用英语演剧，分饰书中角色，也是最好玩的事……”

  弘道女中也为一些寒门女儿提供入学机会。1949届弘道高三毕业的周媛元校友，今年80多岁，曾在《弘道校友通讯》上写道：“我没钱交学费，学校让我勤工俭学，帮助老师接电话、管图书。学校开设的家政课让我一生受用匪浅，我生了四个小孩，春夏秋冬的衣服都是我亲手做，烙饼、擀面条、做蛋糕，我都会……”

  1950年初中毕业的陆月清也喜欢家政课，60年前的课堂如在眼前，陆月清好像刚刚放学回家，“有一堂勤工俭学课，老师教理发，教我们用理发工具，同学们互相剪，大家都憋着不敢笑，有人笑就剪破皮了。我最喜欢上的是体育课，那时女同学都穿黑裙子，到膝盖下，只有上体育课时穿长裤，要练习跑步，健身房里有高低杠、双杠、木马、单臂吊环，还有一个大舞台，经常演出聚会搞活动。”

  说到健身房，1951届初三班的方莲蒂也兴奋起来：“哦，健身房外面是篮球场，场外有一圈煤渣铺的跑道。初二下学期，我在跑道上参加过自行车骑慢车比赛。那时一辆自行车是一袋米的价，街上很少见的。我们从学校骑到苏堤，再从白堤到断桥，最远还去过九溪。”

  同是1950届的王福琳这天从滨江赶过来，她说自己当年在弘道是个野小子，“我身上像长了刺一样坐不住，听到窗外蛐蛐叫，魂都飞了，一下课就钻到树丛里草地里抓蛐蛐儿。弘道校园很美，到处是树、草地、花圃，高大的松柏边上有几棵圣诞树，每年圣诞节树上挂满了礼物。还有桑树，桑果熟了我就爬上树吃啊摇啊，吃完抹抹嘴跑回上课，大家都笑，一张嘴巴黑紫紫的。我总是让人笑。我喜欢跑，个子又高，经常会把浅蓝布旗袍开叉那里的线撕开。有一次跑回教室，老师指着我的腿，一看旗袍又断线了，赶紧用手捏着弯腰走。还有一次上生理卫生课，老师说生殖细胞在身体里可变成一个人，我怎么也想不通，举手问，细胞在哪里呢？如果在鼻子里怎么变成一个人？嘿，哄堂大笑……”

  就是这个不懂细胞怎么变人的可爱女生，毕业后考进了清华大学，当时她想要当一个像茅以升那样会造桥的人，报了桥梁类专业。后来果然转战南北，晚年才回故乡杭州。

  曾在弘道工作、学习过的女儿们，没有人能忘记母校——方莲蒂的笔记本里，珍藏着几枚枫叶，那是六十年前离校前在母校树上摘的，已经碎成粉片也不肯丢弃；90高龄离世的何彩云老师，手上有一枚戒指，上面刻着“一九三八届”；2006年10月2日，98岁的王德满（Waterman）老师在美国离世，生前多次来杭州寻访弘道学子，她在半个世纪中一直珍藏着1948年初三班全体同学的临别赠言本……

  弘道人，弘道缘，师生谊，同学情，不离不弃，生死相随。

  母校立碑

  1995年至2006年，杭二中教师丁荣观与原蕙兰中学校友、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金闻博（已故），两人发起并主编《蕙弘校友通讯》。十年间发行32期，在茫茫人海里架起一道思念母校的桥梁，联络了无数蕙兰、弘道校友。

  2007年至2008年，弘道学子联络国内外校友合力编写出《弘道女中纪念刊》。2009年，美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此刊。

  2011年8月5日，学士路上立起一座迟来的校碑——弘道女中纪念碑（恰巧这天也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六十周年庆典），这一天，许多弘道校友回来了，她们从美国、北京、广州、上海、金华等地赶来共庆盛事。

  在妇保医院门前花坛上，“1867一1952，弘道女学校原址”纪念碑，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傲立花丛，流芳百世。弘道女中今天终于立碑以纪，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无数弘道人早已为她立了无形的碑——

  当吴贻芳（中国第一位女副省长）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庄严签字、当潘希珍写下《一缕青衫万缕情》、当刘庄弹出名曲《梅花三弄》、当陈爱理（弘道纪念碑设计者）在圣路易斯奥别斯堡设计建造中国式公园、当郑树（曾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拿起手术刀、当王文吉（眼科专家）让无数双眼睛重见光明、当朱雪丹成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当周光湖（我国生物电子工程教学奠基人之一）的巨幅照片悬挂在美国著名的朗逊通讯公司高墙上，当……

  甚至当王福琳在服侍90多岁的老婆婆、照顾70多天孙儿的时候，她们都是在为母校立碑啊。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默立纪念碑前，我听到女校传到这个世界上的声音。

  塑 造

  林之

  教会学校，曾经被称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浙江大学教授沈弘研究之江大学（中国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的历史，去省档案馆查资料，档案目录里有关之大的卷宗达600多卷，但不能查阅，它被列入敌伪档案。教会学校，很长时间里，是一个被小心翼翼避开的敏感字眼。

  去年秋天，学士路上立起一块碑，为了纪念一个早已消失的教会学校。这让一群老人唏嘘不已。这里是她们长长人生中的一个坐标点，无论走到多远，她们都记得这里，记得这所学校。

  一点瓜子皮，一块桌布，一个点心上的三角形花生，这些记忆竟然如此清晰。当然不仅是女人的细腻，这些细碎的琐事塑造了她们的优雅和品格，从此以后，她们有了面对社会、面对世界的姿态。

  学校，就应该是塑造人格的地方。

  如今被人们推崇的“民国老课本”，教孩子们：认识母亲手里的一根针，爱惜盘里的一片青菜，喜欢墙角的一声虫鸣，欣赏秋天的淡淡星月……从点滴小事开始，塑造国民的人格。

  这些课本的编撰者，都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他们不仅关注国体政体这样的大事，还关注小学生的课本，因为这是国民人格塑造的基础，因为，独立人格的养成须从少年开始，这是一个民族的奠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