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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治军之本

打仗固然要讲战守，讲用兵之策，然而，这些谋略是建立在治兵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一支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军队，再高明的将帅也难打胜仗。辛亥时代的著名将领蔡锷曾编辑《曾胡治兵语录》以为育兵之用，他在选文后批注道：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胞无间，不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持，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毛泽东在与日本侵略者的8年较量和与蒋介石的14年较量中，无时无刻不将治军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形成了一整套人民军队建设思想和军队政治工作方法。

在国共战争的最后决战中，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几十万几十万地被中共军队所包围所歼灭，如此不堪一击，固然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但将不为用、兵心涣散，乃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刻，毛泽东曾自豪地将自己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人民的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战斗下去”!。国民党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武器，但是它的军队的战斗力却不如武器较差的地方系，更加不如只能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的解放军；国民党在自己统治的区域里有广大的人力资源，却由于错误的兵役政策，使得人力补充困难，解放区的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绝；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担粮食，却因经手人员中饱，士兵饿得面黄肌瘦，解放区的军队自己生产，丰衣足食。

所有这些比较，实质上已经预示了国共两军在最后的大决战中的胜败命运。

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一往无前，屡战屡胜，不仅因为毛泽东指挥有度，高人一筹，也因为毛泽东治军有方，步调一致。因此，毛泽东的治军方法实为毛泽东兵法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党指挥枪

中国自现代以来，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军阀混战的年代，各派军阀拉起一支军队，靠着枪杆子起家，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割据一方。鱼肉百姓，相互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因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军阀。

毛泽东为了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致力于在军队内部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把人民军队始终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证这支军队始终能够以党的最终目标为任务，不会成为任何个人野心家手中的工具。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了解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道理。于是，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我们党建立了自己的军队。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各地先后爆发起义，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产生了约7万红军。当时，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其中党员的大多数也是农民。因此，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中国的农民固然有许多优点，如人口多，力量大，与工人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性等等，但他们也有其阶级的缺陷，如自私、保守、散漫、要求平均主义等等。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一般初起时轰轰烈烈，最终都免不了走向失败，其原因有多种，但农民本身的落后性是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如何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避免失败的命运？如何使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呢？答案只有一个，改造这支军队，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军队实行三湾改编，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系统的组织制度，首创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初步改造了革命军队的面貌，为红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湾改编以前，部队都是一个团建立一个党支部。毛泽东认为，要保证党对起义军的坚强领导，就必须把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中，班、排都建立了党小组，各连建立了党支部，营、团建立了党委，整个部队仍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经前委任命，团、营、连三级均设立了党代表，由党代表任党支部或党委书记，负责领导所属部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前委还决定，凡属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样，就从组织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向党中央汇报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三湾改编的积极效果。他说： 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散， 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他还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为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那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

确立党指挥枪的观念，最早在红军内部曾经过严重的思想斗争。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是红四军领导集团内部的一次争论。

部队进入井冈山之初，由于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穷追猛打，红军战事日益频繁、艰苦，老干部损失太多，充实部队者多为敌军俘虏及当地游民，使得军队成员更显驳杂。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述：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然而，当时的红军处于不断流动与战争的环境中，政治思想建设薄弱，不少军队干部尚未摆脱城市中心论以及旧军队作风的影响，因而在红军建设上滋长了不少错误的思想。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3600多人下井冈山，开创了赣南闽西根据地。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红四军领导层内部产生了分歧。一些受旧式军队影响和有单纯军事观点的同志，对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感到受约束，认为“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等等。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县胡雷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问题，各方议论纷纷，争执不下。一部分同志要在前委之下，政委之上插进一个军委，以军委削弱前委的领导，以所谓“一长制”代替党的领导。这看起来是领导方式方法上的分歧，但却牵涉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林彪，列举了红四军内部争论的14个问题，着重谈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问题。他分析了一些人对党的领导有抵触的历史原因：其一，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他们带来了一些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影响；其二，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失败之前的党组织很薄弱，失败后，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揭露了红四军内部争论的思想原因：湘赣边界根据地的建立，群众斗争的发展，使党的作用渐渐加强，因为党的意志极大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党部要不要的问题”。最后，毛泽东在信中深刻地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信透过争论表面的所谓军委、前委之争、党太管事了等等问题，深入剖析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把争论问题提高到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上来认识，从而为从思想上改造红军，在军队中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提供了思想依据。

在这次党内争论中，毛泽东曾一度离开红四军的领导位置，结果红四军内部已有的问题发展得更为严重，党的代表会议（红四军八大）处于无组织状况，军事上也吃了败仗。许多同志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接替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的陈毅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后，带来了中央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央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指示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后，与朱德、陈毅等同心协力，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会议。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九大”在上杭的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以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为中心，深刻阐述了军队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

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照此做了。它成为中国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毛泽东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但不等于就保证了这一原则的实行，在实践中维护这一原则同样要进行尖锐的斗争。后来，在长征途中，张国焘就曾想用手中的枪杆子来指挥党。

张国焘五四时期参加学生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组织主任。一大后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受王明委派去鄂豫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在鄂豫皖，他借口整顿组织和搞“肃反”，几乎撤换了所有原鄂豫皖党组织，杀害了许多原鄂豫皖红四军各级指挥员，逐步建立了他个人的指挥系统，助长了党内军内盲目服从的风气，确立了他在鄂豫皖的军阀主义领导。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败，张国焘擅自放弃根据地向西逃跑，后来建立了川陕根据地。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又损失严重，由8万人锐减为3万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军事上也取得了粉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重大胜利。

1935年6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区与张国焘率领的第四方面军会合。6月24日，红一方面军为了欢迎张国焘，在两河口镇外搭起了欢迎会场。张国焘骑着高头大马，带着30多名骑兵卫队，态度傲慢，趾高气扬，原因就在于他现在有8万人马，且兵强马壮，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中央红军。

两军会合后，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斗争就开始了。刚会合，张国焘就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告诉他：中央红军还有3万人。张国焘登时变了脸色，以为处在强有力的地位，可以向党中央要权了。

张国焘首先散布舆论，说一方面军人少了，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四方面军人很多，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应当由他来领导。6月29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张国焘对此不满足，于7月1日电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要求充实总司令部，以陈昌浩为总政委。7月18日，陈昌浩致电朱德，进一步向中央施加压力，说什么“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公然要求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让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改任参谋长，还要给军委

以“独断专行”的权利。

中央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进行了原则的斗争，同时以大局为重，为了团结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任命张为总政委。张国焘不满足，进一步要夺取党权，提出增加四方面军干部九人当政治局委员，而当时在川西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八人，很显然，这是要按照他的要求“改组中央”。后来中央坚持斗争和耐心说服教育，增加了三名中央委员和三名候补中央委员。

张国焘夺权不成，便进一步公开分裂党和红军。1935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统一部署，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党中央随往；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党中央率领右路军过草地到达巴西地区，打开了北进道路，而张国焘却公然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擅自决定左路军南下，并发出调右路军南下的电令。张国焘甚至使用阴谋手段，密电陈昌浩，要他“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

党中央得知情况后，决定率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迅速脱离危险区域。陈昌浩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而执行张国焘的命令，率领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南下了。

此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愈演愈烈。10月，成立了伪“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要通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给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带来了巨大损失。南下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在敌人重兵堵截下，与敌军展开了消耗战，经过浴血奋战，只剩下4万多人，且置身少数民族地区，粮食匮乏，缺衣少药，部队有减无增。后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张国焘被迫率军北上。

张国焘以枪指挥党的事件，差一点在中共最艰难的时刻引发自相残杀的悲剧，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937年3月，党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对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作用是忽视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胁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决定》还分析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根源，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

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深刻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为了保证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毛泽东在人民军队的建设过程中，逐步推行了一整套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制度。其中有三个重要环节：

一是在军队中建立和保持一支坚强的党员队伍。首先，各级各类指挥员的党员化，实行党的领导与行政领导的统一；其次在广大士兵中发展党员，既保证了党组织的牢固基础，又保证了部队基础的巩固。

二是建立起与部队建制体系相适应的党的组织系统。支部建在连上，把党的“战斗堡垒”筑在斗争的最前沿，使部队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把党的委员会作为领导核心设在营以上建制单位，使党组织与部队形成了牢固的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则是统一领导指挥武装力量和军事斗争的最高统帅部。这样，党的组织与军队的建制上下贯通、纵横交汇，把军队凝聚成一个坚强的整体。

三是建立和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种党委统一领导和行政领导高度统一的领导体制，是使军队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绝对服从党的指挥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在党指挥枪的旗帜下，使得军队真正成为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工具，杜绝了军队内部高级指挥员拥兵自重、不听指挥的现象，保持了军队高度的集中统一，切实做到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如此，毛泽东才能在以后的各次战役战斗中调兵遣将，运用自如地在战场上打败敌人。

与毛泽东相比较，蒋介石对于军队的“分而治之”、嫡系与杂牌”的统帅方法就不能不遭到失败了。在战场上，蒋的嫡系部队恃宠而骄、轻狂无比，他的杂牌军则各怀鬼胎、各谋

其利。他们之间常常演出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闹剧。解放战争时期，杜聿明曾总结蒋介石战败的原因，说是“战事毁于人事，战术毁于权术”。说的正是蒋介石治军无道的过失。

毛泽东曾说过：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因此，中国存在着产生军阀主义的思想作风以及山头主义、分散主义倾向的深厚土壤。党指挥枪的原则使得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军阀军队区别开来，使得这支军队产生了无比坚强的战斗力，并且使得这支军队日益壮大而不会分裂。

邓小平在1975年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

二、工农子弟兵

1，为人民服务

秋收起义时，毛泽东就为自己首创的第一支军队取名为工农革命军”。他曾指出：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我们有湘鄂赣粤已经组织过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同我们一道，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

上了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向士兵进行思想教育的第一课，就是明确打仗的目的。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1929年初，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军宗旨，民权革命。” 同年，他又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明了新型人民军队为人民打仗，为人民建立革命政权的斗争方向，要求在部队中认真进行与白军根本不同的建军宗旨教育，使红军官兵都知道是为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

治军之本在治心。心服，才能万众一心，步调一致；心明，才能士气高昂，奋勇杀敌；心齐，才能同生共死，克敌制胜。

毛泽东把士兵的心与人民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他始终把自己的军队称为人民的军队、工农的子弟兵，把这个军队的宗旨定为“为人民服务”。这样，就使这个军队有了工农群众这样深厚的基础，在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中扎下了根。

毛泽东曾在各种场合教育自己的士兵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他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告诫指战员们记住，“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还说，我们的军队“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人、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毛泽东在陕北招待留守兵团学习代表时指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

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使得军队内部产生了强烈的正义感、自豪感，使得每一个士兵都具有了一种救国救民的责任心，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这篇著作中最精辟地概括了人民军队的宗旨：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惟一的宗旨。”毛泽东还深刻阐述这个宗旨对于军队建设和进行人民战争的深刻意义。他指出，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就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在这个宗旨下，这个军队就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有一个正确对待俘虏的政策；在这个宗旨下，这个军队就形成了人民战争所必须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因此，为人民服务成了人民军队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人民军队团结战斗的思想基础。

对于这支工农子弟兵来说，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毛泽东为军队规定了三大任务，即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

毛泽东还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军队的三大任务加以补充与发展。

建军初期，毛泽东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更为具体地表述了这一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任务，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坚持长期抗战，打败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封锁，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发出了“积极生产、克服困难、亲自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军队一面打仗、一面生产，一支军队当两支用。他说：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

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解放区的军队和人民掀起了

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他又说：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它“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人民解放军的三大任务，又被通俗地概括为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 当时，中央曾决定把210万野战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去从事接管新解放区的工作。建国以后，军队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它使我们的军队真正与人民打成了一片。自然，毫无疑问，军队作为战斗队的职能，也就是打仗的任务，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是最根本的任务，而工作队和生产队的职责又是这个军队区别于其他一切军队的基本标志，是这个军队不脱离人民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途径。

军队是高度统一的战斗集团，千军万马只有统一指挥，密切协同，才能战无不胜。“一盘散沙”和“乌合之众”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同样，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不仅需要依靠组织

群众、共同生产来联络，而且需要有严明的纪律来加以约束。历史上任何一支受到人民欢迎与爱戴的军队，首先是以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为基本特征的。

毛泽东在建军过程中创立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收起义后，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沿边界分兵游击，毛泽东经常对部队讲遵守纪律的重要性。要求大家对人民群众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不拉 ，请来 子要给钱等等。当时，经过教育，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由于当时生活十分艰苦，粮食军饷都很困难，战士肚子饿了，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一个鸡蛋的事仍有发生。

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挺进，经过江西遂川县紫荆山时，为了处理好军队与群众以及当地地方武装的关系，毛泽东亲自向部队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三条纪律的提出和执行，维护了起义军的革命形象，初步培养出好的纪律作风，有效地争取了群众的支持。

1928年1月25日，部队在遂川县分兵发动群众时，为了使部队与老百姓建立良好的关系，毛泽东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月，毛泽东正式向部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翌年!月，毛泽东在率红四军向赣南进军时，又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项。后来，又将这两项修改为“不得胡乱屙屎”和“不搜敌兵腰包”。此后，在红军颁布的各种训令、情况报告以及章程中都反复重申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内容。其他各地红军也相继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纪律，其基本精神也都大体一致。

抗日战争时期，鉴于出现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重申了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强调进行纪律教育，人人遵守纪律。

解放战争进入胜利反攻的重要历史关头，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新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有：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有：

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也易于每一个士兵牢记和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包含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它集中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中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只要自觉地执行了这些纪律，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就得到了最实在的贯彻与落实。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突出反映了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基本性质和宗旨。这个纪律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这也是毛泽东的军队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的基本原因。正如朱德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的军队是中国人民的革命的产儿，它像儿子忠于母亲一样地忠实人民，所以人民爱戴和拥护它，帮助它克服困难，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之下，不断地巩固和壮大起来。”!

毛泽东创立了人民的军队。它的宗旨，它的任务，它的纪律就是它的生命力、战斗力的源泉。

2，人民战争

人民的军队打的是人民战争。

毛泽东历来强调团结人民，组织人民参加战争的重要作用。他在他的光辉巨著《论持久战》中深刻论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意义。他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毛泽东认为，打人民战争，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大军，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将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

毛泽东说：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

毛泽东指出，将战争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的方法是，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并且，战争的动员不是一次完成的，要联

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毛泽东强调：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组织形式，是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三结合体制。

这种三结合体制的用兵之法，首先于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总结出来。决议认为毛泽东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点出发，其中一个基本点就是必须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这个基本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

正如决议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历来重视这种人民战争组织形式的建设。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认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同时，他又批评了那种“一支枪也要交到红军”来的，忽视地方武装建设的错误观点。指出，地方武装的职责主要是镇压反革命，保卫根据地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作战。毛泽东认为，这种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主力红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

毛泽东曾充分肯定了这种三结合体制在人民战争中的重要意义。他说：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了武装起来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在这一点。”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对于人民战争三结合的组织体制作了进一步详细的说明。对于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在战争中主力兵团就难免形成顾此失彼的局面。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对于正规军与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说：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

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群众武装既是保卫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坚强骨干力量，又是协助正规军作战的得力助手，同时还为人民军队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兵员。他们既生产又作战，为战争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所引以自豪的，所谓解放区在战争中“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绝”，指的正是这种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相结合的军队机制。

关于群众武装和非群众武装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各种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配合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毛泽东强调：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来源于他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具有战胜一切困难的智慧的坚强信念。他深信人民具有无限的创造力，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战争的组织形式是战争力量由潜在状态向现实状态转化的中介。不通过一定形式按照战争的客观要求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起来，战争潜力就不能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战争实力。毛泽东的兵是工农子弟兵，是正规军与群众性武装以及人民群众本身相结合而形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它是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蕴藏在人民之中的战争潜力的最有效组织形式。正是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带有潜在性的人民力量得以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战争军事实力。这是仅仅依靠军队作战所无法比拟的。

人民战争使得人民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密切地配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战争合力，同时冲击着敌人的战争力量及其基础，减杀着敌人的优势，从根本上不断地转化着敌我力量的对比，使人民的力量最终超过敌人的力量，战而胜之。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之所在。

三、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产生于1927年的三湾改编以后，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获得很大发展，是人民军队内部代表士兵利益的群众组织，对于改造军队、管理军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这一组织从形式到内容都产生了一个飞跃，在战争中发挥出极大的创造力量，从而使这一组织成为人民军队实行民主制度的基本的组织形态。

毛泽东是士兵委员会的创造者和积极支持者。

1927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途中，遭国民党军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部队行至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由于一些军官军阀主义作风严重，随意打骂士兵、侮辱士兵，严重影响着官兵关系，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环境极为艰苦，士兵逃亡现象严重。

毛泽东决定在三湾实施部队改编。改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废除军阀作风，实行官兵平等。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刚经缩编的工农革命军，从团到营、连三级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委员由民主选举产生，主席由有威信的士兵担任。军官也可以参加，但人数不得超过委员的三分之一。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权，军官做错了事，士兵委员会可以提出批评，以至予以制裁。

罗荣桓在1957年所写的《秋收起义和我军的初创时期》一文曾回忆说： 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菜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部队进入井冈山以后，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有了很大的扩展，在部队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将这种士兵委员会的工作视为改造旧军队，破除封建雇佣思想的有力武器。他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

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 义 制 度，将 是 破 坏 封 建 雇 佣 军 队 的 一 个 重 要 的 武器。”

红四军成立后，兼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陈毅，于1921年1月给中央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士兵委员会的情况：士兵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为：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委委员。全连士兵大会选举5人至7或9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1人。以全营人数按每5人举5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推举11人至13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1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10人举代表1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17人或19人组织团士执委，推举1人任主席。全军30人或50人举1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选举19人至21人或23人组织军士执委，选1人为主席。军士执委选5人或7人为常委，团举5人或7人为常委，营举3人或5人为常委，连无常委，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

各级士兵委员会的任务是：（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做群众工作；（5）作士兵政治教育。

当时，在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下，连队战士的生活搞得有声有色。士委会将士兵编成若干小组，组织他们听取各种政治报告，学习文化，开展工作，生活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监督经济主要由上级士兵委员会负责，每月由军需部门公布一次收入支取情形，由士委代表审查。士兵委员会内设有娱乐科，每逢纪念日或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组织演说，演出新剧，很受战士们欢迎。士兵委员会内还设有卫生部，负责管理宿舍的卫生等等。

1930年9月25日，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正式颁发了《红军士兵会章程》，进一步明确了士兵会的宗旨是：提高士兵政治水平，加强阶级意识，确定革命观点，增进战斗力量；团结士兵革命精神，联合工农革命势力，达到革命的政治任务；代表士兵利益，改良士兵生活，提高士兵革命情绪；帮助军政机关维护革命纪律，扩大红军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士兵委员会的设立，推动了军队内部民主活动的展开，解放了士兵思想，增加了民主意识，极大地活跃了军队生活，使得部队士兵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彻底扫除了旧式军队的封建雇佣观念，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士兵委员会这一军队民主主义的组织形式在解放战争时期获得了新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将要发动的内战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党不仅制定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政治原则、思想原则和军事原则，而且从各方面积极准备战胜蒋介石的基本力量。这个基本力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强大的武装力量、充分的物质力量和雄厚的群众力量。三大力量的准备又具体地表现为革命军队的建设、生产建设和土地革命。其中军队建设方面，人民解放军随着解放战争各个阶段形势的发展，先后展开了练兵运动、新式整军运动、三大民主运动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发展与壮大。

1947年，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进攻。为了进一步增强部队的战斗精神，毛泽东在军队着手推广民主运动。

在政治上，各部队普遍在立功运动中进行了民主评功评过活动，后来发展为评党员、评干部，即邀请非党战士向党支部和党员提意见，审查候补党员转正，用民主方法检查领导，

推荐干部，建议撤销不称职干部等等。

在经济上，由战士选出经济委员会协助连队首长管理伙食，监督经济开支，定期公布账目，防止贪污、浪费和侵占战士利益的行为，使生活不断获得改善。

在军事上，不仅在练兵中实行了官兵之间和兵兵之间的互教互学、评教评学，而且把民主贯穿于整个作战过程之中。如，在战前，把战斗任务交给群众，有领导地召开“想办法会”

或“诸葛亮会”，发动大家讨论如何攻破敌阵，克敌制胜，完成任务。在战斗中，只要情况允许，就及时组织大家研究怎样处置面临的各种情况，克服遇到的障碍，保证战斗的胜利。

1948年3月，华北野战军解放临汾的战斗，是一次敌我双方壕堑对壕堑，坑道对坑道，地上地下相结合的新型攻坚战。由于我军充分发扬民主，想了许多土办法，克服了仪器、器材缺乏的困难，终于经过27昼夜时间，秘密完成了两条各长110米的破城坑道，又构筑了许多适用的战壕，从而保证了突破的成功和战斗的胜利。在战后，则由发动群众进行有领导的评伤亡，发展到评战术技术，最后发展为包括评指挥、评战术、评技术、评纪律、评作风在内的全面战评活动。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于军队民主生活的新发展极为重视，他们及时给予总结与推广。

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党内指示，第一次把军队民主运动的内容概括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并明确提出了开展军队民主运动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他指出： 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关于政治民主，他认为：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关于经济民主，他指出：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关于军事民主，他在总结其内容的基础上提出：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

朱德在亲自指挥战役的过程中积极推行军事民主的方法，号召广大指战员“学习攻城”，并就如何打仗、如何攻坚、如何破城等问题召开大小各种会议，集思广益，取得了重要

经验。1949年4月，他在北平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所作《国内形势和南下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军事民主是实现领导的重要方法。正确运用军事民主，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可以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促进团结；可以发挥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及创造性；可以克服种种困难，提高战斗力。”又说：现在，官兵关系比以前好，指挥员认为兵好带了，战士认为干部作风比以前好了，同时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也大大改善了。这种军事民主必须继续大加发扬，并将已有的丰富经验总结起来，以便更好地运用和推广。”

为了使部队的民主生活能经过一定组织形式作为制度建立起来，起经常的作用，军委总政治部于1948年2月发出《关于在连队中成立士兵委员会的指示》。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指示时，亲笔加写了一句话：西北野战军与晋察冀野战军均曾在战斗中放手发动连队士兵开会，讨论如何攻克难于攻克的敌人堡垒阵地，收到极大效果。”" 表明毛泽东对发扬军事民主问题的高度重视。

同年3月，周恩来起草了《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指示。指出：为巩固和发展新式整军运动的成绩，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了的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 这个指示对于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作了具体规定。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军委总政治部于1949年12月制订并下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人委员会条例（草案）》，将各部正在试行的士兵委员会统一改名为革命军人委员会，并就其性质、任务、工作和组织制度作了明确规定。这样，我军历史上的士兵委员会就为革命军人委员会所取代，使军队的民主生活走上更为经常、普遍和丰富的轨道。

毛泽东所创建和扶植的士兵委员会组织将民主平等的精神带入了军队，使得他所指挥的人民军队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

第一，官兵一致。以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为核心的军队民主制度，为废除旧军队的陈规陋习，建立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提供了基础。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的主要的矛盾关系。三大民主运动有效地化解了官与兵之间的对立与磨擦，使得官兵能够在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上达到共同的认识，增加了军队的凝聚力。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的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共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同样，这种内部的民主平等关系用来对待俘虏，就会立即产生巨大的瓦解作用和吸引力。这是我们这个军队能够在战场上不断获得兵源，在政治上、思想上迅速化敌为友的主要根源。

第二，士气振奋。士兵委员会的活动基本上是一种群众性的活动。它始终贯穿着群众路线的组织方式。战争是靠多数人去打的，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士兵是军队的基础。因此，这就要求军队的领导者充分认识发动士兵群众的重要性，只有激发起士兵的高昂斗志和战斗热情，才能在战场上创造出胜利的局面。军队的民主活动采取了广泛发动群众的方式，人人参与其中，个个现身说法，极大地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战斗激情，创造出内部团结互助，上下一致的良好局面，从根本上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第三，群策群力。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诸葛亮在战场上的神机妙算、应变自如，常常也能够从士兵的经验中发挥出来，毛泽东指挥下的人民军队在总体上长期处

于弱小的和劣势的地位，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是人民军队的战争特点。毛泽东所强调有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实质上也包含着作为军队基础的士兵群众。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和军队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人民战争的内在要求。士兵委员会的民主活动，使得士兵不仅在军队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感到自己是主体，而且在军事生活中也感受到自己是主体。当士兵看到战争的目的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时，他们在战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充分地发挥出来。军事民主将士兵的智慧溶入作战指挥，不仅提高了军队勇往直前的战斗力量和胜利信心，而且，创造出不少战术上的奇迹，打了许多巧仗。

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曾经说过：许多外国人乃至一些中国人，总是不能懂得解放军的手榴弹怎么会制服了坦克？木船为什么会打败了军舰？没有大炮，怎么会炸开了坚固的城墙 和 钢 骨 水 泥 的 碉 堡？如 此 等 等，一 连 串 的 解 不 开 的'谜’。其实，这一切奇迹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来，除了靠我们部队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勇敢精神而外，主要的就是靠了个'大家想办法，人人出主意’的军事民主。这就是我们的'秘密’。”!

四、分田与扩军

中国的农民与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说过，中国的农民是军队的主要来源；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因此，领导这样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和农民战争，就必须高度重视与研究农民的要求，解决农民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农民的拥护与支持，才能打赢战争。

1930年，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以后，在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农村社会调查，先后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和《分青和出租问题》等一

批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集中分析了农村土地状况，揭示了农民群众在土地问题上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表明，在农村人口中占6%的地主、富农占有80%的土地，而在农村人口中占80%的贫农、中农所占有的土地却只有20%（农村人口的其他部分是完全没有土地的雇农、手工工人、小商人和游民）。在寻乌县，毛泽东的调查表明，地主占全部人口的3.445%，富农占全部人口的4%，两者共拥有70%的土地；而中农、贫农占全部

人口的88.255%，却只有30%的土地。

这种大量土地财富集中在少数的地主手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少地和无地的情况说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农村占着统治地位，广大的贫民、雇农迫切地要求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据此，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的一个中心环节就是土地革命。他指出，现在农民还不要求公有制，而是要求私有制。只有打破农村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而广大农民少地无地的状况，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与农民结成牢固的联盟，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所以，无产阶级必须以农村作为工作的重心，必须到农村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事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的重要工作。中国革命不可能在强大敌人控制的中心城市爆发并迅速取得胜利，只有在农村积蓄力量，长期发展，等待时机成熟，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毛泽东在领导农村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的深入不断推动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

1928年10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形态较完备的《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对于没收土地的范围及其分配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尽管这个土地法受了当时党中央过“左”政策的影响，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和“土地国有”，但是，它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对推动土地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929年4月，毛泽东又主持制订了《兴国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个土地法缩小了打击面，受到更多农民的拥护。

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党的六大决议和《兴国土地法》的基本精神，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对分配土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了明确

的规定与解释。第一，对富农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不过重打击富农。对富农“不没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争取其中立，对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

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第二，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并给地主以生活出路。集中打击大地主，地主和反动派的家属可以酌量分与土地，给生活出路。第三，提出了正确的土地分配办法。规定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第四，规定了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

1930年5月，毛泽东作了《寻乌调查》，指出富农把持肥田，引起群众不满，富农与贫农的斗争；就是“肥瘦分配的斗争”，提出“抽肥补瘦”的限制富农的正确政策。

经过三年多的农村土地革命实践，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的方法与纲领作了一系列重要探索，到1931年前后，基本上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

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尽管在土地问题上，党内产生过各种“左”的干扰，出现过一些曲折与反复，但是，毛泽东制定的这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仍然在根据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把孙中山写在纸上的“耕者有其田”落在了实处，变成了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的有力武器。农村中的贫农、雇农占70%以上，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军队士兵的主要来源，依靠贫雇农、团结中

农的土地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村最广大人口的革命热情。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最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最愿意起来继续闹革命。

土地革命始终与党的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土地革命愈深入，农民自觉加入部队的愈多。他们不仅愿意拿起枪杆子去开辟更多的农民天下，而且愿意拿起枪杆子保卫已经到手的土地。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红军由小到大，由几千人的队伍迅速扩大到十万之众，在根据地内“诱敌深入”，打了许多漂亮仗，这些都与党的正确的土地路线分不开的。

毛泽东分析了土地革命对于战争的影响。他说：国民党“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拼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共产党“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因此，红军能打胜仗。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全民族抗战，共产党停止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实行了符合全民族当时最高利益的减租减息政策。这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策略思想，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正确地处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严重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斗争。共产党一切方针政策的基点，在于争取人民的支持，立于不败之地。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使人民亲身感受到国共两党的区别和优劣。当时，是否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争取人民的关键，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转变和土地改革运动的新阶段。《五四指示》对于土地的分配作了具体规定，如，没收分配大汉奸土地；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而佃农则有优先权买得此种土地，地主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抽回二成或三成自耕；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等等。

尽管《五四指示》还保留了一些对地主的优惠条款，但是指示下达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约在半年的时间内，晋冀鲁豫区获得土地的农民约占全区人口的三分之一；东北区获得土地的农民约占全区人口的二分之一；晋绥区约占二分之一；陕甘宁边区到1947年春也基本完成了征购地主超额土地分给农民的任务。

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情绪高涨，普遍改善了生活，革命热情高涨，掀起了参军运动。1946年10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农民参加了解放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解放军作战一年，歼敌100多万，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随着战争形势的根本变化，解放区广大农民进一步要求获得土地，中国共产党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土地改革来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支援战争。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

《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

《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分配土地的方法是：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

各人所有。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获得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他们欢迎彻底的土地改革，对于“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十分满意。各解放区迅速兴起了新的土地改革高潮。

在这一时期内，毛泽东反复强调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他说：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又说，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帮助，占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之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他大我小的形势。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

毛泽东还对那些执行土改政策不力的行为提出严肃忠告。他说：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农村的土地改革以其巨大的魔力迅速地扩充了毛泽东的军队，并在战争中焕发出宏伟的战斗力量，创造出战场上的胜利奇迹。

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从封建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翻身农民纷纷组织互助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土改后农民生活大有

改善。太行老区到1947年初已达到耕三余一，即每年有四个月余粮，三年有一年余粮。晋绥解放区百万农民获得土地后，生产情绪高涨，朔县四区耕地面积超过战前，富裕农民数量大增，贫农已近绝迹。土地改革后，各解放区的副业和手工业也大大发展。所有这些都使解放区能够以源源不断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人民解放战争的需要，成为打败蒋介石的重要物质基础。

翻身农民踊跃参加人民解放军。华北解放区就有近百万农民参军，东北解放区有160万人参军。人民解放军不仅数量猛增，质量也有所提高。参军的新战士中有80％以上是贫农、中农，有的地区党员占新战士的35％。分得土地的农民不仅踊跃送亲人参军，而且组织民兵自卫队等群众武装，维护社会秩序，配合正规军作战。

土地改革运动对于国民党士兵也起了巨大的分化作用。各解放区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对蒋军进行政治攻势。当时在国民党区的民主人士评论说，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已经将解放军攻势所及的地区的数百万农民吸引到人民解放军的阵营，国民党后方的成千万的农民也纷纷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军和国民党政权。这些改革已使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国民党军的士气日渐低落。由于新土地改革规定国民党的官兵如果参加人民解放军，其家属甚至本人也可以分得土地，数十万的国民党官兵就宁愿为解放军俘虏”。

土地改革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支援前线的空前热情。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山东农民组织了民工580多万人支援前线，冀中解放区先后动员了480多万人支援前线，许多民工随军转战万里，走过40多个县。著名的三大战役各有150万以上的民工参加，支援淮海战役的运输小车达到了41万多辆。

毛泽东后来深刻地总结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五、诉苦与三查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发明的一种政治练兵方法，是新式整军运动的重要内容。

1945年重庆谈判前后，毛泽东就一再提醒全党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要有所警惕，做好准备。谈判前指出：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人民。在谈判达成某些协议时，又及时指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指出，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不可忽视。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解放区各部队利用暂时的和平阶段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各解放区野战军，一般业已组成，地方军亦不在少。目前扩兵一般应该停止，而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不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都是如此。练兵项目，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同时要求，一九四六年必须进一步实现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克服军队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为团结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保证练兵、供给和作战任务的完成而奋斗。”!

指示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抓紧练兵工作，开展了“春季练兵”或“百日练兵”等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战斗能力。在练兵过程中，各部队普遍配合进行部队

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形势教育和传统教育两项。这种方式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内战爆发的头一年里，部队的精神面貌与战斗力都有明显的进步。

经过一年的内线防御作战，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胜利转入战略进攻，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客观形势向人民军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需要部队指战员在全国战略进攻中具有更加勇猛顽强、英勇牺牲的精神，又需要部队指战员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更坚决地支持和参加人民群众的土地改革。

然而，当时军队的情况却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要求。这主要由于人民军队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大发展，部队成员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人的思想跟不上客观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变化。抗日战争以来，军内涌进了一批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们大部分人经过党的教育和战争考验改变了阶级立场，但也有极少数人进步较慢，旧的思想影响较多。一些人站在其家庭立场上，对土地改革抱抵触情绪。解放战争以来，人民解放军又接受了大批解放区参军战士和大量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其中有不少人留有旧社会、旧军队的一些坏思想、坏作风。

这种军队成分不纯、思想不纯的状况亟须一次思想上的练兵运动来解决。据此，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的军队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需要一个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使军队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拥护土改，组织上纯洁严密。”

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的诉苦教育，为军队的思想整顿提供了具体经验。

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下辖第七师、第八师和第九师。1946年7月下旬，部队在柳河整训时，七师召开了连以上政工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了部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巩固部队、加强纪律、提高战斗力的问题，主张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来教育部队。会后，师政治部提出了“谁养活谁”、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等十几道讨论题，组织部队进行讨论。

七师的二十团三营机枪连在进行“谁养活谁”的讨论中非常热烈。一次，副班长任纪贞用他父亲给地主干了一辈子活，最后累得吐血，临死时想喝碗小米粥地主都不给的事实，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使在场的同志都受到了教育。教导员冯恺及时抓住这个事例，向全营各连作了介绍和推广。

三营九连也开始了诉苦教育。该连队有一名战士房天静，16岁就被国民党抓丁到东北，其父在家被地主逼债身亡，其母到东北来找他时，途中因生活所迫卖掉两个弟弟，好不容易找到本溪，母子俩隔着铁丝网没有能讲上几句话就被迫分离，其母仇疾交加，不久也死去。当谈到这段经历时，房天静一头哭倒在指导员怀里，一边哭一边检讨自己，决心为母亲报仇，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后来，他又在全连大会上诉苦，给大家以深刻的教育，当场就有3名战士主动上台倒苦水，检讨自己的忘本思想。

诉苦教育提高了战士的阶级觉悟，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战斗力。房天静在1947年1月的一保临江的热水河子战斗中，单人独枪冲入敌阵歼敌1个班，俘敌5人，成为全纵队第一个记特等功的战士，纵队赠给他“孤胆英雄”称号。当纵队领导接见时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勇敢？”房天静回答：首长，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敌人，要为父母和穷人报仇啊！”

诉苦教育使九连由一个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纪律涣散、战斗力差的连队，变成一个团结巩固、战斗力很强的连队。

房天静和九连这个典型一经发现，引起了纵队各级领导的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宣传九连和房天静的事迹。纵队政治部宣传队以房天静的事迹为题材，创作了歌剧《复仇立功》，到部队演出。当战士们看到剧中房天静遭受苦难时，大家都同情地流下了眼泪。有的战士忍不住喊：房天静的苦就是我们的苦！”血债要用血来还”；为穷人求解放”，打倒蒋介石！”一时阶级感情大变，战斗激情倍增。

在二保临江的战斗中，七师二十团六连连克7个山头，八连创造了连续歼灭敌人1个连，其中俘敌52人的光辉范例；二连王永太战斗组俘敌62人，缴枪30多支，全纵队取得了歼敌3900余人的胜利。

在三保临江中，八师二十二团四连与敌激烈战斗，二班长周恒农击毙敌第一九五师少将师长何世雄，带领全班俘敌120余名。八师二十二团三连在与敌反复争夺896高地中，歼敌140余名，荣获辽东军区首长表彰，被记集体大功一次。全纵队在该次战役中共歼敌1万余人。

在四保临江中，三纵七、八、九师和四纵副司令员韩光楚率领的十师一起，在10小时内歼灭美械嫡系国民党军1个师1个团，并击溃1个师；七师十九团九连俘虏敌团长以下

3000余人，被记特等功一次。

经过诉苦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的九连干部战士，在四次保卫临江的战斗中斗志昂扬，团结一致，英勇顽强，克服了战斗频繁、天气严寒、供应不足等困难，胜利完成了任务，半数

以上同志立了功，出现了房天静、侯成安、王福民等著名的英雄模范人物。

1949年9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就东北部队进行土改政策学习，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向军委总政治部写了报告，同时报送了《辽东三纵学习土地改革政策经验（诉苦）之二》。

这份关于诉苦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关注。他亲自修改了这份报告，下令转发全军。经毛泽东修改后的辽东三纵开展诉苦运动经验的全文是：

“过去我们诉苦运动，收到不少成绩。今后还应继续开展。在内容上过去是多方面的，范围很广。在目前深入阶段，以下各点，希各部注意。

（一）以揭发封建压迫为主。如若是由于被民族压迫或其他压迫者，应联系到封建压迫上去，进一步引导到土改政策的学习。

（二）发动干部诉苦。经验证明，这是可能的。因为全军干部，大多数皆是工农成分。而且已经证明干部诉苦，可以提高阶级觉悟。有时比战士诉苦作用大，更能影响群众。

（三）部队诉苦与地方诉苦相结合。应该派人参加地方诉苦大会或邀请群众典型到部队诉苦。部队同志，亦可到地方上诉苦，以发动群众，使工农兵血肉相连，体验到天下穷人是一家。

（四）发动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揭发反动社会制度的没落与黑暗，从反面来教育群众，使群众知道封建阶级的本质及没落的前途。现已有个别进行控诉自己家庭的黑暗，压迫贫苦人民的罪恶者。这是进步表现，应当表扬，不应歧视。

（五）诉苦后，号召团结部队。阶级教育的目的，是使工农分子阶级觉悟提得更高，非工农分子应彻底抛弃自己出身的阶级立场，站到劳动大众一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向全军转发了辽东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经验以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从1947年冬至1948年夏，利用作战间隙，以诉苦和三查为核心内容，全面展开了新式整军运动。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这个运动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诉苦活动在各部队采用了多种形式。有的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等一系列问题，交部队讨论，部队战士结合自己的身世进行算账、诉苦；有的邀请驻地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到部队诉苦；有的则排演《血泪仇》、复仇立功》、白毛女》等剧目。

通过诉苦，使干部战士普遍认清了“天下乌鸦一般黑”，自己的敌人就是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它的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激发了复仇立功意志。通过诉苦，加速了国民党俘虏兵的改造过程。他们表示“过去当的是糊涂兵，打的是糊涂仗，经过诉苦，总算走上了光明之路。”有的说：想想爹和娘，仇恨变力量，复仇立功打老蒋！”有的人自动检查了忘本思想，坦白了当国民党兵时做的坏事，表示要抛弃反动立场，为人民服务。许多解放过来的俘虏兵成了人民军队的战斗骨干，有的还入了党，当了干部。诉苦教育使蒋介石的士兵变成了蒋介石的“掘墓人”。

对于三查，各战略区根据不同情况加入不同内容，有“四查”、五整一查”、三查三整”等等。在“三查”运动中，部队从上而下逐级召开干部会，吸收下级领导干部参加，发扬民

主，听取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检查每个人对土地改革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在思想、工作、战斗中存在的问题，并研究出改正措施。在基层则积极听取党外群众对支部工作和党员的评论及意见，改选支部领导，吸收部分积极分子入党，清除个别坏党员，把党支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诉苦三查运动进行了及时的肯定与总结。1948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参加西北野战军干部会议，听取诉苦三查运动的汇报。毛泽东在会上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恩来指出，用诉苦三查来启发阶级觉悟，是很好的教育方式，是整军与土改相结合的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工作，它不但可以运用以反封建为主的思想教育，而且可以运用以反帝、反蒋政权为主的思想教育。

诉苦三查运动在部队收到明显的成效。部队指战员在作战中表现了高度团结一致、勇猛顽强、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战斗中涌现出来的大批英雄模范，绝大部分都是诉苦三查提高了阶级觉悟的同志。战斗实践表明，凡诉苦教育搞得好的连队，仗就打得好；诉苦搞得好的人，作战就特别坚决顽强。

1948年3月7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深刻地阐明了诉苦三查的伟大意义。他说：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和三查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孙子兵法》谓：上下同欲者胜。”

毛泽东的治军之道，就在于正确地解决军队与党、军队与人民、军官与士兵、军事与政治等诸种关系，把军队真正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成为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坚强工具。它的奥秘就在于深刻地启发每一个士兵的思想觉悟，把每个士兵的利益与战争的目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地激发士兵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达到军队上下在政治上、思想上高度一致，在战场上创造出以一当十的顽强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