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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酒史话》连载之十二
作者：王建中
酒商惊帝
“神品真成九酝浆，居然迁地弗能良。申明亭畔新淘井，水重依稀亚蟹黄。”这是清代汾阳人曹树谷所写《汾酒曲》中的一段话。汾酒曲共八首，对汾酒的发展历程、经典事件、名人逸事、酒性特征等进行了描述，可谓赞誉有加、尽写风流，几千年汾酒历史文化在他笔下显得栩栩如生，由此也表明了汾酒的声名在清代已显赫到何种境界。
山西兴县人孙家淦任职直隶总督时期，清王朝认为烧锅“无故耗费米粮”，于是“禁踩曲烧酒”，多次禁止民间酿酒。京师步军统领衙门一次“拿获烧锅数起，且皆山西之人”，即误认为是孙家淦“伊瞻顾乡里，则烧锅之禁必开”，不得奏皇帝。乾隆帝便让军机大臣传谕，让孙家淦留心。孙家淦在复奏中，讲了一番颇有哲理的话，来说明烧锅不能永禁的道理。他说：“今北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之用，种之而取其秸杆，则其颗粒宜有所售。烧锅既禁，富民不买高粱，贫民获高粱，虽价贱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为必须之物。”
乾隆二年，甘肃巡抚德沛则以《为陈烧酒毋庸严禁以免国法纷纭事奏折》上书奏称：“查甘省烧酒……至通行市卖之酒，俱来自山西，名曰汾酒。因来路甚遥，价亦昂贵。惟饶裕之家，始能沽饮。……是甘省非产酒之区，向鲜私烧之弊，似可毋庸置疑。”说甘肃本不存在禁酒问题，因为甘肃所贩售的全是来自山西的汾酒，且价格昂贵，只有富裕之家才能喝得起。
乾隆七年，山西巡抚严瑞龙回报禁酒的奏折中，也记载着“第查晋省烧锅，惟汾州府属为最，四远驰名，所谓汾酒是也。且该属秋收丰稔，粮食充裕，民间烧造，视同世业。若未奉禁止以前所烧之酒，一概禁其售卖，民情恐有未便”。不但表示当时所卖之酒是四远驰名的汾酒，还表示汾酒是世间传承下来的民间粮食充裕后所酿的酒，当地百姓世代以酿酒为业，如果“一概禁其售卖”，则“民情恐有未便”。
经过一番争执，乾隆皇帝最终没有追究汾酒的制贩，在乾隆帝对这些奏折的朱批中也没有将汾酒列入禁酒之列。纵观整个乾隆禁酒时代，汾酒不但没有被打击，反而在乾隆禁酒过程中更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垄断地位，加快了自身发展的脚步。这也直接印证了清人李汝珍在《镜花缘》曲牌中，在当时全国五十余种知名酒类中，缘何将汾酒列为第一名。
山西人自古就有酿酒的本领，一些人凭借一流的酿酒技艺开始迈出山西的大门，在全国各地做酿酒师或者开店经营酒业。可以说山西的酒商是生根发芽于山西本土，开花结果于中国各地。据《汾阳县志》记载，当时仅在曲阜开设的酒店就有十多家，从业百人之多。
明清时期的北平酿酒工业就已形成行业规模。其中北平酒业会成员的组成情况清楚地反映出当时汾阳酒商的成功：北平南路烧酒公卖酒业公会会长可桂云是山西汾阳西阳城堡人，七大酒店的东家、大掌柜以及主要店员有90%以上都是山西汾阳、太谷人，可见汾州酒商不仅在晋商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国酿酒业中也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可以说，汾州商人是晋商中当之无愧的一支重要力量。
据史料记载，乾隆时期，山西商人在直隶全省开设烧锅1000余家，其中宣化府有烧锅数百家，承德开设烧锅200余家，每家有酒工少则十余名，多则三四十名，统计不下六七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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