刃更亲吻澪:本来中国人应该在苏联人前面到达坠机现场

1971年9月14日早，刚上任20多天的驻蒙古大使许文益接到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紧急约见，时间定在8点30分，这哪里是“紧急”，完全是“加急”，但许大使此时却没有听到任何重大事件发生的消息。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对许大使通报：9月13日凌晨2时左右，蒙古国肯特省某地一架有中国标志的飞机失事，机上人员九人全部遇难，而且都是军人。蒙古政府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表示口头抗议，并要求中国政府对此做出解释。
许文益大使感谢蒙方的通报，但表示在没有查清事实之前，不能接受口头抗议，他承诺将尽快向国内报告，并希望使馆人员能尽快到现场勘查，以确认事实。
到此为止，事态的进展是正常的。按照一般程序，大使馆一方面向国内报告，一方面派人到实地调查，很快就能得出结论。但是，这件事情因为不可思议的技术原因和难言的复杂政治背景而被拖延，失去了最佳的解决机会。
谁能想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竟没有专设无线电台，拍发电报还要经过蒙古邮电局，而即使“特急”电报也要四个多小时才能发到北京，偏巧蒙方告知当天与北京的线路故障，发电报要经莫斯科转，能否转到也不知道。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大使馆与国内的长途专线电话竟被国内勒令停用！原来，当年中苏边境紧张时期，苏联总理柯西金曾借用这条中蒙电话专线向周恩来喊话，要求谈判边界问题，却被“造反精神”很强的我方接线员以“苏修头目”不配与周总理通话为名挂断。虽然周恩来事后批评接线员处置不当，但在文革那样的反常时期，还要加上表扬其“立场坚定”的评语。不仅如此，周恩来本人也要有一定的“立场”。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样不期而遇的来电“干扰”，周恩来下令停用这条专线。也就是说，堂堂一国驻外大使馆，竟然没有与国内做紧急联络的通信手段！
所谓“停用”，就是将这部专线电话锁在一间房子里，拔掉电话线，谁也不许动。许文益一方面要向国内报告这件事情，一方面要请示派人到现场查看的许可，火烧眉毛，许大使决定不经请示启用电话专线。工作人员打开房门，拂去电话机上的灰尘，插上电话线，接通北京电话总站，紧急要外交部的电话。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对方生硬地说，不知道外交部的号码！还不等大使馆询问、解释，就挂断了电话，再也没有回应。这就是文革中的中国！
此时，蒙古方面已经安排了下午前往肯特省的专机，准备送使馆二秘孙一先等三人赴现场，但是，他们哪里知道，中国大使馆花了三、四个小时竟然还没有和国内联系上。许文益无奈，只好通过蒙古电话局给外交部打电话，说明有紧急情况报告，请批准使用专线。但蒙古的长途电话与电报一样效率低下，要了一个多小时才接通。外交部同意启用专线电话，费尽周折，才将消息传给国内。但是，因为没有等到批复，在蒙方的一再催促中，大使馆以“等候国内指示”为由推掉了14日的行程。以后的事实证明，由于完全不应有的技术障碍，大使馆错过了尽早赶往坠机现场的时机，导致苏联人捷足先登，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
9月14日中午12时50分，驻蒙古大使馆的消息传到外交部，当时的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正奉总理指示召集部党组会议，讨论因9月13日林彪外逃事件发生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草拟了相关声明。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是一场“迟到的及时雨”，听说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所有知情人都松了一口气。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最好的结果，连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库里克事后也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
9月14日下午6时许，驻蒙使馆收到了国内电报指示，令许文益约见蒙古外交部，向对方转达：“13日2时许失事的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请蒙古政府立即派飞机载我大使及随员亲往现场视察。”电报指示许大使尽量详细调查失事现场，拍照取证，如有骨骸应要求带回，有文件物品要求转交中方，写明清单。
此时据飞机失事已经过了约40小时，据大使馆接到蒙古方面的通知也已也近10个小时，飞机是如何坠毁在蒙古境内的，机上人员是谁，蒙古方面不知道，苏联方面也不知道，这是有利处。9月13日凌晨，蒙古边防哨所发现一架飞机从414号界碑附近飞入蒙古领空（这证明飞机飞得很低），但他们过了9个多小时才将报告送达边防总队，总队又压了8小时40分，也就是到了9月13日下午才报到公安部内务军事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使馆在一天以后才接到蒙古方面“抗议”的原因。
但身处第一线的中国大使对内幕也一无所知，国内有口难言，而且没有指示重点，使得大使馆的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盲目和被动。这里既有技术原因，更多的是政治原因。
9月14日晚8时30分，许大使约见蒙古外交部副部长，转达了中国政府的答复，但蒙古方面已经不像昨天那样积极配合安排飞机了，他们要明天（15日）才能通知飞机何时起飞。并且说，蒙古没有火化尸体的风俗，现场也没有火化条件（草原严禁烟火），因此不可能将骨灰带回国内，只能就地掩埋。这又需要请示，9月15日黎明，国内指示，尽量争取火化，带回骨灰，如无可能，就地深埋并做好标记。对于飞机失事的性质，仍未提及。
9月15日早8点，使馆联系蒙古外交部，询问起飞时间，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当地气象条件不好，暂时不能动身。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间差——苏联人率先到达现场，取走了飞机上的关键部件——飞行记录仪、飞机航线图以及机尾的主发动机。这时，苏联人更感兴趣的是这架英国造的三叉戟飞机，他们对尸体的身份问也不问。苏联、蒙古作为对弈的一方是盲目的，但另一方，中国驻蒙使馆却更盲目，于是下成了一盘乱棋。
9月15日下午1点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可以走了，下午2点45分起飞，3点46分到达温都尔汗机场，整整一小时。这是一个红土压成的简易机场，距飞机失事地点不到70公里。一个小时后，大使馆人员和蒙方陪同人员乘汽车到达现场，拍照、取证，察看尸体。由于没有任何背景知识，他们只记录了尸体方位，并把唯一的女性当成“年纪较大的服务员”。翻译小沈找到了一张空军大院的临时出入证，编号0002，没有照片，只有姓名：林立果，男，24岁，干部。这个非常关键的线索，由于沈庆沂和孙一先都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他们在国外，没听说林立果是正常的）而被忽略了。孙一先虽然拍摄了证件照片，但却没拿它当回事，竟然在没有对方看守的情况下，老老实实按照事先的约定放回原处，要等双方将事件处理完毕签署文件后再一起取回。信息不灵，背景不清，误事啊！
大使与孙一先等人是分头查看的，汇合以后，孙一先想起刚才看到了一份关于国防工业机密的材料，他让小沈回去拿，却被对方看守人员拒绝了。当时孙一先头脑里想的主要是飞机失事的原因，他想找到或者想排除被导弹或地面火力击落的证据。他在一侧机翼根部中央看到了一个约40厘米直径的破洞，奇怪的是这个洞没有穿透机翼，而且边沿不规则的残缺有的朝里翻，有的朝外翻。孙一先重点拍摄了这个洞口，直觉这是解开飞机坠毁之谜的重点证据。孙一先曾学过摄影，所用的相机也是很好的莱卡，这是处理飞机坠毁事件中我方唯一的技术优势。
当晚，蒙古方面调来一个班的士兵，挖了九个土坑，准备第二天安葬遇难者遗体。16日，双方再次考察了现场，中午12时许，埋葬了九具尸体。以后的事情是议定纪要，也许是想在纪要签订后马上取走遗留物，因此把谈判地点选在了温都尔汗。9月15日晚和16日下午、晚上以及17日整个白天，中蒙双方就事件处理纪要进行了长时间谈判。许大使坚持要求明确失事飞机是中国民航客机，因为机身上有“中国民航 256”的字样。但蒙方先是坚持该机是军用飞机，后来又坚持机上九人都是军人。许大使为了尽量争取主动，一定要申明九人中有军人，也有非军人，理由是其中一人（驾驶员潘景寅）穿着夹克，而不是军装。为了这个相关细节，双方争论不休。许文益意识到在温都尔汗拖下去，不能及时与国内联系是很不利的，要求先返回乌兰巴托，但对方却有意要在当地解决纪要分歧，显然是一种要挟。9月17日下午5时左右，谈判破裂，6时5分双方人员登机返回。中方因此再也未能要回失事飞机的遗留物品，孙一先拍的照片成了中方在九一三事件空难现场取得的唯一物证。
令人唏嘘的是，孙一先奉命携带照片和现场绘制的方位图回国报告，却一路蒙在鼓里，甚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向周恩来等汇报了现场情况以后，仍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是猜测飞机不是迷航而是叛逃，因为他看到总理的手在地图上比划了一条从北戴河经过温都尔汗到达苏联伊尔库茨克的线路。而蒙方接待人员曾告诉孙一先他们，苏联人取走的坠毁飞机航线图上，就标注着从北戴河到伊尔库茨克的飞行航线。
1971年10月3日，一直处于“自觉软禁”中的孙一先来到外交部，与全体干部一起听了中央公布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他才恍然大悟，心中极感震撼。当时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告诉孙一先，他是15级干部，本可以在国庆节前听给17级以上干部的提前传达，但因为他的特殊情况，押后到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能回家就已经很好了。
回顾那件尘封的往事，依然疑点重重，但孙一先拍摄的照片和使馆工作人员在现场绘制的方位图还是解决了关键重点问题：
——256号专机上的所有人员全死了；
——飞机是在试图迫降的过程中解体、燃烧而遇难的，着地前没有爆炸或着火；
——飞机没有受到外来攻击，机翼上的破洞经比照同类飞机，确定是机翼中的油箱爆炸所致。
中央据此在对蒙古官方的外交照会中明确称飞机是“自行坠毁”，避免了事态的扩大和复杂化。
但是从现在的角度看中国驻蒙使馆的九一三空难事件善后工作，仍有不少遗憾：
——因技术原因延误了与国内的报告和请示，未能在接报当天赶到现场。事后，总理表扬了使馆当机立断动用被封闭线路的行动，否则，拖延时间会更长。
——因不明真相，在勘查现场时忽视了细节。在坠机现场察看的译员之一小王知道林彪有一个儿子叫林立果，但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根本不敢往那方面想，更不要说向别人讲出来，这不能怪他。
——孙一先自我检讨：“‘九一三’之后，国内向使馆发的第一个电报，就提到‘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而我在视察现场时，囿于‘中国民航飞机失事坠毁’的概念，把重点放在失事飞机上，对文字材料追究不够。”出现这种情况，同样是因为国内下达指示含糊不清，欲言又止。
——国内始终没有向大使馆或大使透露任何失事飞机相关信息，导致在与蒙方交涉的过程中，尽管是为了国家利益据理力争，但总有丢西瓜捡芝麻的感觉，因为“军人”还是“非军人”的细节耽误了及时向国内汇报的时间，而且错过了取回遗留物品的时机。等苏联人猜到蹊跷处，再要就不可能了。同样，这也不能怪大使。
——国内始终没有提到飞机黑匣子——飞行记录仪，许大使在与蒙方谈判时，从未提过黑匣子的事，因为那时他和使馆工作人员根本没有这个概念。黑匣子是上世纪70年代的最新技术装备，256号专机是英国三叉戟客机，型号1E，是最先装备这种设备的机种之一。为什么不提醒大使馆？是不知道？忽略了？还是有意不提？
——孙一先有这样一段话：“我感到，索要尸体我们似乎失去了时机，假若在9月15日第一次视察现场之后，从温都尔汗打电话通过使馆向国内报告，周总理得知死者尸体均较完整，也许会决定立即派飞机去温都尔汗运回，当时蒙方对死者身份处于懵懂状态，不大可能阻拦。由此我进一步体会到驻外机构装备现代化通讯手段的重要性，不仅使馆应该有固定电台，而且应当由游动的通信设备，供离开使馆处理紧急事件时使用。”
今天，移动通信已经遍布全球，当年中国驻蒙古使馆的尴尬和无奈不会再发生了。但更重要的是，不要再出现那种有口难言，欲言又止的政治大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