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アカデミア下载:三到平庄

                三到平庄

平庄在赤峰以南90里，现在是赤峰市元宝山区区政府所在地，60多年来我曾3次到过平庄。

                          一

第一次到平庄是在1947年初秋，我在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学习，因为闹鼠疫，学校随冀察热辽领导机关从赤峰市区撤到平庄附近。中共中央颁发《土地法大纲》后，学校组织师生就地参加了土改，鲁迅文艺学院被分配在七家和岭上两村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平分土地。我曾先后住在七家村的王瑞亭家，山前村王子义家和岭上村刘大爷家。当时叫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初到平庄映入眼帘的是平地里有不少扁圆形的建筑物，静静地趴在旷野里，向群众一打听，才知道是日本人侵占东北时期修建的飞机库，原来这里还曾经是军事要地，直到21世纪（我最后一次到平庄来）还能看到它的身影。初到平庄的人大都不问某座大楼是什么单位，而是询问这种扁圆形的东西是干什么的。

这里的气候是十年九旱，只在雨季才在河沟里有点水。井水很深，从挺大的井口向下看，只能看到脸盆大小的水面；向井里扔一块石头，要等几秒以后才能听到回声，每天早上给房东挑水摇辘轳很费劲。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地主、富农把收获的谷子碾成米窖藏起来，等待灾年卖高价。土改时挖开不少藏粮的地窖，大窖可装50石，小窖也有10多石（每斗90斤，10斗为一石）。藏了一两年的米吃起来没有香味，埋了三五年的，米色变黑，很难下咽。

冬季这里比较寒冷，最低温度达零下30多度。我们的同学有不少是从平津唐逃到解放区的学生，他们刚到解放区对于共产党的政策感到很新鲜，但是对于农村的荒凉和落后也感到惊讶。当有人抓虱子时他们大都撇着嘴用眼睛斜着瞅，生怕爬到自己身上，可是，过不了几天他们身上也有了。从蒋管区来时大都带件毛衣，虱子吃饱后钻进毛衣针眼里更不好拿，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灭虱方法，睡觉前让同伴把衣服挂在院子里，第二天早上取回来一抖，冻得硬邦邦的虱子都落下来。

另一个特点是日伪统治时期让农民在这里种植鸦片，富户拥有大量烟土。由于缺医少药，穷人生病时大多用大烟治疗，产生了大量烟民。使用毒品的方法多种多样，最简单的是在火盆里烧一条铁丝，烧热后往烟土上一烫，冒出一股烟，卷个纸筒往嘴里吸就过瘾。孩子们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就这样治疗，时间长了也会成瘾。毒瘾重的是扎大烟，日本人制造了一种铜质注射器，可用食指和中指钩住针管，用拇指推注射器，自己给自己注射。毒品的配制是把烟土用水化开，用一张纸过淋，把液体注入臂部或腿部。由于消毒不严，容易引发大片溃烂。年轻妇女扎毒怕被人发觉，说出去不好听，便注射在头部，用头发掩盖。土改工作队禁止住在烟民家，我住过的山前这个十多户的小自然村，只有3-4户不是烟民。

最初我住在七家村王瑞亭家，他 30多岁，有一间半住房，妻子已故 ，全家5口人，有50多岁的老母亲和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双喜15、6岁，大女儿10岁 左右，小女儿英子7岁，孩子们都没有上学。当时正是秋收季节，我和他们父子下地割谷子，地不多，两天就割完了。每天中午吃新小米饭，没有什么菜，在一片白菜叶上抹一层大酱，把米饭包起来，名字叫饭包，非常好吃，一顿能吃三个。由于干旱，这里很少见到水产品，老太太不知螃蟹是什么。在野地里有时会碰到兔子和狐狸，有一天吃着饭，我问，附近有没有狼。老太太麻溜地把半碗多饭扣在桌子上了，使我很惊讶。王瑞亭解释说，吃饭时不许说张三儿（狼的别称），一说它就会来，把碗扣过来没有吃的，它就不来了。这显然是迷信，却也显示出此地的荒凉。

不久我被调到岭上村山前工作，住在王子义家，家里也是5口人。他父亲60多岁，还能参加劳动，王子义30多岁，已结婚，还没有孩子。二弟王子合27岁，由于常年参加挑、抗等重体力劳动腰已经弯了；三弟10岁左右（忘了他的名字）。家里有三间干打垒的土房，两间居室，王子义夫妇住西屋，我和老爷子以及他两个儿子住东屋。家里有几亩土地，家庭成分被划为贫农。在他家我领会了“家徒四壁”的含义，土墙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一张画儿或一块纸都见不到。炕上没有席子，没有被褥，只有两只油光光的枕头，上边的油渍很像理发师傅蹭剃头刀的那块布。老大爷有一件光板白羊皮袄，成年不离身，夏天毛朝外，既防晒又防雨，冬天毛朝里可以御寒；白天穿在身上，晚上楼着小儿子当被子。王子合晚上睡觉只把衣服遮在身上，炕烧得很热，胸前冷了就扒着睡，背后冷了就仰着睡，前胸和后背都成了紫色。我有一床被子，缝了个筒，既有铺的又有盖的，在炕上铺了几张旧报纸，睡觉时把棉衣压在被子上，并不感到冷，夜间王子合不断翻身有时把我惊醒。

刚过了秋天他家就没有粮食了，我每天有一斤三两的粮食供应，隔几天领一回拿到他家掺上白菜做稀粥吃，每人两三碗能把肚子填饱。锅台上有很多蟑螂，每天都有几只掉在锅里，白天吃粥时还能从碗里检出来，晚上点油灯看不清，吃进嘴里嚼碎很不是味道，只好小心地吐出来。老爷子生了病从不治疗，他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治病治不了命’。

住的时间长了，他们一家拿我不当外人，什么事都和我说，从鬼子的统制和垮台，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还有村里的地主富农如何骄奢淫逸，使我知道了不少当地的情况。我也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是为人民服务，贫雇农贫穷是由于地主富农的剥削，因此主张平分土地，达到人人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有一天王子合问我：我参加你们的工作行不行？我说帮他问问。我向学院负责同志介绍了他的情况，家里很穷，能劳动，老实本分，没有文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能不能安排他干点啥。经学院和联大校部研究，决定吸收他到学校后勤部门工作，在伙房烧火做饭。公家给他发了棉衣和被子，每天有1斤多的粮食供应，再也不用为吃穿发愁了。他离开这个家后不久我被调到岭上村协助村里管理胜利果实，住在刘大爷家。

刘大爷60多岁，家里有三间房，他和4、5岁的小孙子住西屋，二儿媳妇住东屋，儿子在外地工作。从生活方面看，他家比王子义家要好一些，炕上起码有炕席。老爷子的习惯是吐痰往墙上吐，过几天水分蒸发了他再用笤帚把痕迹扫掉。小孙子挺可爱，会唱‘辘轳把三道弯儿’的儿歌。此时，这期土改已近尾声，正忙于分配土地和财物，欢送翻身农民参军入伍。

47年底，鲁迅文艺学院承担了赤峰县大木头沟区土改任务，每个村只派两三个人，我被派到上桥头村，到48年5月初才结束。完成任务后我们又回到了平庄附近，刚开始上课又出现了春荒，群众没有粮食吃，有些人出现了浮肿，土改分了土地却没有种子和畜力，无力耕种。学校响应冀察热辽分局的号召，节省粮食救灾，停课帮群众春耕播种。每人每天节约三两小米，不足部分补充野菜，小同志和女同志去挖野菜，男同志有技术的扶犁，身体好的拉犁，体力差的播种，5、6个小伙子拉一副犁杖，绳子把肩膀磨红，汗顺着胳臂往下流，一天只能种一亩来地。把那首名为《悯农》的唐诗改成：“拉犁日当午，汗滴犁下土，”倒也十分贴切。干体力活早晚两顿野菜粥，中午一顿干饭，稀粥不顶饿，吃后不久就想解小便，肚子咕噜噜地响。同学们常在一起闲谈，自己曾吃过什么好东西，将来家乡解放了一定请同学吃一顿，说的满嘴冒沫子，最后肚子还是空空如也，开饭时还得喝带野菜的稀粥，大家把这种现象叫做“精神会餐”。还有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学校的厕所挖了许多蹲位，茅坑里全是绿色，学院领导都和学生一起吃野菜，他们以身教使学生们懂得了艰苦奋斗的道理，受到学生们的尊重和崇敬。

后来联合大学逐渐南移，离平庄越来越远，最后鲁艺学院进驻拿拉必流的一座天主教堂，在那里上课，还开展了建党学习。辽沈战役开始后部分师生被抽调到朝阳管理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解放锦州后全校搬往锦州市北大营，彻底告别了平庄。

                       二

1963年夏末秋初我到朝阳出差，午夜过后下了火车，找旅馆已经错过了时间，只好在车站等待。广场上不时传来一个孩子稚嫩的叫卖声：“刚打的凉水，一分钱管够！”我心里盘算，一晚上这个孩子能卖几个一分钱，同时也想起平庄的几家房东，经过十几年的变迁现在可好？另外，我的侄儿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夫妻二人被分配在平庄医院工作，随即产生了前去看看的愿望。天亮后是星期天，机关单位都不办公，星期一才能办事，我便登上了开往赤峰的火车去了平庄。

1963年的平庄和1947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我先到王瑞亭家，还是那一间半房，炕上有一位妇女在给孩子喂奶，王瑞亭一眼就认出了我，感到十分惊喜。我问他这十几年过得怎么样，全家可好？他叹了一口气，唏嘘地说，老母亲死了，三个孩子也都死了，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过，就找了一位老伴，他指了指炕上的女人向我介绍，并说生的孩子还小，真累人呐！我不敢问仨孩子年纪青青是怎样死的，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我又到山前王子义家，看见了他们夫妻二人和他三弟，老爷子已经去世了。他们拿出王子合一家的照片让我看，说他在青海工作，在那里成家立了业，家里也不知他怎样辗转到达青海的。关于生活情况，他门说，土改后的二三年还不错，后来就差劲了，特别是三年灾害时期相当困难。

到岭上找到刘大爷家，刘大爷也去世了，他那位唱‘辘轳把三道弯’的小孙子接待了我，并且记得我在他家住过。小孙子已经结婚，有了孩子，热情地留我吃了一顿小米干饭，说是他妈去赶集，一会儿就回来，吃过饭等了好久也不见回来，我只好走了。

                   三

2009年年初，我的侄儿80岁寿辰，孩子们前去祝贺，带上了我这个识途老马给他们当向导，又促使我产生了想看看老房东的激情。2009年的平庄完全变样了，高楼林立，马路纵横，把许多村庄都划入了市区，没人带路很难找到当年的房东。原来山前旁边的那座山有一面成了采石场，山顶上建了自来水塔，各家各户都吃上了自来水，再也不用摇辘轳了。我到山前打听王子义，村里人说，他和老伴都去世了。又问，王子合呢？回答是也没了！他家老三呢？村人指给我一家住房，我走了进去，遇见一位30左右岁的年轻人，说明来意，想见王子义的三弟，他说到女儿家去了。我说曾在他家住过，他却茫无所知。想到王瑞亭年纪比我还大，他家孩子也不认识我，就不便去打扰了。山前和岭上之间以前曾有一片空地，如今已盖满了房子，并且都是砖石结构，再也看不到干打垒的土房了，从门口向院内望去，各家都有自行车或摩托车，窗上镶有玻璃。进入室内的几家，炕上舖着地板革，桌上摆着钟表，墙上糊着壁纸，被褥整齐地摞在炕的一边。想到岭上村里看看，却不知刘大爷的孙子大号叫啥，又忘了他的小名，腿脚还不方便，我只好怏怏的走了。

祝寿那天在饭店定了几桌宴席，饭菜都很丰盛，有的叫不出名称，有一盘炒小米饭，配有几片大白菜叶，还有炒过的大酱，亲友们不知这是什么，我自作聪明地说这是饭包，很好吃！心想平庄人在改革开放年代还没忘了老传统。

我认识的许多人大都走了，没有人再和我唠唠家常，感到很孤独。今天把这段历史记下来，请在世的朋友加以补充和更正，让后人了解一些平庄60多年来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