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丸论破中的刑罚:欧元往事

　　时值欧元十岁生日，我们正好借此机会来回顾一下这十年来印刻在欧元短暂生命里或重大或微小的事件。

　　欧元的十岁生日并没有带来欢乐。12月24日，抗议者在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前游行。 Thomas Lohnes/AP Photo

　　统一货币背后不仅仅是一段货币史，其中也充满了大量鸡毛蒜皮的小事，自私卑鄙的下作伎俩，所有这一切汇集成一部惊悚片。还有一些时候，虽然比较罕见，它呈现出的却是一段光辉的历史，美妙的政治，在其中集体的雄心让世人明白：政治可以越过一切高峰。这又像一个让人好奇的冒险故事。因为担心西方再次自我封闭，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少数领导开启了这一政治冒险。人们经常忘了，这一冒险将三亿一千七百万欧洲人的生活与这一奇怪的货币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推销这一全新货币时的许下的种种诺言造就了今天的失望情绪。欧元本应该给我们带来增长、稳定、繁荣……然而这十岁生日却显得异常严峻：专家们不得不考虑它能否跨过年关。甚至一些大企业正在为它的消失而做着准备。

　　笔者采访了中世纪历史学家Jacques Le Goff。在他位于巴黎的公寓内，成堆的书高地让人担心它们会倒下来。这位撰写了《中世纪与金钱》这一惊世之作的历史学家突然发出笑声：“欧元创立的日期，它流通的日子……2002年1月！四个世纪惨烈的战争让一个国家在三十年间完全处于破产状态。在那个时期，欧洲的国王们通过联姻或屠杀让他们的公共资产恢复秩序……”“欧元才诞生十年，还很年轻，就这么简单。”这就是Le Goff的开场白。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通过在这段历史中的寻觅，向你讲述几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几个隐秘而纷繁的事件。

　　1990年1月4日：Latche谈话

　　Alix pascal/Sipa

　　让我们回到Latche，步入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后院。几周前柏林墙倒了。法国总统在这里会见了德国总理科勒。在三个小时内，他们俩断断续续地交谈着，谈论的重点是德国的统一，同时也谈论了不少关于统一货币的话题。这一天，在没有顾问团在场的情况下，这两位领导人敞开心扉地交谈着。密特朗毫不掩饰他的担忧。科勒讲述自己成为一个一分为二的国家的元首。一点一点地，随着交谈的深入，密特朗放松了警惕：科勒可以完成两德的统一。

　　而科勒也放弃了最后的抵抗：他给了密特朗一个日期：建立真实的欧洲统一货币的日子——这在密特朗看来，这是在未来抵消强大德国影响力的最佳途径。这一场景通常由密特朗的顾问Jacques Attali讲述，有可能三十年后这一幕会进入历史书，因为它象征着欧元的创立。Attali没有讲述任何目光的交流或者沉默。但我们能想象到在某些瞬间，或许我们只能听到Latch的松树发出的响声，密特朗的拉布拉多犬在两人身边乖巧地走动。书本中并没有这场对话，我们也不知道中间是否存在冲突。富于浪漫主义的时刻……

　　德洛尔的遗憾

　　雅克·德洛尔（JacquesDelors） , 1994年 Gronemberger/Sipa

　　当人们在前欧盟委员会主席（1985年－1994年）Jacques Delors面前提到这次对话，他耸耸肩。他喝了杯水清了清嗓子。然后微笑着。“欧元不是因为密特朗和科勒在桌边的交谈而诞生。这种事也从来不可能这么产生。欧元是集体努力的成果。通过一步步的努力，在一系列因素促进下，承载着大小国家的雄心，欧元从无到有，不断成长。很显然，比利时，意大利或者荷兰在其中都付出过努力。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工作……”

　　德洛尔列举了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峰会、会议、非正式会晤，它们对都促成了欧元了诞生：1972年建立的欧洲货币汇率“蛇形浮动”，1986年创立的《单一欧洲法案》，1989年的德洛尔委员会，1983年法国选择的严格财税政策，欧盟委员会制定的一揽子协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洛尔都保持沉默。今天，他向世人公开了他和雷蒙德 ·巴赫（Raymond Barre ,德斯坦时期的法国总理，前欧盟委员会经济副部长，译者注)、德斯坦（1974年－1981年法国总统，译者注）或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前西德总理、外长，译者注)之间的谈话，这些人当时都不再是欧元计划的当事人，但他多次向他们寻求建议以推动整个计划的开展。他用不间断的游说影响着国家领导人：从国家财政部部长到央行主席。1988年1月，和科勒的一次午餐对他来说有着决定性意义。同时他也坦言其中的不足。

　　在此之前，德洛尔从未成功地说服政要们，他总捍卫着统一货币的主意，将它纳入著名的“欧盟成员国稳定与增长公约”，统一货币不仅仅需要统一预算赤字（国内生产总值的3%）和公共债务（国内生产总值的60%），它还包括另一个标准：控制失业率。“这并不是建立一个经济政府，各国首脑并不想这么做。但所有进入统一货币体系的国家都需要实现这一个社会目标，以使各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就是这样……市场的理念获得了胜利。”听德洛尔讲述这些，我们能感觉到他的自豪感，尤其在讲述让各成员国执行马斯特里赫特公约中关于社会条款的内容时。“峰会当晚，我们都没时间睡觉。”同时我们也能感觉到他的失落。如果欧洲各政府在90年代听取了他的意见，现在的危机或许可以避免 ……对此他很确定。在一大堆资料里寻找了片刻之后，他拿出个人的档案。“你看，我在这里已经提到了，在这段演说中。我在这篇文章中再次提到。各成员国应该在经济上做到协调一致。你看……”

　　1991年，经济界的沉默

　　1991年12月10日，马斯特里赫特。政要们通过了公约……然后在每个成员国都应该像德国那样，展开辩论和公投，制定基础法律，真正地行使统一货币机制。对于经济界人士来说，这需要十年的工作。在每个国家，这些工作各不相同。德国中央银行并不赞同“成员国之间的利害一致”。成员国赞同建立统一货币，但每个国家都只对自己的行为、错误和经济表现负责，不管好还是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管理方式。

　　那时年轻的法国财长慕斯卡（Xavier Musca,现任法国总统总秘书）回忆道：“我们用各种方式解释最低限度的经济协调是必要的，这种协调性应该由各国的财政部长组织。”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德国人也显得缺乏灵活性：他们认为中央银行的独立应该完全脱离政治监管。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中央银行寻求领国的经济界人士支持，如让－克劳德·特里谢（1987年至1993年任法国财长，随后1993年起任法国中央银行主席）。

　　然而经济界人士并没有全部决定权。在他们为建设欧洲货币新体系而日夜努力时，政治家们一直在干涉他们的工作。同时，为了削弱德国的力量，法国的政治家们要求——最终也做到了，让希腊尽快进入欧元区。虽然法国的经济界人士对此抱怀疑态度，但他们并没有为此提出反对，并没有捍卫公约。

　　1998年，科勒的耻辱

　　维姆·德伊森贝赫（WimDuisenberg）和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2003年3月。 Meigneux/Sipa

　　1998年5月，布鲁塞尔的一次特别欧盟会议。六个月后，欧元就将成为一个现实。不过欧洲人还需等待一段时间（2002年1月1日）才能在自己的钱包里装入欧元。然而在金融市场上，各国货币不久后就会消失。这次会议将委任第一位欧洲央行主席。希拉克当时愤怒至极。六个月来他一直反对荷兰人维姆·德伊森贝赫的当选，因为德国人支持他。希拉克希望法国人让－克劳德·特里谢当选。他并不退让。这天晚上，他向他的同僚们提到了几年前密特朗与科勒达成的一个秘密协议：用法兰克福欧洲央行的席位换取一个法国人当主席。科勒向希拉克投去愤怒的目光，但不想让局面激化，他选择沉默。

　　德伊森贝赫当晚也在场，他被完全搞晕了。希拉克还在发泄着不满。他问德伊森贝赫询问年龄，试着让他屈服。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向多人诉说：“这不是一个我看好的官员。”最后他们各自妥协：德伊森贝赫在任期中段将职位让给特里谢。然而这一做法的损害是巨大的。事实上，在选举后6个月，科勒内心一直感到不安。随后他觉得后悔，“和某些决定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威望浪费了很多时机。”他也承认，“因为这件事，建立新欧洲的计划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刻。”也就是从一刻起，欧元以一个不好的开局上路了……

　　市场在沉睡，那就好好利用……

　　2002年1月1日，欧洲人终于把欧元装进了钱袋。不过法国中央银行依然存在。2011年初，通向炫目大厅的通道还有权进行一次装修。法国央行行长Christian Noyer说了一个黑色幽默：“你们看，我们在为未来而投资。”两个世纪以来，法国央行一直在La Vrillière路上。Noyer， 前欧洲央行二号人物（1998年－2003年），最近8年来一直是法国央行行长，人们让他相信法国银行依然可以书写美丽的篇章。他向我们讲述了欧元早先的发展：“这是一个可笑的时期”，他说道。“请拿起那个时候英美国家的报纸，你能发现上面充满了对我们统一货币的憎恨。曾经有一些不怀好意的社论，他们觉得两年后我们就会崩溃。随后，实事让这些犬儒主义者低头。

　　很快，亚洲和中东的央行购买了欧元以补充他们的货币存储：欧元成为一个可靠的、稳固的货币，就像之前强大的德国马克那样保护着整个欧元区。各个欧元国的经济现实各不相同，金融市场对某些国家拥有的完全自由视而不见。欧元正在变得轻浮……

　　Noyer回忆道，在每次峰会每次会议上，让－克劳德·特里谢都会从上衣口袋拿出一些卡片，上面标着在某个国家劳动成本或国与国之间竞争力比较的警示图（即便不在他的任期内）。同时Noyer也回忆起政治家们的一次次耸肩，反对建立“强大欧元”，多亏了统一货币，他们负债的代价很小。

　　2003年，公约的葬礼

　　2005年10月14日，希拉克在巴黎欢迎施罗德Chesnot/Sipa

　　施罗德与希拉克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都很和睦。但在2003年9月，当两人在柏林碰面时，两人都有着同样的焦虑：作为欧洲两个最强大的经济体，他们却处于危机之中。与此同时，爱尔兰和西班牙发布强劲的增长报告和作为范例的公共账目，这两个国家不再遵守马斯特里赫特公约的标准，也就是著名的“稳定公约”：将欧元区国家公共财政赤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3%之内。同一天，施罗德向希拉克讲述自己的女儿在学法语，随后他把公约彻底埋葬：“我们应该支持而不应该遏制增长。这是整个欧洲的使命。”

　　希拉克内心狂喜。这是对他的回报。1995年，德国财长Theo Waigel曾把公约的想法告诉了Jean Arthuis(法国政治家，译者注)，随后传达给了法国财政部。这个想法很简单：制定一套游戏规则，防止那些预算上最不严格的国家“利用”他国的努力成果。

　　8年后，当听到施罗德批评公约时，希拉克狂喜，但他表现地很平静。对于那些还没搞明白情况的人，他让总理拉法兰几天后在TF1频道的电视新闻的直播采访中进行解释：“我的第一任务是创造就业，而不是运用会计方程式进行计算，也不是解决数学问题，让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满意。”法兰克福Kaiser街29号，欧洲央行总部，在36层，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被禁言。

　　在数月内，公约遭到所有政要的批评。就连当时的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也这么说：“公约太过于僵硬，显得很愚蠢。”2003年平安夜，顾问Ecofin决定不再行使“增长与稳定公约”。欧洲央行对不遵守公约的行为在欧洲法院进行申诉。几年后，判决下来，两头都不得罪。但恶果已经酿成。欧元区最大的两个国家也不再遵守公约……

　　圣－马洛的夏日，风起云涌……

　　2007年8月9日，星期四。几天来，让－克劳特·特里谢回到了位于圣－马洛（Saint-Malo）的家中。终于，他可以喘息一下了。在他深爱的Surcouf城，他感觉很好。作为高级公务员，他在城墙内购买了一套公寓，几年后他又迷上了一套别墅。他读着喜欢的诗歌（他很喜欢René Char的作品），他长时间地散步，任风吹拂着自己的头发。但这天清晨，7点半的时候，他接到了Francesco Papadia的一通电话。

　　这个意大利人是欧洲央行的几个支柱人物之一。他曾在意大利央行工作多年，欧元问世前不久才加入欧洲央行工作。Papadia是欧洲央行市场部常任主任。在市场部的工作中，他曾经遭遇金融市场的颠簸，但此时发生的，他从未见过：在他眼前，风暴正在形成。亚洲股市下滑10%，15%，20%……几个月来，股市一直在强烈震荡，但没有人对美国公司高管的高奖金所带来的影响有确切的想法。但直到那个时候，还只是一场股市的危机。

　　全新的情况——欧洲的银行之间不再借款。明确地说，金融体系失去了“源泉”。信任消失了。金融危机开始了。特里谢对这他那部信号不好的手机咒骂。他的网络连接也很糟糕。他需要尽快返回法兰克福。但从圣－马洛到法兰克福需要几个小时，而这是不可接受的。10点的时候，一场集合了欧元区所有央行管理者的电话会议开始了，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也正在度假。欧洲央行应该避免当下沉重的一击。

　　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特里谢主持了会议，随后一份三行的公告被发表：“欧洲中央银行认为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存在压力，欧洲央行会百分百签署提交的报价。”对于公众来说，这完全是空话。对于市场来说，这意味着欧洲央行会给各欧洲银行借贷所需的钱。前所未见的情况！在那天傍晚，50家银行向欧洲央行借款，确切的总金额：950亿欧元……然而所有这一切只是暂缓之计。

　　2010年，在努纳武特

　　努纳武特（Nunavuk）位于加拿大广袤的北部。

　　Giulio Tremonti发出了一声怒骂。2010年2月4日，这个星球已经被危机笼罩了一年，加拿大主办了G8和G20峰会。全球主要领导人很官方地讲述财政天堂，规范市场，提高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等等。但意大利经济部长Giulio Tremonti刚发现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德国财长，译者注）、让－克劳德·特里谢和其他一些人，如主持欧元区财长月会的让－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卢森堡总理，译者注），几个月来一直背着他进行秘密讨论。他们讨论的主题：欧元区发生巨大债务危机的风险。

　　同一天，在会议上，奥巴马的经济顾问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向欧洲人传达了美国人的忧虑。他们确信：市场已经准备对某些欧洲国家进行报复，这些国家任由他们的公共债务不断攀升。法国和德国承认，一年多以来他们就在共同应对这个问题，他们已经获得了相同的结论……事实上，这一天德法获得了胜利。几个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全会上，美国人在欧洲人面前卖弄学究，认为欧洲应该选择重新推动经济，而不是采取严格的经济政策。然而欧洲央行、法国人和德国人已经想好了“技术性退场方式”——这个粗俗的词汇指终止重振计划，显然计划能振兴国家经济，但会将财政赤字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年2月4日，Tremonti还惊愕地发现这个非正式的小团体私密地商量着应对“某个”欧元国可能破产的可行性措施。当然，他必然不高兴……

　　“事实上，欧洲央行与德法的讨论在2008年9月莱曼兄弟破产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法国前财长、如今萨科奇的主要经济顾问慕斯卡回忆说。但在2008年秋天，人们的焦点在银行。全球各地的国家政府正在拯救他们的国有银行，实施重振计划，大幅放松对预算赤字的控制，让社会保障制度充分运行。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资金支持……让人好奇的是，那些著名的传言让市场把那些被认为稳固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区别对待，这些国家的市场依然稳固。市场交易员逃离股市，转向其他金融投资，他们很高兴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政府们借钱，尤其当评级机构给这些政府打出了较高的评级。从雅典到都柏林，从巴黎到罗马，欧元区，暂时，坚不可摧……

　　2010， 在曼哈顿的一次晚宴

　　Richard B. Levine/Sipa

　　“嫩里脊牛肉”，这就是Monness, Crespi, Hardt & Co经纪人公司为2010年2月8号的晚宴准备的菜单。全球所有大型对冲基金都在场。更妙的是，在Donald Morgan拿起话筒时，他还在抽烟。这位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助理副主席前不久改行开始自己经商，目前是Brigade Capital的老板。他被认为是公共债务领域最好的专家之一。

　　在糟糕的时刻他让自己成为权威：不能再将欧元区看作一个稳固的整体，而应该对这些国家进行逐一分析。这并非一场阴谋。但所有人听后都点头。90年代初把英国银行搞垮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也被这样的言论吸引。他找到了为《金融时报》撰写的下一篇文章的主题。两周后，他发表了这篇文章：“对雅典方面的财政关注并不能解决欧元区未来的问题。”

　　2010年5月9日－－10日：一个价值7500亿欧元的夜晚

　　2010年5月7日，乔治·帕潘德里（GeorgesPapandréou）欧抵达欧洲峰会F. Lenoir/Reuters

　　2010年5月7日，日子很巧，这天正好是周五，可以避免第二天又是工作日——这天傍晚，布鲁塞尔的Justus Lipsius大楼内洋溢着极为沮丧的情绪。每个人都低着头：欧洲峰会的闭幕晚宴刚刚结束，没有人有心情去品尝芦笋或者巧克力蛋糕。这是一个灾难：欧元区内部正在破裂，欧元可能会消失。

　　尽管一周前，欧盟已经宣布了一个110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希腊再次处于无钱可付的状态。市场不再希望向它借钱，也不愿向葡萄牙或者西班牙借钱。特里谢做了一个几分钟的演讲：这不再只是希腊危机。这是整个欧元区的危机。为了平抑市场的恐慌，我们需要有创造力。尼古拉·萨科奇已经建议实施一个几百亿欧元的援助计划，并已经得到欧盟委员会的认可。但安吉拉·默克尔拒绝这个计划。对于德国人来说，相互负担风险是不可接受的。依旧是老生常谈。

　　在法国代表团的小会议厅里，挂着一张不合时宜的艾迪·巴克莱（Eddie Barclay，法国音乐人）和碧姬·芭杜(BrigitteBardot，法国电影女星，译者注)的照片。此时特里谢、萨科奇和默克尔正在密谈。其他人则显得很愤怒。出于礼貌，默克尔和萨科奇也请来了贝卢斯科尼和萨帕特罗，但只是几分钟的时间，为了向他们解释推行公共的财税政策的主意。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重点。零点30分，萨科奇不再反对向记者解释他那个被欧盟委员会认可的“雨伞”计划。贝卢斯科尼笑着说，这个计划是受了意大利的影响和启发。默克尔沉默地离开了布鲁塞尔。

　　5月9日，星期日，下午三点。欧盟委员以“餐前冷菜”的形式向讨论者发布了一份报告。内容与法国在周五提出的建议差不多。此时距离亚洲金融市场开盘还有9个小时，也就是说还有9个小时来拯救欧元。一场与时间的竞赛正在进行……就像在所有精彩的剧本中一样，每分钟都会是绝地反击。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身体感到不适，他被送往了布鲁塞尔的Saint-Luc诊所。德国内政部长Thomasde Maizière顶替了他的位子。但当默克尔打电话给他时，他正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森林散步。时间在流逝。

　　人们相互争吵着。部长们给他们各自的国家首脑发着短信。拉加德同时参与两场对话：她一边用黑莓和她的G8同僚们谈话，一边用iPhone与爱丽舍宫交谈，同时还要听着在Ecofin会议厅内人们所说的话。外交官通常让大声争执的同事冷静下来。英国人AlistairDarling是各部长们最后的一个参谋。工党在几天前输掉了大选。此时他不太清楚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人们都说德国央行主席Axel Weber最有可能接替特里谢成为下届欧洲央行主席，此时他正对这电话大声斥责，因为他刚听说一些欧洲人搞出了一个德国人无法接受的机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正在施加压力，希望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拨款总额，虽然很多欧洲人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但最近却希望它能出马。奥地利财长不抽烟，他与让－克劳德·容克呆在一个专为不能忍受烟味的人准备的小房间内进行密探。

　　“那一晚，没有人表现出私心”，拉加德回忆到，“我们有着相同的历史罗盘，它正疯狂地转动。然而我们27个国家，有着27种政治形态，27段国家历史。欧洲就是这么运运行着。”在凌晨1点45分，所有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欧洲各国，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拿出了一个7500亿欧元的援助。市场被感动了。这一次，欧元被拯救了。只是一年之后，作为最后希望的几次峰会过后，欧元依旧摇摇欲坠，援助资金从来都不够。统一货币的故事开始变得像一部从50层楼下坠的典型故事：至今从未安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