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哥战斗视频:朱健国炮轰鄢烈山：“公民写作”还是“贾府焦大”？

鄢烈山的“阿喀琉斯之踵” ——“公民写作”中的“焦大故事” 朱健国

1、告别“边缘”奔向“主流”

持 续数年的“向左转”，在猴年岁末疾剧加速，言路空前逼窄，人/权束之高阁，九州一片“新意/识形态”严寒，25年来罕见的“小冰河”确乎“文/革”还乡。 有人正在担心曾经“上了黑名单”的鄢烈山是否也将成为有关部门“传讯”、“失踪”的候选人，却忽然见到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新闻消息：鄢烈 山以杂文集《一个人的经典》独获本届“鲁迅文学奖”中的“杂文大奖”。心中不禁疑惑——传说“有关部门”多年“封杀” 鄢烈山，为何在肃杀百花时反放他一马，让他“征君”独得大奖？官/府真有了“花钱买批评”的“民主宽容”？是官/府一时犯糊涂评错了，还是装点“开明君 主”的政治需要招安一个杂文家做花瓶？ 不论如何，人们猜想一向宣称“是我所是，非我所非”的鄢烈山不会接受这个“弼马瘟”封号，至少不会乐意在这个百花纷谢，万马齐喑，同仁朋友一再被“传/ 讯”受难时接受官府颁发“帮闲奖”——谁能安心从鞭打自己同志的强人手中接过赏赐？四肢发达的运动健将尚有在纳粹举办奥运会时抵制不参加，不要奥林匹克金 奖的佳话，思接千载的一代杂文新锐岂能“奖不择时”？“巴蜀鬼才”魏明伦有一句名言极好：小说可以得政府奖，诗歌散文可以得政府奖，唯有杂文不可以得政府 奖——鲁迅说“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永不可改变，“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杂文是干什么的？老鼠设奖，会促进猫捉鼠？李 劼有文章回忆，施蟄存先生前些年就曾讽刺上海官府给他颁奖是颁错了人。布衣无力阻止官府评奖，但拒绝领奖的权利还是有的。清初帝王为诱奸天下文化人，曾隆 重评选“博学鸿儒”，但真正的大师大家皆一概坚辞不受。 不料，没几天四方传媒出现鄢烈山的“领奖辞”，还未到正式领奖，他已早备了新闻通稿“答记者问”，对此时此刻获奖先是“感到欣慰”，继而欢呼“中国进入人 /权盛世”：“现在，中国不再讳言人/权，不再拒绝‘人权对话’，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成了光明正大的词语。这种时代的巨大进步，是我的这本集子能获奖的 重要前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我们最该感到欣慰的。”（似乎他对当前盛行“传/讯”和“禁止悼/赵”毫无所知；似乎他对五十年前新中国宪法就写上了 “言论出/版自/由”却从未能实行毫无体验，似乎他对身边多名说真话的记者被赶出《南方周末》视而不见，似乎他对时下连“网络自由”都没有了毫无感觉；） 进而指责鲁迅是公民的对立面，疾呼告别“鲁迅风”，“将‘公民写作’的新概念引入杂文创作。不仅是杂文，别的写作，只要是个人的而非职务性的，应该都是 ‘公民写作’。” 一个杂文家的“领奖辞”，如此“谢主隆恩”，人们目瞪口呆：只需一个“奖”，就可以扭曲一个杂文家？原来如此！ “边缘鄢烈山”早已接住“主旋律”的“胡萝卜”，奋勇告别“边缘”奔“主流”，成为“主流鄢烈山”——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选择今日鄢烈山独获“杂文大 奖”实在是慧眼独具，“非常正确”——以告别“鲁迅风”来颁发“鲁迅文学奖”，正是设立“鲁迅文学奖”的宗旨——其钦定的“指导思想”说得明明白白—— “鲁迅文学奖评选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 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鼓励关注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坚持导向性、权威 性、公正性，坚持少而精、宁缺毋滥的原则，评选出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优秀作品。”——“鲁迅文学奖”不以“鲁迅风”精神为评奖标准，岂非咄咄怪事！

将鲁迅如此阉割，将今日杂文家如此异化，算不算是努力“提高执政能力”？

2、“贬鲁情结”与“公民写作”

比 一些报刊高明，《杂文选刊》2005年1月号（下半月）全文刊发了鄢烈山的“领奖辞”——《一个公民的杂文写作》。由此，人们可以全面而准确地体会鄢烈山 的“贬鲁情结”和“公民写作”。 鄢烈山为了证明他的“公民写作”比 “鲁迅风”更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大胆将鲁迅定位为“公民的对立面”——将鲁迅与“奴/才与驯服工具”、“优伶”、“蛊惑人心的阴谋家和只图 发泄仇恨的暴民”、“王者师”、“传教士”等量齐观为“公民”的对立面—— “我们先看与‘公民’相对应的是什么。最对应的是‘臣民’，向君主有所建白，也是战战兢兢的，首先想的是如何进言才‘得体’，所谓‘口将言而嗫嚅’。若用 特指，与‘公民’相对立的有四种人：一是奴才与驯服工具，在古代为奉旨骂人的阉奴与为帝王解闷的优伶，在当代为‘梁效’、‘罗思鼎’之流；二是蛊惑人心的 阴谋家和只图发泄仇恨的暴民；三是自以为高明的‘王者师’与‘传教士’，以教诲人为职掌；四是不甘心做奴隶的反抗者。鲁迅就是第四种人，意识到自己被压迫 者的地位，用‘奴隶的语言’来抗击压迫者，所以他自比为‘战士’，要打‘堑壕战’，用杂文作‘投枪’、‘匕首’，进行轫性的战斗。” 这一酷评不免让人替鲁迅鸣不平——鲁迅不是公民，但鲁迅也不会是公民的对立面吧？鲁迅的一生，无不有利于未来真正的公民社会。鲁迅深知，在伪公民社会，是 无法进行“公民写作”的，只有以“精神界的战士”之心态去战斗。尔既然要领“鲁迅文学奖”，却又说“鲁迅风”不如“公民写作”，“鲁迅过气了”——怎么就 不想想，伟大的鲁迅为何不愿运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公民写作”？

鄢 烈山认为是“时代不同”使鲁迅过时了：“他（鲁迅）的这种（鲁迅风）自我定位是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使然。今天的时代已从革命转到建设，应当怎样继承鲁迅的 风骨与风格呢？‘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激浊扬清，对‘假丑恶’绝不宽容和妥协，继承和发扬这种鲁迅精神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自我定位可以有所 不同，不必自认为奴隶，可以自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当家作主权利的人民的一员。”

这真是“老调子还没有唱完”——在还是“革命时代” 的延安时期，就有人宣布“鲁迅风”过时了，“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猛批“还是 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 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 懂。”“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 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就是这个“打着鲁迅旗帜”宣布“鲁迅风”过时的“讲话”，当年使坚持“鲁迅风”的王实味被“传讯”“失踪”，萧军、丁玲等被“整风”、“抢救”，后来使 55万知/识分子成为“右派”，使亿万人成为“专政对象”。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些人总是“打着鲁迅旗帜废鲁迅”。 已故杂文家牧惠2002年在为《杂文面面观》一书作序时愤慨地说：“在杂文理论方面，曾经一度有所谓‘新基调’的张扬。这种理论无非说，鲁迅那一套如今已 不合时宜，今天的杂文家应当以主人翁的地位歌颂新社会，应当与官府保持一致等等。严秀首先嗅出其中的异味，动员我出来对阵。于是我写了一本小册子《杂文杂 谈》，反对新基调。后来，严秀又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中撰写长文予以重击。” 想不到，被人们寄以厚望的鄢烈山在获“鲁迅文学奖”的“杂文大奖”时，竟然以“公民写作”的新瓶重装“讲话”和“新基调”精神，老调新弹。 时代的异同的关键是什么？是精神的自由度，是言论的自由度。今天与鲁迅当年真是“时代不同”？鲁迅当年的“言论自由”受制于国民党中宣部下“新闻检察 官”，我们今天的“新闻纪律”也时刻由中/宣/部“审读组”监视！而就社会专制机制的本质而言，今天与鲁迅时期仍在同一水平（储安平甚至说，国民党时代的 “言论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解放后”的“言论自由”是有无的问题）——“轨道外的思考者”朱学勤在《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一文中有警世之言：“对鲁 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 是鲁迅的年代。” “轨道外”即“体制外”。今日许多“身在体制内，心在体制外”的思想者都深感“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为何鄢烈山却与自己曾经批判过的“红太 阳”一样，要说“鲁迅风”过时了？强迫人“不仅是杂文，别的写作，只要是个人的而非职务性的，应该都是‘公民写作’。”甚至说在毛泽东奴役时代就有“公民 写作”：“ 邓拓、吴晗、廖沫沙1960年代写杂文，也是个人行为而非组织指派，他们就是以一个公民、一个党员的身份在写作”。这真是到了“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地步！ 一个人可以不喜欢“鲁迅风”，采用自己的新风格，但你不能说今天的时代不需要“鲁迅风”，“鲁迅过时了”，“我们的‘言论自由’已多于鲁迅时代”——百花 齐放，“鲁迅风”永远有它的生存权利。

3、鲁迅反对“捏刀管教育”的“公民写作”

“革 命”与“建设”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奴隶”与“公民”，岂能以“革命时代”、“建设时代”这种无法量化的标准来判别？1930年代的 国民党就高唱过“建设新生活”，谁能证明“建设时代”的人就都是公民？ “公民”只产生于“公民社会”和“公民时代”。“建设时代”也还并非“公民时代”。要判断“公民写作”是否优于“鲁迅风”，核心是弄清“公民”的准确涵 义。鄢烈山在“领奖辞”中没有解释他的“公民”标准，但我想，他不能否定国际通行的“公民”概念。 据新近翻译到中国的“公民理论专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 R．D．帕特南著，王列、赖海容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介绍—— “公民（citizen）最初按词义本身理解就是一个城市的居民，而不是今天的民族国家的成员身份或国民，因为古希腊时期的国家大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这 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小国家也叫城邦。公民身份体现着当地居民的自治，并以之与外邦人相区别。一般认为，公民是有资格参与公共政治的人。西方民主和人权观念都 是围绕公民权利的保障而设计和发展的。” 可见， “有资格参与公共政治的人”才是公民，这是公民的核心标志，只有具有这样实质的人才是公民，只有这样真正的公民才可能有真正的“公民写作”。如果明明生活 在什么都由强权和“紫禁城”来决定的社会制度下，却偏偏自欺欺人的自称是“公民”，要废除“鲁迅风”而进行“公民写作”，那结果是什么呢？文革时大叫“工 农当家作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而实际上呢，是“红太阳”的“最高指示”专政。 其实，鲁迅早已遭遇过要求“公民写作”的呼吁，但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为权势帮忙帮闲的“公民写作”教育——鲁迅早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 一期就发表《公民科歌》（署名阿二），辛辣地讽刺了刺刀下的“公民教育”和“公民写作”—— “何键将军捏刀管教育，说道学校里边应该添什么。首先叫作‘公民科’，不知这科教的是什么。但愿诸公勿性急，让我来编教科书，做个公民实在弗容易，大家切 莫耶耶乎。第一着，要能受，蛮如猪猡力如牛，杀了能吃活就做，瘟死还好熬熬油。第二着，先要磕头，先拜何大人，后拜孔阿丘，拜得不好就砍头，砍头之际莫讨 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头，这点天职应该尽。第三着，莫讲爱，自由结婚放洋屁，最好是做第十第廿姨太太，如果爹娘要钱化，几百几千可以卖，正了 风化又赚钱，这样好事还有吗？第四着，要听话，大人怎说你怎做。公民义务多得很，只有大人自己心里懂，但愿诸公切勿死守我的教科书，免得大人一不高兴便说 阿拉是反动。 （集外集拾遗，公民科歌）

从 国民党军阀、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在1930年代就向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议：“中小课程应增设公民科”，可见关于“公民社会”、“公民写作”的呼吁“古 已有之”，只是鲁迅从来就对这种假民主的伪公民社会深恶痛绝。 鲁迅认为在“要听话，大人怎说你怎做，公民义务多得很”时代，是不可能真正当公民的，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有什么“公民写作”。鄢烈山却以为“我欲仁斯仁至 矣”，不说“公民写作”首先要求社会真正有宪政而非训政，不说“公民写作”的首要条件是先有真正的公民社会制度与真正的公民权利，而是说“公民写作”取决 于个人心态的自我定位，“可以自认为公民”—— “‘公民写作’要求作者有自由的心态、平等的观念以及法治、人权、宪/政等现代意识，清醒地体认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依法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参与 国家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可以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又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公民写作’对于杂文作者来讲，既是一种‘个人化写作’，又是一种 ‘社会性写作’。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与消费主义时代的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区别开来，既不做封建专/制主义的附庸，也不为人欲横流的时尚所裹挟。” 鄢烈山明知自己的写作在高度“自律”的“表达技巧”进行后，仍然要被阉割才能发表，却依然如此“心存魏阙”，从“山林文学”升级为“廊庙文学”，力倡“训 政时代”的“公民写作”，将真正建设公共空间的“平民写作”、“启蒙”、“知识分子写作”通通打倒，说什么：“我认为‘公民写作’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它没 有‘平民写作’的自我标榜意味和民粹主义嫌疑，也没有‘启蒙’、‘知识分子写作’的自命不凡和精英主义嫌疑，它是一面鲜艳又朴素，人人扛得动，狂风吹不倒 的旗帜。”

鄢烈山以“中国不再讳言人/权，不再拒绝‘人/权对话’，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成了光明正大的词语”证明今日中国已达“人/权盛世”，但鲁迅早已对“人/ 权盛世论”投过一匕首：1929年至1930年，国民党因为出版了《人/权论集》等人/权法规，大叫中国开始了“人/权盛世”。鲁迅愤而撰写《王道诗话》 说：“‘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 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 这弦外之音是，中国大叫“人/权盛世”时实际上多是“政府权盛世”的年代。 鲁迅因之慨叹：“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诗曰：文化班头博士衔，人/ 权抛却说王权，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伪自由书》　王道诗话） 中国的人权是否进步了，不能以一个人受到优待来判别。如果鄢烈山仅仅以自己经过检查官删节的杂文集获大奖，不顾其时有许多思想者在被“传讯”、“失踪”， 就判定中国人/权已有“这种时代的巨大进步”，“这是我们最该感到欣慰的”，未免太自私了一点吧？ 鲁迅曾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上说过：“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 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而已 集》“公理”之所在） 岂料六十八年后，又有一个广州杂文家鄢烈山以“公民写作”判定“鲁迅风”“不必看了”。 好在许多人赞同“轨道外的思考者”朱学勤的话：“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 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4、今天的焦大

看 《红楼梦》，焦大是一个颇有激情的人，曾给许多人以痛快——在贾府这个连林妹妹也“不敢多走一步路”的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却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 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整个贾府“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 其实焦大的骂，虽然在反腐败，但也只是“体制内思维”，“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鲁迅语）。所以焦大虽 然让贾府“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但教训过一次后，贾政大约念及焦大的骂还是“体制内思维”，便既往不咎，分咐宽待安抚焦大，给了好些 实惠。而焦大的骂，因始终囿于“体制内思维”，既不可能真正促进贾府如两个石狮子那样干净，也不可能保护自己什么时候不再被“塞一嘴马粪”。 鲁迅因此联系现实——“民国时的焦大们”个个好运，感叹民国时“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 如果鲁迅活到今天，是否会说一些以“公/民写作”坚持“体/制内思维”的杂文家也不过是焦大？虽然有些“酒后骂”让人们一时共鸣，但终究是于国于民并无什 么实益。 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主将阿喀琉斯是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儿子。他出生后，他母亲每晚捏着他的脚后跟（踵）把他放在天火里锻炼，令他刀枪不入，唯有脚后跟未沾天 火。后来阿喀琉斯终因踵部中箭丧生。曾几何时，鄢烈山也算得一代杂文新锐先锋，但因有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鄢烈山一再对我说他“不赞成‘体制外思维’”，他相信“体制内思维”的作用更大——最终竟难免沿着“贾府的焦大”之路前进，成为发扬“讲话”“新基 调”的“公民写作”“领头羊”。 张艺谋从拍《活着》到摄《英雄》，从揭露极/权到歌颂暴/政；李敖从反对蒋介石专制到迎合大陆独/裁，鄢烈山从批判毛/泽/东到倡导刺刀下的“公/民写 作”，中国文化界正在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异化、大分化的犬儒化浪潮。 嗟呼，大浪淘沙，英雄到老变焦大！

5、反省再三

20年前与鄢烈 山结交时，相约要做“诤友”，但在“20年友谊大庆”之日，写下这样一篇尖锐酷评，让沉浸在“得大奖乐”中洋洋自得的鄢烈山忽然兜头一盆冷水，是否在嫉妒 朋友获奖？是否有失厚道？这“诤友”太诤了吧？ 反省再三。自从十多年前仿李贽“辞官入寺”，放弃“科级乌纱”，从“体制内”南下“体制外”，“息影山林”，我就对一切官府大奖“敬而远之”，近几年当 “赞助者”、官员与“小杂文”纷纷获“鲁奖”，丑闻不断时，更是唯有一笑——嫉妒之说实在没有来源。至于是否“有失厚道”，这一点倒无法定论。以我近来推 崇的“共生主义”而想，“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皆有长短，皆有生存之“人权”，只不过，双方各应有度，不可超界过量——如若以“体制内思维”领 “鲁迅文学奖”，实在是玩笑开大了，过界过量了。鲁迅早预料：“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 非蜂起，既以自眩，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忆韦素园君》）以“体制内思维”的“公民写作”获“鲁迅奖”， 岂非“谬托知己”？更有甚者，既借鲁迅名设奖，又宣布“鲁迅过时了”，如此“得了便宜唱雅调”，如此有害共生，能不挺身而出仿鲁迅呐喊一声？ 据说鲁迅是不太厚道的，我是否可以一学？ 乱世用重典，怪病用猛药。若此尖锐酷评能让“一念之差”的鄢烈山有所反思，“康复鄢烈山”，即便我因此文得多少恶名，也算是“不虚此行”吧。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定然也难免有什么病态，鄢烈山，“请向我开炮！”

2005年2 月 14 日初稿，16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