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沙里奈爱情电影网:民间修家谱热调查：修谱续谱之风在各地悄悄兴起

2011年04月22日08:35 来源：《山西晚报》

修谱、续谱之风，近年在各地悄悄兴起。但由于没有相应机构去指导、服务和管理，这波潮流中参与人数、修成和正在修撰的谱册数究竟有多少，体例是否科学、内容是否可信，总体情况我们一无所知。
历史上曾有谱局这样的机构；现在各地修谱主要靠参阅别家和自己琢磨。
家谱和族谱是庶民自己的历史。谱牒在国家史乘中的重要地位早在1984年就重新得到国家确认，但至今还有许多修谱人是在“悄悄地战斗”，认为不宜宣扬。
以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代表的集体生产模式解体后，农村宗族意识得以复苏。近十多年，由于农村地区“村集体”躯壳化、主业凋敝、人员流散，而村民其他收入尚可，加之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一批农村文化人集中退休，各地续谱、修谱、收族之举蔚然成风。
相比徽浙闽粤等地，中国北方是“文革”中谱牒资料损毁最严重的区域。而今，这些地方的修谱热情似乎迎来复苏性增长。
不论在省城太原，还是各地市的偏僻村庄，只要问“你认识的人里谁在掇弄修家谱”，一般来说，问到10个，就有5个会告诉你：他就认识这样的人。山西省社科院谱牒中心的编辑张晨说，据他多年接触，这是一群以农村教师、医生、村书记、回乡干部等农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个庞大群体。而以他们为主联系起来的，则是上至教授、官员，下至宗族长者、老板大款、各类修谱热衷者的一个横跨城乡大网络。
那么，我们可以随机找几个这样的修谱人，听听他们的故事。
“心里知道祖宗不能扔”
李应方是武乡县墨镫、监漳等地李氏族谱的一个主要收集、调查和修撰人，而他的正式身份则是退下来的吴村村支书。
“‘文革’闹得最凶的1966、1967年，我正是20岁的后生，你想想，那我肯定得是在打砸旧东西抄家整人的这个队伍里呀！”李应方从毁家谱的时代说起他是怎么开始修家谱的。
“我在这个队伍里还是个骨干，而且有两个小兄弟跟我个人关系很好，这为我‘偷’家谱提供了方便。”李应方说，吴村的一套李氏旧谱，就是他从抄没物品中偷出来的。
“那时从村里地主富农家抄出许多东西，都堆在一个大家里，造反的人，有人偷拿人家的金银首饰，有人偷麻将，我就注意到一堆毛纸，翻开看，是李家的族谱。”
“我对这个东西从小就有感情。世世代代，祖宗们已经死了，他们只给我们留下这些个名字，这有什么妨碍别人的吗？我觉得这不能丢，就起心要把它偷出来。”
“有一天黑夜，我把这几卷纸揣出来，又不敢弄回家，就想起大队的大戏箱了。古装戏早就不唱了，行头也不用了，戏箱基本没人动。我就打开一只戏箱，找到最宽大的包文正蟒袍当包袱，把族谱裹在龙袍中间。隔了些时候，运动不那么紧了，我悄悄找到村里当保管的那个小兄弟，让他们打开戏箱。我摸了摸，还在，我就偷偷拿回了家，一直藏到现在。”李应方说。
“你参加了‘文革’，我好奇怪，你的思想就没有受那时的政治影响吗？家谱应该是典型的‘封建残余’。”记者问。“我表面上也跟他们嚎哄，但自己心里一直有个对错判断。知道祖宗不能扔。”李应方回答。“文革”结束，李应方已经开始留意寻访他们这一支李姓的世系关系和总体分布情况，但更多的同宗后人找他联络、参与到这个事情中来，还是近六七年的事。“原来把大伙拢在一起的组织这几十年都名存实亡了，人们都从心里需要一个能凝聚起大家的东西，就是找一条总根，找一个归依感。”李应方表示。
约在4年前，李应方认识了县人大的李云生。李云生参加过县志的编写，也是很早就开始搜访李氏一族谱牒资料，而且，他和李应方是同一个祖上。
再后来，当时的山西省人大副主任李玉臻也热情支持这个事——他也出自这一宗族。
这些年，李应方几乎跑遍了武乡、襄垣、榆社、黎城4县的以李姓为主的村子，他吃惊地发现，他的这个“李”已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村庄和人群集群，主要支派就有大几十个村庄。李应方告诉我们，绝大部分村庄都有像他一样对本族本宗源流感兴趣的人，这些人和他攀谈，热忱提供帮助。
根据残存的旧谱，这一支李姓人最早居住在黎城，宋代迁武乡墨镫，现在已广布周边各县。李应方根据自己抢救出的本村族谱，上溯迁出地，旁及别支，编印出了一大册李氏族谱。这个族谱去年在黎城县的李氏祖居地发放，各村争相收藏。
20年主修4套家谱
82岁的徐德富原任山阴县建设局副局长，1992年退休后，主修过4套家谱。除了自己的徐家，还为解家、杨家、兰家考证、撰写。
徐德富说：“族乱则国乱”。他编写的这几部谱书里似乎也在印证这种说法，这些姓氏的族人已经连始迁祖名讳、后代世系都失去明确记载。徐德富说，解放前，像别处一样，这里大部分家族都有家谱资料；之后二十多年中这些东西差不多全部被毁。
建国以后不仅禁毁谱牒资料，人们连想一下追寻同宗同族人的想法，都会自觉感到这个想法很“可怕”。但近年，这些几近一无所有的家族和村庄，差不多同时想到，本族也要修谱。
徐德富考证、编纂徐氏和解氏的家谱，已没有旧谱可依。他在《徐氏宗谱》前言中说道：“全宗‘老庸’，现已全部被毁……只能靠现代人的口头传记和大方位的历史考证来完成。”这一谱中采取的即是主要靠当代人往前追忆的材料，连五代都不能普遍溯及。同样，解家庄村解氏之先，也只剩一些传说。徐德富依靠祖茔形貌、被砌进猪圈、井台、水渠中的残碑断石，为本支解氏梳理出一个大致脉络。
这样的“断代谱”也可看作一个乱离时代的实录。新谱编成，已经和传统谱牒有着迥异的面目。
徐德富说，他近20年修谱，理念已与时俱进，爱宗爱国，响应号召，用积极的、好的东西教育后人。他编的宗谱中对土改打死人、“文革”夺权、村民内斗采取回避方针。
爷爷修谱他续谱
山西中医学院的辛存寿是个幸运的人。他老家原平市上院村的辛氏族谱从未失散，而且就保存在他家里。他从2002年开始和族人筹议续谱，8年后终告完成。
辛存寿的祖父参与了上一次修谱，因为没文化，只能做一些辅助工作。辛存寿是大学老师，他这一次做了本族族谱的主编。辛存寿说，做完这件事，多会儿想起来都自觉可以无愧于先祖和故乡了。
在《原平上院辛氏族谱》后记中，辛存寿引用了关于杜鲁门总统的一则轶事：有记者问杜鲁门的母亲说，你为有一个做总统的儿子自豪吗？老太太回答：“当然，但我还有一个在农场种土豆的儿子，我同样为他感到自豪。”辛存寿力求在新续族谱中体现同族平等的意识，避免旧族谱常见的弊病。
辛存寿还在新的族谱中创设了多项极具史料价值的新增项：请同村的外姓嘉宾参与续谱，并附简略的同时代、同村中其他姓氏谱系，使同代人可互相印证。特为上世纪住过上院村的知青辟出一小节，列出了50多个知青的名单和来、去年月，记录这段特殊历史。试行“双血亲”式叙谱法，对本族女性从哪村哪家嫁过来，或嫁往何村何人，并附有对方男性所在他们族谱中的行辈、页码数，使数十年婚嫁网络可互相参证。专列一表，列出1940年入谱的人，到本次修谱时仍然健在者，共166人。绘制本村村庄地图和田亩地图，以备地名变迁后对照。收集了作者所处年代仍存活的本村方言俗语、节令习俗等民俗资料，将族谱放置在了一个立体可感的鲜活环境中。
最细致的，是辛存寿让编篡者收集了入谱族人的“所有名字”，这个看似“多事”的做法，在像原平这样的晋北地区，其实意义非凡——
辛存寿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2008年，续谱小组统计自上次修谱到现在还健在的人，按岁龄来算，1927年出生的辛命小算一个。但检查了好几遍，上一次的谱上也没有“命小”这个名字。人们再问命小老汉还有没有其他名字，命小告人们，他大名叫“世云”，但是，“世云”也没有。人们于是再问命小他父亲叫什么，命小告诉修撰者，叫如祥。大家再查族谱，“如祥”也没有！
辛存寿知道这里头肯定是有个地方有差池了。他根据命小老汉的叔伯一代，推知他应该在谱上的位置；然后再细问他的母亲姓氏、祖母姓氏，而后和他应在位置的前代人一一对照，终于搞清：他就是原谱上的“辛耀禄”，而他父亲在谱上的名字叫“辛维新”。
古人有的小名或诨名叫一辈子，大名仅用在学堂或婚帖上，但修谱时一定要取一个很雅训的名字——不一定就是大名。而这个“谱名”很可能一生中只用这一次，而后谁也不这么叫，他本人都忘了，甚至本人连知道都不知道。
辛存寿要求在新谱上列出其人的全部名字。他说，“文革”及其后，村人重名极多，像“建军、永红、卫东”之类，若不加其他标识，数十年之后人们可能根本就搞不清谱上的某个人到底是谁。搞不清所指，也就失去了谱的意义。
辛存寿说，那次调查后第二年，命小老汉就去世了。“如果再晚一点，这个人就真成了一个谜啊！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劳作了一辈子，死后如果连一个半厘米长的符号都不容他留下，这将是多么可悲的事。”
“谱学”一直是在历史上名声不怎么好的一个学问，1950年“土改”以后更被作为封资修的“黑货”全面禁毁。它是怎么在这些年苏醒过来的？又和汉魏谱学、欧苏体例有了什么不同？记者在采访具体修谱人时已经注意探寻这种复兴的轨迹，嗣后又就此采访了省社科院谱牒部主任王利亚。
修谱无关盛世
在采访中，省社科院谱牒部王利亚主任和山阴县徐德富先生都多次评价这一波修谱之风，称其为“盛世修谱”。但襄垣县参与收集李姓旧谱的一个老木匠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许多中老年人热心修谱，都是看到原来挺好的村庄现在人口外流，人心涣散，同乡不相顾，同宗不相亲，没有凝聚力，才起心修谱的，和“盛世”没啥关系。“我知道好多今天还能见到的家谱都是同光年间和民国时修的，可那时不是盛世。”木匠李春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中生，平时也喜欢读书。
武乡县吴村的前支书李应方则告诉记者，他这一支李氏最近一次大续谱，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在西营镇进行的。这一年，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并宣布称帝，国内处在倒袁前夕，风云激荡，也不是盛世。
记者参阅的一份广东省公藏家谱统计表明：在其收藏的949种旧家谱中，道光以后及民国期间修纂的就占921种，几乎全是“乱世”所修；而康熙至嘉庆的所谓“盛世”只有28种。
李春和的看法是，除了国家禁绝和确实是战乱期间聚不起人，什么时候修谱的都有。大家感到人心涣散，一片茫然，农村人失去精神支柱时，借修谱“联宗”“收族”，抱团取暖，得到一点归属感和安全感，才是更普遍的情况。
自1950年至“文革”结束，是全国各地家谱资料遭到灾难性毁灭的26年。著名的例子有：1955秋，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老先生得到情报，6个人在上海造厂化浆池边奋战11天，抢救族谱5800种47000余册，总重2000斤。1973年，曲阜文管委在向上级汇报材料中，透露他们已知造反者卖掉谱牒资料32232本，10778斤。而在乡间采访中，记者还得知群众对当时禁毁谱牒的另一种认识：不斩断人们的乡情亲情，各种残酷斗争就开展不起来。因为几乎所有的“地富”等人员都和其他人一样是属于一个家族里的亲人，他们不是“造反派”的亲大爷，就是某个打手的堂伯堂叔。因此，没收焚毁家谱，泯灭传统亲族观念，成为上面的重要指令。
吴村当时的“造反派”头头李某，就是“富农”李江锁的儿媳妇的外甥女婿，每次批斗完，到了田间，李江锁都要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造反者”几句，亲戚相斗，周围人乐得哈哈大笑。
1984 谱学的转折之年
家谱具有巨大的民族史料价值，这早在清末就已经得到章学诚、梁启超等史学巨擘的肯定。此后，胡适、潘光旦、顾廷龙等学界名人也非常看重谱牒的价值。顺着这条线，“不正常的年代”结束不久后的1979年，就有学者在《图书馆学通讯》中呼吁重视谱牒，紧接着类似呼吁收藏、呼吁整理研究的学术文章不断发表。1984年11月，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和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开始承认“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里面蕴藏着“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有“重要学术价值”。
家谱和地方志、正史一直被称为历史学的“三根支柱”。正史主要内容是“帝王家谱”，家谱是平民史册，地方志介于两者之间，它们正好互为补充。而对于晚近兴起的移民史、遗传学、优生学、民俗学等学科，家谱资料就成为它们不能忽视的最主要“原材料”。
奇怪的是，这些信息事实上却并未在社会上得到公开传播。直至今天，距1984二十多年后，许多人还认为“弄家谱”是个“悄悄干，没人管，但也不宜公开张扬”的事，绝大部分人认为现在可以重修家谱是因为“国家管制得松了”，言外之意像是他们正在钻空子。
而在地方政府层面，公开编写某些姓氏谱牒已经趋于功利化。比如，编《太原王氏》，起因是为了缅、泰华侨的热烈需求，编汾阳郭氏资料是为了郭台铭和富士康，编襄垣连姓宗谱是为了连战来访。上月河南新郑在中央某大报上登整版“黄帝公祭大典”消息，下面排的是29个本地招商项目……
对于民间出于最朴素的尊祖敬宗、报本传信感情需要的修谱续谱活动，却没有任何机构提供凡例指导和资料帮助，以致近年新修谱牒质量参差不齐，体例千奇百怪。
1984年，既是谱学的“春天”，也是谱学走向纷乱与怪诞，甚至变味的一个分水岭。
普遍宽容不够严肃慎重
近二十年尤其是2000年后的近十年中，民间新修族谱大量出版。山西省社科院谱牒部新收的谱牒为上百部。仍以广东为例，该省公藏的1990年以后新修谱牒已经达1000种。而且事实上，民间修纂印制完毕而没有被图书机构收藏的谱牒，还要远远大于他们已藏数量。
据记者随机抽样观察，新修族谱普遍体现出时代进步后的新观念：妇女填名入谱。对兼祧、入继、入赘、改嫁、非婚生子嗣等现象基本全部放弃了传统“义例”中的严厉规定，普遍宽容。由于印刷条件改善，出版成本降低，人物小传内容较旧时丰富，然而写作水平普遍大不如古代。改变了古时“生不立传”的传统，给活人也开始写简历，不及古人审慎。旧时谱牒中的通病得到矫正：新谱很少再刻意攀附名贤乱认祖宗，很少再刻意追求“源远流长”而去伪造部分世系，基本不再有各宗之间因大小宗、因外姓子嗣的“名分”、因族产祀田归属争得你死我活的现象。
但许多缺陷也非常明显。新修族谱基本摆脱了宗法意识，却有很多又成为招商引资、开办旅游项目的附庸，有的成为少数族人炫耀资本的产物。在文字上，浅陋粗疏的文风随处可见，如某家谱里学旧谱凡例，也有“赞”一首，它的赞却是“……族人添资又出力，人人欢喜都满意。家庭校园抓教育，遵纪守法要牢记……”
山西省社科院谱牒部主任王利亚认为，现在有些新修出的族谱文字可笑，体例乖张，这和修谱活动中断数十年，修谱人不谙谱例，学识素养较低，又不如古人严肃慎重有关。她认为国家应该拟订一些指导意见去指导这些活动，为他们提供服务；否则修出许多质量低劣的族谱来，不但是人力财力上的极大浪费，还会误导更多阅读和使用这些谱牒资料的人。3、4版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李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