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ya 爱与伤害在线:散散心，远比散散步更重要

散散心，远比散散步更重要  

 
    印伽挑夫挑着担子上山，来到半山腰，脸无倦意，精力充沛，但他坐在半山腰休息。路人经过说：“天色已黑，你怎么还不快赶路？” 印伽挑夫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意，我走得太急，正在等待我的灵魂。”
 
    这是一则很有“禅”意的故事。我们每天从早上鸡叫，忙到晚上鬼叫，忙得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没有时间来思想。我们好像是一个被抽动的陀螺，一旦停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们一个个好像穿上了红舞鞋，旋转得再也停不下来，不能自已；不是不觉悟，是不能解放，不能解脱与放下。英国领导学专家约翰.阿代尔在他的《战略领导》一书中提出：“当善良的人背负太多他人的命运时，他们需要极大的勇气让自己放下手中的工作放松一下，因为只有休息可以使他们忙乱的思绪得以清醒。”
 
    记得有一部美国动画片叫《汽车总动员》，里面有一句台词，发人深省。这句台词是由一辆拟人化的汽车说出来的：“我们每天在高速公路上来去匆匆，却从来没有留意过路边美好的景物。”难道人生就是为了这样，匆匆忙忙，赶来赶去，辛苦劳累，来不及感觉，顾不上体验，没有回味，没有小憩 ？
生活，生活，生出活来；生意，生意，生出意思来；味道，味道，知其味，而又知其道；我们不能只知其味，不知其道。春耕秋收，忙碌之余，不妨放下脚步，放缓节奏，平添几分闲情逸致。青山绿水不需要拥有，只要有一种好心情，便可以享有。
 
    有一次，因我学员邀请，来到天台山，晚饭后我出去散步，天籁人静，只有潺潺泉水声和风吹树叶的婆娑声。我觉得：散散心，远比散散步更重要。几年前，去台湾公务员培训中心，当时，最受欢迎的课程，其中有“耕心”、“灵修”。实在是因为“先做人，后做事”、“先处理心情，后处理事情”已经成为世人的共识。
 
    时间管理上的艾森豪威尔原则将时间上的“紧要”和“不紧要”作为一个坐标，将事情上的“重要”和“不重要”作为另一个坐标。第一，对于既不紧要又不重要的事，我们没有做到弃之不顾，怕漏了什么；第二，对于紧要而不重要的事，我们没有做到委派别人去代劳；第三，对于紧要而又重要的事，我们天天在忙活，天天在救火，结果总是弄得很忙乱；第四，对于不紧要而又重要的事，因为不紧要而总是排不上议事日程，殊不知这恰恰是中长期的战略性的事情，却永远被我们所忽视，结果是舍本求末，顾小不顾大，顾近不顾远，忘记了“宁静致远，淡泊明志”。
 
    记得有一位大家写了一本书，其中一连讲了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指着长江江面，只见千帆如织，往来如梭。乾隆问手下大臣：你们看到了什么？一位大臣回答说：陛下，我只看到两艘船，一艘是“名”，一艘是“利”。讲到这里，话锋一转，引出第二个故事：有一个人在马路上寻找丢失的东西，寻寻觅觅，来来往往，忙忙碌碌，他在寻找。一大群路人在路边猜测：他在寻找什么？这个时候，一位智者来了，于是，路人就请教这位智者：他在寻找什么？智者回答了一句话，原文是用英文写的：“lost  one’s  breath”, 直译是，他正在丢失自己的呼吸。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在到处寻找和索取时，其实恰恰正在丢失；精、气、神散了，生命正在被无谓地消耗。讲到这里，作者点明：“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人在商场，身不由己，被世俗化，被市俗化，被异化，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难能可贵的是保持了一颗童心，一颗本来的心，一颗本然的心。
 
    人生最大的悲剧是：忙忙碌碌追求了一辈子，到头来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彼得德鲁克告诫说：在没有弄清成功对于个人或者组织的含义之前，讨论领导力毫无意义。
 
    记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对我们曾经有过多么重要的影响，首先是因为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脍炙人口的名言：“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到那时候，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一生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南怀瑾曾经幽默诙谐地说：一个人莫名其妙地生来，无可奈何地活着，不知所以然地死去。他说，他年轻时有人请他演讲，出了个演讲题“人生以什么为目的？”，南怀瑾说，演讲题的问题本身已经包含了问题的答案：“人生以人生为目的”。
 
    每个人对人生都会有不自觉、无意识的时候。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小说《血色浪漫》中有一个片断段讲的是，北京部队大院的军人子弟出生的知青，插队落户到陜北，他们与当地的一位憨厚老实的年轻人憨娃开玩笑说：“憨娃，你一年到头放羊图啥？”憨娃说：“挣钱”，知青又问：“挣钱图啥？”憨娃说：“挣钱娶媳妇，”知青再问：“娶媳妇图啥？”憨娃说：“娶媳妇生娃，”知青接着问：“生娃图啥？”憨娃回答说：“生娃放羊”，一个圈子又拐回来了。但是，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场合，人们又不甘于这样的现状：“我为什么而活着？”“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要什么？”“我是谁？”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的人们，可以说是从小就充满着理想、信念和追求。他们在中小学时代就开始了投身于“大炼钢铁，捡废铜烂铁”、“消灭四害：消灭苍蝇、蚊子、老鼠，消灭麻雀”，“学雷锋，做好人好事”，例如，到桥头上去帮助推车，收集废纸，卖了作班费，班级里还有专门记载好人好事的本子。人们除了学习《毛泽东选集》和读《雷锋日记》，人们还喜欢读一些思想修养方面的书，例如，《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还写成读书笔记，那时的人们还有记日记的习惯。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世界大事，关心时事政治，不但天天读报，定期听时政报告，还把它们出成墙报，搞时政知识比赛，关心“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信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以天下为己任，任重而道远。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六七十年代，人们心中只有天下国家，完全没有自己，“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后来，毛泽东主席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大有作为的”，于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是真心诚意的。
 
    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恢复高考，使他们有机会进入大学，他们万分珍惜，争分夺秒地抓紧学习，也许，这时他们才真正懂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重要，正如《大学》所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以说，他们有大我而无小我，有真我而追求无我，但自我意识却是薄弱的。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知道自己是一头只知耕耘，不求收获的老黄牛，或者是一头“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奶牛，鲁迅先生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们人生的写照。今天，他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客观存在的我”是“实然的我”.，我期望的理想的我是“应然的我”, 从“实然的我”到“应然的我”，这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解放，解脱和放下，只有解放自己，才能解放众人；只有渡己才能渡人；不能自渡，何以渡人；人若不能自渡，任何人也渡不了他。以人为本，还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善待自己，才能善待他人。
 
    我们要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的“愿景”和“使命”，什么是愿景？愿景就是：来自我内心深处的追求；内心意愿的表达；未来的蓝图；我期望成为什么样子。愿景回答的是：“我要什么” “我是谁”。 使命就是：我的承担、我的责任和义务。使命回答的是：“我为什么而活着？”“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人生就在做两件事，做梦和圆梦，没有梦想的人生是悲哀的人生。一般而言，人们都希望自己日臻完美，都希望从优秀到卓越，
 
    我们都看过《泰坦尼克号》。在课堂上，我们曾经模拟过这样的情景：在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我心依旧》的背景音乐声中泰坦尼克号正在下沉，我们将要离别这个世界。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你是从容、宁静、平和，还是恐惧、惊慌、不安？恐怕我们大多数的心情属于后者。其实我们未必是害怕死亡，之所以害怕，是因为有太多的事情未了，有太多的牵挂，有太多的无法割舍。虽然现在我们不在泰坦尼克号上，虽然我们一辈子也不会面临这样的悲剧，但是，我们终有一天会告别这个世界。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如何坦然地去面对？
 
   《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知道自己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地，人生的境界，才能志有定向，才能心不妄动，才能随处而安，才能虑事精详，才能得到自己想要到达的目的地，即人生的境界。苏格拉底说，“认识自己”，亚里士多德说，“控制自己”，耶稣说，“给自己”。
 
    我们要站在人生的终端看来路，“多一点圆满，少一点遗憾”。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只能做一点身边的力所能及的事情，正是这样的一份心意，造就了我们“平凡中的伟大，普通中的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