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袁隆平——角力水稻亩产世界记录

                                                      蒋昕捷 2012-01-12 

       对公众来说，袁隆平是中国粮食安全的一个符号，而对于有梦想的科学家来说，袁隆平则是一个不可逾越，却又总想试图超越的标杆。

       云南出了个“袁隆平”

       在离2012年还有5天的时候，此前默默无闻的李开斌荣获了“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称号。

       这一天，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他不仅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还跟温家宝总理握了手。遗憾的是，他没能见到同样入选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这一天是2011年12月26日。

        在过去的4个月里，李开斌，这位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农科所水稻站站长声名鹊起。因为单从数字上看，他选育的水稻品种在亩产量上超过了袁隆平。

袁隆平提出了超级稻的构想和实现路径，但最终还要靠这些“挑战者”去因地制宜实现梦想。 （东方IC/图）

       2011年9月18日，经农业部验收组认定，袁隆平指导的“Y两优2号”超级杂交稻百亩平均亩产926.6公斤。新华社称这是袁隆平团队耗时7年首次突破900公斤大关，《湖南日报》则称其打破了水稻大面积亩产的世界纪录。

       然而，仅4天后，《云南日报》头版援引云南省农业厅的消息称，由李开斌育成的“楚粳28号”2011年百亩片平均亩产达977.07公斤，且该品种百亩平均亩产已连续3年突破950公斤。

       在这个当口传来的消息似乎有些“挑战”权威的意味。云南当地媒体很快把李开斌奉为“云南袁隆平”，一则报道的副标题称其产量“成功赶超袁隆平”。

        “亩产数字是真实的，但两个数字不能简单对比。”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李开斌谨慎地选择措辞，“袁隆平先生是杂交稻创始人，就解决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民温饱问题来说，他的贡献之大有目共睹。”

       袁隆平就是这样一把尺子。对公众来说，袁隆平是中国粮食安全的一个符号，而对于有梦想的科学家来说，袁隆平则是一个不可逾越，却又总想试图超越的标杆。

因为选育的“楚粳28号”在亩产量上超过了袁隆平，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农科所水稻站站长李开斌被奉为“云南袁隆平”。 （受访者/供图）

       谁创造了水稻亩产最高纪录？

       李开斌并不是唯一一位“挑战者”。

       2011年9月24日，即袁隆平团队“926.6公斤”的成就公开后不久，福建省农科院宣布，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研究团队在云南省永胜县期纳镇文凤村培育的“宜优673”水稻百亩示范片经测产验收，平均亩产达1005.85公斤。

       10月10日，昆明市农业局宣布，在该市嵩明县种植的112亩水稻“云光109”通过了农业部验收，平均亩产达到970公斤。

       节节攀升的数字收获的并不都是赞美。一场关于水稻亩产世界纪录的“暗战”早在此之前就打响了。

       2011年9月22日，一位名为“巴里时评”的网友在搜索水稻亩产世界纪录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

       2006年9月7日新华社电文称，世界水稻亩产的最新纪录在云南省永胜县涛源乡诞生，以长江学者万建民教授为首的课题组选育的“协优107”经过精确定量栽培技术，亩产达1287公斤。

       四年后的2010年9月22日，《云南日报》报道称由李开斌育成的“楚粳28号”，当年在弥渡县寅街镇头邑村大面积推广种植获得高产，其百亩水稻示范方平均亩产达1002.11公斤，刷新了此前百亩平均亩产988.77公斤的世界纪录。

       这些纪录全部发生在袁隆平团队“926.6公斤”水稻大面积亩产世界纪录之前。

       “对比这三个世界纪录，我发现2006年的比2010年高，2010年又比2011年高。”“巴里时评”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世界纪录难道没有标准吗？为什么越创越低？”

       “巴里时评”这篇题为《谁创造了水稻亩产最高纪录？》的博文引起了网友关注，评论达千余条，相关微博也被转发三千多次。

       4个月来，“巴里时评”并没有停止他的质疑。在他看来，竞相宣布创纪录，其背后的利益是巨大的——从媒体公开报道中能看到的是表彰、奖金和荣誉，而科研经费下拨，以及个人职务职称升迁等潜在利益也少不了。

       “巴里时评”为此特地找出1958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该报道称某人民公社早稻亩产3.6万多斤。“难道又像大跃进一样，科学家们还在争相放卫星？”

       世界纪录为何越创越低？

       针对这些质疑，南方周末记者向上述报道中提到的育种单位及验收专家一一求证。

      多次参与“楚粳28”验收工作的大理州农科所所长宋天庆称，验收过程完全按照农业部规定的形式完成，数据真实可靠。该品种确实增产优势明显，此前从未有稻种在大理州弥渡县达到吨粮水平。

       对于赶超袁隆平的说法，李开斌指出，“楚粳28号”属于常规粳稻，而袁隆平的超级稻属于杂交籼稻，它们是两个不同类型的稻种，二者在形态特征、生理功能以及栽培方法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区别。

       自打“楚粳28”出名之后，全国各地来电求购的农民和经销商不断，李开斌和助手们总不免苦口婆心地解释，“楚粳28”更适合在云、贵、川等海拔1500米至1850米的粳稻区种植。因为该区域内光热资源条件好，昼夜温差大，因此利于水稻高产。而“杂交籼稻”品种则更适应低海拔籼稻区种植，两类稻种具有不同的生态适应性。

       “换句话说，‘楚粳28’拿到湖南去种，肯定减产；把杂交籼稻拿到我们这儿来种，有时候连穗都抽不出来。”李开斌的一位助手说。

     参与创造“1278公斤”纪录的云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所研究员杨从党称，其数据本身是可靠的，而且强调的是栽培手段的创新。

      之所以定为世界高产新纪录，是因为他们在查阅大量资料之后，发现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纪录。不过，杨从党强调，该成绩是一亩多地定量栽培的结果，与袁隆平、李开斌的百亩试验有区别。一般来说，试验面积越大，平均亩产量越小。

       此前，袁隆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创造出“1278公斤”纪录的云南省永胜县涛源乡，他曾专门去考察过。那里低纬高海拔，日照很丰富，水稻的生长期很长，特别适合水稻生长。在平原地区130多天生长期的品种，在那里是270天，病虫也非常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当地创造了高产纪录，“主要是生态环境特别好”。

       “在那个地方可以，但没有办法推广。”袁隆平说。

       在这场纷繁复杂的争议中，湖南省水稻研究所研究员张玉烛认为，问题出在数据之间本身缺乏可比性，而不同的世界纪录采用的是不同的标准。

      “当没有可比性的时候，业内不会评价谁比谁好，会说大家都好。”

      张玉烛指出，自从1996年袁隆平建议国家实施超级稻项目以来，中国水稻亩产量从600公斤增加到900公斤，只花了15年时间。中国超级稻的发展水平目前在国际上遥遥领先，除了育种之外，栽培等技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两代人干一件事

       如今，李开斌总算告别了喧嚣的2011年。在过去的一年里，最让他高兴的不是“楚粳28”的高产广为人知，而是“楚粳28”的推广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万亩。在云南省历史上，种植超过百万亩的品种只有4个，其中楚粳系列占了3个。

       农民用脚投票成就了李开斌常说的“社会效益”。“楚粳28”2011年被经销商炒到二十多元一公斤，而2011年水稻站所有员工的奖金加在一起都不超过10万元。

       54岁的李开斌出生于楚雄州牟定县山区一个农民家庭，经历了粮食紧缺的年代。1977年，19岁的李开斌到了楚雄州农科所工作。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的导师，也是后来的岳父——“楚粳系列”的创建者邓有成。

       两代人曾先后从各地引进上千份稻种，但在云南这个特殊的高原粳稻区，增产优势都不明显，于是他们立志要找到适合云南当地种植的高产优质品种。而一个水稻良种从研发到最后获得成功，往往需要10年左右时间。

       “楚粳28实际上是多次杂交，累加起来的优势。”李开斌说。因此很多人都评价：“两代人就干了一件事。”

       在张玉烛看来，农业科技工作者大多都走上了这条路。某种程度上袁隆平是领军人物，他提出了超级稻的构想和实现路径，但最终还是要靠许多默默无闻的科学家，因地制宜去实现梦想。

       在实现了亩产900公斤的目标后，迈向“90后”的袁隆平又开始向1000公斤的目标发起挑战。他提出“良种良法良田”配套的思路，未来或许会引入分子生物学技术。

      杨从党也给云南引进了定量栽培技术，这一技术力图用最少的生产成本，获得更大的效益。目前已经在云南推广了二百多万亩，平均提高产量10%左右。

       李开斌的“楚粳28”也已经向农业部申报了超级稻品种，他的设想是，未来要提高让楚粳系列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能够推广到全国。

      为了发展他的事业，李开斌的“楚粳”品种选育课题组2011年底也招了研究生。年轻人第一天的工作，就是要跟老师们背装种子的麻袋，一天下来，肩膀就肿了起来，结果思想上难免有些动摇

       “真让人恼火啊。”李开斌说，“年轻人最需要挑战的，是老一代育种家的精神。”

      （南方周末记者黄永明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