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啄木鸟衣服:中华文明史的主脉（中华天意史观）

中华文明史的主脉就是“善恶斗争”，道德黑白的两极斗争和黑白斗争中“假善为恶”与“假恶为善”的两种现象“纠缠互生”，是几千年中华历史的真正抽象规律，这种历史过程直到辛亥革命才开始转化。

在中华文明的“国家史”构成中，秦朝和汉朝的两极政治模式“无道和霸王道”（不从表面的制度内容来看，而是看待国家政治制度对民众的管理方法），对其后两千年的后世王朝影响很大。基于对短暂暴秦的反省和对暴秦酷法苛政的否定，刘邦政治集团建立了四百年文明的汉朝政治，具有代表性的“仁政”有休养生息，三十税一，轻徭薄赋，都是起自汉朝。前后汉的有力延续以及对王莽的绝对否定，正是体现了刘家王统生根立足的顽强性和民众对皇统的坚实信仰(两汉之际的起义几乎没有推举异姓皇帝的，其后中华历代中华王朝基本未脱离汉朝政治模式)，其成败得失的历史运行规律基本上在秦朝和汉朝的两极模式之间摆动，亲民和害民/仁政和暴政，这种黑白的道德标准就进入了王朝政治模式中，一代一代地启发着后来的中华君王学习如何缔造新的百年王朝。

秦朝只有大一统国家的表象，三十年后二世而亡，帝国昙花一现的结果聊胜于无；而汉朝国家的大一统则是稳定而卓有成效的，从天下国家的政治局面到个人的伦理都形成了大一统状态。到汉武帝独尊儒术采用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将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有效地融合在一体。政治观念的“忠义”取舍和伦理观念的“仁孝”取舍，融合成为一体化的公共人格标准，所谓“忠臣出于孝子”，这就开始“显像”地形成了中国历史两千年发展过程的主脉—善恶斗争。善恶斗争，这种黑白的道德界定，进入并主宰了国家政治的兴衰，并且决定了很多政治制度的设置（比如举孝廉、科举等），这就完全不同于西方历史中道德建立和国家建立都来源于基督教。

从汉初政治来看，刘邦入咸阳后响应天下民众的要求废除暴秦的苛政，只留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现在难以考证在那个战乱年代立法的确切依据，前提是刘邦以废暴秦的繁琐苛法来收揽民心从而走到了另一个“几乎无法无天”的极端。这个历史案例体现着人类社会构成的一个基本规律，这三条是减到不能再减了，因为再减其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维持一个正常的人类社会形态，再减一条就和兽性的肉食丛林没有任何区别了，可以说“人性和文明就依此构成了”。因此从哲学上看“对杀与盗的理性（经过思辨之后的主动性和习惯性）否定”构成了人类善恶的基础标准，中华文化的善恶价值观也就由此确定了。在汉朝之后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善恶道德观念的确立二者之间关系重大，可以说人类的善恶观不是由于有其“先验性”（宗教特征的，如上帝）而成立，而是有其“合理性”而成立，这在西方文化看来是相反的。西方文化的善恶观是通过基督教来确定的，西方人不相信人的理性可以确定善恶观，这实在是低估了东方人的智慧，汉初的“约法三章”就是东方人高度理性建立的善恶观，西方人贬低中国为没有宗教（基督教）的野蛮社会，是因为西方人执著于认为没有宗教(基督教)为依托就不能建立善恶观,而中华文明能在汉朝自己确立善恶观。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上“个体基本人格”的善恶价值观是在社会大范围公共安全的基础上确定合理性而建立的，这自然就演化为国家政治价值观，孔子一生中数十年东奔西走劳形救世，就在于试图用“复周礼”来解决人类公共安全的“规则问题”。政治的大善，就是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善，政治的大恶，就是造成对大多数人的恶，好的政体和坏的政体也就因人性的道德标准而建立了基本政治标准，对暴秦政治的否定就在于此，因为暴秦破坏了人类社会的公共安全和存在的基础，儒家就有 “孔子西行不到秦”这种鄙视秦朝的话。中国政治历史的“王道标准”就由此产生，“以力假仁的霸道标准”也由此产生，“商纣夏桀的无道标准”也由此产生，中华文明的政治标准沿用先秦的政治景观作为参照系，比如大禹和夏桀、商汤和商纣、周公和幽王等，在灭秦兴汉的兴亡过程中得到了明确的诠释，这个整体社会性和个体道德性一体化规律的诠释人前为孔子、后为司马迁。

善恶对立的基础伦理标准，上升到了王道和霸道的相对标准，也出现了王道和无道的对立标准。汉朝因为建立了“代表善恶观的王统”，在汉朝末年的三国，“挟天子令诸侯”的曹操和“兴汉灭贼”的刘备、关羽、诸葛亮就成了中华文明其后两千年历史中善恶观的两极。曹操的成功也是“中华文明破坏者”的成功，曹操不仅行为上是“以力假仁”而且公开宣扬“以力假仁”，这就破坏了公共道德体系，曹操用私情收揽民心士心之后就大摇大摆地公开改变了王统，实际就是在道德上把“篡位”树立为正确的理念，国之上下四百年的效忠君王被曹阿瞒诱导成了效忠霸王，而且这个霸王还是个不讲伦理道德的霸王。三国以后魏晋时代，儒家的正统受到了玄学的挑战，这与政治上的不讲道德是有关的，儒家入世的士人们在魏晋时代看不见政治的希望了，到处都是“君不君、臣不臣”的乱象，不能“脱衣裸行，击鼓骂曹”了，知识分子们就用放浪形骸来麻醉自己，“竹林七贤”的醉生梦死实际上是向当权者的变相道德示威。

曹操篡汉（虽未亲自篡位实有篡位之行,曹丕之举是曹操预定的），必然有司马篡曹，因为政治标准否定了以德至上，就必然忽略对贪婪狡诈的野心家进行防范并为其篡位夺权提供市场，这就是用才不用德的后果,史载曹操曾做梦预知司马懿有不臣之心；司马以狡诈登基，司马晋朝必然有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必然国力空虚则引发五胡乱华，史载司马睿到东晋建康后听大臣王导讲司马懿开国的肮脏历史，感慨晋朝安得不乱！在曹操这个坏榜样的教唆下，每一次政治斗争都没有了伦理道德上的约束，政治就完全成为了追求权势的博弈和搏杀，权势熏天者必然有大量的趋炎附势的无道德追随者，追随者必然把尔虞我诈潜聚势能的手段作为政治宗旨，政治中道德教化的一面被完全消除而肮脏卑鄙的一面被推举到高峰，政治上完全肮脏再无宁日，社会再无长治久安。残酷的无情的无规则的政治大搏杀一直就演化成了南北朝一个又一个的短命的小朝代和瞬间皇帝，弑君篡位成为家常便饭的随时发生；当了皇帝就必然要时时担心被别人谋杀，因此皇帝就必须对宗亲兄弟大肆杀戮，也必须对功臣宿将大肆杀戮,历史记载齐帝萧鸾经常流着眼泪杀自己的皇亲宗族。南北朝就是由道德崩溃而产生的人吃人历史时期，在这个乱世中重建全民道德规范的重任由西来的佛教承担起来，佛教广泛地流传于大江南北和中原各地，佛教宣扬的“五戒”、“十善”补充了儒家信仰崩溃后全面丧失善恶观的无信仰局面。在历史发展中，道德的建立往往是由下而上的，道德的崩溃往往是由上而下的。

汉朝以后再一次的王道政治（确切地说是“准王道政治”）是从唐朝开始恢复的，三百年的唐朝基本上恢复了类似汉朝的稳定王统。秦-汉和隋-唐的历史局面有惊人的相似性，都是无道之君得位，都是二世而亡，都是暴政逼反了天下民众，都是天下起义中后发的贵族领袖得到了最后的胜利果实—皇位。唐朝首先有个良好的“公共道德开端”—不是篡位登基，隋末帝杨广是被自己的卫队所杀，这里真有天道报应，杀杨广的宇文化及是杨坚篡位的北朝陈朝的皇族后裔。不是篡位开国，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历史上篡位开国的王朝几乎都极为短暂，只有宋朝除外。唐朝初年的政治实行“与民仁慈”的轻徭薄赋，这样的民政大计几乎延续了百年，这是形成万民拥戴的稳定王统的根本所在，正符合孟子所言的“民为本”，其实也是西方国家“社会契约论的东方版本”。李世民登基也有篡位杀兄的历史恶迹，不过比起改朝换代的篡国而言在性质上还是轻多了，李世民的皇位还是得到了李渊的肯定，但也是“恶行”，但其日后广施仁政，一个恶的开端却有了“大善之用”，故能延国祚久长。从李世民开始，中国历史政治中出现了“大善假恶”的特征，其后宋太祖赵匡胤、康熙皇帝都是如此，相对具有比较纯粹的善恶观的汉朝政治而言，唐朝以后的王道、霸道和无道，这几种政治的特征混杂得难以识别。唐朝政治上支持社会文化方面佛道儒三教并举，出现了文化的高度繁荣和文明的社会现象，因为三教的宗旨都可以建立“善恶观的公共道德规则”。

安史之乱是唐朝的转折点，在政治文化上也是转折点。张巡许远，苦守睢阳，杀亲食军，其感天动地的忠烈道义不是像日本武士道一样盲目效忠皇帝，根本动力是效忠唐朝王道政治的思想理念和对天下大同的执著追求。安史之乱的平息，导致了藩镇的兴起，中央集权的衰落导致了王道政治的衰落，而政治的衰落就带来了道德的衰落。唐朝的灭亡，是很明显的道德衰落，柳粲鼓励朱温灭唐，根本而言就是王道政治的彻底瓦解。五代十国，善恶道德观被严重削弱，军人随意发动政变，政治频繁更替的背面是道德的沦丧。这个时期地区割据和短命朝廷都和南北朝时期很相似，都是集体道德大崩溃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