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 洞:国家往事--------一颗小麦高产“卫星”的诞生

一颗小麦高产“卫星”的诞生

“大跃进”的浪漫风吹，粮食“卫星”的神话升天，更有权威舆论宣传，科学工作者推理，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引发了全国“卫星”热。而最早放出小麦“卫星”的地区，正是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的发生地。轰轰烈烈的全民大跃进时代开始了。

                                      本刊记者/罗雪挥  杨涵舒

   “截至今天收到的消息，全国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在那里，有二亩九分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七两半。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事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如是说。4天前，该报刊发了当地小麦亩产高达2105斤的消息。中国最早的两颗小麦“卫星”相继在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诞生。

而据《人民日报》同年6月8日的文章介绍，“遂平县过去是河南省小麦低产地区，一般每亩平均产量只有100多斤。卫星农业社今年创造的小麦高额丰产记录，有力地打破了人们认为低产地区的小麦不能大跃进的错误看法。”

“丰产的事实完全可靠”

“这块二亩九分地的小麦长得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一百二十多万株。”1958年夏，新华社记者方徨发回了报道。

2009年初，方徨在北京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访问。方徨回忆，当时她接到了信阳地委秘书长、遂平县县委副书记赵光打来的电话，赵光说：“嵖岈山小麦大丰收，出现奇迹啦，你快来吧。”方徨听了很振奋。

方徨出生于安徽桐城书香世家，1943年，16岁的方徨离家参加了革命，成为红色新闻兵。按照她过去报道的经验，解放前小麦亩产也就平均百十来斤，解放后能达到500斤左右就算大丰收了。方徨回忆：“出于盲目的兴奋感，幼稚的为河南争光的荣誉感几乎使我一夜无眠。第二天清晨就赶往几里地外的出现奇迹的生产队去采访了。”

方徨赶到时，那块试验田的小麦几天前就已经收割了，就等着新华社记者到了才打场。当时亦在场的《遂平报》记者刘伟回忆，当地方领导和各路媒体赶到这里时，只看到了大垛垛得极高的麦子，并被告知：这全是韩楼岗上那二亩九分地的收成。

“我一看这架势，壮观，确实是壮观！激动，也不由人不激动！”方徨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描述。她情不自禁地惊呼一声：“嗬？二亩多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吗？”结果被社员七嘴八舌地批判为“保守派”：有的说：“你不相信我们。”有的说：“你们这号连麦苗和青草都分不清楚的人，能知道一亩小麦能打多少？”方徨赶忙解释，自己不是不相信，而是面对这个奇迹过于兴奋了。

在县社领导和记者的眼皮底下，农民开始连夜打麦、扬场。方徨回忆，当时汽灯把整个麦场照得通亮，犹如白昼。第二天上午，脱粒的最后结果公布了：平均单产3530斤7两5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当地了解到，最初称出来的数字是亩产3821斤，后来不放心，抹掉浮动数字之后，按3500多斤上报，但过了几天，亩产3821斤这个数字还是在《人民日报》号外上发了出来。

当时在基层应该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数字，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刘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挂职的县委副书记、实际还是信阳地委秘书长的赵光也不太相信，但是麦子打出来了，又过了两遍秤，领导和记者都在场，这后面都出不了什么问题。”年届八十的刘伟老人言语中仍然保留了多年记者生涯的谨慎：“至于从地里拉到场里之前的事，那就说不了了。”

方徨当即用长途电话向新华社总社发了这条消息，并立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文中写道：“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数次丈量，丰产的事实完全可靠。”编辑及领导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方徨说，当时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会是假的。何况那年河南的小麦长势确实好，“大丰收有望，人人心里都揣了一团火。我也不例外”。

“那确实是一块好地，收成本来也不错，只是没有吹的那么多。”现年97岁，那个年代曾经担任过韩楼大队妇女队长的赵长玉，至今追忆起来仍然带着愉悦和鼓舞的口气：“接下来那一年啊，俺们按方格播种，一块地种的密密麻麻，人锄草都走不进去！追肥的时候，化肥撒得像下雪！”

这颗“卫星”同时被《中国青年报》报道。1958年6月16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文章。他在开头便引用了小麦亩产3530斤这个“动人的消息”，钱学森写道：“土地所能给人民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钱学森计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卫星”是怎么上天的

2009年初本刊记者来到韩楼村，这里依然处于暮冬时节，中原腹地阳光淡薄。韩楼村的打麦场在这个冬天显出同任何一个中原农村相似的朴实与空荡，只散落着几小堆没来得及烧掉的玉米杆和几个石磙。而51年前的夏天，这里曾容纳过沸反盈天的喧腾。

“这个丰产奇迹，是二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六个同志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徨的报道，这些普通的韩楼农民，凭借“卫星”而留名。而如今，当年直接参与制造小麦高产“卫星”的几位核心当事人——钟清德、陈世俊、曹玉娥都早已先后作古，再也无法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当年放“卫星”的心情，或证实种种报告文学中对于“卫星”出台时活灵活现的场景还原，甚至连小麦“卫星”的说辞都与他们无关。

根据记者的调查，当时遂平县报的报道和标题没有使用“卫星”这一说法，都是用“小麦高产”来表述的。而据新华社记者方徨回忆，她当时在报道中也只是叙述了“小麦高产”，但稿件最后刊发时，标题被《人民日报》的编辑改为“放卫星”，原因是这个奇迹出现在卫星农业社。无独有偶，《中国青年报》也于同日刊发了署名为“本报集体通讯员河南青年报”的文章，题为《卫星社发射出高产“卫星”》。这以后各种“卫星”才开始满天飞，从小麦“卫星”发展到棉花“卫星”、钢铁“卫星”、煤炭“卫星”……

这颗后来被提炼出来的“卫星”，到底还是上了天。曹玉娥的前任妇女队长赵长玉，用极其直率的态度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那时候他们几个积极分子用车连着拉了好几天！岗西边的地、韩楼后面一大片地的麦子都拉过去了，算那一块地的收成。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亩。村里人都知道，谁敢说啊！说了就是右派，批斗你！”当地村民表示，如果按照赵长玉说的面积，当时被拉走麦子的可能有上百亩地。时任《遂平报》记者刘伟回忆，直接参与制造小麦高产“卫星”的钟清德，最初是这样告诉嵖岈山卫星社党委书记陈丙寅和记者们的：陈世俊那里，“一亩地拉了48车。”

不是没有人质疑。有好几位受访人不约而同地讲述：一位刚到县妇联会工作不久的女同志，在到韩楼驻队时由于说了一句“两亩九分地会打那么多？”村里激进的社员们甚至几乎把她的头发拔光了。当年的办公室主任、后来曾任遂平县长的陈良聚收藏了一本《人民公社兴亡录》，他在书后记下了这位名叫谢志田的女干部的遭遇，并发出了“可怜不可怜！”的感叹。

1958年底，韩楼大队妇女队长曹玉娥出席了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遂平县农工部副部长、嵖岈山卫星社党委书记陈丙寅则出访印度。当年7月挂牌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则成立了接待团，摆“流水席”接待来参观的人。当时全国除新疆、西藏之外，各省都有人来。赵光曾连夜要求陈良聚一夜间准备2000条被子。

    即使闻讯而来的各地参观学习者甚至将田里的泥土采走化验，高产的经验仍然没有得到科学的总结，也仍然无法被现代人所效仿。钟清德的儿子、韩楼村现在的副支书钟良和说，韩楼这里的土地现在依靠化肥，产量也只能达到七八百斤到一千二三百斤之间。

“卫星”落了地

亩产3800多斤的小麦“卫星”并没有热太久，全国的粮食“卫星”记录还在不断刷新中。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消息题目为《7320斤——小麦层层加码，3275斤——早稻步步高升》。该文介绍了由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创造的新的小麦高产奇迹。河南遂平县一中教师，曾经负责粮食“卫星”宣传的魏玉超回忆说，1958年8月，当时省里办粮食丰产展览，周恩来总理也来到遂平县的展区参观，周总理说：“你们放的卫星不小啊，听说西平县比你们胆子更大一些，放了亩产7320的卫星。”

这3颗小麦大“卫星”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粮食产量 “飞上天”，随之而来的就是高征购，农民连口粮、种子粮也上缴了。随着集体食堂一个个断炊，人们偷偷藏起来仅剩的玉米、红薯、芝麻……反“瞒产”运动又开始了。赵长玉介绍，当时跟随挖粮队行动时，就有村民把藏下的芝麻叶子泡成黄色的水放在尿罐里，以躲避征粮队的搜查。

而最早放出小麦“卫星”的遂平县不久就陷入了困境。1958年，《遂平县志》上这样描述：“是年冬，群众生活极端困苦。”那时主管韩楼大队食堂的赵长玉告诉记者，由于收成确实比较多，韩楼村里除了3名年纪大了的老人，倒没有真正饿死人。但整个嵖岈山公社、整个遂平县和整个信阳地区却没有这样的好运。负责“卫星”宣传的魏玉超说，他1959年来到嵖岈山管理区时，这里的食堂已经只能提供一天两碗稀菜汤了。县豫剧团中一个成分是中农的老头，实在饿得忍不住，偷了集体的羊宰了放在瓦盆里，没来得及吃，就被民兵营长抓住，把羊挂在他脖子上拉出去游村，然后被捆了吊在树上，从上午到下午，被活活吊死。

   大放粮食“卫星”的信阳地区成了饥荒的重灾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发生，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仅仅是遂平一个县，根据记者所查阅到的该县县志记载：“到了（1959年）冬季，70%的食堂断炊。……到1960年春，社员因饿、病、冻而死亡者达到3万多人。”而1957年，全县出生率还有38.7‰，人口38万余，到1961年锐减到33万3千人。

“信阳事件”发生后，由中央出面，纠正错误的“民主革命补课”群众运动开始了，基层干部最终承担了“信阳事件”的责任，当地人称为“民主补课”或者“土山集训”。根据记者在遂平县了解到的不完全讯息，与小麦“卫星”相关的人物命运大致如下：

在自己儿子口中，“没文化、天不怕地不怕、思想单纯跟着党的政策走”的钟清德，曾任嵖岈山卫星社社长，韩楼高级社社长，他在“民主补课”中被吓得逃走数年，后来回到韩楼再当村支书，终老于是；

曾任韩楼生产队长的陈世俊在“民主补课”中被拘留，后来去向不明；

除去妇女生产队长身份后的曹玉娥则再也没有对家人谈起过当年的事，去职后一直在县城女儿家生活，1998年去世；

时任遂平县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丙寅最后在县宣传部长的职位上退休，后回家放牛，2008年去世；

放“卫星”时候年仅30多岁，年轻有为的信阳地委秘书长兼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最后在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任上退休，现已去世。上世纪80年代，有人曾采访赵光，他对关于人民公社、关于放“卫星”的事都“闭口不言”。

而昔日小麦“卫星”的报道者方徨，其后调任到新华社总社，成为高级记者，并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离休。方徨告诉记者，自己属于“两头真”的干部，当年积极参加革命是真的，现在反思历史说真话也是真的。对于这段旁人唯恐不能避之的经历，方徨从解剖自身入手，留下了对那个荒唐年代的思考。她撰写了回忆文章《难忘的教训》，记录下自己走过无数风风雨雨之后的反省，“由狂热到冷静，由愚盲到科学，由幼稚到成熟，几番深层思索，只余下觉醒后的深深自悔和遗憾，甚至有一种虚度此生的感觉。”

方徨的老同事、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后来在其著述里提到这段历史，“方徨一直对我说她有责任，对不起人民。其实，当时派谁去也得这样写，除非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