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有声下载:财富与公平的证明：一个教训 党国英

劳动价值论被亚当. 斯密和李嘉图用来证明财富的生产，被马克思用来证明公平乃至“革命”的必要性。新近100来年经济学发展却证明，他们的努力是不成功的。有更好的方法说明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有更好的理论说明公平对于社会福利增长的意义。劳动价值论的失败是经济学发展里程上的一个教训，可是一般经济学受众至今没有对此有过反省的机会。

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述，大概是从威廉. 配第开始的，后来经过亚当. 斯密、李嘉图获得发展，再到后来发展成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新古典主义兴起以后，还有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深入论述，但劳动价值论已无可挽回地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历史舞台。

一个人开车旅行，汽车的各种部件联合发挥作用，将他运往目的地。他无法说汽车的哪一个部件发挥了比其他部件更重要的作用。人对这些部件的评价，是“价值中立”的，因为被评价的汽车部件没有人性。可惜，当人评价自己的事情时，“价值中立”的立场守不住了，因此，一般逻辑也守不住了。

古典经济学一开始是要讨论财富的起源，而财富的生产是几种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合作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此，关于财富的生产有多种相关性存在。在逻辑上，这几种相关性是等价的。哪怕生产过程中只有劳动者会体会到痛苦，它仍然与其他要素一样，是一种自然存在，在逻辑上没有优越性，只因为我们评价的是财富，不是精神。

对于财富的生产，既然有多种相关性，凭什么就只抽象出劳动的相关性？显然，这里渗透了一种对“人”的关怀。理由就在于我们自己是人。可是，应该不应该关怀人，它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最本质的价值判断问题，即人如何生活才最有意义的评价问题。

斯密和李嘉图他们陷入了价值判断的泥淖。本来，一大堆商品财富摆在我们面前，可以做很多抽象，例如它与劳动的相关性，与资本的相关性，与土地的相关性，与稀缺的相关性等，但马克思他们就盯住了财富与劳动的相关性。

谁把财富与劳动结合起来说事？最早的不是马克思，是老百姓自己，他们用民谣歌颂劳动，歌颂自己。还有宗教领袖和神职人员，他们也诅咒资本拥有者，赞美勤劳。古典经济学家发明了劳动价值论以后，社会民主党人立刻接受这个理论，因为它能证明革命的“合法性”。资本是不大愿意用颠覆政府的方式来革命的，地主也不大愿意，而只有那些除过简单劳动之外别无所有的人，最容易相信“命运”，也最容易揭竿而起。可是，这一切本质上与科学无关；科学是冷冰冰的。

但是，劳动价值论不是唯一，关于财富的创造，一定还有其他“思想故事”。会有人仅仅把财富与资本联系起来，证明资本的意义。也会有人仅仅把财富与土地联系起来，如重农学派。但他们同样与科学无缘。如果说价值是三种要素的共同产物，也不对，也有逻辑错误，因为要素和产出之间在量上没法比较，马克思就抓住这一点批评“三要素论”。财富与价值是两回事。

如果想要用价值理论解释谁在生产中更辛苦，更值得同情，那不用费力。市场结构的不完善性几乎注定了那些低层劳动者处于被欺诈的地位。但如果在一般层次上揭示这种不平等，不需要经济学家，也不需要把它和交换比率联系起来。深入地讨论平等问题，经济学家的使用的理论分析工具，也不是什么劳动价值论；恰恰是被指责为“庸俗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可以更好地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平等分配对于社会总福利增加的意义。

只强调财富的创造与某一种要素有关，都有论者的利益在里头；他们想要证明的是谁占有财富更合理。这原本很难成为一个科学问题，很难做到（伦理）价值中立，当然没有统一的答案。

劳动价值论的出生就先天不足，更多的逻辑缺陷缠绕着它。价格和价值的区分说不清楚；“价值”的第二重含义说不清楚；资本的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也说不清楚。特别是马克思在饶不过最简单的逻辑时，不得不承认“管理”劳动也创造价值，给“阶级斗争”理论的解释造成了困难；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又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讨论了一个没有什么科学意义的问题。

所幸一批受过自然科学训练的人进入了经济学领域，引导经济学走出了“价值判断”的泥淖。简单的，但却具有革命性的思想被提了出来：

第一，价值理论不就是要证明商品交换比率的存在性么？这不必扯上价值的起源问题，供求均衡理论可以解决问题。供应和需求两方面，每一方都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理性原则）要求来“出价”，通过竞争产生一个市场均衡价格。这不是庸俗理论。

第二，如果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存在，利息、工资和地租都会由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的竞争来决定。社会产品的分配就靠这种定价机制来实现。

第三，在完全竞争状态下，不可能有长期利润存在。短期利润是技术创新的结果。

这些思想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它们具有简明性，也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虽然它们对于解释现实经济生活是远远不够的。

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科学学说，是不成功的。其中的教训，就是不该在科学思考时跨越经济学的边界，或者干脆说跨越科学的边界。如果亚当. 斯密他们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想来也不至于犯这样的错误。但仔细想来，这个错误也实在难免，因为在斯密的时代经济学还没有完全从哲学分化出来，实验科学又还很不发达，学者们大概还不习惯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思考社会科学问题。再者，那个时代市场远不如现在这样有很高的自由程度，各种力量包括垄断资本的力量用非市场的手段掠夺弱势群体是社会的一般景观，市场定价规律，特别是劳动和资本要素的市场定价规律不大容易看得出来，学者也难免不出现偏差。

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需要各种各样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要好生对待这些理论，不要用我们的功利性要求去阉割科学理论，也不要以为任何“理论”都是可以发展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把劳动价值论奉为圭臬，那就显得有些迂腐了。我们不缺乏科学理论，而是缺乏科学理论与集团利益发生冲突时所应有的行动魄力与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