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延微博:科学网—中共三代最高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巡礼：刘少奇

中共三代最高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巡礼：刘少奇

——献给为中国共产党事业发展殚精竭虑的人们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

国家主席的沉浮人生

      ——刘少奇

刘少奇同志是中共领袖群中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自参加革命以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身为共和国的主席的他亦难逃非人的折磨和摧残。他的遗体被当作无业烈性传染病人秘密火化，骨灰盒上写的名字是刘卫黄。这些都无不为其整个人生添上悲剧性的一笔。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刘少奇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的不朽功勋不为人民所忘记，他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亦为人民所称道。2008年胡锦涛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上，评价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纵观其从初入共产党到成为国家主席的成长之路，再到人生的悲剧性结局，我们总结出贯穿其沉浮人生的两大主线——“低调”的为官之道和“高调”的人生原则。

一、“低调”的为官之道

总结刘少奇的为官之道，最为概括的当属“低调”二字。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不居功。不居功是刘少奇的美德之一，也是他的人生谋略。在“官”与“吏”的角色权衡中，刘少奇尽管肩负着“官”的责任，却仍然带着“吏”的态度。封建时代，功高震主、居功自傲是最忌讳的事，常遭来杀身之祸。在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与战友的关系与封建时代君臣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之间的传统友谊是经历几十年血风腥雨的考验的，他们风雨同舟，安危共度，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战友之情。但不居功自傲，保持谦虚美德却可以保持共产党的纯洁，巩固和发扬共产党的疑聚力和战斗力。

刘少奇同志在处理与毛主席的关系时，时刻将历史的聚焦点集中在毛主席身上，在毛主席身边，他永远扮演着“吏”的角色和持着“吏”的态度。他从不宣扬自己，总是把党的业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而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中。与其他共产党元老一样，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拥护是出自内心的。

在刘振德同志的《我为少奇当秘书》的一书中，他回忆说，少奇同志从来不让身边的同志称呼他的官衔，刘少奇曾语重心长的对工作人员说“在中央领导人中，只有三个人可以称官衔，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

1959年，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1年，他回老家宁乡花明楼调查，纯朴的老百姓自然而亲切地称他为刘主席，有些还高呼“刘主席万岁”每听到这样的言语，刘少奇便要上前劝止乡亲们，他说“不要喊刘主席，更不要喊刘主席万岁，喊我少奇同志好了。我们党我们国家只有一个主席，那就是毛主席。”

上述两个事例将刘少奇同志谦虚、不邀功及其对毛主席的尊敬和对领袖群中其他人员的敬重表现的淋漓尽致。对党组织和毛主席坚定不移的拥护，始终将自己置于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和人民群众之中，这是刘少奇同志在其“官道”上一贯坚持的处事原则，为“官”的责任和为“吏”的态度是其通往国家主席之路的引航路灯。

（二）对毛主席坚定不移的支持。从遵义会议开始，刘少奇就紧跟毛泽东，紧跟他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作出了贡献。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刘少奇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他的正确主张，并开始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刘少奇极力拥戴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几乎用尽了一切赞美词汇来歌颂毛泽东，据统计，七大的报告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 次。其中有些话语在今天看来难避谀词之嫌，但联系到当时那波澜壮阔的斗争，在时代呼唤巨人的时代，人们对于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的崇拜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在七大上，他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成为我党的统治思想。

（三）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尽管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作风民主，严守纪律。他一贯把自己置于组织之中，严格服从集领导和组织决定。他主持工作时，从不搞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有事总跟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商量，乐意同别人交换意见。遇到下级请示工作，他在提出许多意见和明确指示后，总要补上一句：这是我的看法，请你们去研究，或者是既然你们认为这样好，就这样办好了，我对情况不如你们清楚。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下级将此事报给刘少奇并征询其处理意见时，他当即指示：“事情很大，要好好收集多方人士的反映。”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向刘少奇介绍说：现在靠近我们的教授们都说话了，认为“西安事变”过去好几天，北方局一言不发，这是不对的，咱们一些老党员也有意见。大家认为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屠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这次抓住他不杀掉，实在不解恨。党内和党外看到北方局至今不表态，很不满意，甚至说了不好听的话。刘少奇同志在听完汇报后，郑重的说：“我们个人受批评，受委屈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们还是什么也不能说，沉默比说了好。我们还是要等党中央的电报指示，因为中央知道全局，如果我们说了，和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必然造成思想上、舆论上的混乱，到那时候，按中央的指示办，我们就要纠偏了。与其乱了再纠偏，莫如现在沉默。待中央的指示来了，我们照中央的指示办，这样更稳当。”

这次事件集中的体现了刘少奇同志高度的组织性和原则性，在决策面前，他总是不忘党组织和群众的意见，“不乱表态”，在其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恪守这一策略，不随便发表意见。这出于两个考虑，一是自己对情况到底了解多少？全不全面？所知道的是真情况还是假情况，如果所知不够而且有虚伪的部分，岂不是贻害全党，殃及干部和群众吗？二是中央的意见又是怎样？如果自己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相左，不是让下面的人无所适从吗？所以刘少奇这一稳健的工作方法确保了他始终与中央保持同一声音，从而减少了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在这种“不乱表态”的工作态度之下，深深的体现着其为官之道中的“低调”原则。

二、“高调”的人生原则

刘少奇同志的一生是其人生原则切实体现的一生，和其“低调”的为官之道不同的是其“高调”的人生原则。

（一）严于律己，淡薄物欲, 不搞特殊化。生在一个富农家庭，从来不曾缺衣少食的刘少奇并没有物质的充裕而肆意的挥霍，特别是在其投身革命后长期艰苦的革命生涯也造成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他生活淡泊，除了基本的生活要求外，别无所求，直到他身为国家主席依然如此。

在刘振德的《我为少奇当秘书》一书中有关于刘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家的简单描述，“光美同志的办公室在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外间。这间面积比较大，周围十多个书架上都放满了书，严格说，这既是光美的办公室，也是少奇同志吃饭时听广播新闻用的收音机，再无别的摆设。饭厅的隔壁有一个20多平米的房间，是少奇同志召集小型会议的地方。小会议室里，中间放个长条木桌，周围摆放了20多把普通的软椅子，东面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大地图，西面挂着一张中国大地图，除此之外，再无别的东西。南面又两个小窗户，因窗外两棵高大的白果树遮挡，所以房间光线很暗，白天开会也要开灯。会议室的隔壁就是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的卧室了。他们的卧室也简单的不能在简单了：靠墙放着两张单人床，两床之间的茶几上放着台灯、茶杯和一沓《参考消息》。床的对面放着少奇同志午休时用的躺椅和放衣服用的两个小板凳，和卧室相连的小卫生间里，有一架子书，是供少奇同志坐马桶时阅读的。”

在参观完刘少奇同志的住处后，刘振德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无论办公室、会议室和卧室都很简陋，除了房间多外，其他简直和普通百姓的家庭没有什么两样。”

刘振德同志的描述将主席“高调”人生原则中的淡薄物欲体现的淋漓尽致。在动荡的社会变革时代，在整个国家的物质水平极度低下的状况下，作为国家主席，尽管担负着整个社会的发展重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但刘少奇同志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并没有特殊的要求，这种毫无官僚作风的人生原则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是值得敬仰和效仿。

（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1930 年6 月, 刘少奇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 留在职工国际工作。在此期间, 他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和外国工人运动的经验, 进一步思考中国工人运动从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他的思路更开阔了, 对有些问题认识得更加清楚了。1931 年秋回国后, 刘少奇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已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 工人运动的处境非常恶劣, 全国总工会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机关。刘少奇很快就发现职工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倾向, 中心问题是如何估计当前工人斗争的形势, 即应该是进攻的还是防御的。临时中央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 认为工人斗争的形势已由反攻性质带有进攻性与政治性。刘少奇则从实际出发, 认为当前工人的斗争, 仍然是防御性质的, 不是进攻的。他系统地给中央写了一封题为“关于工运的意见”的信, 打破了中央长期以来过高估计形势的习惯。1937 年初, 他在全党率先提出要彻底清算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左倾错误, 开了延安整风的先声, 对指导党在遵义会议后实现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 他才被党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誉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再次成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典范。刘少奇作为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对这种困难的造成, 无疑负有一定责任。但当失误的后果已经显露时, 他便以对党、对国家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努力调查研究和深刻反思, 实事求是地承认失误和承担责任。他是党内最早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和分析造成困难的真正原因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三）认真工作，勤于学习。

“文化大革命”前，社会上流传过一句话，说毛主席讲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少奇同志。”这句话的真实性现在已很难考证了，可以考证的是刘少奇从未间断过学习。参加革命后，尽管长期斗争在风雨如晦的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刘少奇仍未停止学习，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这时他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和军事理论著作，结合当时的革命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

三、出色的领导和悲剧性的结局

   马克斯?韦伯将领导者的类型分为三种，即传统型、权威性和超凡魅力型。综观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不管是商界的精英还是政界的领导者，他们对于自己领导的组织总有属于自己的领导方式。权威性的领导者运用被制度所赋予的权力将组织成员收为自己所用，传统型的领导者行使自身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将组织成员统一在周围，而作为领导者群体中的领导者，即领袖人物的领导方式大多是属于超凡魅力型，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人都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叛逆性，权威型的领导者下组织成员迫于制度和传统型的领导者下组织成员迫于既有的身份而服从的管理和领导都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而超凡魅力型的领导者则不仅从制度或身份所赋予的权威，而且运用自身所特有的某些人格魅力将组织成员凝结在身边，这种类型的领导则明显的更具稳定性，刘少奇同志便是超凡魅力型领导者中的典型。不管是在成为国家主席之前还是在作为国家主席之后，其“低调”的为官之道和“高调”的人生原则都深深的体现着其超凡的人格魅力，正是缘于这种人格的魅力才成就其领导之路上的成功。

然而，不可置否，刘少奇同志的悲剧性结局也让我们痛心疾首。“时势造英雄”，动荡的社会造就了刘少奇，成就其传奇的一生，然而，动荡的社会也在其人生最后的阶段导致了其悲剧性的结局。处在变革时代的人，可以因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出色的才能脱颖而出，同样，出色的才能和人格魅力也成为变革中动乱社会中某些投机分子的“靶心”。为国家与社会奉献了一生，而最后的离世却只能背着被反动分子冠以的骂名，衣不蔽体，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甚是凄凉！

小组成员：梁洁 赵思婕 林春蓉 杨皕 潘文捷  焦英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