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8日游多少钱:大城市成绩顶尖的孩子为何愿意选择北大中文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10:45:40

大城市成绩顶尖的孩子为何愿意选择北大中文系?

(2010-10-10 09:51:45) 转载标签:

教育

陈平原

北大中文系

分类: 大学名校招生政策攻略

梦里江河引言:

    现在高考招生文科最热门的是经济类专业,很多大学都把中文系改名了,但2007年和2010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张玥和齐肇楠都选择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什么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陈平原介绍:所谓中文系的招生与就业“有问题”,很大程度是外界的误解。2010年北大中文系本来在京计划招收5人,可录取线上共有27人报考,最终录取了13人。成绩顶尖而愿意选择北大中文系的,大都是大城市的孩子(如北京、上海)。

    我在1992年买过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陈教授在序言说到,自己提着装有此书书稿的皮箱在广州火车站刚刚下车,突然便被骑摩托车的强盗抢走了,他在希望那位强盗成为此书第一位读者的时候,还强烈希望自己就是武侠小说中的一位侠客!

    其实,美国商界、政界、法律界精英中,有许多人在本科学的是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专业,他们在危机面前,就像内力深厚的武侠高手般应对自如。

    以下摘录陈教授日前在纪念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百年访谈的相关内容。

 

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陈平原
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

梦里江河摘录部分内容) 

来源:新京报 2010-10-09

 

  新京报: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大学里的中文系都“升级”为学院,包括专业设置也不统一。

 陈平原:今天中国大学里,很少有像我们这样依旧还叫“中文系”的,绝大多数都升格为“文学院”或“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了。这是自我定位的问题,无所谓好坏。之所以选择相对保守的路径,与我们定位于精英教育有关,本科生80%进入中外各大学的研究院继续深造,不适合做“短平快”的设计。

 

 新京报:中文学科这一百年,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陈平原:我不只一次提及,不能将我们的中文系跟国外著名大学的东亚系比,人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我们是本国语言文学研究,责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样。

 作为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及研究机构,北大中文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有效地介入了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个传统,在我看来,永远不能丢。

 

 新京报:一直以来,社会上包括高校内都以“万金油”来形容中文系科,您同意吗?

 陈平原:称中文学科为“万金油”,大概是指其适应面广,专业性不强。这大体属实,但并非缺陷。

 文革前,中学生就算“知识分子”;现在呢?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生毛入学率(即同龄人中能够上大学的人口),1998年是10%,现在是25%,教育部定下目标,2020年达到40%。这种状态下,我们反省本科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到底应该多高。

 在我看来,有些技术性的活,岗前培训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念四年;有些高深的学问,到研究院再学,一点都不迟。像中国这样,高中就开始文理分科,而且本科阶段就设商学院、法学院,我以为是不妥的。

 

 新京报:你认为大学应该怎么学?

 陈平原:大学四年,能获得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加上很好的思维训练,这就够了。

 问题在于,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是把“上大学”等同于“找工作”。假如有一天,念大学和自己日后所从事的职业没有直接对应联系(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尽管不是自愿),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会,了解人类,学点文学,学点历史,陶冶情操,养成人格,远比过早地进入职业培训,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这样来看中文系、数学系等基础性学科,方才明白其在本科教育阶段的作用及魅力。

 

 新京报:有数据表明,现在每年报考中文的学生逐年呈下降趋势,报考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人数(主要指本科生)也下降吗?是中文系科的问题,还是社会发展的问题?

 陈平原:这个问题本不想多说,你既然追问,我如实汇报:托北大这块金字招牌的福,我们的本科招生情况很好。最近三十年,北大中文系没有扩招,一直稳定在80至100人,视每年考生水平而略为上下浮动。今年情况尤其好,最后录取了106人。本来我们在京计划招收5人,可录取线上共有27人报考,最终录取了13人。

 

 新京报:学科就业率应该也算是学生报考时的一个重要参考。温儒敏教授(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曾说,“文气”应该是中文系学生的强项。您认为“文气”是中文学科的优势所在吗,为什么?相对于其他学科,中文系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陈平原:中文系学生的竞争力,用一句话说,那就是“厚积薄发”。因我们的课程设计全面,注重基础训练,要求同学潜心读书,避免过早介入实务层面。因此,一旦进入实际工作,上手也许不是最快,但后劲肯定很足,发展前景比较广阔。

 当然,正如温儒敏教授说的,“会写文章”也是中文系学生的一大特长。只是这里所说的“文章”,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学术论文,还有一般性写作。因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生80%进了研究院,故对学术论文的强调更多一点。

 

 新京报:作为中文系主任,您怎么看待和解决中文系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高中生在高考后,面临着多个学科的选择,您认为最值得他选择中文系的理由是什么?

 陈平原:六年前我写过《我看“大学生就业难”》,大意是说,大学扩招,专家们大都主张应注意专业对口。这一点,我不无疑虑。

 如果原本就是以技能训练为中心,这样的学校容易与就业市场对上口;可又讲提高学术水准,又提瞄准市场需要,这“口”到底该怎么“对”?

 在我看来,与其在研究型大学里增设许多实用专业,弄得不伦不类,还不如放手一搏,相对脱离一时一地的就业市场。这里的基本假设是:社会需求瞬息万变,大学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专业设置过于追随市场,很容易变成明日黄花。学得姿势优美的屠龙术,没有用武之地,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强身健体。

 

 新京报:现在,这个“预言”真的实现了。

 陈平原:对。2010年5月5日《文汇报》上有一篇《工商管理:“热门”专业风光不再》,说根据调查,十个失业率最高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法学、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热门专业”。

 在我看来,中文系这样的长线专业,没有大红大紫,也不会大起大落。并非北大情况特殊,去年在杭州的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会上,我问了一下,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新京报:我们还是以招生为例来谈谈吧。

 陈平原: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各省市文科第一名的很不少;九十年代以后,家长都希望孩子念能赚大钱的院系,中文系风光不再。可最近几年,情况又有变化,开始有各省市文科第一名报考北大中文系。今年我们总共招了四名各省市文科第一名(北京、新疆、内蒙古、云南),让很多人跌破眼镜。

 

 新京报:您以前似乎并不看重大家所说的“状元”?

 陈平原:不是说第一名就比第二、第三好很多,那只是一个象征意义,代表社会上开始重新看好中文系。我稍做分析,成绩顶尖而愿意选择北大中文系的,大都是大城市的孩子(如北京、上海)。

 

 新京报:为什么?

 陈平原:一是视野比较开阔,二是家庭相对富裕,故更多地考虑个人兴趣而不是就业前景。

 因此,我有个大胆判断:随着中国人日渐“小康”,中文系等人文学科,开始“触底反弹”了。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比如北大就有各种各样的“国学研修班”;出现了“汉语热”,比如不少外国人热衷学习汉语;还出现了“汉学热”,比如海外汉学家受到热捧等,在这种背景下为何会出现“中文冷”(主要是指报考和就业)?

 陈平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点缠绕。“国学热”、“汉语热”、“汉学热”以及“研修班”不在一个层面上,有的是政治思潮或学术风气,有的则是经营策略,不好放在一起讨论。上面已经说了,“中文”并不冷,所谓中文系的招生与就业“有问题”,很大程度是外界的误解。

 

 新京报:与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我们的“母语教育”是重视过度还是不够重视?

 陈平原:这个问题问得好。怎样进行“母语教育”,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普遍有才气,但根底不扎实,这恐怕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新京报: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在哪儿?

 陈平原: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教育,中学没有文理分科一说,所有大学生都得上“大一国文”。这个制度,台湾坚持下来了。而大陆呢,高中实行文理分科,大学又没有强制性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

 记得九十年代初,北大几个著名的理科教授站出来,说现在的学生中文不好,影响其日后的长远发展。于是,请中文系为全校开设“大学语文”。可这个制度,在一次次的课程改革中被逐渐消磨掉了。因为,必修课时有限,每个院系都希望多上自己的专业课。政治课不敢减,“大学语文”又不是教育部规定的,就看各院系领导的趣味了。

 

 新京报:前些年,在理工科大学里推广“通识教育”掀起了热潮,现在似乎冷了下来。

 陈平原:我记得华中理工大学(现改名华中科技大学)在校长杨叔子的强力主导下,1994年春创办了系列“人文讲座”,第二年秋天又组织全校新生参加“中国语文水平测试”,且规定“过了语文关,方可拿文凭”。不知道后来情况如何。只知道目前教育部在推“素质教育”,也有模仿国外大学做“通识教育”的,这些都很好。

 只是“素质教育”面很广,且容易演变成“营养学分”。在我看来,针对目前社会上对于母语的忽视,以及高中的文理分科,确实有必要在大学里设置类似“公共英语”那样必修的“大学语文”。

 

 新京报:曾有人提出,汉语没有针对公民语文基本能力的标准,所以学生们都把精力放在学习可以标准化检测的外语上,母语教学需要这个标准吗?

 陈平原:我不赞成对公民进行语文基本能力的测试。设想每个中国人都怀揣一本“汉语十级”证书,那不很好笑?关键是如何提高大家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自觉性。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