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城有几个广场:未富先老的危险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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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实际上中国在2001年就已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国将在2024年至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届时，不仅中国30年来的高速发展所仰仗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可能荡然无存，整个社会还将背上沉重的养老负担，这一前景让观察者忧心忡忡。
然而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老龄化并不意味着衰退，而是意味着稳定的社会投资水平和较高的劳动收入，其实，整个社会和劳动者是否一定要度过黯淡的晚年，这一切都取决我们今天的决策和作为。
老龄化本身不等于衰退

国家统计局截止2005年底的数据已经显示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超过1亿人。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截止2005年底，养老金缺口已经达到八千亿元。
“人口红利”消失会带来充分就业时代
“人口红利”这个词最近两年开始渐渐在媒体中出现，通俗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口中适龄劳动力比较多，有助于经济的增长。直观的看来，充足的劳动力带来低价格，劳动力低价格使得我国在劳动力密集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我国也因此博得了制造业大国之名。老龄化社会又被称为“人口负债”，它是“人口红利”的消减，届时适龄劳动力的减少将促进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对劳动者来说这并非坏事，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体现劳动力价值；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减少使得充分就业也成为可能。
老龄化社会也是产业升级契机
人口红利造成的低劳动力成本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产生了无往而不利的“中国制造”，另一方面，产业升级的标志就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而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企业没有动力更新设备，经济增涨由此持续依赖于劳动力的扩大供给。
而且，低工资有着自我加强的能力，因为劳动力成本较低，企业用劳动力替代资本，那么产品成本中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扩大，劳动力价格的变动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更加强烈，企业主则更加不愿调整员工工资，面对加薪要求宁愿选择解雇老员工雇用新员工。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只是在经济增长面具之下的为世界各国提供廉价劳动的实质，一国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人民福利的增加，GDP的增长而福利原地踏步甚至后退，这种增长无足夸耀。
人口红利尚有第二波
西方经济学家把“人口红利”是分作两个时期，第一红利期和第二红利期。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提法，或者是印度提法，也就是说人口的比例是两头轻，中间重，适龄劳动人口众多。一般认为第一红利期会经历六十年左右，它不仅是退休人数少。同时出生人口也少，所以整个社会的负担都不重，劳动力充足，并且负担很轻。
而第二人口红利期恰恰是随着老龄化社会一起到来的。随着大批劳动者开始进入退休年龄，人口会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是可能人们的退休时间会推后，工作年限会提高，第二是进入老龄生活的人也更多，这样的人口结构对增加资产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因为退休者的养老金将发挥作用，除开政府或家庭为他们的养老提供保障，他们的个人积蓄也将进入投资和消费领域。不管是这些年老者的个人投资放在哪里，都会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第二次红利期，一般被看作是把第一次红利期的红利扩大，它是人口红利稳定的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经验是，第二人口红利期对经济的贡献比第一人口红利期更大也更稳定。
未富先老让我们无法乐观

面对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如何养老也成为困扰众人的一大社会问题。

中国老龄化人口将在2030至2050年达到最高峰值。有人口专家就认为：中国亟待抓住“人口黄金时期”应对老龄化。
“未富先老”的现状难以改变
毫无疑问，老龄化并不等于衰退，甚至在统计学意义上而言，老龄化是经济发达国家的“专利”。问题是，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与对“第二个人口红利期”的畅想比起来，萧条的老龄化也许更接近我们真正的现实。
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目前平均达到2万美元左右，08年，中国人均GDP也突破了3000美元，似乎差距不是很大。但真正的差距在于，中国的工资总量只占GDP的13%左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接受超低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在老龄化到来的时候，个人养老能力可想而知。
贫穷的老龄化拉不来“红利”
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劳动者低工资，低保障的成本优势，中国这一轮的人口红利主要来自于是70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农民工，他们大多只受过初中教育，大多从事体力劳动而不是技术劳动，经验的增长对这种劳动的益处赶不上体力衰败的坏处，他们在体力劳动岗位上难以延迟退休，中国针对这一社会群体的社会保障也严重缺失，因此他们退休之后不会有多少的积蓄和稳定的养老金收入。
尽管今天的人们有总量数额巨大的个人存款，但是教育，住房，医疗正在源源不断的从中吸取，而且由于缺乏保障，剩下的根本不敢用于投资和消费。因此，最现实的结果是，人口红利期结束后，人们没有多余的钱用来投资，拉动第二次人口红利。
低工资低保障损害的不仅仅是普通劳动者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而中国工资能跑赢CPI的劳动者几乎寥寥无几。对于今天的普通工薪者，10年的薪水不一定够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30年的薪水不一定够实施一次换肾换肝的手术，一辈子的薪水不一定够买一套住房。
由于低工资，中国的资本收益率让欧美望尘莫及。由于超低的工资水平，中国的剩余价值率已经几乎是全球最高。美国罗斯福新政后，法律制订了关于“雇主不得拒绝工人集体争议工资”的规定，用于有效的降低剩余价值率。但在中国，即使出租车停运几天也可能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甚至面临“法律的制裁”。
只有劳动者在法律和现实操作上都和那个给他们工资的老板，决定他们的福利的政府完全平等的时候，物价和工资都是市场均衡博弈的结果的时候，衰退的阴影才会消失。只有我们善待今天的劳动者，给他们争议工资的权利和更多的保障，在老龄化到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实现消费对出口的替代，以及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否则，一个普遍贫穷的老龄化社会毫无发展可言，我们将失去的不仅仅是“第二个人口红利”。
我们已经习惯以“原始积累”来为今天对劳动者的苛待寻找借口，我们更对打着“中国国情”旗号的不公正无动于衷，每一个忍受着低工资和低保障的劳动者仿佛都是一座孤岛，我们并不关心他们的未来，但“资本主义”的经验恰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让劳动者一直贫穷下去，这种发展就没有持续性。
老龄化是进入发达国家的一个“关口”，我们已经置身这一进程之中。但如果我们最后收获的是萧条，只怕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正是对旷日持久的不公无声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