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翻译工作:民国“铁饭碗”让今人羡慕嫉妒恨

苏劲松：民国“铁饭碗”让今人羡慕嫉妒恨

2012年01月11日 来源：新财经

　　文/苏劲松

　　又到年关，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拿了大把年终奖、花红的人，心里自然乐开了花；而没有拿到这些预算外收入、甚至连双薪都没有的工薪一族，就只能感叹“杨白劳”、羡慕嫉妒恨那些端“铁饭碗”的了。

　　如果穿越一下，回到过去呢？

　　太远的不说，单说民国时期，就有让人羡慕的一面——尽管社会不稳，可是那些“公家机构”、“事业单位”的高级雇员和知识分子们的待遇，不仅有铁的制度加以规范，还高出社会平均水平不少。在民国当一名小公务员或者普通老师，都活得挺滋润。

　　2011年的最后一天，国务院法制办《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截止，这被认为是针对事业单位最大的一次改革，也被解读为打破“铁饭碗”的重要举措。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体制中人”和“体制外人”各有说法，莫衷一是。不妨，往回看看。

　　蒋介石月工资800大洋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文官官等官俸表》，详细规定了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当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工资定额为800块大洋，属于“特任一级”。

　　与蒋介石拿一样工资的还有立法院院长（相当于今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和部长。副部长与各省主席（省长）则少一些，每月能拿到680块大洋。

　　800块大洋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以当时的“首都”南京的物价情况来看，据《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披露，大米价格是每斤0.04元，牛肉每斤0.3元，五花肉每斤0.23元，菜油每斤0.16元，面粉1包3.3元，棉花1斤0.48元。如果拿现在的大米价格每斤2.5元人民币（中间价）来做比较，则800元大洋相当于现在的50000元人民币。而今天即便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月工资，在法律规定上也不可能高于50000元人民币。

　　民国时期公务员的最低法定工资是55块大洋，按照目前国内一线城市的购买力，也差不多有3500元人民币左右。即使最基层的公务员，收入也都不差，大致相当于今天刚参加工作的普通科员。但是，若是拿民国公务员的最高级别与最低级别公务员工资做比较，其差距就达到了近15倍。

　　这种收入差别，若对照今天的公务员工资级别，其间距要大一些。但是，若对照今天各行业的收入差别以及贫富差距，则又算不上什么。

　　根据新华社2010年的报道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非平均分配占总收入的比值，即体现贫富差距的关键数据）已经超过0.5，远超过0.4的国际标准警戒线。如此算来，即便是民国时期最低一级科员的工资，尽管望最高一级领导的工资差得远，但对基本生活并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心里也还过得去。

　　与此大致相当是的，2010年，我国收入最高的证券从业人员，其平均收入水平与最低收入行业之间的差距就达15倍。如果说民国时期最底层的公务员还能够“不被五斗米折腰”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最低收入人群，恐怕要对快逼近每斤3元的大米，而心有余悸了。

　　另外，还得看国家将多少收入分给了替它卖命的兄弟们。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降低，从最高峰的56.5%骤降到不足40%。劳动的报酬的增幅也远远低于GDP的涨幅。而在上世纪30年代，虽然公务员的报酬颇高，但当时的GDP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不如今天，因此，这种高收入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

　　从某种意义上说，恰好与今天相反，民国时期国家虽不怎么富有，但以公务员为代表的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却可以“逆市而行”，与国家财富的积累和GDP增长相较，其受到了优先照顾。

　　刚出道的老师也有高收入

　　民国时期，不仅公务员收入有很大的保障，就连教师的工资也令今人羡慕不已。这要感谢当时蔡元培等一派要员掀起了教育救国的风气。

　　根据《教师博览》记载，上世纪30年代，大学教员的工资标准分为四等：教授月薪400-600块大洋，副教授260-400块，讲师160-260块，助教100-160块。按照今天的物价换算，一名刚出道的助教的工资，最低都有6000多元人民币。这大概令今天大多数大学的助教羡慕不已。

　　最典型的例子是大思想家和大文豪鲁迅先生，其1919年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科级干部时，月薪就达300块大洋。当时的购买力体现为，他在北京所购置的一处四合院，才仅仅3000多块大洋，鲁迅先生一年的工资就可以买一栋豪宅。不仅如此，鲁迅还把母亲、原配妻子、兄弟一家全都接到北京来照顾，却并无太大的经济压力。

　　后来，鲁迅先生不做教育部的低级公务员，而转战“教育战线”，去大学当教师去了，工资就更高了。

　　除大学老师外，中学老师的工资也相当不错。以广州为例，在《广州工人运动史》中，上世纪30年代，广州市立第一中学是重点中学，该校教师的最低工资为245块大洋，最高则为720块大洋。一名中学教师的收入，竟然可以超过当时的副部长和省政府主席。据载，1932年，广州市长是刘纪文，其月薪为560块大洋。而当时的江西省会南昌市，其市长收入才不过150块。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整个民国时期教师的工资都是比较高的，但这些教师却没少骂政府，典型的还是鲁迅先生。这与当时这些拿公帑者的经费来源由法定，而少受政府控制、追求三权分立有关。

　　当然，当时也有各地物价不同的情况，甚至有些地方差距很大。譬如，上世纪30年代，广州的物价大体是首都南京的两倍，甚至三倍。也就是说，南京和广州的绝对收入没有可比性，同样的月收入，在南京会比在广州过得舒服得多。换句话说，一个广州的中学教师，如果去“首都”南京去消费，那就超级值了，就好比今天在北京工作的人，去西部地区消费一样。如果一个广州的中学老师去内地山区走亲戚，那就如发达国家的人到发展中国家旅游一样了。

　　广州物价较高，收入水涨船高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与今天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并无两样。而且可以看出，当时的教师，不管是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在内地欠发达地区，甚至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算是“天之骄子”了。

　　民国打工“皇帝”当属胡适

　　教师算是高收入者。不过，民国时期，享受最高“铁饭碗”的既不是教师，也不是公务员系统的领导干部，也不是蒋介石，而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外交家——胡适。

　　上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胡适临危受命，离开故土到美国做了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根据胡适传记的描述，在美期间，他的任务重，工资也是创纪录的，基本工资1000块大洋，各种补助和津贴1400块，加在一起共2400块，连“总统”蒋介石都望其项背了。

　　胡适凭借1400块大洋的月薪，成为中国第一高工资者，可谓国民政府的“打工皇帝”。同期，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年薪在扣除各项税收之后，大概有30000美元，换成月薪是2500美元。

　　而按照当时的汇率，美元比银元值钱，但美国的物价水平也比中国高，罗斯福2500美元的月薪，比胡适的工资高不到哪儿去。胡适的工资，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就连在当时的美国，都算是高收入者，比起现在的驻外使官来说，无疑又是令人羡慕嫉妒的。

　　当然，工资还只是明面上的收入，是可以“晒”给人看的，而隐形的收入，一直都是中国历代收入的一大特色，民国时期也不例外。一些国民党要员的实际收入，可能要比胡适还要高。

　　当然，上述工资收入都是考虑到“风平浪静”条件下的情况，即物价相对稳定的情况。而事实上，整个民国期间，大多数年份都充斥在动荡与战乱之下，尤其是北洋内战和日本侵华时期，以及国民政府后期，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即便是端“铁饭碗”的普通公务员，日子也不一定好过。当然，更遑论普通百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