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意大利语有什么好处:董边忆田家英在延安的日子：思想整风 家英哭了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0年第2期 作者：董边 口述  曾自 曾立 整理

本文记述的是母亲董边1998年病重时，在住院的十个月里，给我们讲述的关于她的故事。

她怀念延安的生活，怀念和我父亲田家英相识相爱的美好日子，称“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现整理出来，以释怀我们对父母的深深思念。

初次接触

家英在家乡成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和一位叫刘承慧的进步女性比较好。以后家英离开故乡到延安，组织上把刘承慧留在成都搞地下工作。刘承慧的妹妹刘承智，也是一位追求进步的青年，对家英印象很好，以后也去了延安。1940年家英在马列学院时，和刘承智结婚了。

1941年7月，毛主席提议成立中央政研室，我和家英同时从马列学院抽调到政研室。到政研室后，家英全身心地读书学习，搞研究，写文章。刘承智则喜欢活动，好玩，好跳舞。两人兴趣不一致，女方提出离婚。延安时期的婚姻，只要一方提出意愿，就可以离婚。刘承智给组织上写了报告。

家英不同意离婚，但鉴于女方坚持离，情绪很不好，躺在炕上不吃饭，不工作，也不起来。周太和是政研室支部书记，把我叫去，说：“董边，你是支部委员，去做做家英的工作，他和爱人离婚了，情绪不好。”我接受了任务去劝他：“你要想得开，工作仍然要做，饭也要吃，不能白天都睡着不起来。”开始，家英很不愿意和我接近，后来去多了，他不好意思了，就起来了。

一次说到交谊舞，家英说，什么交谊舞，应叫“顶肚皮”。从苏联学来的交谊舞，在延安火得很，我那时也是舞迷。家英的固执，使我生了气：“你不跳就算了，不要胡说别人。”有意思的是，我们吵了嘴，反而相互有了好感，也许是被对方的单纯和执着所感染。

建立感情接触多了，我和家英熟悉起来。

在延安，大家起床非常早。5点多天不亮，我就去叫他，他的门不锁。家英没有衬衣，就穿着那一身灰军装和衣而睡。我一叫，他爬起来就走。

那时正是苏德大战的时候，我们拿上书报、地图到山顶上，看苏德战争的战场打到什么地方，就在地图上画出来。每天早上都去，就在我们窑洞的山顶上。山上没有人，也没有石头，没有树，就是些土堆。

王家坪军委所在地的外边，有一片桃树林，周末大家都在桃林跳舞。没人的时候，我们也到树林里散步，谈心事。晚上在树林里散步，非常惬意。

延安人对延河是很有感情的，洗衣、洗脸、洗澡都在延河里。洗澡区分男区、女区，大家跳到水里边洗。徐方略说家英那时只有一身衣服，把衣服洗干净晒到岸上，光着身子泡在水里，等衣服干了再上来穿。李锐在文章中也说过，“一次家英在河里洗澡，碰上一群女同志来洗衣，他在水中起不来了，因为他只有一条裤衩，刚洗过晒在河滩上了”。延安的生活的确是这样，衣着非常简单。

我们相爱以后，常常一同去延河边洗衣服，边洗边聊。洗完后，我们就背靠背地坐在河边石头上聊天，有时聊到晚上12点。延安很安全，不用担心天色多晚。

望着天上的星星，我们聊小时候的事情。家英说他从小在家乡无父无母，哥嫂对他很刻薄。他从13岁就脱离了家庭，靠卖文为生。他坚持自学，最后考上成都最好的中学。而我的家庭，受封建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严重，因我是第三个女孩子，没人呵护，5岁就到地里干活，从未得到家庭的温暖。小小年纪曾以绝食和父亲抗争，要求读书，后来到太原读了高中。家英生活在城里，我生活在农村，我们却有着相似的童年，都过早地感受了人间的冷暖。

整风中加深了解

我和家英在思想上渐渐加深了解，还是在延安整风以后。

1941年开始的整风学习，互相交换看自传，互相提意见。这样对对方的思想和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家英的自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家乡办刊物。他们几个十四五岁的青年自办的《金箭》杂志，在成都地区影响还不小呢。第二个印象，就是他受侯方岳的影响，在救亡运动中接触了地下党组织。侯方岳介绍他读马列主义书籍和《斯大林传》等，使他从参加救亡运动的爱国主义者，成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

前几年，我曾向中央组织部要过家英在延安时填写的自传，但没找到。延安时期写的思想自传，有万把字，对研究人物的思想成长很有价值。

思想整风，家英哭了

延安整风，思想入党是个关。

组织上要求每个人深刻检查“思想入党”的问题。邓力群是政治组组长，吴俊扬是党小组组长。我们这个小组是在吴俊扬和家英同住的窑洞里开会。家英一开始就对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献心服口服，学得很认真。讨论问题时，家英也是发言很积极的一个。

在逐个讨论某某够不够“思想入党”时，大家对我的评价还好。对家英，则指出他较多的缺点。大家提出他有骄傲自满、自由主义、自由散漫的毛病。家英认为这些意见提得太尖锐了，“自由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思想上不好接受。开会的当晚，家英饭都没吃，躺在炕上蒙着头哭。

那时，我和家英已经谈恋爱了，两个人互相交换思想，谈得很多。他没吃饭，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很心疼，下山给他买了两个烧饼，塞到他的枕头底下。我劝他，思想变化，是要经过痛苦斗争的，但是饭还是要吃。家英人非常聪明，也很要强，但他思想上比较脆弱，听不得过重的批评意见，这和他平时思想敏锐、比较自负有关。我劝了他，他很快把烧饼吃了。

家英后来跟我说：“思想转变，不经过认真的思想斗争是不可能的。”他对大家的批评一时接受不了，但经过认真的思索和反思，最终想通了，还是接受了。

延安整风，对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很快地成熟起来。

“伊凡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啊！”

在政研室，家英跟谁都能说得来，非常善于说话。我不善说，但和家英相熟后，我俩很能说到一起。

家英给人的印象，是不拘小节。他走路蹦蹦跳跳的，在陕北公学时，同班的金岚给他起了个外号——“田鸡”，说他活像一只小青蛙。从此，大家都叫他“田鸡”，家英不但不生气，还索性把笔名改作田基。到政研室，他年龄最小，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田儿”，没有人叫他田家英。

家英衣着不讲究，鞋子经常是破得露出脚指头，衣服只有外边穿的一套，里边也没有衬衣。开饭时，大家都用搪瓷缸子吃饭，家英人小，个子不高，但饭量大，吃得特别多。他头上顶着个搪瓷大钵子，盛得满满一钵小米饭，打回窑洞边看书边吃。

和家英相好后，我给他做了一双布条编成的凉鞋，还用他从家乡带到延安的一件粗呢子大衣改做了一条罩裤，用大衣里子做了内衣和内裤。家英穿上后，政治组的同志见了，开心地说：“你们快看，伊凡（我在延安时的名字）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啊！你们看到没有呀？”家英穿上新衣也非常高兴。这是他到延安后第一次穿有人专为他做的衣服，心里暖烘烘的。大生产运动后，我和老乡换工，我纺线，让老乡帮我织布，换回蓝道粗布，给家英做了衬衣，还做了一床被子。

那时的物质生活非常俭朴，延安八年，每人就做过可数的几件衣服，平日全部的家当都放在一个枕头套里。如果有人结婚，就带上自己的行李，两个人搬到一个窑洞，就算结婚了。

和家英定了关系后，我们还相约到延安医务室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刘承智。见面时，他们好像不曾有过婚姻关系，就是同志关系，也没有生气，没有说不好听的话。我和刘承智是女大（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同学，但不是一个班的，来往不多，只是跳舞时认识。当时只知道她是田家英的爱人，但两人性格不合。

进城后在中南海，刘承智还去看过家英。那次我不在家。家英告诉我刘承智来过，说她结婚了，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我说：生活困难你帮她一点吧。

逄先知告诉我，家英解放后和他提起过刘承智，说她长得特别漂亮，眼睛很大，像七仙女。谢静宜也说过：家英在杭州开会，没事时常爱和大家聊天。记得家英提起过离开家乡赴延安前，去和女友告别，走到家门口，向里边望，看见女友坐在屋里，背对着门，没有发现他。那个女孩梳着一条大辫子，他望了好一阵，一转身，想到反正是要走，不告别也罢，便把心一横，心头念道：罢了，罢了，随她去吧。为了革命，为了求真理，走一条奋斗的道路，家英这个极重感情的人舍掉了个人感情。

我们结婚了

家英的记忆力过人，诗歌看过几遍就背下来了。在政研室谈恋爱时，从我住的地方到家英住的地方，排着三层窑洞。家英住在最高一层，我住在第二层，下边还有一层，两个人你追我我追你。绕着山追时，他边跑边大声地背着鲁迅讽刺小资情调的拟古新打油诗《我的失恋》，逗得我哈哈大笑。

家英还背过许多白话诗，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都是些非常有意思的诗。

家英酷爱文学，背旧诗做新诗是他的爱好。早在陕北公学时，我们女生晚上睡下闲聊，“田家英又做什么新诗了”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之一。家英和我说过，他想写一部小说：两个青年人追求自由，追求理想，投身革命，在战火中接受洗礼的故事。我笑他，以为他说说而已。后来他说生活素材太少，放弃了。

晚年，我听家英的一位朋友说，新中国成立后，家英对他的小说念念不忘，说今生不写出一部小说来，死不瞑目。听到这话，我不禁想起和家英在延安的日子。整风以后，两个人的感情更深了。结婚是家英提出来的。有一天，我们到山上读报。读完了，他忽然把我抱住说：“咱们俩结婚吧。”我吓了一跳，说：“结婚这么大的事，想一想再说吧，不要那么仓促。”谈到结婚，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到政研室之初，我就不愿意蹲机关，随时准备上前线。我从学校来延安，没有到实际中锻炼过。延河两边的山沟都是公家的窑洞，中央机关都在杨家岭。平常只能远远地望见老百姓，听他们唱着《信天游》，赶着驴子过去，从没有接触过。

我们来了个“约法三章”，即：“第一，家里的事要由女方做主；第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第三，不能因为工作调离了感情就分离。”

我提出来后家英同意了。我们商量结婚不拘形式，只要和党支部说一声就可以了。我让他去，他不好意思，让我去，我便找了支部书记周太和。我向他报告，我和家英决定结婚，但不拘形式，请为我们保密。周太和同意了我的要求。

1942年12月12日晚上，家英和我约了彭达章，三个人在炭火上烧了一缸子红枣。彭达章是经济组的，又是支部组织委员，和我们关系很好。正吃红枣时，王惠德跑来问：“听说你们结婚，是真的吗？”我说：“没那回事，我们在这儿谈学习呢。你愿意就来参加吧。”他说：“那我不来了。”说完便跑掉了。第二天一宣布我们结婚了，王惠德大叫一声：“我昨天受骗了，受骗了。”

为了工作，我们把第一个孩子送了人

我是1944年6月生的第一个孩子。发现怀了孩子，我曾到延安中央医院，要求打胎。接待我的是一位苏联大夫，他说这是第一个孩子，如果打了，第二个孩子就落不住了，不同意打。没办法，只好随孩子在肚子里长。我为了让孩子流产，在草坪上又蹦又跳，但那时年轻，孩子特别结实，怎么也掉不了。到1944年初夏，快要临产了，心想，只有生了给人吧。因为那时一般干部生了孩子，只有回家带孩子，根本没法再工作。我提出后，家英也同意了。

那时生孩子，预产期一到就住到医院。中央医院在马列学院的后头，离杨家岭挺远的，有十来里路。到了预产期，家英牵了头骡子把我送过去。

在中央医院，大概住了一个月我才生孩子。这期间家英来过几次，给我送来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

同住的都是要生产的妇女。我认识了枣园后沟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吴桂花。出去散步时，大家都挺着大肚子，摇摇摆摆的，常在一起聊天。住房是几人一间，几个大肚子互相觉得都很可笑。点灯时，排队站在一起，影子照到墙上，大肚子扭来扭去，大家哈哈大笑。

我了解到，吴桂花这次怀孩子已是第三胎了。前两胎生下来都死了，她很担心这次孩子还活不下来。我说：“你别着急，如果生下没活，我的孩子送给你。”她有些不相信，说：“要等丈夫来了商量一下。”她丈夫来了把我叫去，很不理解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把孩子给人？”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干部没有专门人帮助带孩子，公家也没有托儿所，延安的保育院只收首长的孩子和烈士子弟。要上前方，要打日本，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说了这些情况，吴桂花的丈夫还是不太放心，说：“你们干部的话我们信不过，如果给了，就不能再要回去，要写字据为证。”我当即给他写下字据：“我愿意把我的孩子送给吴桂花养育，永远不要，立此为证。”

生产后，家英和张闻天一起来看我。家英也去看了孩子，回来后跟我讲，孩子长得像他。我说：“像谁也不行，已经给人家了。”

十多天后，吴桂花的丈夫来接她出院，我送他们到门口。后来，我再也没有去看过那个孩子，答应不要了，就坚决不去看了。最初有人传来话，说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以后又传来信，说孩子死了，我没有相信。我认为是老乡怕干部以后再把孩子要走，故意传的话，好让干部死了心。其实，我没有半点要回来的想法，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听到这个信，我就想是老乡在骗我们，孩子一定生长得挺好。

解放后，家英还想托人找回延安的孩子。他和彭老总说过，是我拦住了，和人家有协议，怎么能反悔呢？

大病中，得到家英无微不至的照顾

生完孩子后，我大病了一场。家英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使我逐渐恢复了健康。

我生完孩子回到杨家岭后，因身体虚弱，再加上窑洞里潮湿，一个月后哮喘病犯了，病得很重。

家英拿稿费到延安新市场买了两只鸡，拴在马尾巴上。结果鸡一扑腾马受惊了，差点把家英摔下来。回来后，家英不会杀鸡，还是吴俊扬帮忙杀的。收拾好的鸡放到窑洞里，等到做时，看到苍蝇爬得满满的。那时一点生活经验也没有，结果鸡没法吃了，只好丢了，非常可惜。

组织上照顾，把我调到中宣部，和家英住在一起。吃饭、看病都是家英照顾的。这一病就是半年。

延安的女同志生了孩子可以吃一个月的小灶，勤务员给打饭，以后就都是在大灶吃了。窑洞里有炭火炉，用大茶缸子在上边煮半碗挂面，没有菜，家英便把他在食堂的那份菜剩下大半碗给我带回来。他每天都省下菜给我，我说：你别都留给我，自己也吃一点儿。但他仍然每次带菜回来，家英饭量大，但为了我，他自己舍不得吃。

晚上睡觉，因为喘得厉害，我根本躺不下去。那时没有枕头，枕头套里装上几件衣服就算枕头。家英见我喘得厉害就坐在我身后，让我靠在他身上。靠一会儿，我想他第二天还有工作，就说：你睡觉去吧，我能坐着。他不离开，用身子给我取暖。

那次大病有半年的时间。病中，胡乔木来看过我。他一进来看到我的样子吓了一跳，觉得我病得很重，以为快不行了。乔木回去后请了杨家岭医务所的一位老先生，每天来给我打针，也不知道打的什么针，一个月左右，病渐渐好了。

1962年，我到陕西临潼搞调查，接到乔木的信，是他从报上剪下来的一个治哮喘的土方子。我很感动。他工作那么忙，还记得我有这个病根，那已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送别桥儿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延安组织大队人马去前方。我和家英商量也想上前方，我的这个心愿很早以前就有。调到政研室时，我就向陈伯达提过想做实际工作的要求，但没有得到批准。

10月，杨家岭组织了上前方的队伍。因政研室就我一个女同志，我便给蔡大姐（蔡畅）写了一封信，要求上前方，希望和中央妇委的同志在一起。蔡大姐第二天就回信了，同意我参加妇委支队。我和冉实、孔筱分在一个支队。

家英也想去前方，但组织上不同意。

为了送我，家英到东风市场买了牛肉，在炭火炉上焙成牛肉干，做我路上的干粮。

冉实是政研室吴俊扬的爱人，要和我一起走。家英和吴俊扬是好朋友，他们一起送我们，从杨家岭一直送到桥儿沟，大概有十几里路。我们让他俩别送了，回去吧，他们舍不得回，还是往前送。

我们的队伍每天行军七八十里，到张家口后，冉实被派往东北，我被派往冀东。在张家口，我们看到有卖水果糖的，这是自1937年到延安后八年来第一次看到水果糖，就买了两斤，托人捎回延安给家英和吴俊扬。后来听吴俊扬讲，1946年5月，他也离开延安到前方了。走的时候，家英让他给我带去十几块银元，是他的稿费。吴俊扬到张家口后，便交给去冀东的人代捎，因路途远，转托的人也多，没有捎到。

“鸿雁飞来泪两行”

到冀东后，与延安通信很困难。后来，家英来信告诉我，一次他正在给学员上课，接到我的信，拆开一看，当时就流下了眼泪。学生说：“哎呀，老师哭了。”家英只好讲：“今天不上课了。”以后，他在给我的信上作了一首很长的诗，其中有：“惊闻冀东烽火起，鸿雁飞来泪两行。”

我有一个小红本，家英给我的诗和我给他的不成诗的诗都抄在上边，是表达当时的思想感情的。解放后放在妇联机关办公室的抽屉里，“文革”中被抄走，再也没有还回来，可惜极了。那些记载着当年我们相互传递感情的诗和信都不在了，只记得这两句诗。

冀东三年，我在冀东区党委民运部做减租减息、土改、落实《五四指示》等工作。在这期间，我担任过土改工作团的副团长、遵化县二区区委书记。当时，组织上想培养妇女干部。邵青华是遵化县的县委副书记，白云是区长，我是区委书记，还有一个女同志也是区委书记。我在二区当区委书记一年多，这时已经打内战了。

内战时期，干部要在战区工作下去，是群众保护了我们。记得敌人刚进遵化县，我还穿着部队的军装，一位老大娘看到我，说：“哎呀，你穿这样的衣服，敌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干部。”她马上把自己的黑大襟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那时和老百姓是真正的鱼水关系。长期在群众当中，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段日子对我一生都很有帮助。

三年中，还有一次和家英通信是土改时。有人从西柏坡回冀东，家英给我捎来了《土地法大纲》，书里边夹了张小纸条。分别三年，虽然我们很少通信，但互相都很想念。

1948年12月，我从冀东来到西柏坡，那时家英已经担任毛主席的秘书了。我到西柏坡时，他正被主席派到东北作调查，托陈伯达关照我。直到第二年，家英才从东北回来。

这期间，陈伯达要我去党校学习，我没同意。我找了邓大姐（邓颖超），参加了中央妇委第一次妇代会的筹备工作。从此，我走上了妇女工作岗位。家英则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了18年。

团聚后，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