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一月剧变转折意义远超过十月革命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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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10-11-7 18:43:09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pcb{margin-right:0}

二月革命

后来人们用来称呼“十月革命”的“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之说，考诸历史，这话最早出自托洛茨基。他下面还有一句话：“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后来人们却不提了。但他是在二月革命后从国外侨居地回国时说这番话的，那时还未发生十月事件，他指的就是二月革命，但是“铁与血的新纪元”真正到来，却是“一月剧变”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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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历史进程中的“新纪元”问题

1917年革命对于俄国与世界的巨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这一过程中的关注点，不同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1990年代初“剧变”发生时，由于容易理解的原因，俄国人的关注点在于“十月”，而且对“十月”的看法明显地两极化：旧体制的维护者仍然认为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人类历史新纪元”，而变革的推动者则认为它是布尔什维克搞的一场非法“政变”，给俄国和世界带来了长远的灾难。实际上，后者同样认为“十月”是个“新纪元”，只是负面意义上的新纪元而已。当时的资料披露水平与人们的心态还不足以使对这一事态的研究具有长时段大纵深的水平，无论作为开创社会主义美丽新世界的“革命”还是作为毁灭民主乃至毁灭俄罗斯文明的“政变”，“十月”是否真就那么重要？1917年前后俄国历史的转折点真是在于那“阿芙乐尔的一声炮响”吗？

在以后的年代里，随着研究的深入与人们心态的冷静化，人们逐渐倾向于在纵深层次上看待俄国历史的宏观变革，同时在更为精细的层次上考察那一年俄国的具体政治进程。

“革命宪政”与二月民主

立宪会议，按今天的通常译法即制宪议会或宪政议会。建立在政治自由、多元竞争、分权制衡、民主选举基础上的这套制度源自西欧，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制度。从词汇上使用“立宪会议”而不是用“杜马”反映出“西化派”与“传统派”的区别。在近代俄国，这种主张不但被保守的沙皇专制主义者拒绝，而且也曾被宣传“人民专制”理论的俄国革命民粹主义激进派攻击为“富人的骗局”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与这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会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决裂的一批左派人士，形成了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当年布尔什维克也曾积极要求国家民主，而且非仅“阶级民主”，今天所说的宪政民主也是他们当年强烈要求的。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就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

因此，是主张宪政民主，还是反对宪政而鼓吹“人民专制”，成为那时区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界标。普列汉诺夫曾明确地说：“‘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工具’，而且也是另一阶级（按：即无产阶级）的‘组织工具’”。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积极地追求宪政民主；而民粹派鼓吹的“人民专制”则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华帝国或秘鲁帝国，即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是“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垃圾。

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话构成其名着《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基本观点。而更早些时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也表述了类似主张，这两部作品加上哲学着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是普氏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的“老三篇”，被列宁说成是“教育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文献，其影响十分深远。从这些观点可见，在追求宪政民主的问题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一开始就与反宪政的民粹主义者相对立，而且曾经比自由主义者更急迫。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社会民主党人与自由派在政治上有意义的区别就在于“激进立宪”（革命立宪）还是“渐进立宪”。尽管在斯托雷平时代开始有所变化：社会民主党内以列宁为首的一派（即布尔什维克）越来越“民粹主义化”乃至“超民粹主义化”，但是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宪政”的传统感召力和对民粹派“人民专制论”的传统厌恶还不可能完全消失。正是在斯托雷平时代，列宁一方面说了不少（过去很少说）议会民主“虚伪”的话，另一方面仍然在反驳那种认为“虚伪民主”不如专制好的极左极右论调。他认为：尽管多党竞争下的政党宣传“带有广告欺骗性质”，但这一点决不能说明议会民主“根本无益甚至有害，像顽固的反动分子、议会制度的敌人极力要人民相信的那样”，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多党制，欺骗“会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也会少得多。”“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越多，它的代议机构越健全，越民主化，人民群众就越便于……学习政治，即越便于揭穿骗局和查明真相。”

通常所说的1917年“二月革命”正是“革命宪政”的实践。由于“斯托雷平反动”断送了俄国在1905－1907年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通过君主立宪建立议会民主的机会，而斯托雷平改革推动的市场经济发展又掏空了传统皇权主义的基础，并因对传统农村公社实行掠夺性的专制私有化而积累了巨大的民怨，因此当对外战争冒险失利触发了社会危机后，全俄便急剧地卷入革命漩涡。随着貌似强大的沙皇专制似乎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君主立宪的前景已不复存在。在“雪崩”的冲击下，不用说比斯托雷平更保守的传统保皇党已无踪影，斯托雷平体制下得势的专制市场经济改良派如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右翼派别也很快被革命潮流冲垮。只有自由主义左派，即1905年事变中因领导激进宪政民主运动而在斯托雷平时代受压制的立宪民主党，成为唯一还有政治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党派。但它由于担心被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民粹主义反弹浪潮难以控制，更担心战争时期（立宪民主党是支持参战的民族主义者）后方剧变会瓦解军事，这时反而主张放慢立宪步伐。这样一来，以“立宪”为党名的这个1905年时的政治改革激进派，在1917年却把“立宪会议”的大旗拱手让给了“社会主义者”。

而当时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党内部都有明显分化：社会革命党传统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义”推进“人民专制”起家的极左党，但这时它的主流已经在斯托雷平时代发生了“社会民主党化”，只有其坚持原教旨民粹主义的支派，即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带有“人民专制”色彩。至于社会民主党本是传统的“革命宪政”主张者，其中的孟什维克此时仍然持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革命宪政理念，而布尔什维克尽管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本人当时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后来他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1：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2：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正如他在“七月事变”后所说：“在立宪会议召开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而被其指责的对手中，除立宪民主党是担心民粹主义浪潮难以控制而真的希望放慢民主步伐外，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的“革命宪政”热情本不下于布尔什维克，只是考虑当时德国正大举进攻，基于“革命护国主义”立场不愿把太多精力投入竞争性选举，更不愿在这个不但君主派早已消失、连自由派都已靠边的“左派民主”大好形势下一味激化矛盾使局势失控。

因此，经过斯托雷平时代的政治分化与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分野已经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戏剧性的分野：两党的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盟，反对两党各自的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主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以民意党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义或超民粹主义传统，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普列汉诺夫开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正统。但是在1917年内，双方都还没有脱离“革命宪政”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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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于 2010-11-7 18:43:46 |只看该作者 一月剧变与内战：“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关于这场内战各种“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十月革命”后最初两个月苏俄实际上没有军队，似乎也不需要军队。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贯反对“常备军”，民兵代表革命，常备军代表反革命，这种理念甚至可追溯到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但1918年1月15日，在“一月剧变”后仅十天，苏俄政府即颁布了建立红军的法令。法令仍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但很快这个“不久的将来”就被证明无限遥远。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最积极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严禁，托洛茨基直言不讳：“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而实际上前者比后者更严厉，包括推行残酷的人质法和什一法。用当时的话说，民主已经过时，现在是“对信奉过的一切要憎恨，对憎恨过的一切要信奉”。的确不这样也不行，“一月剧变”后各地的小规模叛乱很快蔓延升级，到5月间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叛乱和萨马拉“民主反革命”合流，全面内战的局面形成了。

一般认为，直接导致内战的原因有三个：废除立宪会议导致民主派的反抗，对德和约引起“爱国主义者”的抗争，以及余粮征集制激化与农民的矛盾。但实际上，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在几个月后即随德国战败、苏俄废约而不复存在，余粮征集制虽有深刻的思想背景，作为一项具体政策它应当说是内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虽然它引起的农民反抗导致了内战延长。因此，解散立宪会议，亦即废除宪政，实为导致内战的首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专政”与“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民主”常常连“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立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专政”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不仅各支民主派（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现在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他们显得非常理直气壮：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

事实证明：从二月革命到一月政变期间，俄国政局在民主预期下的日益左倾并未受到右翼反民主势力的多大抗拒，像科尔尼洛夫兵变那样的个案转瞬间也就平息了。不仅“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本已水到渠成，就是布尔什维克抢先夺权后，在许诺尊重立宪会议的70天内全俄局势仍然基本稳定。正是在布尔什维克摧毁宪政后，右翼反民主势力起而效尤：继“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历史是由长时段因果关系决定的还是“偶因”造成的？应该说两种因素皆有。笔者曾指出：1905年俄国曾经有过自由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互相促进的强大势头。如果不是那场风波中各方之不智造成“双输”之局，俄国完全可能在君主立宪框架下完成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改造而避免1917年的局面。但是斯托雷平政治专制下为权势者对传统农村公社进行“警察式私有化”积下民怨，加上后来又唐突发动世界大战而失利，“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便在所难免。而且这种“革命”天然具有反对“腐败的经济自由”和重建“公社世界”的性质，自由主义成为输家几乎是注定的：临时政府难免要社会主义化，立宪会议即便不被驱散，也没有几个自由派当选。

但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者”中谁能得势、以及得势后具体会导致什么后果，则是不确定的。主要在政治侨民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最初并无优势，长期流亡后在1917年4、5月间才回国的列宁、托洛茨基也不被看好。国内反斯托雷平运动的主力社会革命党和在工会中影响巨大的孟什维克都曾经很有希望，但是阴差阳错的权谋较量使列宁最终胜出。1917年2月开始的进程本来是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结果到1918年1月后演变成“专制”到“专政”之间一场改朝换代式的战乱。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宪政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更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了。

现在我们可以评价90年后俄国人如何反思1917：“二月民主”无疑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也无疑发生了“断裂”，这断裂并非发生在当年的十月，但更不是在列宁到斯大林之间，而是发生在1918年1月。其内容也不是从“姓资”的民主革命转变成了“姓无”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废除民主（很大程度上废除的正是社会主义者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当时也为他们所主导的民主，而非“资产阶级民主”），代之以专政（一开始就是开枪屠杀工人、封闭工会、取缔社会民主党的专政，即“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如今的保守主义者（包括索尔仁尼琴与普京今天也基本属于这一翼）认为过分“民主”会损害自由乃至导致专政，这并非全无道理。像德国人在魏玛末期民主选举出希特勒就是例子。就俄国而言，1917年底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民粹派如果执政，他们以后会不会以转型期混乱为口实而改变其此前“社会民主党化”的方向、重返“人民专制”的民粹派老套，也是难以预断的。

但无论如何，后来俄国实际发生的进程并不是这些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废除宪政，而是列宁们推翻民选议会、实行极权并镇压了民主。因此说“二月民主”就会导致“一月极权”是没有根据的，把二月革命与列宁极权在“西化”、“激进”的概念下混为一谈，也是极不严谨的。

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凡尔赛框架下建立的宪政民主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未能坚持下来，而难免被颠覆、为专制极权所取代的命运。但由民选领袖废除宪政的，也就仅德国一例。其余包括俄国在内，都是通过军事政变、战争或强制性“革命”等非民主方式推翻宪政的。因此过分夸张民主对于宪政的威胁、甚至把民主看得比帝制离宪政更远，是没有道理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1991年的苏联东欧“剧变”的确可以说是继承了“二月民主”的事业。但是时代毕竟大大进步了：今天“剧变”后的所谓“阵痛”如果与那一波民主潮相比，无论与俄国“二月民主”的短命及民主被废除后的惨烈内战、与德国整个魏玛共和时期的动荡，还是与欧洲多数国家当时的“魏玛化”危机相比，都可以说微不足道。不仅如今东欧各国都已渡过阵痛，确立了稳定的宪政民主，就是宪政之路最为坎坷的俄罗斯，也没有重蹈“二月民主”的覆辙，尽管其民主体制并不完善而且近年来还有所“倒退”，但也已持续了十多年，根本性的逆转不大可能。今天普京再“保守”，哪怕是对斯大林时代的“大国”还有某种“怀旧”，但只要他们不想学列宁，不愿重演“一月”的悲剧，那就如民主化以后的法国人对拿破仑、德国人对俾斯麦的“怀旧”一样，是无伤大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