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腹卷使用方法:“共情”的发现之旅

常人的婚姻搞得不好也是会触礁的，那么，一方是阿斯伯格人士的婚姻会是怎样的呢？大卫· 芬弛的文章为我们揭开了他婚姻的一角。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事情开始走下坡路的，”克莉丝汀边说边擦眼泪，“我失去了你，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你找回来。”

事实上，不是她失去了我，而正是她找到了我。我一直努力维持的一种半正常的表象脱落下来了，暴露出了我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本来面目。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而我的太太是个专业语言治疗师，见过很多孤独症儿童，她心里对我曾经有过疑惑。但是，她还是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一个个碎片拼起来，认识到究竟是什么正在毁掉我们的婚姻：阿斯伯格综合症。

克莉丝汀从业的最初几年接触的都是低功能的孤独症儿童。但是随着她客户源的增加，她治疗的孩子中就有一些是高功能的了。于是她开始了解阿斯伯格综合症---一种比较轻度的孤独症谱系障碍，以其自我中心的行为方式以及社会性和交流功能受损为特征。这时，她才开始注意到我的行为和孤独症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一天晚上，我们把孩子们哄睡了，克莉丝汀笑眯眯地走过来，伸出双臂拥抱了我一下，让我到她楼下的办公室去。她先让我完成了我每天8：30固定要做的事情，因为她知道这对我的内心安宁至关重要。这些事情是：在楼下巡视一圈，看看哪个屋子的灯还亮着，然后从前院的窗户向外看去，用视线将邻居们的屋顶一一排列整齐。做完这些之后，我来到她的办公桌前，这时她正在电脑上准备给我做一个网上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评估。

身着睡袍的克莉丝汀依然散发着治疗师的气质，她让我如实地回答每一个问题。没问题，我和人谈话总是诚实过头的。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她带着我一题一题地回答，有些问题让我俩忍不住大笑，因为我们都熟悉那样的表现：

“你是不是常常会对自己的特殊兴趣滔滔不绝，不管别人看上去是否感兴趣？”谁会对洗涤产品上印的广告口号不感兴趣呢？

“当你过于兴奋或者外部刺激太过强烈时，你是否会前后晃动或左右晃动使自己平静下来？”那要看周围有没有隐藏的摄像头。

“你是否会因为不能坐在你最喜欢的座位上而生气？”为这事和朋友都翻脸了。

像这样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我俩谈恋爱那些年，我总是拿出最佳表现。偶有疏漏，克莉丝汀还觉得我怪异得可爱。我还记得有一次她看到我自拍的照片哈哈大笑，那些照片是我为了看看自己在他人眼中是什么形象而拍的：我正看电视；我正要打喷嚏；我坐在马桶上做沉思状。

我告诉她，有一次我上公厕时眼镜从上衣口袋里掉到了地上，结果我请了紧急事假，立马回家去煮眼镜消毒。她觉得这事儿太逗了。当我在舞会上孤零零地晃着舞步，或者只是随着她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和其他人都搭不上话时，她觉得我真是又可爱又可怜。

这就是我们阿斯伯格人士。正如奥地利精神科医生汉斯?阿斯伯格在1944年所描述的那样，我们这些人乍一看挺正常，但是我们在三个方面与众不同：自我中心的个性，怪异或者重复的行为，强烈迷恋于某种特殊的兴趣。

我们的兴趣常常使我们成为某一冷门的专家（比如我的兴趣就包括机动车驾驶条例，不同声音的特性，家畜行为模式---仅举几例），我们会在鸡尾酒会上没完没了地谈论这些话题，不管他人是否有兴趣。就我而言，为了使这样的演说成功，我还会事先把要说的话刻意地编写一番。

在交友上，我可以在短时期内维持一个良好的表现。假如我和女友约会，我要是把用过并揉成球的餐巾纸摆成对称的图形，她可能会觉得我有点特别，甚至觉得我有艺术气质。但是，克莉丝汀天天和我生活在一起，而且她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评估日趋熟练，我再也没法瞒天过海了。

由于我越来越无法掩盖自己，她开始注意到我的那些异常的行为方式---刻板地遵循固定程式，异常的社交反应，对他人的需求有时能注意到而有时就视而不见。很快地，我的那些原本让她觉得可爱的怪癖出现得越发频繁，而且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到最后她的生活被我的神经质行为搞得一团糟。

当我又一次没有加油就离开了加油站，她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加油站的油泵数量是单数？”

有一次看芝加哥棒球队比赛，她看我和坐在旁边几个挺友善的观众过于套近乎，就说：“和他们聊聊确实不错，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愿意做你的朋友。还是不要问他们的好。”

当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问她，黛碧姨妈的感恩节晚餐会持续多长时间，她厉声说：“晚餐多长时间有那么重要吗？我没概念。一丁点都没有。你就忍着点吧。”

我为自己的神经兮兮感到羞耻，于是我变得少言寡语。两人开车出门时，一路上没有了对话和欢笑；晚上在客厅里看电视时谁也不开口，好像我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几个月过去了，我们俩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然而，在克莉丝汀办公室的那天是我的转折点，当然也是我们的转折点。她还在继续着她的评估的时候，我就哭一阵笑一阵的，因为那些问题简直说的就是我。我的得分：155，满分是200。按克莉丝汀的说法，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阿斯伯格”---这是她做的非正式诊断，这个诊断后来被一个专业医生所证实。

我花了20年时间试图搞明白为什么我和别人格格不入，现在我有了答案。作为对照，克莉丝汀对自己也做了评估，她的得分：8。

数据就在桌子上，一切都清楚了。但是，给我的问题贴上标签是一回事，解决我的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人怎么可以放弃那些他赖以生存的种种应对手段呢？

孤独症谱系障碍无法以药物治愈，但是相关的行为却是可以调整的。首先，我需要一些交流技巧和共情意识，而这两样在我身上都没有原装产品。幸运的是，我和一个非常专业的治疗师生活在一起，而且她对于帮助我进步有着强烈的动机。她的目标：重塑我们的婚姻。她的第一个使命：设法让我学习交流。

我知道，很多做丈夫的可能都有类似的交流问题，对吧？但是对我们俩来说，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夫妻交流问题。每次我的固有程式被打断，或者别人要求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就会“关机”，无法和人做建设性的交流。为了帮助我克服这个问题，克莉丝汀采取了“推”的办法，先把我推到我能忍耐的极限，然后在我一触即发之际，她赶快妥协。如果她认为我可以忍受10分钟自己不想看的电视节目，而到了20分钟我就会大发脾气，那么她就在18分钟的时候换台。

她不再让我把气恼憋在心里。如果我坐在沙发上为了屋子的凌乱不堪而生闷气时，我会听到克莉丝汀说：“大卫，说吧，发泄出来吧。”

“说什么？”

“你牙关咬得这么紧，而且一晚上你都没说话了。”

她眼睛看着我等了几分钟。

“好吧，活见鬼，看看吧，这屋子里都乱成猪窝了。我不论往哪儿走，不是踢到书，就是踩到衣服或者是玩具，椅子上还有洗干净的衣服没有叠。如果不能保持房间整洁，我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过。”

于是，我俩开始讨论如何发泄才能令人接受，而这需要她先给我解释为什么我的无礼会激怒别人。当我有了点滴的进步时---比如，我客观理性地表达了不满---她就会很高兴，就会乐于和我在一起，而这是对我最好的强化，因为这是我最在意的事情。

几个月之后，同样的场景，而对话是这样的：

“大卫，又怎么了？”

“你看看，这屋子里实在是太乱了，我真受不了。是不是我俩都忙昏了头？”

“没错儿。我们有两个小孩子，你有时候晚上回来得很晚，我一个人又要陪他们玩儿，又要送他们上学，又要让他们按时吃饭睡觉，还要做家务，忙不过来。总得有所放弃吧，我可不希望放弃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知道了。”这时我忽然开了点窍。“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搭把手。”废话。

“那就太好了。其实你可以收拾一下屋子，别光撅着嘴坐在沙发上。”

“好的。”（“收拾东西，不要撅嘴，”我在自己的“最佳行为日志”里把它写了下来）。

建立共情意识对我来说仿佛要求忒高了点，因为我的阿斯伯格参照点总是我自己。（有个人刚刚在男洗手间滑倒摔死了？知道了。那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把他弄出来，我好进去方便呀？）但是，我发现共情意识还是可以培养的，就算是死记硬背也行。只要下功夫，那些靠死记排练出来的关切可以转变为发自内心的共情。

于是，我开始每天问问克莉丝汀她这一天过得如何，并注意观察她的肢体语言而不是光听她嘴上怎么说。（有时候我会跟她核实一下，看我对她的解读是否正确。）假如我感到她有点累了，我就会带孩子出去玩，让她自己安静地呆一会儿。假如她看上去疲惫不堪，我就问问她要不要我给她做足底按摩，或者要不要把心里的事跟我说说。这样做上一段时间以后，我感觉自己就比较自然了，不再象是刻意而为的情感反应。

不过，我们还没有摆脱社会性能力不足的羁绊，也许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至少从我的刻板和重复行为来看希望不大。那天克莉丝汀还听到我在洗淋浴时朗读洗发液的成分表，当读到没法发音的“methylchloroisothiazolinone”（洗发液里的防腐成分---译者注）这个字时，我居然用“嘎嘎”两声鸭叫来代替（两声短促的鸭叫使成分表的节奏感更强，不瞒你说，我觉得听上去特别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