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归因分析

张才国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系统、深人入场的剖析和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代表的是跨国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利益，其潜在之意是削弱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认同。我们要认清新自由主义的真面目，走出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主义”的迷梦，认清民族国家对于捍卫政治经济文化独立的重要性。同时，积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与时俱进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关涉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
    一、新自由主义影响当代中国的主要表现
    第一、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时论”。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时期。新自由主义者便以为社会主义制度已全线崩溃，大肆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败论。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彻底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从此，人类历史将进入资本主义大一统时期，迈进了最为完美的“后历史时期”。在美国人看来，社会主义事业在全球的暂时失利，这是美国长期奉行“冷战”政策的胜利，也为美国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牢固确立自身的全球霸主国地位扫清了障碍。一些西方雄心勃勃的思想家们开始大胆地描绘未来世界的新格局和新秩序，他们炮制出各种形形色色的全球主义理论，并且将之辐射到世界每个角落。
    新自由主义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不再令人信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中国要尽早融入西方文明。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确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一时的经济繁荣，但是，它给社会带来的是极度的不平等，这是广大劳动人民所深恶痛绝的，而且它更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最好映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继续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必然使民族性、国家性、社会主义性在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衰微，民族认同遭遇困境，最终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信仰以及发展合力，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抨击集体主义，鼓吹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其理论根基在于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它以个人为本位，把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置于最高地位，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界约束的个人和自我。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因此，个人主义在社会过程面前的态度是谦逊的，而对其它意见的态度则是容忍的，并且，它恰好是思想上的傲慢自大的对立面，而想全面指导社会过程的那种要求的根源，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傲慢自大。” 
    新自由主义主张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只有市场竞争制度才能提供技术进步所必需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而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计划调节，会引起一系列如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下降、失业增多等诸多问题。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列举了计划经济的三大弊端：首先是妨碍市场机制的作用，损害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其次是不尊重消费者主权，不利于消费者愿望的实现；三是经济上的集中必然导致政治的集权，最终造成独裁统治，使个人自由受到限制和奴役。可以说，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过分调节，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就深刻地指出，“新自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政策代表了极其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 
    第三。主张取消公有制，实行全面私有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以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不能搞公有制。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可见，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私有制是经济发展最充分的动力。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都是极力主张私有制的。他们的理据有；私有制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基础，它能够使个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因而具有最高的效率；私有制能够保证每个人致富机会均等，使每个人通过努力就可能致富，因而具有最充分的动力。新自由主义虽然以经济理论的面貌出现，但它绝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中起作用，而必然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比如全盘私有化的主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实质上就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釜底抽薪”。有鉴于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势力并不是把新自由主义单纯看做一个经济学流派，而首先是把它作为一种适应其政治需要的意识形态，要用这种意识形态来规范拉美国家改革的政治取向。新自由主义与历史终结论所鼓吹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最终胜利可谓异曲同工。”
    作为当前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无疑是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前沿阵地。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制和新自由主义的方案来中国布道，张五常就是这种传教土之一。在中国经济学界曾一度掀起一股“张五常热”，其原因在于他的理论逢迎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需要。他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政府设计一个产权私有化的经济制度，其次是向中国知识分子灌输自由主义和产权明晰的经济意识形态。吴易风教授在《略论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一文中剖析了这种危害：“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下去，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第四、抹杀民族国家经济存在的必要性，鼓吹经济全球化。今日的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讲是资本的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的集中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其推动者是西方大垄断资本及其所操纵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跨国公司。这些超国家的国际管理机构一般代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西方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面对全球化，民族经济、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趋于消亡，资本已摆脱了民族国家和社会力量的控制，大部分世界经济掌握在巨型跨国公司于中。全球治理是人类未来政治的基本走势，“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民族国家正在终结”呼声此起彼伏。人类已生活在民族国家主权逐步消亡的“地球村”中，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让渡主权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从这里可以看出，肢解民族国家，为垄断资本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是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标。
    世界主流媒体不厌其烦地鼓吹一些术语，如“经济全球化”、“观念更新”、“全球治理”、“自由贸易”等，其真正意旨是为新自由本义“复辟”制造声势。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为一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打着“自由化”的大旗，企图重新返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倡导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逻辑。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不符合中国人追求共同富裕的理想。正如学者王立强在其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总而言之，从80年代到今天，民族国家的主体已经被美国肢解殆尽。美国在民族国家主权的废墟上建立起美元的金融霸权，使美国拥有了大规模巧取豪夺其他国家巨额物质财富的手段。美国控制世界的基础已经奠定，它治理世界的计划正在从思想变为现实。美国把整个世界作为它治理的目标。拉美也好、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都只个过是美国要治理的一部分。”可见新自由主义不是基于对世界各国文化传统多样性的尊重，而是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强加其他民族。这样很容易造成“国将不国”的信仰危机，真所谓“世界主义，误国殃民”。
    二、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得到呼应的归因分析
    第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的失误。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科学性和真理性的统一。那么，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能被一些人接纳并大肆鼓吹呢？这一方面与新自由主义的大力自我推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的失误紧密关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着很多带全局性、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如怎样处理意识形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阶级性与普世性的统一、批判性与包容性的统一等等。处理好这些问题关乎我国意识形态的构建与创新，也是迎接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挑战，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举措。而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脱离实际也使其生命力大打折扣，这一点在当今我国社会生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人民日常生活中所持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宣传的内容大相径庭，虽然国家在宣传势头上有增无减，但很多方向依然停留在书面和口头上。在当下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处于一个开放的、相互比较的语境中，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会针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失误乘虚而入，与我们争夺群众和阵地。而且新自由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精致性和华美性，在包装上的吸引性和迷惑性，使其更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和渗透性。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主动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第二、把参与经济全球化等同于认同西方主流价值观。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它首先是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在现实实践中，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活动，以及主动争取参与全球化规则的制定，最大限度地降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维护我们自身的利益。但是，一些人误解为这是淡化、甚至是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信号。他们热情地欢呼、吹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劝告人们放弃民族主权。
    但问题在于西方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差距使西方国家具有明显的话语权优势，从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了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处于“失语”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安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对这种全球化的危害，学者河清有着一针见血的描述，“全球化这个用做通行口令口号的词，实际上是为一种策略进行辩护的假面具，旨在将经济和政治上统治性的强国，尤其是美国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传统普世化，将一种最有利于这些强国的经济文化模式推广于全世界，并把这个经济文化模式奉为一种标准、一种理应如此，一种宿命，一种普遍的命运。”多么细致入微的刻写，它有力地说明了今日西方新自由主义推销“自由贸易”和“世界主义”的历史逻辑——将强者的游戏规则和有利于强者的模式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
    第三、“理念崇拜”的媚外心态导致丢掉中国特色。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后发展的传统国家，近代以来一直在努力寻找有效的现代化路径，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境况下，中国知识分子自然地把目光投向西方文明和西方制度，乐观地认为只要我们照搬西方制度，从官僚腐败、国民道德水准底下、到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社会犯罪以及通货膨胀的消除等所有重大问题都能一蹴而就。有学者把这种政治心态称之为“理念崇拜”，也就是“崇尚某种抽象的中心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种一劳永逸地、整体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处方。换言之，这是一种以某种理念或主义来推演和涵盖解决具体问题的途径的思维模式。……而且，一旦人们把西方的某种理念符号变成一种简单的口号，还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想象出来的意义和愿望投射到这些口号上去，并把它视为我们的权威”这种无视理论与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以简单理念来拯救中国“问题”的政治文化现象，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至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特征。
    这种“理念崇拜”心态映射在对待全球化问题上，则表现出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盘接受，以为只要按照西方学者所鼓吹的那样，主动放弃国家和民族的各种利益需求和本土特色，就能带来本国的现代化。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没有给我们提供现存答案，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经验可寻，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前进，边干边总结、边纠错。改革过程中既需要借鉴他国经验，又需要新理论、新思想指导改革开放进程。邓小平曾断言，“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人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可见，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同时，不能忽视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要做到为我所用。比如新自由主义，就是西方强势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反映，是站在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立场上说话的，如果我们不顾这些事实，盲目迷信它们，只能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中国特色”至关重要，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要切实维护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三、几点启示
    第一、全面理性地看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改革开放后，新自由主义传入我国。一些缺乏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的学者，奉新自由主义为灵丹妙药，不加甄别地“转播”西方，主张用新自由主义的一套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走的就是新自由主义路线，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否定改革开放。凡此种种，需要我们运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新自由主义，揭去新自由主义的伪装面纱，这对于我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冷战结束后，国内曾流行过多种理论。先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继而有各种各样的“热”：哈耶克的“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其《自由宪章》和《通往奴役之路》被广为论说、引用，学人皆知。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时间引起论者们争相讨论，尽兴尽致。还有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诺齐克的政治哲学等。甚至有些学者以“新自由主义派”这样的雅号自称而感到自豪。
    新自由主义之“新”，是相对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言，其实两者一脉相承。新自由主义崇尚个人主义，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功能，要求国家管得越少越好，也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说法，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让经济贸易和资本流动不受限制，即所谓的“三化”即“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所以，从本质上看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翻版。
    第二、区分学理层面的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经历了由纯粹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过程，所以，不能将作为学术层面的新自由主义同政治化、范式化的新自由主义相混淆。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新自由主义开始从学术理论转变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出笼。诺姆•乔姆斯基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本文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就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是在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不乏科学成分，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我们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需要大量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可以直接拿来应用。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纯理论、纯学术、非意识形态的东西。
    第三、掠夺社会理论话语权——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较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更准确地说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是在学院中通过学术机器生产出来的学术话语。因此，抢夺社会理论话语权也是新自由主义进行自我扩张的重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许多崭新的社会理论类型。如以发展主义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把美国现代化模式界定为人类社会实现自身繁荣和发展的唯一有效范本，将现代化等同于美国化；亨廷顿出炉的“文明冲突论”，他把冷战后的世界描绘成一副多种文明相互冲突的“战国”画面，并认为这种文明多元化是未来世界不安定的根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苏联解体之后，他毫不讳言地宣称，“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这些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理论，要么是全球化的潜台词和代言人，要么直接充当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卫士。在不得不参与全球化的今天，对待这些社会理论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批判。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我国意识形态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是一种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不断自我反思与创新的理论。而当前，西方的理论话语正通过学术交流与出版、文化全球化等多种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严重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这种形式下，我们必须迎接挑战，加快建设一套以马克思主义概念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在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与交锋中彰显自身的科学性和合法性，惟其如此才能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权，才能捍卫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四、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与创新。新自由主义实质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依循一系列全球性现象的出现，极力张扬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的普世意义，而炮制出的一种新型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西方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是用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模式、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统治全球，构建一个美国和西方“稳定获利”的全球模式。这种意识形态披着华丽的外衣，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虚伪性，更易迷惑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操纵意识形态的同时，我国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与创新，以此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发展合力，避免落入西方发达国家所设置的新殖民主义的陷讲。
    在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内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所产生的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还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之一提上重要议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防御体系的建设等问题，构成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的重中之重。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研究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要大力加强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与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可见，进一步加强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安全是当前我国学术界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