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和以色列关系:改革开放三十二年公慈善发展史大扫描

从“ 中国公益”走向“公益中国”
——改革开放三十二年公慈善发展史大扫描
 
编写：张弦 魏宇
 
（写在前面）
32年，放之于人生是漫长的岁月，而放之于历史却异常短暂。中国改革开放32年来，各行各业都经历了无数发展与变迁，公益慈善事业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经历了风雨历程，并在近年呈现出极为活跃的状态，逐渐进入了在现代社会中的应有角色。中国现代公益的实际发展历程虽然还不足三十年，但它的积累与沉淀却已经书写了许多精彩篇章。
改革推动公益，公益改变中国。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成长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兼具国际化因素与中国特色，先后经历了公益理念启蒙、公益行动探索、普及社会共识等阶段，浓缩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公益发展历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走过了一条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曲折之路，现在，一种东方化的“中国式公益慈善”理念正在激荡中成型。
纵观我们公益事业的方方面面，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为当代中国公益慈善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应运而生的民间各类公益慈善组织、公民日益增强的公益慈善意识，为我国公益慈善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执政党科学发展观的不断落实，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壮大。时至今日，我国公益事业实力不断增强，作用日益扩大，已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生力军。
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公益慈善的重要里程碑为线索，串联起历史长河中散落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每一粒珍珠，捡拾那些令我们感动的瞬间和事件。以每十年为界，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特定的大事件，来推动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本文力图切入改革开放以来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挖掘出更多独特鲜活的文本，汇聚成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研究取之可用的资源。编者试图通过讲述发展历程中那些或质朴或生动、或凝重或壮美的影像和故事，梳理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公益慈善事业的衍变和发展历程，意在留存和记录在这三十多年的岁月里公益慈善所走过的独特发展之路，并且希望对于其中的得失成败风雨坎坷的总结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和借鉴，推动“中国公益”走向“公益中国”。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一些久远的影像已难寻踪迹；由于采访时空的局限，一些动人的情景也许被遗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理清思路，把握全局，认同趋势，弘扬功德，传播爱心。我们相信，在32年的跨越式发展之后，中国社会的公益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必将有更多的人关注公益、参与公益、热爱公益，为构筑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而竭尽所能。
 
成就篇
 
回顾改革三十多年的历程，我们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文明进步在于价值观的深刻变化，从单纯坚持国家利益至上，逐渐转变到承认并尊重国民的生存权利和自由民主等基本权利，当代中国公益的肇始，恰恰起源于民政工作体制建设和保障儿童受教育的权利。
 
(一)：1978—1989年间——政府重启民政机构，公益组织开始运作
关键词： 民政部  公募基金会  公益广告  “别挤了” 彩票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希望工程  徐永光
这是中国当代公益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公益成就，是执掌公益工作的政府机构——国家民政部及其地方部门的设立，以及后来声誉卓著的各大公益组织的成立，比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1、1978年国家唯一公益主管单位成立：民政部
1978年民政部成立，恢复了在1969年那个荒唐时期被撤消的内务部对应职能：“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的宗旨没有改变，社会稳定机制的作用没有改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改善优抚救济对象的生活、促进国防建设、移风易俗、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功能没有改变。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民政部门通过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解决生活困难，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民政部成立后，经民政部批准，陆续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家公募基金会，从组织机构建设到职能发挥同步动作，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自此开始焕发生机。
2、1981年首家公益基金会成立：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简称 “中国儿基会”，由全国妇联主管，它的宗旨是：抚育、培养、教育儿童少年，辅助国家发展儿童少年教育福利事业，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儿童少年教育福利事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最有影响力的公益项目是“春蕾计划”和“安康计划”。这两项计划作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成就，已经被载入我国政府《中国的儿童状况》、《中国的扶贫与开发》、《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和2001-2010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春蕾计划：公益组织促进女童教育发展的最成功、最有影响力范例
今年“六一”儿童节，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的春蕾女童代表，将党和政府的关爱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从1989年“春蕾计划”启动到现在，每年都有一批受资助的孩子幸福地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21年来，“春蕾计划”已筹集资金累计8亿多元，兴建800多所春蕾学校，资助180多万人次贫困女童重返校园，对40余万女少年进行了实用技术培训。2005年“春蕾计划”被民政部授予“中华慈善奖”。
在2008年发生大地震期间，“春蕾计划”迅速推出捐建“抗震春蕾学校”及“永久春蕾学校”、“一对一资助灾区伤残儿童”等项目，帮助灾区儿童重返校园、抚平心灵创伤，共为灾区募集善款援建52所春蕾学校，捐助1315名伤残儿童。
安康计划：致力于儿童健康成长，免受伤害
“安康计划”全称“中国儿童少年安全健康成长计划”， 2000年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实施，是一项旨在帮助广大儿童安全健康成长的大型公益社会系统工程。它以实现儿童少年安全健康成长为最高准则，通过筹集资金，开展系列宣传、救助、教育、培训等项目实施，为儿童少年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实施系列公益活动，构筑儿童少年安康成长体系，营造安全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推进儿童少年安全健康成长公益事业，以帮助儿童少年实现“远离失学、远离疾病、远离伤害、远离犯罪”为目标。 
3、1987年——新中国第一张公益彩票谨慎登场
在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的直接推动下，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反复调研论证，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彩票，突破层层阻力，被中央批准发行。以崔乃夫为主任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制定颁布了《发行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试行办法》，具体组织和推动了“有奖募捐券”的全国发行工作。　　
1987年7月27日，在河北石家庄市政府门前广场。时任石家庄市副市长孙永生在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首发式上，掏出10元，从时任河北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唐泽敏手里接过奖券面值1元的10张奖券。当时在石家庄市当临时工的正定县农民温国斌买下四张“有奖募捐券”，中得2000元，成为新中国彩票第一个一等奖中奖人新中国的第一张彩票就这样售出。其后几个月，募捐券相继在福建、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10省、直辖市发行。
　　 有奖募捐就这样起步了，如今中国彩票年销售总额高达1000多亿元，募集公益基金300多亿元，不仅成为全民公益的最普及参与方式，也成为当代公益事业最大最稳定的经费来源。
4、1987年——第一条公益广告：“别挤了”
“别挤了，别挤了，为什么乘车总是这样难？”这几句简单的广告歌词，出自于中国最早的公益广告栏目——中央电视台的《广而告之》播出的第一条公益广告。
正如英国作家狄更斯所说：给道德以应有的地位，给每一件好事以恰当的鼓励；让每一天成为一项严峻的记录，面对着它，你应当问心无愧；给别人生的权利，活的余地，不要挤，千万不要挤！这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条公益广告的意义所在。
由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如今公益广告的内涵更加深刻，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不同主题、不同发布形式的公益广告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风景线。公益广告以其强烈的感召力，在弘扬民族精神与倡导社会公德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不要挤，千万不要挤！
5、1988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成立：管理基金项目最多的公益组织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妇基会”，成立于1988年12月，是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之一。十几年来，中国妇基会为全面提高妇女素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妇女和妇女事业发展，向国内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募集资金和物资，在妇女教育、培训、扶贫和救灾等多项公益活动中，充分发挥自身组织特殊的社会职能，办了捐赠“母亲水窖”等许多实事、好事，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自成立起，中国妇基会始终把贫困地区妇女和下岗女工作为关爱重点，多次给甘肃、宁夏、青海、江西、四川等灾区、老区捐款捐物；为革命老区妇女进行妇科病防治捐款；经常与电视台联合举办文艺专场演出，广泛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和资助活动。1997年中国妇基会使用1.5亿元人民币的专项募集资金，建成全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女性人才的大学——中华女子学院。
中国妇基会目前不仅拥有“大地之爱”社会公益品牌，还掌管着“家长教育基金”，“ 下岗女工再就业基金”、“ 妇女儿童保健基金”、“ 女大学生助学奖学基金”、“ 玫琳凯妇女创业基金”、“ 妇女理论研究基金” 、“中国十大杰出母亲抚慰公安英烈基金”等专项基金。
6、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公益改变命运，希望照亮中国
书写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史，“希望工程”是最最不能绕开的动人乐章。有人说，“希望工程”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伟大历史创造。
希望照亮大地，公益改变中国。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动员起亿万颗拳拳爱心。 
 18年前，中青报记者解海龙在大别山为8岁的苏明娟拍下了一张后来被称为“大眼睛”的照片，风靡全中国，成为中国最知名、最动人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的标志。后来，邓小平同志欣然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 
从此，每个对视“大眼睛”的人，都感受到了灵魂的震颤。 从此，“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走过20年风雨历程的“希望工程”已硕果累累：募集捐款56.7亿元人民币，资助逾346万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继续学业，建设希望小学15940所，培训乡村教师5.6万余名。
 “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说：“希望工程的价值可以用3个尺度来衡量。就经济价值而言，56亿余元的捐款在20年间从富裕地区流向贫困地区，从东部流向西部，从城市流向农村，推动了社会分配更加公平；在教育价值的角度，300多万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变了命运，1.5万余所希望小学占全国农村学校的百分之四；从精神道德文化价值来看，参与希望工程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美好。”
“希望工程”的发展证明，中国基金会最重要的使命，在于研究发现问题，从而进行社会创新。很多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创新来解决。
（二）1989-1999年间——公益事业走上有序而繁盛的发展之道
关键词： 志愿者  《公益事业捐赠法》 社会工作  慈善总会  电视募捐  自然之友
这十年间，大小基金会开始行动，向着各个领域伸出善意的触角，此间正值中国社会经济高歌向前，给各基金会不断注入善款，也推动了整个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这个阶段以普通民众自身为单位的志愿者行动开始在全国蔓延，青年志愿者就像当年学雷锋一样，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播撒爱心。与此同时出现的同类人群还有“义工”。1998年，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中国南方，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中国第一个电视募捐专场晚会，目标是募集2000万元善款。但经过近20年的熏染，中国社会的爱心与慈善力量远远超过他们的预估，晚会当晚募集款物3亿多元。中国的慈善事业由此被推向了一个高峰。值得再提一笔的是，1999年《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意味着公益事业将依照法律进行调整和梳理，从而使公益事业走上一个有序而繁盛的道路。
1、1991年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诞生
（之后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中国社会工作协会）。这是中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重要的阶段性的标志，即由一个社会组织来推动社会工作事业发展。在慈善公益历史发展的坐标系上，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地位特殊，从默默无闻到声名显赫，它的壮大最能体现公益慈善事业壮大的过程。
2、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中国迄今最大的综合性公益慈善组织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于1994年，是国际联合劝募协会在中国大陆的唯一会员，目前在全国拥有273个会员单位。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至今，始终恪守扶贫济困宗旨，积极倡导慈善意识，努力开拓慈善工作的服务领域，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方筹措慈善资金，开展了救灾、扶贫、安老、助孤、支教、助学、扶残、助医等八大方面几十个慈善项目，形成了遍布全国、规模巨大的慈善援助体系。截止目前，中华慈善总会直接募集慈善款物共折合人民币近百亿元，数以千万计的困难群众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救助。
3、1994年“自然之友”问世：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团体
“自然之友”是全国第一个不是直接挂靠国家部委办局的公益组织，换个角度说，就是当代中国草根NGO的开山鼻祖。从那时发展至今，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已经超过38.6万个。
“自然之友”登记注册曾经破费周折。依据当时民政部社团登记管理的规定，同一行政区域内同类社团只能注册一个，此时国家环保局已有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挂靠，申请被拒绝。
北京环保局、科协、政协……他们往返于可能的挂靠部门间，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这时国家环保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提醒申请人，可以挂在一个二级单位下面，二级社团不用单独注册。
1994年3月31日，批准公章盖下，中国第一家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正式成立。
4、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中国志愿者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诞生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大事，但是却开启了公益活动的一个新时代。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之后，志愿者活动很快成为一个浪潮，中国其它社会团体也纷纷开展志愿者活动，包括中华慈善总会及地方慈善组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及一大批民间志愿者组织。目前，我国的社区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工会志愿者、妇女志愿者、科技志愿者、医疗志愿者、扶贫志愿者、环保志愿者等已达1000多万人。国家民政部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全国社区服务志愿者组织有7000多个。
这些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灵活机动，救助力强，成为支持协调社会全面发展坚实力量。2008年初南方雪灾和“5.12”汶川大地震中，是志愿者力量的集中爆发，社会志愿者发挥的巨大作用，给人们留下来深刻的印象。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已经成为活动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志愿者以一个强大的群体姿态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5、1998成为中国慈善大破局之年：洪灾承载民族记忆
那一年，中国发生特大洪灾，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百万军民与特大洪水进行殊死搏斗，洪灾中死亡3004人，直接受灾人口2.23亿人，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人民币。当时，中华慈善总会发出致全国团体会员“关于积极支援当前抗洪赈灾”的建议函。并打算和中央电视台一起办一场赈灾晚会，当时的期望值是通过晚会能为抗洪救灾募集2000万元善款。
那是中国第一个电视募捐专场晚会。中华慈善总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回顾当时的情景时依然不胜感慨：当时整个楼层到处都是人！捐款的、捐物的、捐赠救灾海报的、请求分配救援工作的……许多家庭扶老携幼地赶来，还有不少人从外地赶来，许多学校的大学生们赶来后自发地按学校组成志愿队帮助工作，许多餐饮公司为大家免费供饭、送餐，每天都开出上百号人的流水席……这场晚会实际收到的捐赠款物超过3亿元人民币，当年海内外社会各界为水灾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灾区捐赠总额达到6.5亿元人民币。
这一次全民大动员的慈善行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慈善观念，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三）1999-2010年——中国公益开始走向公益中国
关键词： 母亲水窖  汶川地震  丛飞  中华首善  个人第一捐  
1999-2010年，在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显著增强，成为公益慈善事业最坚实的基础。这期间，中国慈善公益事业以水到渠成之势更加深入，公益覆盖面快速放大，捐赠额连年增长，制度化保障更加完善，志愿服务行为更加民间化，公益行为更加分众化。
如果浓缩这段历史，我们将会把汶川地震所激发出来的巨大民族凝聚力排在首位。这场必将载入史册的大地震，值得彪炳的是举国救灾中的普世情怀，是亿万中国人无私大爱的集体呈现，是一个影响力空前的社会公益慈善动员令，由此，还使中国社会志愿者群体大面积快速成长，促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的跨时代跃迁。
1、1999年公益慈善法制建设分水岭——公益捐赠成功立法
    这一年之所以成为第三阶段的开局之年，是因为中国公益终于迎来了法制建设的巨大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在1999年6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获得通过，同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九号公布，当年9月1日起施行。
    这部法律全面规范了捐赠、受赠行为，保护了捐赠人、受赠人与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明确禁止捐赠活动中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并把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定性为违法行为。
    中国公益捐赠从此有法可依。
2、2001年“母亲水窖”项目启动——创新西部饮水工程解决思路
“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由全国妇联牵头启动，在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贫困缺水实行，通过储存降水的方式，有效缓解了困扰农民数十年的缺水难题。这个项目持续至今，直接受益者已经达到160万人。（详见本期关于“捐赠水窖”的详细报道）
3、2003年“非典”事件引爆慈善捐赠的税收突破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蔓延全国的时候，针对“非典”防治的爱心捐赠也同时扩展到了全国，这场意外的灾难让慈善捐赠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并进一步推动了政策的进步，2003年，政府首次出台“慈善捐赠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的税收政策，慈善捐赠得到了突破性的鼓励。
4、2005年举行中华慈善大会——慈善事业上升至国家行为
这一年的印度洋海啸，开启我国民间向海外进行慈善捐赠的先河。
这一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要“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慈善事业由民间组织公益行为正式升格为国家行为。
这一年，中国现代慈善事业迎来了另一个里程碑。2005年11月20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性慈善大会——中华慈善大会在北京召开，受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委派，回良玉副总理作重要讲话，进一步向全社会发出了党和政府支持慈善事业的信号，向公众发出了积极投入慈善事业的号召。大会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 “中华慈善奖”自此开始每年评选，民间掀起更大的慈善热潮…… 
5、2006年中华志愿者标志性人物丛飞辞世——新时代雷锋精神从深圳影响全国
 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情激发，有一种精神让我们内心震撼，他的名字由南海之滨飞越到北国之端，又再从中国传到世界——2006年4月20日，丛飞走完短暂而精彩的一生。至此，他为各地贫困学生、残疾人捐款超过300万。而丛飞的家却是一间不到60平米的房子，没有车和存款。丛飞的角膜帮助5个人重拾光明。深圳新文明从一个人到一个群体，从一座城到一种精神——2006深圳义工感动了全中国。
深圳是全国首创义工联合会组织的城市，也是目前全国人均义工比例最高的城市。18年来，深圳17万注册义工中涌现出了无数令人钦佩的楷模。“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深圳义工这个口号已经叫响全中国，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义工精神在深圳这座城市逐渐生根。走在深圳的大街小巷，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的深圳义工们，是一道最令人温馨的风景线。申办大运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每一次全市“重大战役”中，总有他们响亮的声音；抗洪救灾、关爱行动，每一个呼唤爱心的时刻，总有他们默默在场。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企业员工、在校学生、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法律工作者、新闻记者、外来务工、离退休老人以及家庭主妇等。“有困难找义工、有时间做义工”成为深圳人的时尚。 
有一项针对深圳市民行为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九成的被调查者赞成做义工，其中近两成的被调查者曾经做过义工。在深圳，我们常常看到这样感人的场景：那些曾经受到关爱的人们，都纷纷怀着感恩之心，加入到奉献爱心的队伍中来。这个队伍中既有开着奔驰、宝马参加义工活动的私企老总，也有坐着轮椅服务社会的残障人士，更多的是骑着自行车、搭乘公共汽车的普通市民和打工者。在深圳做义工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只要大家穿上义工制服，就不分尊卑贵贱统一在爱的旗帜之下。
如今，义工是爱心深圳的一张靓丽名片，已经成为深圳的“慈善名牌”。
 
 
5、2008年——冰冻、地震、奥运会，复兴中的中国悲喜交集
2008年被称作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在已经走过的中国公益发展史上，这一年最为浓墨重彩。
感动中国人物：唐山十三位农民兄弟
新年伊始，中国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区遭遇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铁路中断、公路中断、电力设施大面积被毁，受灾同胞达千万。在全国各界参与救援的人群当中，宋志永等唐山十三农民兄弟，大爱至朴，最为令人感动。
他们年龄最大62岁，最小19岁，自费租车，自备工具，在除夕出发，顶风冒雪来到湖南郴州参与救灾。经过申请，他们成了电力安装工程公司一支编外“义务搬运队”，每天起早贪黑、踏雪履冰为抢修工地扛器材、搬材料、抬电杆。
当他们离郴返乡的时候，许多郴州市民自发赶来为他们送行。他们还被郴州市授予“荣誉市民”的称号。
汶川地震：在废墟上书写最感天动地的人间大爱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改革开放以来伤亡人数和直接财产损失最大的一场天灾。灾难激发了国人内心深处的爱心，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激活了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新篇章，中国的慈善水平因此跃升了十年以上。
灾情发生后，国家快速动员和组织救灾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响应速度拯救遇难者；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共赴国难，大批志愿者从四面八方奔赴灾区，出现在紧急救援、医疗救助、伤病陪护、心理救援、儿童教育、物资发放、卫生防疫乃至抢收抢种等一切需要人力的地方。灾害面前，人们自发地行动着，悲伤和感激的泪水在数不清的脸上流淌，社会各界踊跃捐血、捐款、捐物，“你捐了吗？”成为人们见面使用最多的语言，废墟上书写出来的人间大爱感天动地。
汶川地震，让人民共和国首次为自己的人民下半旗致哀，第一次为自己的遇难公民设立哀悼日。曾几何时，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人罹难，联合国总部都降了半旗，而“文化革命”中的中国却没有为自己的死难同胞做出任何悼念的表示。
汶川地震，让民间赈灾捐款数量实现巨大突破。中央电视台《爱的奉献》抗震救灾晚会捐款额突破15亿人民币，创下世界义演的新纪录。
作家张抗抗为震灾带来的影响做出了具有代表意义的评价，她说：“这次灾情发生后，政府在第一时间把真实的信息公开，迅速地激起了中国国民自觉的、广泛的、主动地参与救援的行动，这个展现了中华民族正在成长当中的公民意识，我想它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巨大进步的重要标志。面对灾情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会问自己，我能为救灾做点什么？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中国公民都要时时记住，我是公民，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体制升级：民政部设立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    2008年9月1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正式开始办公，中国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从此正式拥有了完全对口的管理机构，意味着国家通过体制升级，向全社会表达了对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由此进入了规范化的快车道。
根据国务院赋予的职责，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主要工作包括：福利彩票、慈善和社会捐助、老年人和残疾人福利以及儿童福利四个方面的工作。
北京奥运会：150万志愿者见证大国崛起的成功脚步
多难兴邦。2008年8月8日，百年奥运终于在中国首都北京如期举行。这次全球体育盛会的巨大成功，得益于举国体制的可靠保障，同时，志愿者的辛勤奉献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为了举办这次盛会，我国政府首次大规模动员和征召志愿者。北京奥运会期间，有10万名赛会志愿者直接为赛会提供服务，40万名城市志愿者在北京550个城市服务站点提供信息咨询、语言翻译和应急救助等服务，100万名社会志愿者在北京社区乡镇开展志愿服务，广泛传播志愿精神，用微笑营造全民参与奥运、奉献奥运的浓厚社会氛围，向世界展示我们伟大民族自强不息的崇高精神。温家宝总理评价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说：“用热情真诚良好的服务，为国家赢得尊严和友谊。”
在北京奥运150万名志愿者当中，我们需要特别记住邓亚萍的名字。她从乒坛“大满贯”变身为剑桥博士生，再到成为奥运会“首席”志愿者——北京奥运村村长，她是献血、防艾、节水等多项公益活动的宣传大使，她是北京奥运会最优秀的志愿者之一。她说：“因为我是老百姓培养出来的奥运冠军，所以我必须回报社会。” 
 
6、2009年——企业家慈善捐款高调“突围”
 
2009年在中国公益发展历史上，最值得关注的大事不是陕西神木县在一个县的行政区域内率先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彻底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让医疗公益的终极理想得以实现，而是民营企业家勇于担负社会责任，以更高的热情为公益事业增光添彩。
继2005年牛根生捐出总值10亿元人民币的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之后，2009年的中国公益领域掀起捐股风暴，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申请捐赠市值高达60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股份，新华都掌门人陈发树则高调宣布进行无条件的83亿股捐，延续了此类财富转移的努力。这种特殊的财富流动模式不仅让国民重新认识民企的责任面孔，更直接催生了制度层面的应急变革，财政部门迅速出台《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填补监管空白，规约捐赠程序。
陈发树的83亿捐赠，成为2009年公益慈善领域最大的亮点，他用个人慈善基金组建的新华都基金会，骤然间加剧了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的影响力，开创了中国新的非公慈善基金管理模式。
2009年，个人捐赠人民币现金的排行榜首位是慈善捐款2.74亿元的民营企业家黄如论父子，在慈善捐款的企业家群体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首推陈光标，这一年他的个人公益捐款再度突破1亿元人民币，并且继续“高调”宣传他的个人公益慈善行为，这位 “慈善狂人”在饱受争议之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可。陈光标成为2009年中国的年度“中国首善”，还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到这时为止，他在连续十年间，累计捐款已经突破11亿元人民币。
历史将会记住这一时期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他们比前辈企业家更加重视社会责任，他们把自己创造的巨额财富无偿奉献给社会，他们值得社会的尊重。
 
7、台风“莫拉克”重创宝岛，大陆对台捐赠充分展现“血浓于水”
 
　　2009年8月8日，强台风“莫拉克”横扫宝岛，造成台湾50年来最大天灾，死亡38人，农业损失超过122亿元新台币。曾多次接受台湾同胞慈善捐赠的大陆同胞闻讯后立即行动起来，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和各地慈善总会等渠道迅速启动了对台湾的全国性、大规模慈善捐赠。从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广东到远隔千山万水的西藏、新疆、甘肃，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各界都在为遭受天灾的台湾同胞奉献爱心，绵阳地震重灾区老人赵勤临终前为台湾“莫拉克”受灾同胞捐款3.3万元人民币，著名慈善企业家陈光标则捐出了500万元人民币，成为大陆对台捐赠中最大的一笔。
　　9月7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88水灾”追悼大会上致辞中对大陆同胞的捐助表示感谢。他特别提到，大陆及大陆同胞捐助千户组合屋（活动板房）及物资，还有约50亿元新台币的捐款，是台湾接到的最大一笔捐款，充分展现两岸血浓于水的情感。
 
8、2010年——频发的灾害推动公益升级
 
两会重心由“国计”转向“民生”，全民福利保障是最大的公益
中国的两会主题从来都是投票选举和为国是建言献策。但是，2010年的两会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政府工作报告》浓墨勾画民生“路线图”。粗略统计，报告提到“民生”及“人民生活”一词近二十多处，而在收入分配、房价、社保、医疗、教育、户籍改革等备受社会关注的民生热点，报告均给予了正面具体回应。
在空前重视民生问题的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了20个百分点，普通劳动者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财富分配，而高房价、就业难、就医难等问题却时刻困扰着他们，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有鉴于此，党和政府以及代表社会各阶层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把民生问题作为本年度两会的核心，就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本质。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也是温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首次用到的表述。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更多的保障性住房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便捷和实惠的医疗服务机构，以及提高居民养老金都成为本年度中国执政者施政的重点。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想要让所有的国民都能享受到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西南五省大旱：送水、打井、捐建水窖交织出爱心图画
从去年秋冬到今年4月，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四川五省市区遭遇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未遇的秋冬春连旱，个别地区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严重的旱灾重创了农业生产，也给人畜饮水造成了巨大困难。
直接损失246亿，直接受灾人口5000万。在触目惊心的天灾面前，各种社会力量迅速行动起来，纷纷捐款、捐水，甚至直接前往重灾地区，帮助受灾群众打井抗旱和修建水窖。
“中国首善”陈光标在旱灾救援中的“高调”行为，成为全国支援灾区捐款、捐水、打井等公益慈善行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亮点。
陈光标向西南干旱灾区捐赠了5300吨价值1300万元矿泉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捐助抗旱经费1200万元人民币，还身体力行，自己承担全部费用，从江苏安徽带了21个打井队，前往灾区打井，陈光标誓言不打够200口绝不回头。他这样阐述自己的内心想法，“我们中国企业家应该把2009年净利润的50%拿出来捐给西部抗旱，牢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牢记一个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不要只流淌着利润的血液。”
玉树大震：救援力量中志愿者在行动
4月14日清晨发生的7.1级玉树地震，尽管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远远低于汶川地震，但国家组织救援的速度比汶川发生强震后更快，社会各界志愿者参与救援的专业性更强，震灾造成的损失被控制到最低程度。（详尽报道请参阅本刊相关文章）
曹德旺、曹晖父子2亿创下中国慈善“个人第一捐”新纪录
5月20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和他的长子曹晖父子向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西南五省市捐赠扶贫款2亿元人民币，全部款项当天到账。这是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向玉树地震灾区捐赠1亿元之后的又一笔巨额捐款，创下中国慈善史上个人捐款单笔款项最高金额新纪录，这笔善款用来帮助97000贫困户减轻旱灾影响，促进生产恢复。
曹德旺表示：“慈善是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应该经营的事业，我希望我的捐款，能真正帮到灾区群众，哪怕只是一点。”为确保善款善用，曹德旺为此亲自成立监督委员会，对2亿元扶贫款项执行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结语：32年间，随着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中国的当代公益慈善事业经历了1998年和2008年两度巨大跨越，如今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这段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四个特征：第一，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慈善事业持续升温，以个人名义的大额捐款不断增多；第二，民间公益组织大量涌现，公募慈善基金和非公募慈善基金的数量连年增长；第三，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正在由少数人的专利变成广泛普及的大众行为；第四，各级立法和行政机构在法制建设和体制建设上更加重视公益慈善和福利事业，各级党政干部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力度和参与程度日益加深。可以这样说，历经启蒙和多方面力量的推动，中国的全民性公益慈善时代正在到来。
 
反思篇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成就之一。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公益慈善尽管发展迅速，但仍处在起步阶段，整体规模和实际作用还是相当有限。
据统计，目前国内公益慈善机构仅有100多家，而且绝大多数属于“官办”；全国每年募集到的慈善资源不足全国GDP的0.2%（美国慈善公益团体掌控的资源高达美国GDP的8%-9%），慈善事业的经费仍有相当比例依赖海外捐赠，如中华慈善总会的捐赠物资中有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多一点来自内地。另据一家全国性慈善组织的公益行为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这意味着国内有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
换一个角度再看，在公益事业发展的荣光和成就背后，还隐藏着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全民参与公益慈善的热情与传统理念和行为方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公益慈善的流程控制和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善款的使用效率偏低以及跑冒滴漏现象层出不穷，逼捐和诈捐行为频频伤害公众的善心。
 
1、传统理念和行为方式制约公益慈善的快速进步
和现代西方国家相比，当今的中国人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往往并不是站在社会正义和公益慈善对象的角度考虑问题，过分重视公益慈善行为背后的道德问题。一方面，公众更多是把公益慈善看成是道德层面的精神拯救，甚至一些党政官员和慈善的工作人员也将慈善事业看成是单纯的“道德事业”，而不能把它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以及社会财富再分配方式对待，更没有把公益慈善作为现代社会必须的社会事业来对待，没有认清它弥补社会阶层裂痕以及保护弱者的核心本质。
在这样认识的大前提下，人们会斥责依法纳税促进就业而没有大量捐赠的企业家，说他们为富不仁；人们还会为了给自己披上道德的光环，少捐多报，甚至并未捐款却宣称已经捐赠而“诈捐”；人们还会把捐赠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善心的标准，以舆论方式或者摊派任务方式进行变相或者直接的“逼捐”，让一些人违心捐赠，甚至因为捐款超出自己的承受力造成自己经济拮据。
与此对应的是，公众舆论又往往要求公益的受益人与慈善的接受者感恩戴德，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他们的行为方式变形，并使他们的人格完整性遭受破坏。
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在公益慈善方面表现更多的是公益参与方和慈善支持者的自发自愿自觉，而绝非被迫，这样的社会，人们会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公益行为，会用包容的心态对待公益慈善当中的一切。我们需要吸收国际社会的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现代方法发展现代慈善。
从理念的对比上我们不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脱离原来的局限性，以个人道德和个人自觉为基础的传统慈善；必须走现代化的公益道路，以社会道德和社会自觉为基础。这样，我们的公益主体就会进入到不图回报、民间主导、日常习惯、项目为主的理性状态。
2、政策瓶颈压缩公益组织的作用空间
在中国，目前除了深圳作为试点城市允许民间社团组织单独运作外，其它地方的所有公益组织都必须挂靠在政府认可的相关机构之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公益组织就失掉了应有的独立性。与此相对应的是，民间公益组织发育不完善和功能的弱化，使其难以承担现代社会分工所赋予责任。所造成的结果是，民间组织募集资金难，利用公共资源难，发挥社会作用难，最后只会把本该由民间组织完成的社会事务交还给政府，在西方社会普遍流行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的情况下，却出现了与之相反的尴尬局面。究其根源，一方面是政府机构大而全，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就是对非政府组织缺乏信任，因而限制其活动空间而非为其放开手脚。
受大环境影响，多数慈善机构的组织建设还不规范，慈善募捐的方式缺乏足够吸引力，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还有待提高，机构运行还缺乏透明度，不愿意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慈善公益组织的很多工作人员自律意识还有待强化。
相关政策法规尚需完善，这是公益慈善机构目前难以健康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迄今为止，我国尚没有出台有针对性的，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律与法规条款，即使是已经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因为缺乏具体的、可供操作的配套政策而难以落实。我国目前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7家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慈善机构获得了政府特别许可，有权为捐款单位开出能得到政府财政部门认可的捐赠证明。这种垄断格局，也在逼迫慈善事业依附于政府，成为非政府公益组织难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主要障碍。
为合法存在的非政府公益组织提供恰当的活动空间，在法律限度内为其松绑，采用体制性手段监督各种公益组织的行动，这将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必须抓紧解决的关键问题。
3、公益慈善重过程轻结果
参与过捐赠的人都清楚，我们往往会把捐赠仪式搞得轰轰烈烈或者庄严肃穆，满足于把物资和善款汇集到一起，却往往不关心这些款物的最终去向已经使用和分配情况。据媒体报道，公众为汶川地震所进行的慈善捐款绝大部分被慈善组织交给了政府去使用，其中近半款项在地震发生两年后仍然还是停留在政府的账面上。
很多捐赠和救济行为，因为制度设计不合理，往往造成的结果是养懒而非济困。比如，不加限制地捐给贫困家庭一笔钱，有可能很快就被吃光花净，回到贫困；但如果限制了这笔钱的使用项目，甚至交给第三方去代理使用，却可以让这笔钱从一只“肉鸡”变成连续生蛋的“金鸡”，从而实现从“被救”到“自救”的转化。
再比如，当有人为云南一个缺水的村庄捐赠了10吨矿泉水之后，这批水却在400公里以外的城市仓库里睡觉。捐赠者没有同时捐出运费，也没有另一方公益组织愿意出面来义务运送和分发，最终是，捐赠的行为和被捐助对象之间完全脱钩，真正的结果被捐赠人在无意中忽略掉了。 
把结果看成是出发点，把结果作为公益慈善行为流程设计的结点，就能够有效避免受助者望眼欲穿，而大批急需物资却在远方滞留的问题；当然，也就更加能够巧妙规避掉人性中不好的一面，从根本上避免救济对象成为扶不起的阿斗。
4、善款使用的透明度亟待提高
    我国的公益慈善组织目前往往凭自身的内部规则运作，不去考虑公众的期待和感受，在制度建设上，就缺失信息披露这样重要一环。
    众所周知的是，绝大多数捐赠人并不知道自己捐赠的善款和物资是否出现“跑冒滴漏”，是否及时发挥了作用。曾经有一位西部地区的县妇联主席侵吞30多万“母亲水窖”的捐建款，她就是钻了对应捐助者不能实地查看水窖建造的数量和质量的空子。如果在制度设计上，让每个环节都得到监督，每一阶段的真实信息能够被真实披露，就不会发生善款被贪污挪用的怪事。
    目前，能够及时向公众特别是捐赠者及时披露信息，让公众随时监督善款和救济物资使用和发放情况的慈善机构寥寥无几，信息不透明的结果是，很多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善心，却又担心自己的捐赠没有达到本来的目标，往往会直接去终端环节，完成全部的捐赠流程；而另一部分限于经费、时间、精力等因素的爱心人士，则因为无法直接执行又担心自己的爱心会被贪腐浪费行为侵蚀，减少甚至停止自己的捐赠。
今年四月初，南京市一家企业号召员工为西南地区旱区群众出资捐水，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应，但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进一步宣布，会由公司派人派车直接把水送到农民手中，了解到捐款结果有了可靠保障，员工们的捐款积极性空前高涨，捐款总额竟然是汶川地震后发起募捐的两倍多。这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非常感慨地说，让捐款人真正了解自己善款的最后使用结果，是保护了他们的积极性，如果不是这样做，估计这次募捐收不到几个钱。
结语：在现代文明社会，想要一项事业能够健康发展，必须通过相应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也是如此。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发现和解决问题，就是进步的开始。当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实现了制度化、流程化、透明化，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有效监督，具备了应有的效率，化减掉不必要的成本，就会以加速度的形式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为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出公益事业应有的作用。
 
 
展望篇
 
    自1978年民政部成立开始，中国当代公益蹒跚起步，历经希望工程、长江抗洪、汶川地震等重大标志性项目及事件，在组织机构建设、法制建设和公众教育等方面快速推进，参与人数、募捐金额与社会作用连年提高，在弱势人群扶助、公民角色培育等领域体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从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看，当代公益的发轫时期，几十万元就是一笔很大善款，而如今一位企业家的一次捐赠就能达到２亿元人民币之巨；曾经为募集到几千万善款而费尽艰辛，如今全国一年的公益资金突破了千亿大关。可以说，中国当代公益慈善事业已经做到了开好头、起好步，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也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执政党建设水平和执政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迎来了自身的大发展。
立足当今中国国情，借鉴西方先进公益体系，粗线条展望今后的中国公益走向，我们认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法制建设和公民自觉参与意识仍将是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所要优先解决的重点。
首先，针对中国目前非政府组织数目少、独立性差、内部管理能力和劝募能力不足、公益行为参与度不深等问题，立法机构仍需进一步建立健全与慈善组织建立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在管理体制上“松绑”，放开慈善组织的准入制度，淡化现有慈善组织的官方色彩，加强宏观监督指导，放宽对慈善机构的具体业务管理，抓紧完善与慈善捐赠相关的法律法规，大力推动《慈善法》的制订，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让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大量涌现、快速发展、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的普遍存在是现代公益的重要基石，必将成为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载体。基于上述认识，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已经通过立法形式降低了非政府组织的准入门槛，在深圳的示范效应影响下，今后几年，伴随着更多具备类似于阿拉善ＳＥＥ生态协会民主治理能力的非政府组织将会大量涌现，政府替公益组织服务的尴尬局面将会扭转为政府向非政府组织“采购”社会服务；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延伸政府监督服务职能的表现，将从“淮河卫士”等孤例进展到遍地开花，最终成为社会生活常态。
其次，更为细致和更加专业化的分工，也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必然发展方向。汶川地震救援，已经非常清晰地见证了非专业化的公益行动的高成本、低效率；而2010年西南五省区大旱救灾和玉树地震救援，则通过反差方式，证明了专业化分工的公益组织和社会力量在推动灾害应急机制进步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公益慈善机构将会逐渐告别包罗万象的“大而全”和“小而全”，实现工作队伍专业化和工作内容的专业化，这是公益慈善力量扮演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执行人”角色，在政府和个体公民间实现有效沟通、弥补社会裂痕、提升社会活力的有效途径。
第三，西方公益慈善发展的百年历史和中国近十年的慈善“井喷”证明，慈善捐赠的“税收价格”越低，越能促进慈善捐赠的规模。当国家GDP总量和国家税收机制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之后，目前通过税收渠道进行第二次分配的一部分社会财富，将会通过税收政策调整和具体税法改革,转入到企业和公民慈善捐赠免除对应税负的格局，给社会财富的公益化流转创造出更大空间。目前，我国税法对捐赠已经实行一系列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捐赠的成本价格，当这些优惠政策并不统一，和大多数国家相比，在政策力度上也嫌不足。进一步加快财政公共化改革，取消不利于慈善捐赠的苛刻税收政策，把非盈利性的公益慈善经营机构从税收名单中清除，将会使全社会的公益资金总量稳步递增，长期以来海外和港澳台占据中国内地公益慈善主角的状况在2008年已经打破，2009年和2010年，内地本土的公益资金已经稳定在总额的一半以上，有理由相信，税收杠杆持续发力之后，这一比例还将快速攀升，中国企业中国公民必将成为真正的中国公益主体，曾经的“井喷”作为历史标杆，将会告诉未来，中国公益慈善如何在跨越中不断战胜挑战，迎来辉煌。 
最后，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多难兴邦。每一次灾难的发生，都是一次全面深刻的全社会公益慈善教育；每一次灾后的救助，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动员机制和参与机制的演进；每一次灾后的重建，都在教育所有相关的方方面面，防灾减灾胜于救灾，“天人合一”的可持续性发展远远超越了“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
赈灾、助残、扶弱、济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公益传统，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中的重要凝聚因素，多种形式教育、引导、鼓励和制度化保障，必将让公益成为每一位公民的应尽义务。从身边开始、从方便处开始现代慈善之路，这是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全民公益，全天候公益，全身心公益，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的时代正在到来。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公益慈善事业必将成为核心动力，公益慈善必将达到人人可为、人人乐为、人人自觉而为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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