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b肌底液使用方法:《易经》：智慧宝典

北师大教授张涛评点魅力国学：

《易经》：中国人的智慧宝典

“现在提倡的'和谐’理念来源于《易经》。《易经》其实是中国人的智慧宝典。”昨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涛，做客珠海文化大讲堂,以《易经的智慧》为题，将古典文化和现实相结合，用幽默生动的语言、独到的见解，让现场听众了解国学文化的同时，领略到《易经》智慧在现实生活中的无穷魅力。

　　和谐创新是最根本的精神

　　文化周刊：《易经》成书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它既是一本书，也带有种种神话色彩。那么易学是不是这么一种玄虚东西，离我们很远呢？

　　张涛：易学其实是一门包容广阔、无处不在的学问，就是“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学就像中国文化的一个源头，已经是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处，它可以极其宏观地指导我们的行动，如，它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几千年来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它也体现在生活中的微观细处，如我们结婚喜庆要择个吉日、建房子要挑个好的方位等等。正如一句话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只是我们对这一切习以为常，加上易学神秘色彩让大家感觉到了 “距离”。

　　文化周刊：既然易学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之深，到了我们习以为常不易察觉的程度，那您能给我们列举一下易学里面体现的一些思想吗？

　　张涛：《易经》在古代的地位很高，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国儒、道两家的思维模式与它是一脉相承的，甚至许多有名的高僧都专门研究探讨《易经》。

　　举个例子说，梁启超题写的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出自《易经》。对中国文化稍有涉猎的都知道，孔子创立的儒家就讲究“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而老子提倡的“上善若水”与“厚德载物”指的都是同样的道理。

　　《易经》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万一千多字，但它囊括了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的许多内容，如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阴阳变化原理，兼容并蓄的包容，防微杜渐、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等等。其中，我认为和谐和创新是《易经》里面最根本的精神。

　　堪称中国最早的成功秘笈

　　文化周刊：您能谈谈《易经》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所阐释的主旨是什么呢？

　　 张涛：《易经》包括《经》和《传》两大部分：《经》讲的

　　《易经》有三义：变易、不易、简易。变易是《易经》的第一义，讲的就是一个“变”字，世界一切都在变化，推陈出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等道理都是出自于《易经》，开示我们要“与时俱进”。不易，阐述的是世界虽然是在无止尽的变化中，方法可以变，但它的根本、它的规律是不变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就反映了变化中的不变，和谐、平衡的规律是不变的。简易，是《易经》中的第三义，它更多地指做事的方法，“易道尚简”，抓住最根本的东西，透过复杂的外表，以简驭繁。

　　目前西方对我们的《易经》不太了解，更多的看到《易经》中“变”的一面，所以他们把《易经》看成是“变经”。

　　文化周刊：那您认为易学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

　　张涛：其实，《易经》是中国人成功学里面最早的秘笈，因为易经文化里面非常重视人的成功与否，强调成功重要的是人的和谐发展。例如，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以进取的精神鼓励大家上进。同时，也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奉劝大家顺时而行，坤者，顺也，像大地一样容纳一切，对人、对己宽容。进可以奋发向上，退可保留开阔的心态，所以，易学也可以用作养心之学。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遗产

　　文化周刊：什么人对研究易学最有兴趣？易学的研究方向何在？社会上有人将易学应用于看风水、算命上，容易让人将它跟带有迷信色彩的方术一流相提并论，您怎么看待？

　　张涛：根据一部《易经》，现在易学的研究方向有很多，总的来说有精英易学、民间易学之别，分“学院派”和“江湖派”两大类。学院派以院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为主，而江湖派则由民间的易学研究者组成。

　　学院派和江湖派的易学研究方向有很大不同，学院派的易学研究者们主要侧重于从理论上对《易经》里面的内容进行把握。他们通过对理论的深入研究，挖掘《易经》的思想内涵，并试图应用到现代社会中来。而大家对易学的印象更多地是来自江湖派的易学研究内容。江湖派的易学研究更注重于“实践”，也就是把《易经》里面内容，通过看风水、命学（看八字等）、择吉等形式应用于生活。

　　文化周刊：那么易学存在预测功能吗？

　　张涛：易学是我们先人的经验总结，就方术而言，它的确有一定的预测性。但是你不能要求易学百分之百地预测，就如预测吉凶来说吧，它本身就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加上中国人比较相信心理暗示，很多时候就觉得“真的很灵了”。

　　其实，不能片面看待易学这种预测功能，它更多地是通过阴阳变化、天干地支，结合金木水火土这五行，辩证地分析情势，体现一种暗含的和谐思想。比如民间易学研究者给一个孩子看命数的时候，根据出生年月日、时辰、生肖等方面推断他是否“五行”俱全，要是缺火，就在他的名字里面留个跟“火”有关的字，如“红”、“辉”等等。这种给孩子“补”全五行的做法，其实更多地是表现中国人一种贴近天地自然的和谐心态。

　　文化周刊：那现在易学的研究现状如何，您觉得易学发展前景如何？

　　张涛：有些人提到《易经》就会联想到算命打卦，而真正的《易经》文化博大精深，是可以运用其中的智慧来洞彻人生、经营人生的，而有些仅仅限于工具、被工具所左右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智者。中华历史几千年，大浪淘沙中，保留下来的是人民接受的精华。易学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想焕发新的青春，还需要更多的合作和努力。  □本报记者 卢伟 实习生 任文强/文本报记者 于燕敏/摄

《周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本文摘要】 按照传统的说法，《周易》成书的历史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上古伏羲氏画八卦，作卦辞，中古周文王重为六十卦作文辞，下古孔子作十翼以解经。现代多数学者认为，尽管“人更三圣”未必有其人，“世历三古”却是大体上符合实际的。我们粗略估算一下，上古伏羲氏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离下古春秋末年的孔子大约2500年，这就是说，《周易》的成书是一个历时2500年的漫长的历史演变的过程。从春秋末年的孔子到现在。也经历了2500年，加起来共有5000年。从全世界来说，可以说没有哪一本书能够像《周易》这本书历史悠久。一部《圣经》，它的历史不过是2000年；一部《古兰经》，它的历史不过是1300年，印度的《奥义书》稍微古老些，也不过3000年。至于《论语》、《老子》，也不过2500年历史。而《周易》却有5000年历史，可以说和中华民族的文明是同步的。
　　

吴映璋参加第六届西部企业发展与职业经理人高峰论坛。贾笑云 摄

　　再从内容结构方面看，《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的，《易经》是原来的部分。本为卜筮之书，《易传》则是一部哲学之书，是对《易经》的解释，古人向来是经传不分，奉行以传解经的原则，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部分合并在一起，称之为《周易》，这就使《周易》的性质变得非常复杂，难以分辨，说它是卜筮之书，但是其中有哲学的内容，说它是哲学之书，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卜筮的成分。如果我们用精神现象学的观点，一种历史的眼光，把《周易》看作是由卜筮巫术向哲学理性创造性的转化和升华，这种复杂的性质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易经》大约在商周之际编纂成书，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画、卦名、卦辞，三百八十四爻爻画、爻名、爻辞，是一部用于卜筮的参考书。人们按照一套算卦的程序，算出了某一卦某一爻，然后在《易经》中寻找相应的爻辞，预测吉凶祸福，解答生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卜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伏羲氏时期，到了商周之际，己经定型化了。这是一种巫术文化，迷信神灵，以为人的吉凶祸福是命中注定，可以通过算卦来预测，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决策管理思想的最初萌芽。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极为低下，所掌握的知识也很贫乏，他们为了实践的需要，迫切关心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于是奉行这种巫书。实际上，算卦主要贵在变通，关键在于对客观环境的认识是否正确，行为方式是否合理恰当。随着思维水平的提高和知识的丰富，特别是通过实践的反复检验，这就逐渐推动卜筮巫术向哲学理性的方向转化。

    春秋时期的两部史书，《左传》和《国语》，反映了这种转化的过程，记载了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比如鲁国有一位大臣，叫做南蒯，打算谋反，推翻鲁国的国君，为了预测吉凶，占得了坤卦六五的爻辞，“黄裳元吉”，以为是大吉大利，跑去向一位名叫子服惠伯的易学家请教，谁知这位易学家却作了完全相反的解释，认为“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行为方式只有合乎忠信的原则才能成功，如果违反了忠信的原则，即使是算到一个大吉大利的卦，也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易为君子所谋”，不能预测不正当的事。这个故事说明，当时一些人己开始摆脱对卜筮巫术的迷信，主要一些人对《周易》研究不太深或根本不懂，还经常给人占卜，因而多次不准，这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认为算卦不值得信赖，值

　　得信赖的是人们对社会伦理的实践，并且人文理性的角度对《易经》这部卜筮之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了。

　　据现代学者研究，《易传》并不是由春秋末年的孔子一人写成，而是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经过儒家、道家多人之手共同写成，虽然是一部解经之作，却是实现对卜筮巫术的转化，在性质上属于哲学之书，古人说，“易以道阴阳”，这种《易传》的哲学可以称之为阴阳哲学，这种哲学的理论基础首先是道家的老子奠定的，老子曾说，“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思想。儒家比较关注人道，主张“礼之用，和为贵”着重发挥“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思想。通过儒道两家共同的努力，《易传》建构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哲学体系，叫做”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中国古代的一部伟大的创造，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由蒙昧走向成熟，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世界史的眼光看，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世界的范围内，有三个地区同时产生哲学，实现了哲学的突破，这就是希腊、印度和中国。希腊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利斯多德，印度产生了乔答摩希达多（释加牟尼），中国产生了孔子、老子。当时这三个地区没有什么交往，但是不约而同地从宗教巫术文化的母体中实现了哲学的突破，产生了带有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哲学，鼎立而三，好比一个轴心，称之为轴心时期。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由于发生了这个事件，在世界的范围内就形成了中国、印度、希腊三个自成体系的哲学形态和文化模式，作为一个辐射源向周围其他地区扩散。轴心期的哲学创造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人类的精神开始觉醒，自觉地迈出走向普遍性的步代。我们把中国的《易传》哲学置于世界史的范围内进行宏观的考察，就可以看出它不仅具有本民族的特殊意义，而且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是中华民族的哲学创造对世界哲学所做的贡献。

    就《易传》哲学本身的性质来说，由于它是一部解经之作，并没有否定卜筮，只是站在阴阳哲学的高度对卜筮进行的转化，按照《易经》原来的八八六十四卦的框架结构和预测吉凶祸福的思维模式作出新的解释，所以形成一种卜筮巫术和哲学理性的奇妙结合。有人只看到卜筮的一面，把它归结为一部算命之书，卜筮之书，这固然不对，但是有人只强调其中哲学的一面，把它看做如同《老子》和《论语》。那种纯粹讲哲学思想的书，这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照古人看来，包括《易经》和《易传》在内的《周易》是一部完整的著作，经传不分，有机的结合为一体，具有统一的性质，既然《易经》是一部指导人们行为实践和决策的参考书，《易传》也是同样，并没有改变这种基本性质。问题在于，《易经》是巫术文化的产物，它的决策思想蒙昧幼稚，迷信神灵，在实践中往往出错，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并不能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行为，而《易传》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哲学的改造，把宇宙、社会、人生看做是一个由阴阳规律支配的大系统，强调不能迷信巫术的算卦，应该根据对阴阳规律的理性认识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南蒯的故事，说明“易不为小人而谋“，如过去干不道德的事，违反了客观规律的事，既使占了大吉大利的卦，也是必然要失败的。其实卦没有好坏的，只是反应当时你所处的位，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易传》就是在轴心期的这种人文理性的背景下，一方面继承了《易经》的用于指导决策实践的成分，另一方面又抛弃了其中的原始蒙昧的巫术，因而既不是简单的卜筮之书，也不是简单的哲学之书，而是一部以阴阳哲学为基础的决策管理之书。

　　大家知道，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情况的确是这样，理论和实践脱节，光说不做，因而马克思表示极端的不满，但是中国的《易传》哲学却是十分重视改变世界，发挥它的实践功能。比如在《易传》和《系辞》中就强调指出，“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开物”即开达物理，也就是解释世界，“成物”即成就事务，也就是改变世界。此外还有一些很经典的说法，比如“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拿《易传》和《易经》来比较，《易经》的实践功能主要是通过算卦解答婚姻、争讼之类，属于微观的层面，而《易传》则是上升到宏观的层面，为了天下人的思想，成就天下人的事务，解答有关国家大事的战略决策的问题，古人称之为内圣外王之道，明体达用之学，这个层次是相当之高的。

　如同冯友兰先生所说，在战国时期出现的《易传》中，中华民族精神现象学的面貌就己经确定了。从此以后，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开始了一个长达二千多年的易学传统，可以传说大致区分为汉代易学、魏晋易学、唐代易学，宋元易学、明清易学。这个过程相当地长，涉及的问题很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不可能都讲到，但是为了对易史有一个全面达标了解，必须对其中的基本的发展线索作一个简单的提示。

　　前面说过，《周易》这部分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先秦时期，简称为《易》。从汉代开始，被尊为经，为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又叫做《易经》，实际上经传不分，指的是《周易》，也包括了《易传》的内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用儒家的五部经典——《诗经》、《书经》、《礼经》、《春秋经》，作为基本教材，培养士人，儒学也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经过反复的比较，在这五部经典中，唯有《易经》地位最为重要，称之为“群经之首”。东汉时期的矿固把这种认识写进官方的正史《汉书艺文志》中，正式确立了《易经》在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汉代四百年，是易学发展的繁荣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易学大师。从汉代到清代，《易经》作为“群经之首”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

　　魏晋时期，兴起了玄学思潮，尊奉《老子》、《庄子》、《周易》三部经典，称之为“三玄”。王弼的《周易注》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阮籍作《通易论》，称《周易》为变经，认为其中所讲的变化之道是决定管理所必须遵循的规律，“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到了唐代，唐太宗命孔颖达编《五经正义》，《周易正义》用五弼的注，位居首位，成为士人必读之书。孔颖达在序中指出，《周易》以卦爻之象信效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因而是一部圣帝明王致太平之书，有关国家的最高的决策和战略管理。这种认识是和汉代易学、魏晋易学完全一致的。

    宋代也是易学发展的繁荣时期，北宋年间，发生了两次重大的改革运动，一次是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一次是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改革运动都是以《周易》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的。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对易学有很深的研究，胡瑗、孙复、石介三人是他门下的智囊人物，都是易学大师，写了重要的易学著作。他们共同认为，《周易》是一部明全达用之书，可以用来拨乱反正，安邦定国，重建正常秩序。王安石也写了易学著作，于《诗》、《书》、《周礼》三部新义相配合，作为熙宁变法的理论基础。熙宁以后，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一套影响深远的理学体系。到了南宋，朱熹写了《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把易学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

　　元明时期，易学受到更大的重视，影响广泛地涉及到各个领域，包括哲学、政治、伦理、文艺、宗教和自然科学，都援引易学的原理作为其理论的根据，于是易学就成为中华文化和学术的轴心。就其对政治的影响来说，我们可以举张居正的例子来说明。张居正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改革家，他根据自己切身的经验，深刻体会到《周易》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认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所谓“涉世妙用”，指的是蕴涵在《周易》中的政治智慧，也就是《系辞》所说的，“开物所务”、“极深研几”的决策管理思想。

　　清代康熙皇帝也是着重从政治的角度来研读《周易》的。他在晚年命令大臣李光地编了一本《周易折中》，并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朕自弱龄留心经义，十十余年未尝少辍”，意思是说，康熙自己从童年到晚年，五十多年一直在认真研读《周易》，从来没有停止。这种情况说明，《周易》这部书，作为“群经之首”，受到历史的重视，上至天子、大臣下至普通士人，都在认真研读。乾隆时期，编了一套《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列为经部首位的就是《易》类。据学者们研究，历代关于《周易》的著作，共有三千多种，真是洋洋大观，这就形成了一个易学的宝库，也就是中国智慧的宝库。所以我说中国的智慧在《周易》，是这种客观的历史事实的根据的。    来源：西北网  作者：吴映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