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b黑色长管隔离怎么样:从小淮海打出个大淮海,再看栗裕的战略眼光 ( 三 )

       黄百韬兵团被歼灭以后，蒋介石在淮海战场上的总兵力还有6个兵团18个军50余万人。分别集中在三块地方：徐州地区有徐州“剿总”和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8个军30余万人；蒙城地区有黄维兵团4个军12万人；蚌埠地区有李延年、刘汝明2个兵团6个军10余万人。 
 
      如何确定这三个战场的主要打击目标，如何处理主攻战场与钳制、阻击战场的关系，各个歼灭这三股国民党军，关系到整个战役的胜负。 

       从淮海战役发起后开始，粟裕就一直在考虑选择第二阶段作战对象。早在11月7日的电报和８日的 “ 齐辰电 ” 中，他即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下一步作战“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中央军委判断，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以后，徐州之敌有南撤或不撤两种可能。因此在11月7日的电报中指出：“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可以说，粟裕与毛泽东都曾最早提出过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设想，并把歼灭黄维兵团作为南线决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过程中，毛泽东又一度设想 “ 第二步歼灭邱（清泉）、李（弥），夺取徐州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这时也提出，如果黄维兵团出永城或宿县，“ 歼击黄维为上策”。那时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刚刚开始，尚不能判明其余各部国民党军的动向，所以毛泽东于11月15日指示：“ 需待黄（百韬）兵团歼灭以后，依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的情况，才能决定作战方针。” 粟裕在潘塘之战中曾设计诱邱、李兵团一部深入而加以歼灭，而该部惧于华东野战军威势，逡巡不前。根据这一情况，他于11月18日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华东局、中央军委：“ 邱、李东援部队进程甚缓”，“估计邱、李已不敢大胆东援，纵 (敌) 东援歼灭可能不大 ”，因此粟裕随时准备转移兵力到南线作战。 


        当黄百韬兵团即将被全歼的时候，南北两线战场态势发生明显变化：黄百韬兵团已无力回天，邱、李两兵团东援表现很不积极，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个兵团开始分别从蚌埠、蒙城地区向北增援。毛泽东于11月18日提出，在北线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南线歼灭了李延年兵团、歼灭或驱逐了刘汝明兵团之后，“ 即可全力歼灭黄维，如像在碾庄歼灭黄百韬那样，获得一个伟大胜利 ”。同一天，黄维兵团进至蒙城地区，向中原野战军发起攻击。11月1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华东野战军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以后，“ 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 ”。 


      粟裕分析后认为，这是当前最有利的出击方向，因此于11月20日复电，“ 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 ”，决定 “ 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增加三个纵队，协同中原野战军歼击黄维、李延年 ”，针对刘、陈、邓准备同时 “ 歼击黄维、李延年 ” 的设想，粟裕进一步建议 “ 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为主 ” ，表现了他敏锐的战场洞察力。 


        11月22日，还不知道自己将成为解放军下一道盘中菜的黄维兵团，向中原野战军南坪集阵地猛烈进攻，出现了歼灭黄维兵团的有利战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央军委再次建议先打黄维，并请华东野战军 “ 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 


     毛泽东于11月24日复电：“ 完全同意先打黄维 ”，指示华东野战军 “ 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 ”。 


       4天前就建议首先彻底歼灭黄维兵团的粟裕于11月24日、25日连复两电，表示 “ 完全拥护先集中力量歼灭黄维的作战方针 ”，决定 “ 大力协同中原野战军歼灭黄维兵团 ”，并做出具体部署：抽调3个纵队，连同已交归中原野战军指挥的11纵，投入歼灭黄维作战；以3个纵队加江淮军区两个旅，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向西向北进犯；以8个纵队监视和钳制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使其不能向南向西增援。 


      经过毛泽东与前线将领的反复磋商、协调，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方针确定下来了。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除先后派出5个纵队直接参加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外，还担负着钳制、阻击南北两线国民党军1个 “ 剿总 ” 指挥部、5个兵团约40万人的作战任务，这是甚于直接解决黄维兵团的三副重担。因此，粟裕晚年谈到淮海战役时说：“ 在大兵团作战中，钳制、阻击方向集中相当大的兵力；有时大于主攻战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就是这样。钳制、阻击战场不仅直接保障主攻战场，而且关系到战役下一阶段的发展，稍有失误，便会给全局带来难以预料的结果。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我钳制、阻击敌人一个剿总指挥部、五个兵团，兵力约40余万人，距主攻战场最近只有五六十公里，其对全局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他还说：“ 我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宿北、豫东和淮海。而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征，带病指挥。战役结束以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了，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参加 ”。 


      在第二阶段作战方针商讨过程中，粟裕在11月20日的电报中判断，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后，徐州之敌与蚌埠、蒙城之敌有 “ 以宿县为中心对进，以图打通津浦线联系之极大可能 ”，因此决定以8个纵队成大弧形包围徐州，监视和钳制徐州之敌，阻止其南援。以4个纵队加2个旅阻止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进，“ 全力保刘陈邓歼黄（维）胜利 ”。 


     果然不出粟裕所料，11月23日，黄百韬兵团被消灭，蒋介石急令徐州 “ 剿总 ” 司令刘峙、副司令杜聿明到南京开会。决定 “ 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第六兵团及第十二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对进，一举击破共军，以打通徐蚌间交通 ”。这时，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早已严阵以待。北线经3天激战，由徐州南下的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仅仅前进10到15公里，到第三天再也无法前进。而南线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刚刚前进到任桥地区，就受到华东野战军猛烈打击。11月26日，华东野战军部队攻克任桥以东的灵壁，威胁李、刘两兵团侧背，李延年、刘汝明立即指挥所属部队缩回浍河以南。由蒙城北进的黄维兵团则被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部队包围在双堆集地区。这样，蒋介石的南北对进计划刚刚开始即破产了。


       在第二阶段中，粟裕一直最关注徐州杜聿明集团的动向。他后来回忆说：“ 我分析杜集团下一步的动向有两个可能，一是固守徐州；一是突围。敌人突围对我并非不利，因为如敌人固守徐州，以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为依托，将加大我军歼击该敌时的难度。问题是如果敌人突围，我们必须把敌人围死在一定的地域，以求全歼。我们决定不把敌人堵死在徐州，而准备对付敌人突围 ”。 


      11月28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来电指出：“ 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 接到中央军委来电，粟裕进一步分析敌我态势，认为杜聿明有不待黄维被消灭就放弃徐州的可能，并且判断他逃跑的方向有三个：“ 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但要迅速解决装载三个兵团的船只、码头是困难的。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但这一路河川纵横，要经过水网地区，不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一带地形开阔，道路平坦，距黄维兵团又近，可以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敌人极大可能走这一路。一旦杜聿明与黄维会合，战场形势将发生不利于我的大变化，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一着 ”。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准备重点对付徐州杜聿明集团向西南逃跑。 



      11月29日，粟裕将分析及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刘陈邓和华东局后，毛泽东于次日复电认为：“ 各项估计及意见均甚好 ” 。 


       但同日，中央军委根据地下党所获取的杜聿明撤退计划，很快又给粟裕发来电报，指出杜聿明集团向东南方向逃跑的可能性最大，指令华东野战军 “ 务使敌人不能向这两个方向逃跑 ”。正指挥徐州以南阻击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负责人谭震林、王建安根据杜聿明的部署重点在东南面的情况，也认为他将向东南撤退。
收到电报后，粟裕颇费踌躇。他后来回忆说：“ 我虽认为敌人不会由此方向逃窜，但又有情报。万一敌人由此方向逃窜，而我军部署失当，个人贻误军机且不说，势将影响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相信这个情报吧，如果杜聿明不从这边走，而是向西南，与黄维会合，后果更难设想 ”。经过再三分析比较，粟裕确认，杜聿明集团走两淮和连云港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决心将华东野战军在北线的7个纵队部署于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两侧，把注意的重心放在西南方向。他认为，采取这样的部署，即使杜聿明集团向两淮或连云港方向逃窜，受地形条件的限制，逃跑的速度也不会快，华东野战军部队也可以赶得上。 


     11月28日，蒋介石果然决定于11月30日撤出徐州，走粟裕判断的第三条道路，经永城到蒙城、阜阳地区，解救黄维之围。 


      当天，杜聿明自以为聪明地搞了一个小动作：全面发动佯攻以迷惑粟裕，当天晚上秘密撤出徐州。他对邱清泉等人得意地说：“ 预料这次迅速决定撤退的行动是成功的。依照共军平日作战的规律，每经过一次激烈的战役，至少有两个月以上的休整。我看共军只可能有一小部分部队留置在徐蚌地区，切断我军的补给线并牵制我军的行动，决不可能在吃掉黄百韬兵团以后，还未曾消化得了，就有持续作战的能力。兵贵神速，这次撤退的行动正钻在他们大战后的间隙中，达成预定的任务，以退为守，以救出黄维兵团为目的 ”。 


     11月30日晚上，杜聿明集团刚撤出徐州，粟裕便立即作出部署，予以追击、截击、围歼。到12月4日，将杜聿明的30万人马包围在河南省永城县陈官庄地区，并于3天后全歼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 


     此前不久，从未与关内解放军交过手的杜聿明对华北 “ 剿总 ” 总司令傅作义说：“ 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即将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 然而在东北战场，就杜聿明本人来说并非失败者。1945年10月25日开始，杜聿明率军连克山海关、四平、本溪、长春。到1946年6月，迫使林彪 “ 千里大撤退 ”，一直退过松花江。因 “ 关内狼烟四起 ”，“ 蒋介石捉襟见肘，顿显兵力不足，原拟调往东北的军队被关内战场死死拖住了，东北民主联军获得了极为宝贵的4个月的休养生息时间。” 可见杜聿明主动停下攻势，兵力不足是主要原因。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 “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 期间，杜聿明总兵力少于东北解放军，但依然能保持攻势，且损失少于解放军。1947年5月至6月的四平之战，他更是大出风头。不仅其部将陈明仁以少击多，保住了四平，而且杜聿明率军前往解围时，迫使林彪再次撤退。直到杜聿明因病于1947年7月8日离开东北，由总参谋长陈诚接替其军事指挥之责后，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才逐渐不可收拾。辽沈战役尾期的1948年10月27日，蒋介石再次起用杜聿明，令其布置东北国民党军残部撤退。杜聿明面对林彪的百万大军，以弱势兵力两次运用声东击西的谋略，成功地解救出营口与葫芦岛国民党军5万余人（其中部分国民党军被转运到淮海战场）。然而，仅仅一个月后在中原淮海战场，拥有30万劲旅的他却再也不能顺利施展故技，竟至被只有东北野战军一半兵力的华东野战军包围而无法动弹。也许到此时，他才感觉到关内共军的威力与统帅足智多谋的战略战术。粟裕后来谈到淮海战役敌方的指挥时，认为杜聿明这位国民党能将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因此在印缅以及东北战场出风头。他说：“ 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他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国的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源源供应。但这次被我们包围在永城地区，突不出，守不住，被我们全部歼灭 ”。 


     中原野战军自11月25日包围黄维兵团后，负责直接指挥作战的刘、陈、邓乐观地估计，3天就可以全歼黄维兵团。粟裕则认为，黄维兵团被合围以后，我军难于以野战手段迅速达成全歼，势将转入以近迫作业为主的阵地攻坚战。黄维兵团比黄百韬兵团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3天消灭它是不可能的。果然，中原野战军部队由运动战转为攻坚战，一时不能适应，伤亡较大，５天以来进展依然缓慢。 


      12月1日，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首次与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粟裕接通电话后，陈毅即请教攻打黄维兵团办法。粟裕详细介绍了近迫作业的战法。此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 立即使用华野之7 纵、13纵 (预备队) 加入进攻，其战法仍采用碾庄经验 ”。 



         华东野战军13纵司令员周志坚后来在其1994年6月出版的《峥嵘岁月：周志坚回忆录》中记载：（1948年）12月4日，我们奉华野首长命令，归中原野战军指挥，参加围歼黄维兵团，具体由中原野战军1纵指挥，接中原野战军2纵原来的防区。接防后，我们又改为中野3纵指挥。部队一接过防地，我就指示立即连夜挖交通沟。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消灭黄百韬兵团时，我们在野战村落攻坚作战中，在大小宋庄、贺台子伤亡很大，我牢记这个教训，所以在战役第二阶段消灭黄维兵团时，我特别注意到挖交通沟，部队除了负责警戒的部队，全部扛起了洋锹，一夜之间，便在敌人前面组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在双堆集消灭黄维兵团的整个过程中所有接敌阵地，全部采取了这一办法，使部队活动隐蔽，而不至于使部队在开阔地遭敌杀伤。敌人不知道我们接防。5日凌晨，敌85军二个师的兵力向39师阵地疯狂反扑，企图打开一个缺口，突出重围。激战竟日，敌遭受重大伤亡，116 团乘势反击，敌人丢了400多具尸体和一些伤员撤退。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这天天一亮他们发现我们这里地形变了，军装变了，一打起来，又发现枪声也变了。地形变，是因为我们连夜挖好了网状的交通沟，使地貌变了样；军装变了，是指中野部队穿灰军装，我们华野穿黄军装。枪声变了，我们用的大都是美式武器。敌人经过激烈反击，没有反得动，我们的阵线稳定住了。 



       此时，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得到情报：杜聿明向蒋介石建议，从山西、台湾、甘肃抽调几个军到蚌埠，与李延年、刘汝明合股北援；宋希濂兵团已由武汉向浦口开进；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纬国率领战车部队到蚌埠参战。粟裕分析战场态势，认为南线阻援兵力不足。万一出意外，势将影响全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他估计，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作战还需十天到半月时间，可以再抽出部分兵力到歼黄战场，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 


       12月10日，粟裕即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中央军委、华东局，主动建议“再由此间抽出一部分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邱、李暂采大部守势，局部攻势）”。经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同意和毛泽东复电同意，华东野战军前委决定，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率3纵、鲁中南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主力，于当天晚上南下参战。这样，就使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兵力达到12个纵队零两个旅，解放军在数量上也处于优势地位。 


       应特别指出的是，陈士榘出发前，粟裕即特别交代，缴获的武器装备一支枪一粒子弹也不留，全部交给中原野战军。若干传记写道：“ 黄维兵团最后试图分散突围全部就歼时，陈士榘、陈锐霆（华东野战军特纵司令员）都接到陈毅指示：黄维兵团的东西华野部队一律不准拿，华野各纵队战斗结束后即时归建。于是陈锐霆这位原定负责打扫战场的华野战地司令只得‘两袖清风’而归。” 显然，这个叙述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实际上贬低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的豁达与陈士榘、陈锐霆执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命令的坚决。陈士榘、陈锐霆早已奉代司令员粟裕的命令，缴获的武器装备必须全部留给中原野战军，因而陈锐霆“这位原定负责打扫战场的华野战地司令 ” 并非就要带走战利品，“ 两袖清风 ” 早在计划中，“ 只得 ” 一词显然值得商榷。当然，陈毅的指令起了强化作用，同样是一种高风亮节的体现。 


       战至12月15日，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其中华东野战军派出的7纵歼敌10639人；13纵歼敌9274人；3纵歼敌642人。另据13纵司令员周志坚在其《峥嵘岁月：周志坚回忆录》中记载，13纵共歼敌17781人。他指出：“在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中，我纵毙伤敌10军军长覃道善以下4100余人，活捉18军军长杨伯涛以下13681人。除我纵补充自己几千人外，其余的约10000人，遵照华野首长指示，多数拨归中野第二纵队。” 与此同时，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又将李弥兵团歼灭近半，将邱清泉兵团歼灭三分之一。取得了淮海战役的第二个巨大胜利。 


      在第二阶段作战中，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几个方向作战，加上情况复杂多变，特别是徐州的杜聿明集团全力突围，作战方式立即由钳制、阻击转换为追击、合围，这些都大大加重了他临机处置的难度。华东野战军部队因部署多次调整及转移使用兵力，作战行动相当紧张。华东野战军共16个纵队，先后归中原野战军直接指挥参加歼击黄维兵团的有第7、13、3、鲁纵及特纵主力共五个纵队；另以五个纵队担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的任务，保障中原野战军侧背安全，并作为战役预备队；而追击合围杜聿明时最大使用兵力为11个纵队。这不仅可以看出转移使用兵力之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兵力使用已达到极限了。然而，华东野战军各个纵队都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1月18日，代前委书记粟裕签发华东野战军前委《关于淮海战役第二阶段部队情况简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12月22日批示：“ 报告内容甚好 ”，并转发东北、华北、西北各野战军及兵团首长参阅。因此一阶段直接围歼黄维兵团以中原野战军为主，１月３日，中原野战军政委、前委书记邓小平也起草并签发了中原野战军《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初步总结》，上报中央军委。 


      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人民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杜聿明成了瓮中之鳖，被全歼是早晚的事情了。此时，粟裕考虑的是什么时间发起总攻对全国战场最为有利。 


     为了稳住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部队，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各部国民党军南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于12月11日决定，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12月14日毛泽东再次电示粟裕：“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 


     同时，为防止平津、塘沽的傅作义部经济南逃往青岛，中央军委于12月13日致电华东局并告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指出：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入关，正在部署切断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准备攻击北平、天津、塘沽。如果敌人其他地方无路可逃，可能由天津经济南向青岛逃走，此时，“ 你们即须担负阻击之责，以便配合我追击大军歼敌于济南一带黄河北岸 ”。 




       粟裕立即予以部署，12月13日，他致电华东局、华东军区并报中央军委，决定令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傅秋涛集中全力限期赶修临城至滕县段铁路，以便于必要时调兵至济南，堵击可能南逃的傅作义部队，同时建议：“ 将何基沣、张克侠部即调至济南附近待机，必要时并可从胶东抽一部分兵力前往济南 ”。 


       在淮海战场上，粟裕决定利用这个时间组织部队休整，并乘机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为保证战场休整顺利进行，防止敌乘机突围，粟裕调整了部署，以第1、2、4、8、9、10、11、渤海纵队为一线部队，一面对国民党军进行围困，一面组织战场休整。第3、6、7、12、13、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和35军、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冀鲁豫军区基干团以及华东野战军直属之骑兵团、总部警卫团为二线部队，分别位于铁佛寺、宿县、萧县、薛家湖、马村桥、会亭集、永城、山城集、酂阳集、夏邑等地区休整。12月17日，粟裕与来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参加总前委会议的陈毅、谭震林一起署名致电中央军委：“我们遵令休整十天，消除疲劳，溶化俘虏，研究战术，整理组织，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作为十天中心工作”。后来，粟裕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命令所部再延长休整了10天。 


       根据粟裕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要求，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立即做出部队休整计划，发出对国民党军展开政治攻势的指示，并立即开始实施。 


      首先，华东野战军经连日激战，人员伤亡较大，特别是营、连级干部伤亡很大，缺额达5000以上。为解决这一问题，粟裕指示对各级机关进行了精简，从各级机关抽调出1000余参谋、干事等到战斗部队任职；将各教导团的干部全部补入部队；从老战士和经过考验的解放战士中提拔了一批基层干部；并且从鲁中南抽调600余名、胶东抽调500余名、渤海抽调400余名共1500多名干部充实野战部队，基本解决了干部缺额的问题。同时，在战役第一、二阶段共俘虏国民党军10万余人，绝大部分按照“随俘随补，随补随战”的原则立即补入部队。有些在1948年11月攻打黄百韬兵团时俘虏的士兵，到了12月围歼杜聿明集团时已当了排长甚至连长，这种情形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经过休整，华东野战军部队兵员充实，装备改善，战术提高，士气上升，更加壮大。淮海战役开始时，华东野战军总人数为36.1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战役结束时增长到55.1万人。增长部分，除了补充几个地方团以外，主要是补进 “ 解放战士 ”。 


        其次，华东野战军各部队深入开展形势、任务、纪律教育，还广泛进行了火线评功、立功活动，积极发展优秀分子入党。这些活动大大激励了战士们团结互助、不怕牺牲等精神。同时针对国民党军防御特点，开展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深入研究战术技术，并且不畏天寒地冻，掀起阵前练兵热潮。第一线部队积极开展近迫作业，构筑的交通壕距敌前沿仅三五十米，大大限制了国民党军活动，也为日后的总攻准备好了出发阵地。 


         再次，体恤所属官兵，慰劳参战部队。12月16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报告部队因连日作战，而且经常吃不到油盐，非常疲劳，提议慰劳参战部队，平均每人香烟五包，猪肉半斤，举行会餐，恢复体力。周恩来于次日代表中央军委回电，批准了这一要求，并电示中共华东局、中原局：淮海战役已进行月余，前线将士浴血奋战，辛劳备至。兹决定凡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每人猪肉一斤，香烟五包，不吸烟者以其他等价物品代替。1948年12月31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向前线指战员发出新年慰问。各级政治部门纷纷组织部队文艺工作者到前线进行慰问演出，进一步激发指战员的斗志。 


        最后，也是休整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对敌政治攻心，华东野战军部队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攻心战法。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后来回忆说：“空前胜利的淮海战役，对政工领导的考验与政工干部的锻炼也是空前的。粟裕同志既是代司令又是代政委，军政工作都重视，既全面规划，又具体指导，充分发挥军政机关的助手作用。贯彻‘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指导相结合’、‘政治工作在前线’的方针，在下达军事命令的同时，都要提出对政治工作的要求。师以上设立了精干的政治工作指挥所，随作战指挥所一起行动。这对组织政工干部深入前线，直接了解战场情况，加强上下联系，及时指导工作，具体帮助连队解决实际问题，随时总结推广作战经验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广播毛泽东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同时，粟裕还多次亲自主持起草致杜、邱、李的劝降信，这些文笔畅快、入情入理的劝降信以陈毅、粟裕的名义发给了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而此时本来继续在中原野战军履职的陈毅早已与刘伯承一起去了中共中央汇报）其中1949年1月1日的信中说： 


        迩来天候转寒，风雪交加，空投不继，亦系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贵部官兵露宿郊野，以树根充食，士气沮丧，不仅携械来归者日众，且有倒转枪头，杀死反动官长弃暗投明者。先生如再固执己见，压迫士兵作顽强抵抗，则贵军内部实行兵谏之革命行为，亦将接踵而起，众怒难犯，尚望再思之。况徐总撤滁州后已令李刘部窜江边，蚌埠即将放弃，北上援军已成绝望，贵部已成南京之牺牲品也明甚！……为蒋介石一人效忠，反人民而死，徒落千古骂名；能勒马回头，尚能将功折罪，为人民所宽恕。是非利害，幸速图之。 


        同时，其他将士们也纷纷开展以战场喊话、劝降、释放俘虏、打宣战弹、树宣传牌、送新年礼物等形式，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政治攻势，以加速国民党军的动摇和瓦解。很多纵队、师、团都成立了“政治工作指挥所”和“投诚人员招待所”，前者负责具体领导政治攻心，后者负责收容、照顾投诚人员，并从中了解敌情，争取投诚人员、派出打入工作等。为鼓励更多的国民党军来降，华东野战军还公布了对自动携械来归者的奖励标准，阐明了对携械来降者的安排和处理，规定了所携各种枪械的具体奖励金额。从12月20日起，陈官庄地区雨雪交加，气温骤降，国民党空军的空投也因天气而时断时续，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20余万人，每天需要粮食30万斤，靠空投根本无法解决。在天气恶劣、空投中断的情况下，大批士兵冻饿而死。国民党军官兵饥寒交迫，把包围圈内老百姓的门窗甚至棺材板都烧光了，把麦苗、树皮、马皮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为了争夺吃的，他们互相残杀，甚至活埋伤兵。这时，华东野战军又及时对国民党军阵地播放《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曲，更使他们大有四面楚歌之感。尽管国民党军各级军官采取各种限制手段，依然有成班、成排甚至成连的官兵越过火线向华东野战军部队投降。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以前，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已经被毙伤、瓦解10余万人，其中整营整连投降者有1.4万，平均每日达七百余人。 


        杜聿明后来承认由于华东野战军采取的政治攻势，瓦解了士气，并使得国民党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刘峙也在回忆中说，解放军的内部策反和阵地喊话等政治攻心，等于无形中增加了10万兵力。粟裕后来也说：“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十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对饥寒交困中被围之敌进行瓦解工作，以尽可能地减少我军的伤亡，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总攻的胜利。这对我军保存更多的骨干，使之在渡江南下作战中发挥作用也有重要意义 ”。 


     经上报中央军委同意后，粟裕决定发起总攻，于1月2日以代司令员、代政委的名义下达《华野全歼杜聿明集团的命令》，“ 统一于一月六日十六时发起战斗（如阴雨提前于该日十三时发起战斗）”。 


       从1月6日16时到1月10日16时止，华东野战军全部歼灭了杜聿明集团近20万人，活捉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化装潜逃。从1948年5月起，华东野战军即一直寻歼的 “ 五大主力 ” 之一的第五军也被歼灭在其中。 


       至此，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实现了中央军委关于在淮海地区歼灭国民党刘峙这个主要战略集团的决心。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被基本上歼灭了，打垮了国民党政权的支柱，使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了解放。 



择自 : 《 无冕元帅 》-- 一个真实的粟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