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sh和希思黎哪个好用:重构中国金融图景王健君2012-1-6 6:45:35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05　　2012年，第一个事关国家大政方针的会议——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原本定于2008年召开

重构中国金融图景王健君2012-1-6 6:45:35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05　　2012年，第一个事关国家大政方针的会议——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原本定于2008年召开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而推迟的本次会议，就此次危机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调查研究、分析研判、重估局势、谋划对策两年多后召开，预示着中国金融战略将进入新的完善进程。此次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使得欧美金融发达国家陷入难以自拔的困难境地。尽管中国由于自身经济相对健康以及金融开放比较审慎，再次与危机擦肩而过，但也承受了不小的间接损害。随着未来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将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日益密切。因此，对未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而言，如何防范来自外部或内生危机的到来，已经成为未来金融战略的核心目标和金融工作的重点任务。

　　正如专家所言，当前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从历史长河来看，并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依然可能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为未来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复苏和繁荣周期扫清障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机遇就在眼前。未来十年，只要我们能如期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通过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顺利走上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那么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就不再是憧憬和梦想。

　　而我们现在将要构建的新型金融体系，将面临两大战略任务：其一，防止在中国战略机遇期发生来自外部或内生的金融危机，中断和平崛起大业；其二，要为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终实现作出实质性贡献。

　　在此伟大进程中，人们期待中国金融业的建设者们切记：“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增长，没有遭遇内生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顺利渡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那么，未来30年，也即中国和平崛起的完成期，能否继续实现无金融危机的增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抛出的这个命题，令采访中的《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受触动。

　　没等采访者反应过来，这位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就给出了令人震动的答案，“理论上，只要实行市场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就难以避免。而且，一旦中国出现内生的金融危机，一定会中断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进程，没有人能救得了我们。”

　　陈雨露因此郑重地告诉本刊记者，“如何想尽一切办法，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和金融危机在崛起期的发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命题。中国的金融体系，通常要把这一点作为非常核心，甚至是第一目标。”

　　回望过去，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揭幕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持续了三年有余，正在“发酵”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全面主权债务危机，其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大有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可能；翘首未来，中国发展关键机遇期的“十二五”规划，正在进入“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

　　站在2012年年首，如何回答陈雨露提出的这个命题，变得前所未有地紧迫。

　　20年前，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浦东新区，作出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论断。同一年，和陈雨露一起攻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国际金融论坛副秘书长王元龙，对这句话也研究领悟了整整20年。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正是在小平同志这个论断指导下，中国金融业长足发展，体系不断完善，市场规模明显扩大，产值总量大幅增加，“金融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推动力。”

　　在外界眼中，20年来，中国一直是西方现代金融体系的“好学生”，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大部分都是“拿来主义”，所描绘的未来中国金融图景参照镜像也主要是纽约“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

　　“如果不能时刻保持独立思考的自觉，‘善于学习’的优点也有可能变成‘亦步亦趋’的盲目追随。”王元龙认为，由于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投机盛行，2008年西方金融发达国家最终爆发金融危机，在此前后，国内房价暴涨、股市暴涨暴跌、部分企业竞相投资房地产、游资炒作农副产品、民间借贷风波不断，等等，“也无不暴露出，在中国相关领域也同样出现了某些金融非理性发展倾向，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和危害。”

　　显然，如果在构建什么样的中国金融体系上，不能对西方金融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按照中国国情特点和发展战略需要重构未来中国金融体制，陈雨露带给我们的拷问，毫无疑问会变成近在眼前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

　　“更为全面、准确地认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处理好中国经济发展中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加快探索实践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金融体制抑或模式，已经成为重大历史使命。”在王元龙看来，未来中国金融体制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应该是，拥有实现有效自我纠错的机制，而不是自我毁灭的宿命。

　　回归实体

　　在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2011年举办的“加强金融体系建设专题研究班”上，一位中国证监会官员向本刊记者列举了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值得深思的三个现象：

　　其一，金融越发达的国家，危机越是深重。“按道理，金融比较发达的国家，金融管理水平较高，风险管理工具也丰富，足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但他看到的现实是，此次金融危机比较严重的西方金融发达国家，至今还看不到走出危机的曙光。

　　其二，金融技术含量越高、离实体经济越远的金融产品，问题越多、毒性越大。他介绍说，此次危机涉及的金融产品主要是次级贷款衍生出来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其他技术含量非常高，普通人根本看不懂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衍生品问题虽已爆发两三年，但至今仍深不可测。”

　　其三，企业涉足高精金融避险工具越多，其风险越大、困难越深重。现代金融市场出现了许多避险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企业采取这些工具是为了规避经营风险。但从危机中看到，涉足此类工具越多的企业风险越大。除了众所周知的雷曼兄弟公司，美国通用汽车也因涉足较深而在危机中陷入破产重整境地。

　　他的结论是，“归根结底，都是金融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

　　事实上，王元龙在国内调研了解，尽管国内目前出现的某些金融风险问题与发达国家具体机理不同，但脱离实体经济追求投机性高收益的动机却是一致的。他向本刊记者介绍了四方面的具体表现：

　　产业资本大举向金融业渗透。近年来，在中国金融业相对丰厚的利润水平和相对较快的获利速度的吸引下，各类产业资本纷纷寻求切入点以参与金融业。目前，部分产业资本参与金融业的程度已经远远超出服务主业的正常需要，呈现出逐利甚至是投机的特点。特别是部分大型企业通过旗下子公司或参股公司开展金融业，事实上已经间接地获取了金融业“全牌照”的经营资格。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资本非理性地介入金融业，势必将会诱导产业资本逐利，阻碍中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地方政府金融规划的盲目性。为大力吸引金融资本、充分发挥金融辐射作用和提升城市形象，目前中国已累计有30多个城市提出建立各级各类金融中心的规划。尽管在中国幅员辽阔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下，建立多种层级和覆盖不同区域的金融中心有其合理性，但在中国当前经济和金融发展现阶段，几十个城市提出金融中心的建设规划显然是盲目的和缺乏科学性的，可能导致地方金融体系失衡，金融效率降低和金融风险增加，并带来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最终导致金融中心功能的扭曲。

　　投机炒作风气浓厚。近年来，在中国流动性相对过剩的经济环境下，不同领域先后出现非正常的投机和炒作风潮，房地产、大宗农产品、中药材、高档艺术品等先后成为被炒作的对象，而且有向更多领域蔓延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居民参与短期性金融投机，试图依赖金融投机而一夜暴富，而对实业投资和资本积累不屑一顾。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实体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而且也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背道而驰。

　　非正规民间金融发展亟待规范。近一段时期，中国长期积累的非正规民间金融的风险开始集中显现：银行信贷资金介入高利贷、上市公司参与高利贷、公务人员投身高利贷等事件不断发生；民间金融相对发达的地区，频频出现高利贷参与者因资金链断裂出逃甚至自杀的案件。民间金融的适度发展可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然而实际上诸如温州、鄂尔多斯等部分地区民间金融的发展已经偏离了正常轨道。这与上述地区对金融与经济发展整体关系把握不当，缺乏对民间金融的适当引导和规范，放任民间金融的自我发展密切相关。

　　“发生上述现象，与部分政策决策者、市场参与者对‘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理论的认识偏差不无关联。”按照他的分析，“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判断中的“核心”，主要体现为在生产要素功能上的核心地位，而绝不是单纯的金融产业的大幅扩张并由此带来的金融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不断攀升，进而导致金融业在不同产业对比中的不可替代性。

　　“金融业的发展需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金融始终也应辅助或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稳固，金融产业发展方可持久稳健。缺乏实业支撑的金融产业非理性扩张，金融产业可能会一时兴旺发达，但从长期来看则会贻害无穷。”王元龙认为，未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一定要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推进，“否则，只会重蹈欧美发达国家覆辙。”

　　再变革大趋势

　　20多年来，陈雨露的研究方向一直集中在开放经济下金融理论与政策、国际资本市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他敏锐地发现，正如金融向服务实体回归已是大势所趋一样，全球金融体系正在呈现出四方面的再变革趋势。

　　金融全球化要求全球化的治理改革。如果以名义汇率核算，到2015年，亚洲经济体规模就会达到欧盟和美国的经济规模，出现亚欧美“三足鼎立”格局；到2023年，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的全球占比将会超过发达国家；到2025年，中国GDP规模可能会超过美国，而印度GDP的规模可能会超过日本。

　　“国际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必然会引发全球化治理模式的变革。”陈雨露指出了四种变化前景，割据的保护主义，金融地区主义，再造的西方温和主义，再平衡的多边主义，“前两种属于不和谐的治理模式，第三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结构的继续，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尽快向多边主义过渡。”事实上，G20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机制。

　　国际货币格局的重构。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应，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平衡。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重新配置，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重构。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制衡”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人民币无疑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加积极的作用。

　　过度金融化向实体经济回归。资本回报率最终的提升和经济的最终复苏和繁荣，一定要通过实体经济、新兴技术和产业的变革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泡沫化的金融来实现。从18世纪开始，世界历史发生了5次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带动的繁荣长周期。在陈雨露看来，以低碳技术的新能源、生物科技和生命科技、新一代的互联网技术、新材料以及航天科技等激发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将在不远的将来组成新一轮产业大转移，并形成新的全球经济分布体系，“这个背景下，全球金融体系回归本位，将为这一过程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所谓系统性风险，指单个突发金融事件产生连锁反应，导致金融市场信息中断、金融体系部分功能丧失、宏观经济剧烈震荡的风险。“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了当代金融体系最大的一个缺陷”。陈雨露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目前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影响力越来越大。”比如，信贷纪律放松，投资大规模扩张，高放贷率、高关联度加剧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道德风险与全球化高关联的叠加，以及新经济自由主义倡导下的监管放松，等等。

　　对系统性风险的治理，监管理念已经转向宏观审慎。其监管主要关注两个维度：其一，跨行业维度。即重点关注风险在不同类型的机构和不同市场之间的关联性，监管范围大大超出传统金融领域；其二，时间维度。即重点关注的是系统性风险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放大，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是金融体系内在的运行周期。陈雨露认为值得肯定的是，目前，中国也采取了若干的措施，已经体现出了正面作用。

　　四大挑战

　　在全球金融体系再变革大趋势下，自然就产生了如何顺势而为构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大课题。陈雨露将这个问题归结为如何处理好四方面挑战。

　　挑战一，“无金融危机增长”的战略核心目标的实现。

　　“后崛起国家通常会遵循一些‘定律’。”陈雨露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比如，后崛起国家通常采取的是国家主导的追赶型经济模式；经济崛起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遇到了传统与现代、公平与效率的尖锐冲突；所有国家在经济崛起过程中都遇到过比较严重的内生性经济和金融危机。显然，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而言，如何延缓推迟内生危机的到来，或者最大程度降低危机的危害，就变成了未来金融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

　　“目前，全球范围的泡沫经济问题，具体表现在中国，主要在于两个原因：其一，信贷过度扩张。其二，监管没有到位。反映在宏观经济层面，就是产业结构的失衡。”陈雨露给出的政策建议是，一方面，稳定物价是核心；另一方面，资产价格稳定作为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过去太多考虑增长而忽视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价格风险，造成了不少两难困境。因此，针对系统性风险的处置和防范，在宏观金融管理上需要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紧密协调。

　　“同样关键的是，未来的十年，中国要奋力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完成实体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讲，就是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能不能在未来十年真正实现质的飞跃？”在陈雨露看来，“如果我们构建的新型金融体系，不能为此作出实质性贡献的话，那就不是一个成功的金融体系。”

　　挑战二，金融开放与国家控制力的有效结合。

　　采访中，陈雨露介绍了美国经验，“尽管目前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但其一个经验是成功的，就是美国对自己金融市场的保护政策。”比如针对银行业，明令禁止外国银行在美国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明令禁止外国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不支持外国银行在美国当地扩充业务网络、经营零售业等。由于这些限制，外国银行长期无法进入美国银行的主流业务。同样的保护也发生在美国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市场经济大国，必须时刻关注金融市场开放的与国家控制力之间的结合，以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他告诉本刊记者，对外倡导金融自由主义、对内实施有效保护的美国，其经验非常值得中国借鉴，“中国作为一个运行市场经济的大国，要保持金融的稳定和安全，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就是在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如何把握金融的名义开放度和实际开放度之间的差距。”

　　在陈雨露看来，这是一个需要也可以借鉴的方法论，“具体讲，就是在提高金融名义开放度的大背景之下，通过技术性的要求、程序化的规划等可解释性的限制措施，完全可以实现效率和安全并重的金融开放目的。”

　　挑战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平稳实现。

　　首先，人民币可兑换的时机选择。国际化的货币必须是完全可兑换的货币。那么，人民币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完全实现可兑换呢？陈雨露介绍说，从国际经验来看，日元从经常账户开放走向资本账户开放用了16年，英镑用了18年，马克用了20年，“按照国际经验最长的20年来计算，自1996年底人民币实现有条件可兑换开始，时间表应该是2016年底。审慎一点，我个人觉得在2016年到2020年之间，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应该是可行的。”

　　当然，前提是，“中国未来十年能如期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那么人民币可兑换就具备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市场竞争力基础。”在他看来，“一种货币要实现完全可兑换，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特别是资本账户要实现完全流动，能不能站得住脚的最重要考量，就是一国实体经济产业竞争力的水平。”

　　其次，人民币周边化的双重成本。当前，中国的贸易现状是，对亚洲国家是进口贸易，表现为逆差；对欧美国家是出口贸易，表现为顺差，也即从亚洲进口原材料进行生产加工，然后销往欧美国家。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在周边推行人民币跨境结算，一定会面临一个难题：

　　一方面对亚洲逆差改用人民币结算，而对欧美的顺差依然用美元等其他货币结算，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会继续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对亚洲国家是以人民币表现的净债务国家，对欧美国家是以美元为表现的净债权国家。为了人民币周边化需要而保持人民币稳中有升的前提，将造成中国债务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债权收益的不断下降。

　　陈雨露给出的解决方向是，“这种双重成本我们能不能消化，关键决定于我们产业结构的变化，如何在国际制造业体系中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

　　挑战四，提供与自身能力相符的全球公共产品。世界经济增长需要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这种全球公共产品，通常由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国家来提供，包括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消费市场，协调全球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的汇率体系，全球流动性最后贷款人，反经济危机的长期贷款人，以及提供真正零风险金融资产，等等。

　　现在，承担这个任务的主要是美国和部分欧元国家。“接下来的30年，随着中国逐步进入世界储备货币大国行列，中国将担负起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全球责任，中国的金融体系建设就要有提供全球增长公共产品的考虑和准备。”在陈雨露看来，现在就是未雨绸缪的时期，“要从长远战略考量来稳步建设中国的全球经济威信。”

　　中国体系

　　在这个大背景下，“‘十二五’期间乃至2020年，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呼唤着金融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仍有待进一步挖掘。”王元龙就如何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体系建设，具体向本刊记者介绍了应该筹划的四个方面的战略举措。

　　准确定位金融的地位。事实上，“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明确了金融业的地位，要求金融业要“服务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风险，有序发展和创新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水平……”这是迄今为止，对金融业在中国经济中地位的最全面、最完整的表述。

　　王元龙认为，在当前形势下，金融作为一项产业而言，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应过度强调；但金融作为一项制度而言，可以发挥其先导性的功能。所谓先导，即发挥金融实现前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过程中的更为主动性、更加前瞻性和更具辐射性的催化和引导作用，引领资源的适度集中和优化配置，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目标的逐步实现。

　　推动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在王元龙看来，我国金融领域也存在“二元金融”的现象，比如金融资源分布的区域极不均衡，市场参与者的市场地位差距显著，“这种格局会进一步加剧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已存在的不平衡状况，加速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形成已成为当前及未来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金融包容性意味着多元化，应允许不同所有制、不同金融市场、不同金融工具、不同金融业态在法治框架下并存发展，相辅相成。为此，亟需相关部门制定出台可行的激励性措施，通过差别化和优惠性的政策措施推动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形成。

　　发挥金融实现国家战略的作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格局和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剧烈的变革，中国不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且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在此过程中，通过金融途径提升中国经济、金融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方面大有可为。通过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深化“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稳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渐进扩大人民币国际影响力等途径，合理扩大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利益空间。

　　加强顶层设计和引导。中国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引导的内容，包括全面推动金融改革开放、推进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优化、协调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分工模式、推动民间金融和国有金融的协调配合等诸多方面内容。

　　加强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引导，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中国金融宏观发展战略研究和规划，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逐步提升金融调控监管的效率和效果，为中观领域和微观领域的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引导更多的应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而非直接简单的行政介入，以此促成金融与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具有自主自为自强特征的未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毫无疑问将是一个充满考验的成长过程。采访的最后，一位银监会官员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向本刊记者吐露了两方面的感悟和思考。

　　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在其看来，眼下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在构建“十二五”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避免犯大的错误，避开可能的陷阱和误区，把握住方向性的重大选择。”因此，他以为，“体系建设中最为重要的是构建错误自我纠正机制，从体制和机制上保证宏观调控和微观主体有自我修复机制。”

　　他深有感触地说，金融体系建设在如何学习借鉴西方经验技术上没有问题，但西方和东方在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人性弱点的制度约束，“宏观和微观层面首先要搭建相应制度，比如如何搭建‘一行三会’对自身决策、监管可能发生的错误的纠错机制，这不仅是智慧的问题，更是对我们勇气的考验。”

　　令这位金融监管人士印象深刻的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金融界、企业界和学界的许多当事人都拒绝为自己巨大的错误承担责任，“这也许就是危机为何一次又一次降临的原因。”

　　他举例说，有些跨国公司董事会规定，每年要把工作中的重大决定原始讨论记录拿出来，反思董事会在哪些问题上看准做对了，在哪些问题上没看准没做对，“这不是谁高明的问题，而是识别未来错误所作的重要思考。金融机构也要有类似的制度安排，真正专注于风险与收益的良好平衡点，而不是盲目扩张放弃根本利益。”

　　与此同时，加强金融体系建设，他认为，一定要对我们自身能力有准确估计，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做自不量力或越位的事情。按照其工作认识，“当前我们的正事，就是要解决金融体系不适应经济发展、不适应对外开放的突出问题。从体制上解决分层、分级、分散决策，而不是把所有事情和责任都集中到政府、集中到北京。”

　　“IMF和世界银行在评估我国金融监管情况后，提出两点值得我们深思：监管者做了许多被监管者的事，而被监管者又对自己最应该做到的事缺乏敏感性。”他感慨地说，“我们已经迈向市场经济，但意识和行为还留有计划经济的烙印，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责任编辑:兴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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