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的护肤品品牌大全:民族劣根性、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2011-08-13 10:42:07)

民族劣根性、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2011-08-13 10:42:07)

一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他讲得固然不错，但我认为还不够。汉民族的劣根性，就其统治阶级而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欺内，二是媚外。
　　
　　中国人的欺内，可谓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西周时期，奴隶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制定出刺字、刖鼻、膑脚、阉割、斩首五种酷刑，对奴隶们进行管理，一时间天下纷然，怨声载道。“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又如宋高宗偏安一隅，对于外族侵略听之任之，心甘情愿做金人的儿皇帝。然而钟相杨幺揭竿而起，他却如芒在背、如鲠在喉，非灭之不能解气。再如晚清政府，对列强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然而镇压起来义和团、红灯照，却倾巢而出、不遗余力。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在逃亡途中，尚且不忘下令继续“剿杀”义和团，并且恳请八国联军“助剿”。
　　
　　中国人的媚外，同样见著典籍，其来有自。远在东周，狄人来攻，汉人就晓得用通婚的手段消弥战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夏，狄伐郑，取栎。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然而秦朝以前的“和亲”，多是狄女戎女入嫁中原国君，至于中原女子出嫁蛮夷，则从白登之围开始：刘邦为了活命，采纳陈平的建议，厚币美色贿赂冒顿单于。此后历朝历代，汉夷联姻的故事不绝于书，著名者如王昭君、蔡文姬、义成公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对此统治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称之为“怀柔”。今天的北京，还有一个县，名字就叫怀柔。这都是统治者自欺欺人的明证。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就讲：“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饱受外族欺凌的屈辱史。翻开一部《二十五史》，我们看：三代而后，汉民族无时无刻不处于外族的威胁之中，先是戎、狄、匈奴、鲜卑、羯、氐、羌，后是辽、夏、金、元、清，是八国联军，是日本……做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不仅欺内的功夫炉火纯清、如入化境，媚外的功夫那也是登峰造极、无人可比。所以西方列强打过来的时候，统治者成竹在胸，波澜不惊，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割让香港；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1895年，甲午海战爆发，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割让辽东半岛、台湾；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辛丑条约》签订……不到一百年间，帝国主义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700多个，掠夺白银19.5亿两，割占领土174万平方公里！所谓的中国，不过是侵略者砧板上的一块肉。
　　
　　当时的状况，正如《义勇军进行曲》里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亡国灭种的命运面前，非但不是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反而变本加利，卖国求荣。慈禧甚至恬不知耻地向侵略者表示，她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尤为奇怪的是：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老百姓，居然不痛不痒，无动于衷，甚至有很多人，卖身投靠，甘当走狗。在和列强缔结的所有卖国条约中，几乎都有这么一款内容：“不得惩办汉奸！”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恐怕都是一个笑谈。每个民族都有败类，然而没有一个民族，象汉族这样盛产汉奸！痛定思痛，知识分子们纷纷开始反省：中国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
　　
　　二
　　
　　“五四运动”的发生，既有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又有深层的社会政治背景。思想层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情怀，当此民族危难、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无不痛心疾首，呼号奔走，渴望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启蒙思想的流入，无疑为知识分子认识世界提供了全新契机。政治层面，1915年，袁世凯先是和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继而复辟帝制，开历史倒车。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给资本主义一记当头棒喝的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崭新的道路。
　　
　　最早意识到中国文化有问题的，应该是陈独秀。他在《一九一六年》中说：“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鲁迅也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说：民族的劣根性一旦形成，想要彻底把它根除无疑于痴人说梦。中国民族的衰败，早在几百代的祖先那里就种下了昏乱的种子，如果民族不“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战乱的物事”，那么进化的自然法则“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世纪初期，中国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新文化运动”，目的就是要推翻孔家店，打倒孔老二，全面否定儒家文化，彻底肃清封建流毒。
　　
　　中国两千年的苦难，追本溯源，归咎于儒家文化对思想的禁制。儒家崇尚“忠恕之道”，所谓的忠，就是统治者对内要求臣民言听计从，逆来顺受；所谓的恕，就是统治者对外奉行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的外交方针。“和为贵”的思想，已经深深渗入中国人的骨髓。不管什么事，都希望化干戈为玉帛，讲究“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正如李泽厚所说：“儒家孔学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学说、理论、思想，而是溶化浸透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之中了，成了这一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广大农民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孔子，但孔子开创的那一套通由长期宗法制度，从长幼尊卑的秩序到‘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早已浸透在他们遵循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意识、思想感情之中。”（《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1919年，一战结束，“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做为战胜国的一员，中国向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归还德国侵占利益。对此和会不但予以拒绝，反将德国在华一切权益，交由日本接手管理。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好比一根导火索，一下子点燃了郁积在人们心中的怒火。5月4日，数千名北京高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高呼“还我山东”、“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开始游行。游行过程中，学生们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徐世昌下令军警镇压。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支持，引发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抗议。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五四运动”的继承、发展和延续，两者是一脉相承、一脉相通的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了革新文化、再造传统、改良人性，从根本上实现中华民族的自强与独立。比如“五四运动”号召砸烂孔家店，打倒孔老二；“文化大革命”则提出批林批孔批周公。“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化大革命”则要求破四旧，立四新，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毛泽东一贯主张“取其民主精华，去其封建糟粕。”然而什么是民主精华，什么是封建糟粕呢？冯友兰先生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认为中国的哲学史只有两个阶段，一是“子学时代”，即秦汉以前百家争鸣时期；二是“经学时代”，即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我由此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毛泽东的一生，似乎只看史部、集部的书籍，比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而对经部和子部的书籍，则很少阅读，或根本不读，比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就绝少见他提及。由此可见，他对儒家文化是深恶之痛绝之。非但如此，他还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此妄加非议，毛泽东就赋诗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对鲁迅十分欣赏，极力褒扬。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究其原因，我想正是由于他们对儒家文化有着相同的看法。伟人所以为伟人，就在于他们目光深远高屋建瓴，其思想远非常人所能忖度，也正因如此，伟人从来都很孤独。请想：我们中的谁提出一个观点，如果得到他人的认可，心里尚且美滋滋的，更何况伟人？思想观点上的一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共鸣。
　　
　　另一个为毛泽东所赏识的人，是任继愈。建国初期，毛泽东专门把他请去，向他讨教佛学方面的知识，称赞他凤毛鳞角，人才难得。文革后，任继愈提出“儒教即宗教”一说，在学界引起不小轰动。凭心而论，他的观点很有道理。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既然是宗教，儒教也概莫能外，势必要充当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任继愈一再提醒，他主张“儒教即宗教说”，主要着眼于儒家文化的危害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和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他深深洞悉“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根本动机。
　　
　　现在的学者，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政治和经济的层面，很少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去探寻文革之所以发生的根由。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就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甄别与整理。从政治和经济上看，文革固然是失败了，但从思想和文化上看，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有关那段历史，总给人这样的感觉：政治混乱，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坏到一无是处。这恐怕不完全是事实。据我所知，在毛泽东主政的二十七年里，人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改良，党风纯正，民风淳朴，贪污、贿赂、黑社会、黄赌毒等等丑恶的东西都销声匿迹，这样清明的社会政治环境，无论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都绝无仅有。
　　
　　有人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是舍本逐末，是本末倒置。“实事求是”是术，而不是道；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是形而下，而不是形而上。毛泽东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等贵贱，是均贫富，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文革时期，毛泽东废除高考制度，从工农兵中挑选优秀分子保送他们上大学，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世袭罔替的诡异法则。在封建时代，科举制度貌似公平，其实荒谬，因为穷人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敢奢谈读书中状元。如此一来，高官的后代还是高官、富人的后代还是富人，而工人的后代仍是工人、农民的后代仍是农民。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绝大多数还是文盲，识字的只是一些“地富右”，你让工农兵和他们去竞争，比赛谁识字多学问大，本身就不公平。恐怕一百个知识分子子女上大学，也难有一个工农兵子弟踏入高校门槛。
　　
　　古人说，诗言志。读毛泽东的诗，我们或能想见他伟岸人格之万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袒露了自己的心迹，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几十年，把他赶到了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师东兵《文化大革命纪实》）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他心里，建立新中国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有着同样崇高的地位和同样伟大的功绩！
　　
　　毛泽东是孤独的。做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而忽视了人性中某些可鄙的本质。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全人类的悲剧。郁达夫说过：“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文章的最后，我想引用司马迁的一句话，来表达对老人家的仰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总是和她的文化互为表里、息息相关。我们这个民族，饱经忧患，多灾多难，如果说和儒家文化没有关系，恐怕讲不过去。关于这一点，柏杨先生也有认识，他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说：“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做为一个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他的观点值得重视。
　　
　　然而奇怪的是：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皆都相继中断，湮没不闻，惟独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绵延至今。这又是什么原因？刘向在《说苑》中讲过一个故事：常枞有疾，老子前往探视。常枞张开嘴问：我的舌头在吗？老子说，在。常枞又问：我的牙齿在吗？老子说，不在。常枞感叹道：齿以刚亡，舌以柔存，天下之理尽在此矣。
　　
　　如果这种推想成立，那么地球上最后一个文明，必然是以忍耐包容著称的印度文明。我记得梁漱溟先生说过：假使把人类文明归结为三种类型，即以理智为特点的希腊文明、以伦理为特点的中国文明和以宗教为特点的印度文明，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三者将会逐次繁荣，轮流主宰世界，先是希腊文明，再是中国文明，后是印度文明。现在的世界，正处于第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