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娇兰臻彩宝石口红:【人生感悟】有一种美德叫做扯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08:07:29
如果我说，张三不赡养自己的父母，让他们流落街头，于是我指责张三父母的邻居没有爱心，你一定认为我很扯淡；如果我又说，李四和她老婆生了一个孩子，却不好好管教，任由这孩子危害社会，于是我指责李四的哥哥和小姨子不负责任，你一定认为我更扯淡了。但是，这世上果真有这样扯淡的事。10月13日，株洲市委办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对考生进行面试。在候考室内，沙发、茶几上有一些香蕉皮、瓜子屑，而垃圾桶就在旁边。面试的其中一道考题就是看谁主动将垃圾丢到垃圾桶里，丢了得分，不丢不得分，结果53人只有3人得分。得分的理由是谁丢了垃圾就表明谁具有较高的文明素养。
据以导演这个真实的故事的“原著”，我在多年前就看过了。与“原著”不同的是，“原著”中的道具是地上的一个纸团，现在变成了沙发和茶几上的香蕉皮和瓜子屑。由把纸团安排在地面上到把香蕉皮和瓜子屑布置在沙发和茶几上，可谓“物质”变得极大丰富，“境界”提升了一定高度。如果这又是我真实的想法，你一定认为我实在是扯淡至极了。但是，没有最扯淡，只有更扯淡，无论多么扯淡的事，只要扯得多了，你都会渐渐没有了扯淡的感觉。
株洲市委办设计的考题模仿了别人地上丢纸团的创意，但是没想到这种模仿有了一种东施效颦的奇效。地上丢一个纸团，其最大可能是某人的疏忽，而沙发和茶几上丢了一些香蕉皮和瓜子屑，其最大可能是享用这些食品的人素质不高或者该单位的保洁人员没有尽到职责。在第一种情形中，或许可以通过测试发现一个人有无助人的美德，而在第二种情形中，测试却很难发挥相应的作用。助人的美德只能用来弥补每个人各尽其责之后的疏忽，而不能用来弥补某些人的不负责任或某个单位的管理混乱。退一步讲，即便在第一种情形中，如果一个人没有捡起地上的纸团，也未必就可以得出一个人文明素养不高。对于那躺在地上的纸团，丢弃它的人有捡起它的第一义务，管理这块领地的人有捡起它的第二义务，对于旁观者来说，如果有义务的话，只能是有一种较高标准的道德义务，并且这种道德义务只能在第一义务人和第二义务人已经尽力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而仍然无法把工作做到完美的时候，这种道德义务才开始存在。在第一、第二义务人不尽职尽责的时候，去批判旁观者的无动于衷，这种批判其实很扯淡。这其中的道理颇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救急不救穷”，纵使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周密策划，都可能遇到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朋友伸出援助之手，朋友也确实有一种道德义务去援助，但是，若一个人因为自己能力不济或者品行不好而天天遇到难题，这时朋友就没有了那种道德义务，因为每个人自己才是自己的责任人。当然，除了每个人自己以外，还有国家，这一点至关重要。
如果要为我们每个人（精神病人、未成年人及其他限制行为能力人除外）的责任人排一个顺序的话，那么第一责任人是我们自己，这种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二责任人是国家的掌权者，这种责任是一种政治责任，每个掌权者都要为国民负责，因为他们是国民供养的；第三责任人是我们的亲友，这种责任是一种道德责任，它基于彼此之间的感情，每个人都应当在他的亲友落难的时候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第四责任人是所有其他的人，即使我们不认识他们，这种责任，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概念来命名，是一种形而上责任，它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即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同处于人类这一共同体，每个人都应当对他人怀有一种同情心。
如今，有一些人由于无知而无意打乱了上面的顺序，也有一些人虽然有知但却无良，有意打乱了上面的顺序，在这种背景下，株洲市委办导演的这个故事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这种扯淡的推理判断，不仅发生在那间办公室里，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到处泛滥。前些日子，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股神”沃伦·巴菲特来中国开办慈善晚宴，着实给中国富豪们出了一个难题，去，还是不去？若去，就要表示捐款，若不去，就要被人们指责。而相信包括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在内的愿意思考的人都是明白的，中国穷人的问题显然不是靠慈善就能够解决的。用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的话来说，救济穷人就向朝一个空杯子里倒水，而社会公正就是这个杯子的底，如果这个杯子没有底，究竟要倒多少水进去？经济学里有第一、二、三次分配之说，其中第一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起作用，第二次分配主要由政府调控起作用，第三次分配主要由人们自觉自愿的慈善公益起作用。但是，如果第一次分配不讲公平竞争，第二次分配不讲公正调控，那么第三次分配究竟还有多少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种分配之后都游荡着权力盘剥的影子，假如你是一个农民，你承包了一块土地，除了缴纳承包费以外，你还要缴纳贿款保证自己承包的权利不被剥夺，假如你是一个公务员，你衣着光鲜、令人艳羡，但是你还要缴纳贿款才能保证自己顺利升迁，能够在仕途上“可持续发展”，假如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你还要想法设法先搞点钱缴纳贿款，才能得到应当发放给你的救济款，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权力盘剥让你不得不把已经拿到自己腰包里的财富不断上交。那么，所有的分配都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在这种背景下，慈善其实是很无力的，乐善好施的美德，对于中国的穷人来说，也是没有任何深远意义的。
杂文家狄马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偌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结为‘素质低’，全然不管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被高度赞扬‘刘老汉’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对一人老人的身心摧残。”“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术改进。”这是狄马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冷血道德”的一种深刻解读。如果说一些文人学士基于一种过高的人性判断，他们的“泛道德倾向”还有一种真诚的对人的道德苛求的话，那么一些掌权者隐藏了自己的政治责任，不去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不去整治“变坏才能有钱”的社会乱象，不给老百姓充分的、平等的发展机遇，反而打着“觉悟”、“大爱”、“高尚的品格”的旗号，要求老百姓承担人的形而上责任，要求他们乐善好施，要求他们在一种本应当很早建立的全面的有效的国家救济机制迟迟不建立的时候，一再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血汗钱”，去救济本应当由国家首先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予以救济的无数穷人和各种各样的灾民、难民，并且通过倡导“觉悟”、“大爱”、“高尚的品格”这些美德成功塑造了自己的“光辉形象”，至此，你就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这种“泛道德倾向”有了一种颠倒乾坤、化腐朽为神奇的意象。很多人就在他们的倡导下替他们做出了不应有的贡献，甚至不少人在他们的“道德”压迫之下，即使空了肚子、当了裤子，也要去购买一点“高尚”来。
可能以上的话语会让有些人误解我是反对慈善的。正相反，我不反对慈善，并且我还认为，即使在一个人自己对自己不负责、国家对他不负责、亲友也对他不负责的时候，其他人只要有能力依然应当出于一种同情心去救助他。但是，我认为，除此以外，在当下，我们更应当努力去做的事情是——共同创造一个让每个人因为感到有希望所以愿意为自己负责、一个国家所有的掌权者因为感到有压力所以不得不为她的国民负责的“责任社会”，这样的“责任社会”，必定是“和谐社会”。我相信，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仅朋友之间可以互帮互助，即便陌生人之间也可以如此。
分清责任是弘扬美德的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去弘扬美德，我只能说，“其实，这世上本来是有很多扯淡的，但是扯的人多了，于是就渐渐没有了扯淡。因为有人还给扯淡取了很多好听的名字，比如‘觉悟’、‘大爱’、‘高尚的品格’……”
据以导演这个真实的故事的“原著”，我在多年前就看过了。与“原著”不同的是，“原著”中的道具是地上的一个纸团，现在变成了沙发和茶几上的香蕉皮和瓜子屑。由把纸团安排在地面上到把香蕉皮和瓜子屑布置在沙发和茶几上，可谓“物质”变得极大丰富，“境界”提升了一定高度。如果这又是我真实的想法，你一定认为我实在是扯淡至极了。但是，没有最扯淡，只有更扯淡，无论多么扯淡的事，只要扯得多了，你都会渐渐没有了扯淡的感觉。
株洲市委办设计的考题模仿了别人地上丢纸团的创意，但是没想到这种模仿有了一种东施效颦的奇效。地上丢一个纸团，其最大可能是某人的疏忽，而沙发和茶几上丢了一些香蕉皮和瓜子屑，其最大可能是享用这些食品的人素质不高或者该单位的保洁人员没有尽到职责。在第一种情形中，或许可以通过测试发现一个人有无助人的美德，而在第二种情形中，测试却很难发挥相应的作用。助人的美德只能用来弥补每个人各尽其责之后的疏忽，而不能用来弥补某些人的不负责任或某个单位的管理混乱。退一步讲，即便在第一种情形中，如果一个人没有捡起地上的纸团，也未必就可以得出一个人文明素养不高。对于那躺在地上的纸团，丢弃它的人有捡起它的第一义务，管理这块领地的人有捡起它的第二义务，对于旁观者来说，如果有义务的话，只能是有一种较高标准的道德义务，并且这种道德义务只能在第一义务人和第二义务人已经尽力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而仍然无法把工作做到完美的时候，这种道德义务才开始存在。在第一、第二义务人不尽职尽责的时候，去批判旁观者的无动于衷，这种批判其实很扯淡。这其中的道理颇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救急不救穷”，纵使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周密策划，都可能遇到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朋友伸出援助之手，朋友也确实有一种道德义务去援助，但是，若一个人因为自己能力不济或者品行不好而天天遇到难题，这时朋友就没有了那种道德义务，因为每个人自己才是自己的责任人。当然，除了每个人自己以外，还有国家，这一点至关重要。
如果要为我们每个人（精神病人、未成年人及其他限制行为能力人除外）的责任人排一个顺序的话，那么第一责任人是我们自己，这种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二责任人是国家的掌权者，这种责任是一种政治责任，每个掌权者都要为国民负责，因为他们是国民供养的；第三责任人是我们的亲友，这种责任是一种道德责任，它基于彼此之间的感情，每个人都应当在他的亲友落难的时候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第四责任人是所有其他的人，即使我们不认识他们，这种责任，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概念来命名，是一种形而上责任，它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即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同处于人类这一共同体，每个人都应当对他人怀有一种同情心。
如今，有一些人由于无知而无意打乱了上面的顺序，也有一些人虽然有知但却无良，有意打乱了上面的顺序，在这种背景下，株洲市委办导演的这个故事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这种扯淡的推理判断，不仅发生在那间办公室里，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到处泛滥。前些日子，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股神”沃伦·巴菲特来中国开办慈善晚宴，着实给中国富豪们出了一个难题，去，还是不去？若去，就要表示捐款，若不去，就要被人们指责。而相信包括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在内的愿意思考的人都是明白的，中国穷人的问题显然不是靠慈善就能够解决的。用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的话来说，救济穷人就向朝一个空杯子里倒水，而社会公正就是这个杯子的底，如果这个杯子没有底，究竟要倒多少水进去？经济学里有第一、二、三次分配之说，其中第一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起作用，第二次分配主要由政府调控起作用，第三次分配主要由人们自觉自愿的慈善公益起作用。但是，如果第一次分配不讲公平竞争，第二次分配不讲公正调控，那么第三次分配究竟还有多少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种分配之后都游荡着权力盘剥的影子，假如你是一个农民，你承包了一块土地，除了缴纳承包费以外，你还要缴纳贿款保证自己承包的权利不被剥夺，假如你是一个公务员，你衣着光鲜、令人艳羡，但是你还要缴纳贿款才能保证自己顺利升迁，能够在仕途上“可持续发展”，假如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你还要想法设法先搞点钱缴纳贿款，才能得到应当发放给你的救济款，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权力盘剥让你不得不把已经拿到自己腰包里的财富不断上交。那么，所有的分配都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在这种背景下，慈善其实是很无力的，乐善好施的美德，对于中国的穷人来说，也是没有任何深远意义的。
杂文家狄马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偌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结为‘素质低’，全然不管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被高度赞扬‘刘老汉’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对一人老人的身心摧残。”“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术改进。”这是狄马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冷血道德”的一种深刻解读。如果说一些文人学士基于一种过高的人性判断，他们的“泛道德倾向”还有一种真诚的对人的道德苛求的话，那么一些掌权者隐藏了自己的政治责任，不去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不去整治“变坏才能有钱”的社会乱象，不给老百姓充分的、平等的发展机遇，反而打着“觉悟”、“大爱”、“高尚的品格”的旗号，要求老百姓承担人的形而上责任，要求他们乐善好施，要求他们在一种本应当很早建立的全面的有效的国家救济机制迟迟不建立的时候，一再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血汗钱”，去救济本应当由国家首先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予以救济的无数穷人和各种各样的灾民、难民，并且通过倡导“觉悟”、“大爱”、“高尚的品格”这些美德成功塑造了自己的“光辉形象”，至此，你就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这种“泛道德倾向”有了一种颠倒乾坤、化腐朽为神奇的意象。很多人就在他们的倡导下替他们做出了不应有的贡献，甚至不少人在他们的“道德”压迫之下，即使空了肚子、当了裤子，也要去购买一点“高尚”来。
可能以上的话语会让有些人误解我是反对慈善的。正相反，我不反对慈善，并且我还认为，即使在一个人自己对自己不负责、国家对他不负责、亲友也对他不负责的时候，其他人只要有能力依然应当出于一种同情心去救助他。但是，我认为，除此以外，在当下，我们更应当努力去做的事情是——共同创造一个让每个人因为感到有希望所以愿意为自己负责、一个国家所有的掌权者因为感到有压力所以不得不为她的国民负责的“责任社会”，这样的“责任社会”，必定是“和谐社会”。我相信，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仅朋友之间可以互帮互助，即便陌生人之间也可以如此。
分清责任是弘扬美德的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去弘扬美德，我只能说，“其实，这世上本来是有很多扯淡的，但是扯的人多了，于是就渐渐没有了扯淡。因为有人还给扯淡取了很多好听的名字，比如‘觉悟’、‘大爱’、‘高尚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