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仇富的社会没前途

2012/01/12 jrjia 专栏, 茅于轼, 1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不正当渠道的收入，贪污腐化并不比我们好，仇富的心理没有我们强。其区别就是我们有几十年的剥削理论的教育，不管是正常渠道或非正常渠道赚的钱，只要是富人统统都不是好人。

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可以说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此以前总以为天朝大国，独步世界。吃了败仗才有点醒悟，但是承认自己落后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可不是容易的事情。认不认落后，要不要改革，意见极其对立，斗争极其剧烈。到清朝末年，大体上认了账，愿意改弦更张，立宪治国，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清朝终于难免灭亡的命运。

民国以后，要不要学西方的争论暂时被外侮所掩盖。救亡之声压倒了改革和民主之声。但每当救亡形势有点缓和的时候，学不学西方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提倡学西方的可以拿胡适做代表，另外一派主要是左派思潮，可以拿陈独秀做代表。一直到1949年，外侮的问题才算彻底解决。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确实，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大家都盼着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能够埋头建设，过上幸福生活。

要搞建设，首先一个问题是搞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体制。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选择的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条错误的路线。现在我们走的是保护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而且是很成功的一条路。

可是某些错误的思想观念，并没有被否定，至今大学和中学里还在教着。青年人没有过去的惨痛经验，只看到现在社会的种种毛病，说不定哪天又走回头路。不要认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准了方向，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已经解决，事实远不是这样。胡锦涛主席反复宣布，改革开放不动摇，并不是无的放矢。

过去提倡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现在好像已经不大再说起了。可事实上“公”的幻想，挥之不去。上世纪八十年代要对民营经济开放，社会上有过巨大的争论，说我们是不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了。对民营经济的看法在宪法中就修改了三遍，先是允许其存在，后来认为是国家经济的一部分，再后来又承认它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至今还保留着以公有制为主导力量的词条，尽管事实上非公经济无论在数目上、产值上，或就业人数上都超过了公有制企业。

现在关于土地制度的争论，因为不允许私人占有土地，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得不让土地使用权具有流动性，造成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城市中的土地必须是国有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国”到底是谁又无法明确界定。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经过了曲折的认识。先是只保护公有财产，不保护私有财产，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任意侵犯私有财产的社会是一个无规则的社会，根本谈不上发展。最后宪法也把保护私产写进去了。但是对过去任意侵犯私有财产的做法没有反思过。到底过去做得对不对，没有说清楚过。中国有几千年农民造反、破坏私产的传统，等着瓜分富人财产的思想没有被否定过。这样会给社会留下动乱的隐患。

要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经济学中最绕不过去的应该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现在，大学里专门学经济学的已经完全转换到交换价值论，但是在中学和非经济专业的大学里，还在讲传统剥削理论。这些课也是学生不愿意上、在课堂上打瞌睡、叫校方非常为难的事。

按照剥削理论教条，一个企业家投资创办企业，如果赚了钱，就是剥削所得。虽然现在没有任何法律，说企业家赚钱是非法的，但是按照剥削理论，这笔钱不具有正当性，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是可以清算的。这是当前社会最大的隐患。

至今，大部分人仍然认为富人都是为富不仁，因为不剥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钱。企业家赚了钱并不心安，有机会就把钱转移到国外，造成每年上百亿美元的资产外流。在发达国家，人的道德和贫富无关。富人中有好人，也有坏人；穷人中也一样。可是在我国富人被认为是道德低下的人，因为他们剥削别人，而穷人都是清白高尚的。如果有人为企业家说话，想说他们赚钱是合情合理的，就会挨骂。这种仇富的理论基础从来没有得到彻底反思过。

在我国，非市场渠道获取财富的机会广泛存在，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走私贩毒，假冒伪劣，都可以致富。用这些方法致富的人和通过正常市场行为致富的人很难区别。在所谓的富人中，有多少是非正常渠道致富的，他们占多高的百分比，始终是一个谜。哪怕他们只占很少的比例，也会使反对富人的人理直气壮。但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不正当渠道的收入，贪污腐化并不比我们好，仇富的心理没有我们强。其区别就是我们有几十年的剥削理论的教育，不管是正常渠道或非正常渠道赚的钱，只要是富人统统都不是好人。

仇视富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这句话年轻人不大能理解。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能够懂得。改革以前，越穷越革命，越正确。一个人沾上一点富，立刻就倒霉。结果是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绝对没有一个富人。没有谁有私人小汽车、有自己的住房。这样的社会是不是没有前途？我们要鼓励富人，致富光荣，帮助大家致富，这才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