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滨国内专柜价格:周小川等海归高官遭疑(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14:40:25

“海归”从政始自清末,辉煌于民国,黯然于“文革”,复兴于当代

他们影响了中国国际化进程,同时又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漩涡之中

2011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留美幼童出海14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入世10周年——三个看似不相关的事件背后,活跃着一个共同的群体:“海归”。

百多年前,他们的举动曾关乎中国社会的发展,亦使这个古老民族放眼世界,蠕动前行。随后,又倏忽间在中国社会中消失了,并成为诸多可怕字眼的代名词。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一批“海归”重新开始登上中国的商界、政坛,并跟历史开玩笑一般,成为一支广受关注的力量。他们是一个神秘的部落,是时代的宠儿,也一直是社会的焦点所在。因此,关于他们的故事,精彩而刺激。

尤其是最近两年,安徽、广东等省又推出新规,延揽“海归”进入政府高级管理职位。一度热议的“海归从政”话题再度升温。

那么,“海归”的加入,究竟能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呢?

《世界博览》杂志尝试着通过横向梳理现在几个“海归”高官群体对中国国际化的影响和纵向梳理近百年来“海归”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从沉重中作出清晰的回答。

留学欧美的共同经历让他们成了中国政坛上一个独特的群体

中国与世界的“翻译者”

他们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国际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漩涡之中。

本刊记者 | 张健康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再次被置于舆论臧否的风口浪尖。

2011年6月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一篇题为《周小川为人民币改革巧施木马计?》(Were China’s Leaders Conned?)的文章援引北京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2009年,周小川成功说服中国领导人批准了他的人民币国际化构想,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运用了一种特洛伊木马策略,利用经济民族主义的说辞来推行自己的议事日程,通过使人民币更依赖市场力量而不是行政命令,最终实现国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认为,上述说法是一种过于高明的解释,如果周小川真有如此精明的话,他早就能够避开国内对他众多的政治攻击了。

最近几年,屡遭国内政治攻击的高级官员不惟周小川。此前,一些人口中的龙永图亦曾经历了从“民族英雄”到“卖国贼”的转变。而他们被攻击的一个重要“把柄”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现状“居功至伟”;与此同时,批评者还总是不忘提及,他们均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

从美国“拿来”股票市场的留学生

2001年下半年中国股市的暴跌,以周小川为首的“海归派”不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单兵冒进推行改革,应承担直接责任。

周小川的官方简历没有提及他的美国修学经历,但是丝毫不妨碍外界视之为中国省部级“海归”高官的代表。

2008年3月28日,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通过财经网撰文回忆说,是一群留学生缔造了中国股市。最初参与中国股票市场设计的主要是八名留美学生——王波明、高西庆(先后出任证监会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投公司总经理)、王巍(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李青原(先后担任证监会国际部主任、证监会规划委办公室主任)、刘二飞(美国美林(亚太)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地区主席)、茅桐、王大伟和盛溢。直到1988年7月8日开完“万寿宾馆会议”,一群留美归国人员开始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即业内俗称的“白皮书”)之后,周小川才参与进来。当年11月9日上午,周小川还与高西庆、王波明及留美归国人员时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的张晓彬一起进入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及国家经委、体改委、财政部和央行的领导人汇报了工作。

此时,周小川的官方身份是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而且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之后,周小川没有参与跟证券有关的工作,而是转任了中国银行[3.10 -0.64% 股吧]副行长。

2000年年初,周小川正式进入他曾参与“助产”的证券行业。他被宣布出任中国证监会第四任主席当日,沪深两市大幅高开。市场的积极反应似乎预示着,他会有一个辉煌的任期。2001年7月,他还获得了就任证监会主席以来最重要的一项国际荣誉——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决策者之星”。评选词称,自他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然而,坏消息接踵而至——2001年7月26日,亦即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一个半月之后,上证指数[2664.28 -1.52%]开始暴跌,一直从2001年6月14日的2245点跌至2005年6月6日的1000点。

业内人士事后总结说,2001年下半年中国股市的暴跌,固然是中国证券市场充满着操作欺诈,积重难返的必然结果,但是,以周小川为首的“海归派”不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单兵冒进推行改革,则应承担直接责任。

从此,“不懂国情”、“照搬照抄”成了“国情派”攻击“海归派”最主要的论点。

2002年11月5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绕过新兴资本市场国家或地区先设立“海外基金”(台湾模式)或“开放型国际信托基金”(韩国模式)阶段,直接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国债、可转换债券、企业债券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别的金融工具。

53天之后,周小川离开中国证监会,转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人民币汇率的解放者?

一批和周小川一样有着留学英美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逐渐占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位置。

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周小川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和主管外管局工作的央行副行长的经历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因为他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期间,中国银行还是中国的外汇专业银行,与另外三大国有专业银行相比,管理制度与业务同国际接轨更紧,而且正是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转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和主管外管局的央行副行长后,中国又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成员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所以,海内外不少观察家认为,他是中国内地金融业内国际化观念较强的人,期待他能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更注重内地金融业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上任伊始,周小川的国际化观念和国际性知识便遭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国大型金融机构从技术上来说已经破产(2001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官方表述是25%,国际评级机构的数据少则40%,多则50%以上);日本和美国频繁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每个问题均不止一个政策选项,关键是政策当局如何选择。

周小川主导的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立即给出答案。

而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人事调整已经悄然展开。一批和周小川一样有着留学英美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逐渐占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位置,比较受外界关注的包括:2003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被从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提升为货币政策司司长,2004年7月又被提升为行长助理,3年后升任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2004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新,留美经济学博士李波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国际金融学博士张涛“空降”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出任金融稳定局副局长、条法司副司长和研究局副局长,三人目前已分别升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主管汇率的货币政策二司司长和国际司司长。

2005年至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公布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

2005年7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

2006年至2007年,除中国农业银行[2.71 0.00% 股吧]之外的13家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经过注资、包装之后,集中上市。

突然宣布调整汇率制度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立即引发了业内广泛的争议。

2005年10月1日,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郎咸平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发表演讲时说,中国人民银行的汇率制度调整存在四大致命缺陷:一是突然宣布调整破坏了政府信用;二是只升不贬的调整方式只会刺激国际炒家对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三是出台太过草率,因为中国尚不具备对付国际炒家的能力;四是盯住一篮子货币比单纯盯住美元使中国的汇率调整更加被动,因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条件下,美国完全可以通过诱使第三国货币贬值的方式,间接迫使人民币升值。因而,调整的结果是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和中国制造业利润被挤干榨尽。

2006年之后的事实似乎证明了郎咸平的观点。

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则直接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金融资产是否被贱卖的大争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与周小川、唐双宁、吴敬琏之间的交锋一度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几年之后,人们争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大型金融机构海外上市是否危及中国金融安全的问题上来,而对此,现实还没有给出答案。

然而,争论没有动摇周小川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念,只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他开始告诉外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诊断具体问题并给出处方时,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的超调,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地位受质疑,给周小川的改革计划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2009年3月23~26日,亦即伦敦G20金融峰会举行前一周,周小川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倡议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逐步取代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多数评论者认为,周小川的言论只是借伦敦G20金融峰会召开之机,表达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不满,或者他的建议即便具有可行性,亦只是一种未来的选择方案。

然而,周小川的真正用意并不在此。只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所设定的规则稍加梳理就可以发现,周小川提出此建议背后的逻辑是,既然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值得信任,那就应该用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取而代之;超越主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显然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选项;而中国1994年就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成员国,特别提款权地位的提高就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又是,必须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兑换。

一个利用国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不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而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改革路径清晰可见。

伦敦G20金融峰会和匹兹堡G20峰会之后,超主权储备货币问题渐渐淡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论域,取而代之的是双边货币互换进程的加快。与此同时,汇率制度改革亦在按照“部分可兑换-基本可兑换-完全可兑换”的步骤逐步推进。最新的消息是,周小川的学术密友、中国建设银行[4.87 -0.61% 股吧]董事长郭树清6月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说,未来5年内,能够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可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