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现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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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张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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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对当代中国人，它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享誉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三山五岳，因为它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几次大的政治斗争，都在这里剑拔弩张。庐山，这座长年被云雾缭绕的大山，因为见证了历史的血雨腥风，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1959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作为会议亲历者的父亲是这样回忆的：

　　“1959年春天，西藏发生叛乱，我代表总参去西藏组织平叛。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是7月中旬。紧张了一段时间，军区的同志们都劝我在成都休整一下，我也想爬爬峨眉山。可到了成都，晚上就接到了军办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

　　我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就不愿去。这种会，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就是举举手嘛。我当即打电话给在家值班的黄老（注：黄克诚总参谋长）请假，说平叛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老同意。谁知当天深夜11点，黄老又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不能请假。我回到北京，又赖了几天，这时军队的中央委员们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陈锡联、杨勇和我。（注：黄克诚已于7月17日上庐山）我们三人是一架飞机走的，你们和妈妈、妹妹一起去送我，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起飞前，我们要看飞机，父亲说，上来吧，就叫机长模样的叔叔带我们去看驾驶舱，还说，只看不动！我印象是到处是仪表。飞机要起飞了，我们向爸爸还有其他的叔叔们道再见，陈锡联走过来一把抱过我妹妹说，再什么见？一起和我上庐山！我妹妹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父亲说，这怎么行，中央开会不好违反规定的。杨勇在旁手一挥说，就说是我的女儿！要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妈急了，这么热的天，她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没等她说完，杨勇和陈锡联都说，这还成问题吗？到山上再买嘛！就这样，他们抱着妹妹飞了。

　　我和妈妈望着呼啸而起的飞机慢慢消失在蓝天白云里。他们真不同于今天的将军们。

　　但是，等待他们的，绝不是简单的举举手就完了的事，这些欢快豪放的将军们很快就傻了。

　　上山的当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会议主题：批判清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我查了一下会议的文件，开会日期是8月2日。这么说，父亲他们这批最后上山的，是在8月1日。这一天正巧是军队的节日，她已经走过了32年的艰苦历程。明天，她的元帅和大将将要在这里接受审判。

　　即使在今天，我都能想像得出，这个消息，对于这三个上将来说，不啻于听到敌人对我发起原子袭击的消息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了。

　　党内高层在庐山上的这场厮杀，起始于一个被戏称为“神仙会”的活动。

　　研究党史的人，一般把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也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流是反左；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前，为神仙会；16日到8月1日，也就是父亲他们最后一批人上山前，为反右倾；8月2日到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是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阶段。父亲参加的正是批彭黄阶段的会议。

　　在这之前的一年，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习惯称之为三面红旗。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的运动；神话般的以农业高产放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神州大地，但同样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毛泽东开始下令刹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纠正这些被称作是“极左”的愚蠢而荒唐的游戏。对毛泽东来说，在党的历史上，除了中央根据地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外，恐怕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叫人紧张、为难和尴尬的挑战。在全党上上下下顶风迎浪、不断检讨下，形势慢慢趋于稳定好转。毛泽东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缓释了，是到了可以让大家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的时候了，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夏天到庐山，一是避暑；二是远离尘嚣。毛泽东是个浪漫洒脱之人，庐山风光奇秀，那就都来当一回神仙吧。这就是神仙会的来由。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番好意，竟会惹出乱子来，彭德怀这家伙，把整个好心情都给搅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