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送礼，有人欢喜有人愁

当官最爱过节，此时不捞何时捞。

和珅：辛辛苦苦一节，好容易熬到年下，眼看这进京送礼的长龙，把道路都堵得水泄不通，心里喜不自禁，这可是我们的养命之源呦！

张居正：和大人所言极是，一年之计在于三节，端午、中秋和春节，这些节日里，下属不“孝敬孝敬”上司哪成体统？“节礼”的馈送标准可不低，广西省内，各衙门每年向巡抚送节礼12400两，这还算少的，山东足有6万两，江西也有5万两。

和珅：想当年，给我府上送礼的人踏破了门槛，凡入京赴吏部应选的官员，都以能谒见我本人为荣。山东历城县令某某，前往和府，送了看门人2000两银子，才被允许长跪在和府大门前，等我回府，这还不是在春节期间。要等逢年过节，送给看门人的“门包”能少于2000两银子？若是少了，那连跪在我门前的资格都没有！

张居正：听和大人一说，让我想起明朝有个叫周晖的文人，记载过这么一事：除夕前一天，他外出访客，至南京内桥，看到中城兵马司衙门前聚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每人手捧食盒，竟使道路堵塞。一打听，原来这些人都是来给中城兵马司送春节礼物的。

和珅：连兵马司这种芝麻官都能如此威风？哈哈，真是礼不嫌贵、节不嫌多啊。

李宝嘉：好一个贪得无厌！我曾在《官场现形记》里写过这么一个故事，现任县令为了拿节礼，特地赶在年前上任，谁知前任县令同样算得精明，一早就催促大小商家，把节礼讨到了手。两人为点年礼争执不下，差点打了起来。

张居正：有何新鲜，哪个做官的不是指望着这点节礼好好过年，做官的苦处，你又晓得？

李宝嘉：你们做官的收礼岂在三节？“见面礼”、“贺礼”、“谢礼”、“炭敬”、“冰敬”，你们全都记得一清二楚，要得一文不少。我在《官场现形记》里清清楚楚写到，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在按规矩送礼这件事上，做下属的为了逢迎讨好上司，必须要有孝敬上司这笔开支，即使勒紧腰带，四处借贷，也要按时如数奉上。[详细]

为何屡禁不绝？升官保命全靠送礼

送礼劳神伤财，不送到底行不行？

于成龙：一派乌烟瘴气！要不是你们这些送礼之人，朝廷也出不了这么多贪官污吏！当官本该尽心尽力为百姓做事，正如于谦所云，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戚继光：大人实在有所不知，想我家虽世代官宦，但并不富有。我身为一品武将，年薪也不过一百多两银子，每年筹备贡品彩礼绝非易事，可是不送还真不行。我同俞大猷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时，俞遭严嵩、赵文华诬陷，说他“追击不力，纵寇南奔”，要下狱处死。我筹集了三千两银子，才保住他的性命。现实就是这样，有钱好办事，无钱寸步难行。

于成龙：连你堂堂民族大英雄都送礼？

戚继光：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我虽胸怀大志，但完全靠自己的文才武略是不行的。俞大猷比我正直，但屡次被罢官，甚至下狱，这就是例子。我为了同身居要职的顶头上司搞好关系，保住自己的兵权，不能不牺牲自己的人品，委曲求全，用礼品迎合张居正等贪财色的高官。试问大人，如果连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如何去消灭倭寇，保家卫国？

张居正：要我说，你们二人少在这里装清高，你们以为送礼是好送的？当年我回家奔丧，一路上官员们争相献媚，还是知府钱普最懂得投其所好，早早命人专门制作了一顶三十二人豪华大轿，让我舒舒服服躺着南下。这钱普还亲自下厨为我烹制美味，你们看看人家，我一路走到那儿，才算吃了顿饱饭啊。

和珅：自古即有曹操赠良驹获吕布，送什么礼、如何送礼，这里面都是学问。宋朝的蔡京很喜欢吃一种腌制食品，抄家后，朝廷发现他家中有三件房子里放的满满都是此物。这种东西甚难存放，显然不是他掏钱买来守着，而且被送礼的人摸清了胃口。

张居正：依我看，这些送食品的还是笨招，吕不韦如何能当上秦国宰相？送礼很有一套。在他辅佐异人时期，得知异人的母亲夏姬并不招太子安国君喜欢。安国君老婆虽多，却独宠华阳夫人一个，正好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花重金购置奇珍异宝送给华阳夫人，再施以男人魅力，将华阳夫人大加赞赏，于是换得了华阳夫人在安国君面前对异人美言几句，异人才得以回秦国发展大业。[详细]

“送礼”恶习一日不除，社稷一日不稳

官员权力太大、掌握资源太多，而权力的运用又未能受到有效制约。

于成龙：从古至今，“送礼”的不正之风屡禁不绝。当年我被康熙提拔为直隶巡抚，趋炎附势者纷纷想送礼贿赂我，被我一一拒绝。结果大名县官还是因循陋规，在中秋节前向我送上一份“中秋礼”。我大为恼火，特地颁发了《严禁馈送檄》，通报了大名县县官送礼丑事。谁想到现在，送礼竟有愈演愈烈之势！

戚继光：名目繁多的“礼尚往来”已是官场的一大陋习，不少官场中人对此苦不堪言，但追根结底，有人送礼，就是因为有人喜欢收礼。

和珅：钱能通神，哪个当官的不爱财？就别说当官的了，连皇帝都喜欢收礼！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酷爱赌博，陪他玩的人都要让他几分，并且不敢下注。唯独有个叫颜师伯的人，当他和孝武帝玩这种赌博游戏时，总是敢下大赌注，并且故意输给孝武帝。有次，他当场输给孝武帝一百万钱，机敏的孝武帝，对颜师伯的“作弊”心领神会，乐不可支的收下赢钱。不久之后，孝武帝就提拔他当了宰相。人们都说，颜师伯以钱钓官，赚了大头儿。

于成龙：可惜这故事你没说全，高位到手之后，颜师伯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南朝气数不长矣。每当一个王朝走下坡路时，贪腐之风总是愈演愈烈，春节送礼也更加盛行，并且堂而皇之的进行。

戚继光：送礼背后，无非是官员权力太大、掌握资源太多，而权力的运用又不能受到有效制约所造成。在公共权力很容易成为私人物品的时候，拜年送礼就成为了必然。所以这陋习不除，社稷难稳啊！

于成龙：你们收礼的一个个中饱了私囊，送礼的也没少从中渔利，却没想苦了百姓！这些所谓的“礼”无非三个源头：一是向老百姓摊派，巧立名目乱收费；二是挪用国库的银子；三是在司法审判的时候向原告、被告勒索钱财。这三种做法会产生什么后果？乱收费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挪用国库银子造成了亏空的局面，司法审判时勒索钱财破坏了社会公正。说到底，“福利”损失的还是老百姓。

和珅：那你说这么多哭着喊着要给我送礼的人，我还能把他们踢开不成？

于成龙：东汉有个清官叫杨震，他调任为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听得杨震到来，晚上悄悄拜访，并带金十斤作为礼物。王密送这样的重礼，自然是想请这位老上司以后多加关照。杨震当场拒绝了这份礼物，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假装生气，便道：“暮夜无知者。”杨震立即生气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说不知！”王密十分羞愧，只得带着礼物，狼狈而回。

和珅：不跟你们废话了，反正过节送礼法不责众，跟你们说这几句话的功夫不知少收多少礼了。

张居正：走走，和大人，这回家还得清点礼物，赶紧把贵重的拣出来给皇上送去呢。

官场“国粹”：中国古代官员如何送礼

春节是中国人的大日子。过去，一过就是半个月，正月里从初一到十五，都是过年。有地方兴致高的，整个正月都算是过年，吃喝玩乐整30天。正月初一过去叫元旦，一大早皇帝大宴群臣，然后放假一月，让官员们好好歇着。官员们这一个月吃喝玩乐的花销，基本上取决于送礼。

大宗的送礼是元旦之前就要办完的事情，下属给上司送，地方官给京官送，同僚互送，同年、同乡互相送。有实权的大官小官，自然满盆满罐，但剩下的穷京官，也得捞点余沥，所谓冰敬、炭敬，过年的时候，来的就是炭敬。翰林和中书，没有事可管，官阶又不高，但是过年之前，他们的同乡、同年(同年考上进士的人)中在地方任事者，大抵忘不了送点钱礼，否则这些穷京官是无论如何都过不了年的。

明清时，北京消费习惯是一年赊账，年终结算，没有这笔炭敬，别说过年的吃喝，连账都躲不过去。初一之后，人们要走亲访友，当然也断不了要送礼，不过这种时候的送礼，大抵收支相抵。因此，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大抵要忙活两个月，年前一个月忙着送，年后一个月忙着吃和送。

大日子是中国人花钱的日子，因此，别人都可以歇着，唯独商家歇不得。铺子里的伙计，大抵只能在年三十夜里歇一下，大伙一起吃顿年夜饭，头顿饺子还不能煮好，非得把所有的饺子煮得开了包，俗称“挣了”才行，图个口彩。年前人们忙送礼，商家忙出货。

古代的人，没有今天的人那么精明，预备礼品也无非是合理搭配，看上去顺眼，过去有种点心匣子，里面各种点心都有点，年节老百姓拎着到处送，有时候，一个匣子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官员送礼，不会这样寒酸，即使送物品，也大抵为稀罕玩意，比如鹿脯、飞龙什么的，一般都是直接送银子，清代已经有钱庄了，一张银票就够了。过年是大日子，送礼皇帝不禁，平日专门找人茬儿的御史，此时也不好说什么，因此借这个日子巴结上司，是大好的机会。反过来，这个时候，也是上司大捞一票的好时机。元朝的蒙古上司，喜欢讨礼，明清的汉人官儿不好明讨，改成骂，小骂则皮袍来，大骂则古玩来。对于相当多在乎仕运的官员来说，其实不用骂，礼都会奉上。最大的问题是送什么才能讨上司的欢心，直接送钱当然好，但数目太大，则有贿赂之嫌，送别的就得看上司的喜好了，万一人家讨厌的偏送上去了，不仅花钱费力没讨好，弄不好把现在的官也给丢了。

现在的中国人，过年给上司或者上级机关送礼，勉强也可以算做民俗的一种。所以，每逢过年，上级机关所在的城市，交通都比较拥挤，下面的机关单位，像一起约好了似的，都来汇报工作了，其实主要是为了送点礼。其实，如果这些礼品仅仅限于各地的土特产，倒也无伤大雅，可是，送礼本身，是要与时俱进的，进着进着，就变了味道，从针对整个上级机关的土特产品，变成了针对领导个人的特别孝敬。因此，有些深谙其中三昧的上级领导，每每在年前紧急下令，不许下级机关前来汇报工作，人来不了，自然礼也就上不来了。

毕竟时代进步了，送礼过去是下属官员自己操办，现在都可以商业化运作，交给专门的公司去办。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有爱好，都可以打听出来，按图索骥，得骥上礼便是。这边厢还有专门的公司为你预备礼品，从洋烟洋酒到瑞士名表，从白玉金牛到紫砂陶器，某某年礼品完全手册，想送什么，送什么档次的礼品，为你着想到了家。有段时间，书商们喜欢做金书，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做金子的书呢？人家告诉我，送礼呀，官员最喜欢的还是金子，但直接送金子不好，名曰送书，实际送的是金子，皆大欢喜。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官礼市场，存在许多专门吃官礼饭的商家。

怎样让“礼”回归精神本质？ 礼正在变质

怎样让礼回归精神本质？

“礼”逐渐失去了它的精神性，变得更加物质，无论是送礼者还是受礼者，他们看到的更多是“利”。

年终岁尾，送礼大军再一次出征起航，送亲戚、送朋友，送领导、送客户……

不少网友在网上哀叹，过年到底送什么？与此同时，各类商家也挖空心思地推出各种礼品，千奇百怪、价值不菲的礼品再一次被人们所关注。

针对当下的“送礼热”，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说：“在当今社会，礼正在变质，甚至变态，当礼和利益挂钩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考验，送礼的方式、送礼的名目，送礼的轻重，都在考验着人们的智商和财力，节日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负担。”如何改变这一现状，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礼的本质

礼是精神的传达

送礼，本是中国的传统，甚至是整个东方世界的传统。中国人说“有礼仪之大，谓之夏”，礼从何来？李河说：“从根本上来讲，礼节最早从宗教和祭祀而来，它是仪式化的一部分”。

如今，宗教和祭祀的意义逐渐变淡，世俗化的一面成为了主流，更多的普通人，又应该怎么样去看待礼？李河说：“其实礼节从来都是不分开的。礼是一种符号，它是人对内心的直接诉求，是亲朋好友之间的一种心灵的沟通，是传达感情，沟通情谊的渠道。节，应该有两个意思，节日、节制。节日在现在大多已变成吃喝玩乐的机会，其实不然，节日不光是吃饱肚子，不光是休闲，还应该有精神上的放松，让人能够有机会给感情增添一点内容”。

礼的变质

送礼成了花钱大赛

礼，从来都是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孔子教人六艺，礼居其首，可见礼的重要。然而不管是宗教的礼，还是世俗的礼，都是精神性的、符号性的。李河说：“传统文化中的‘礼’和‘仪’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仪’是重心，这种仪式感是一种强烈的精神内容，物质上的内容是其次的。”

如今，礼逐渐失去了它的精神性，变得更加物质，送礼成了花钱大比赛。

从精神到物质，从原来的优雅、从容和高贵的精神内容变成了金钱和物质的代表，对于这种变化，李河说：“礼是一种符号，符号的特性就是人可以赋予它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环境中，它被赋予的内容自然不同。礼在现在显然已经超出了感情和精神的范畴，而被赋予了太多其他的诉求。表现到具体的生活中，下级要给上级送礼，单位职工要给领导送礼，每个人都要给利益相关人送礼，再加上攀比成风，如今，礼这个符号，已经变质，甚至是变态了。”

礼的异化

送礼更多是为了打点

往来之礼，是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如今，礼的异化，逐渐使其失去了“往来”的特点。礼本是相互的，是双向的，但现在几乎变成了单向的，比如下级给上级送礼，上级回礼的可能很少。

然而单向的送礼，又该如何定义？李河说：“我们假定送礼是一个中性词，它负的那一面，就是打点，打点自然是不需要往来的。送礼不是问题，打点才是问题。而且打点已然成风，官场、职场，包括学界都无可避免。而且，学界的打点是最不能让人容忍的，知识分子本来最讲气节，而今，连学界都守不住一片净土了”。

在“利交”的社会里，在打点的人际关系中，送礼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李河说：“送礼，瓦解掉了整个社会公平、公正的环境。利交的后果，是在官场中，产生腐败，职场中，树立不正之风，破坏公平。学界本来和打点是格格不入的，它应该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精神世界，但也沦落了，利益让人失守，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已经不是新鲜事情了”。

礼的转变

礼不能彻底地变成钱

失去了精神内涵，失去了仪式意义的礼，蜕变成了一场物质比赛，乃至金钱比赛。

从羞于谈钱到踊跃谈钱，短短几十年，改变了几千年的礼仪习惯。李河说：“礼本是精神性质的，过去送礼，生怕体现出钱来，所以人们花心思费脑筋，想这个礼怎么才能送得高雅，怎么才能体现出自己的感情。而现在，人们同样花心思费脑筋，却变成了怎么样才能让人家看出礼中的钱来，比如高价礼品要保留价签，各有手段，五花八门。”

当礼中的钱越来越被重视，送钱就成了必然。李河说：“礼的轻重本来不应该直接影响目的，所谓礼轻情意重，礼不是衡量情谊的标准，但是当礼和利益诉求联合起来的时候，礼轻情意重就不复存在了，人际关系在这里变成了纯粹的物质关系。古人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这句话里的礼本来意思是态度谦恭，现在直接就成了物质和金钱”。

礼的异化是社会问题，然而在李河看来，即便是在这个环境中，也应该有底线，他说：“钱也是符号，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越多越好。可能人们不得不随波逐流，但是不应该把礼彻底变成钱，直接送钱，本来就是很犯嫌疑的”。

问题根源

生活中的无处不竞争

送礼本来应该是好事，最起码也应该是中性的。然而，当它变成了一个值得人们担忧的问题时，就说明我们的社会出问题了。

对于礼的异化，有人说是攀比，有人说是炫耀，李河表示：“这两种情况都有，但不是最根本的，古人都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历史上从来也不缺粗鲁地送礼的人。如今的问题，送礼之间的攀比和目的性，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才是让人担忧的问题”。

谈及原因，李河用两个词来解释：竞争、支配。他说：“当今的人们，从小到大都生活在无处不在的竞争之中，孩子生下来，要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上学要有更好的学校，毕业了要有更好的工作，工作以后还要更高的职位和收入……每一个人，他的学习、工作、生活都处在竞争之中，竞争就是生命的主流，自然而然就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竞争资本，送礼也就变成了竞争的手段。另一个是支配，这是体制的问题，上级支配下级，领导支配职员，人不是自主的，不是自由的，是依附性的，这样的状态下，送礼就成了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财富的渠道。”

解决途径

节制不能改变礼的崩溃

古人说“礼崩乐坏”，李河说：“乐坏不敢说，礼崩已经是事实”。面对愈演愈甚的送礼大潮，也一直都有人呼吁要节制，然而节制真的能减缓乃至改变礼的崩溃吗？

在李河看来，不必去批评送礼的人，他说：“普通人，即便是真的彻底地超脱出来，完全拒绝送礼，就没有压力了吗？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很多人其实是被绑架的，比如说随份子，这些年水涨船高，人家随500，你能随50吗？”

然而，礼仍旧是需要回归的，不能因无奈而放任。李河说：“当一个社会，连送礼都成了一个不能承受的负担，这就非常麻烦了。我们应该想想办法，让这个社会能够轻松一点儿，让生活在其中的人能够舒服一点儿。按道理说，给人们最好的建议，是让礼回归本性，回归到它原本的精神含义，符号意义。”

要让礼回归，就要从社会的角度解决，李河说：“倘若能够真的减弱一点人的依附性，改变一点社会的支配制度，减少一点对竞争的崇拜，把我们的社会变得宽松一点，更加公正和公平一点，让打点失去意义。那么人就可能转变成为自主性的、不依附于级别、领导等的自由的人，那个时候，人才能真的轻松起来”。

晨报记者 周怀宗

李河：

当人际关系变成“利交”

南朝刘孝标在《广绝交论》：“素交尽，利交兴，天下蚩蚩，鸟惊雷骇。”当商品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变成“利交”，礼后面的节，就不再是精神的放松和慰藉，也不再是身体的休息和调整，而成了一个比平时更加紧张激烈的战场。本来人们在红尘中打滚儿，就已经很累了，过节应该平衡一下心灵，调整一下心态，但是现在却更累了，身体累、心理累，财务上同样也累。

但要改变这一现状却是很难，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人其实是被绑架的。

步入社会，每个人都不得不深陷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独善其身的结果可能是他承受不了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即使能逃避这一切的竞争，但你同样要处理很多的社会关系，如亲戚、朋友，这一切依旧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

这样一个披枷戴锁的人，你给他出多少主意，提多少建议，都不会让他变得轻松。

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纳贡敛财是贪腐源头

乾隆皇帝

摘自 《灰色生存》 作者：宗承灏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乾隆中期以后，官员之间喜欢借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以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灰色交易犹如躯体内的恶性肿瘤，四处蔓延，异常活跃。权力系统成为利益输送的管道，官家制度在其传导过程中，其刚性的一面也随之层层递减。递减的制度根本无法约束食权者膨胀的欲望，这种自下而上的病原体传导方式，将权力结构层层腐蚀。州县将利益导向道府，道府再导向总督和巡抚，总督和巡抚则导向京城权要们，最后接棒的是皇帝本人。

在官僚机器的运行过程中，这种迎来送往的利益传接成为权力的润滑剂。作为这部机器的主人，乾隆皇帝居然也参与到了这场权与利的博弈当中。皇帝居然也接受朝中大臣们的礼品，送给皇帝的礼品就是“贡品”。皇帝什么稀罕玩意没见过，所以给皇帝办贡是一项劳神劳心的活，各方面都要考虑周全，既要是天下奇珍，又要不流于世俗。

王亶望显然在这方面是高手，所送礼品往往能够博取乾隆的欢心。比如说，他准备送给皇帝一柄价值4000两白银的玉如意，经过一番衡量觉得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孝敬之心，于是又在玉如意上镶嵌大大小小珍珠为饰。四分重的珠子大约值四五千两白银，重五分者则需六七千两，如搞一颗像龙眼果那样重3钱的珠子，至少要掏白银2万两。像王亶望出手如此阔绰，在各省督抚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就算他们有这份孝心，也没有这份财力。

王亶望之所以下这么大本钱办贡，倒不是他比其他官员大方，而是因为他所任的浙江巡抚是天下肥缺，一年朝廷发给他的养廉银就有1万两，又加上他兼管盐政，每年又增加9800两津贴，这些都是制度内的合法收入。如果其他官员也打肿脸充胖子，就是自己一年的俸禄都搭进去也置办不起礼品，更不要说过节要贡，过年要贡，皇上“万寿”(生日)要贡，皇太后“圣寿”(生日)也要贡。

虽然进贡标准不一，但别的督抚大吏乃至京中权贵在这件事上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们也得打肿脸充胖子，想尽一切办法紧跟而上，进贡成了当时各级官员争宠卖乖的必备手段。其实进贡之风并不是始于王亶望，当时的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曾经一次性进贡品九十余种。当时有人将乾隆朝进贡成风的罪责推到李侍尧的身上，认定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

其实将吏治腐败的责任一股脑推给某个腐败官员是没有道理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正因为皇帝好这一口，下面的官员才会投其所好。

连续的贪污案暴露出了官僚集团的贪腐黑幕，乾隆也并非不清楚官员们进贡与吏治败坏之间的关系。乾隆皇帝在查办王亶望贪污案的整个过程中，曾经三次降旨对进贡作出某种限制，我们姑且将其认定为乾隆对官员进贡之事的自我检讨。但乾隆这么做，只是做做应景的表面文章。因为没有官员会相信这种蔓延开来的腐败之风会来个急刹车。

当然对于皇帝来说，不纳贡并不代表不敛财。在权力系统的利益管道中，又何止这一种选择。比如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如果说和珅捞取的是灰色利益或者黑色利益，那么嘉庆抄没其资产，是不是间接捞取灰色或者黑色利益呢？如果全部充入国库，并将这些资产用于民生，就等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实际上并未如此。就拿王亶望贪污案来说，被革职拿问的甘肃原任、现任的大小官员有一百多名，统统被抄家。在籍没的家产中，金珠玉玩之类最贵重的一份，照例要送进皇帝的私人金库——内务府广储司。如此转了一圈下来，本来以为贪官被杀的杀，抄家的抄家，可皇帝还是将自己扣在了这条灰色利益链的最后一环。

这次全国性的抄家活动持续了两年之久，甘肃省所有的贪官数年所积珍宝，可以说悉数归入乾隆皇帝的私囊。皇帝对官员的借事罚银，也几近巧取豪夺。上面曾提到的江苏巡抚闵鹗元的弟弟闵鹤元贪污赈银1万9千两，乾隆皇帝命闵鹤元十倍罚出，即罚银19万两。不久又发现闵鹤元亏空库银6万多两，也让闵鹤元赔补。闵鹗元对其弟知情不举，在皇帝审查之时又吞吞吐吐，乾隆皇帝命其“自行议罪”，自己给自己定个罪吧。

闵鹗元只好恳求皇帝，再允许他罚银4万两。闵鹗元每年就一万两的养廉银，用来偿付弟弟的罚项已所剩无几。没过多长时间，就连这笔养廉银也被乾隆“永行停支”了。既然弟弟贪污，那么你这个哥哥也不配享受国家发的养廉银。

其实官员的廉洁还真就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养出来的，就拿以廉洁自律闻名的闵鹗元来说，到后来也还是在官场灰色生存的各种规则面前低下头，走上了“苞苴日进，动逾千万”的权钱交易之路。而他变法儿筹措来的近30万两罚银，大都被指定缴到了内务府。乾隆初年，内务府的日子并不好过，如果皇家遇急事只能靠户部的银库(类似于中央银行)来暂时接济。到了乾隆中期，在大造圆明园等皇家林苑，以及满足皇帝种种挥霍的同时，内务府却奇迹般地实现了扭亏为盈，其所属机构广储司、圆明园、造办处三座银库更是岁岁盈积。就连户部也经常从内务府借钱，从这一微妙变化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在敛财方面丝毫不逊于他的那些臣子。

乾隆四十一年(1776)初，六十六岁的皇帝第四次东巡山东。与前几次东巡有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连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都聚集于此。

一路之上仪仗塞路，闹得山东地界是翻天覆地。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乾隆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宝气，世间罕见。

我们来看一看乾隆这次短途旅行都收到了哪些贡品：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包括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袍五十端、宁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

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乾隆皇帝查收。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皇宫……皇帝出一趟差，赚得盆满钵满。

乾隆年间的贪风之炽与惩贪之严，两种风气的激烈碰撞，让人看得一头雾水。我们就拿王亶望贪污案来说，整个甘肃官场可以说是到了无官不腐的地步。一件贪污案处理下来，前前后后竟杀掉大小官员50多人，不能说惩贪不严。可这种霹雳手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贪风依旧愈刮愈猛。乾隆对这个案子的处理颇值得玩味，虽然整个甘肃官场到了无官不腐的地步，可最后受到国法处置的只有200人，要知道，一个省的官员接近千人。

那么其他五分之四的官员呢？答案是，大部分官员已经被带病提拔或者异地交流了。

这些漏网的官员就是沾了集体腐败的光，涉案官员之多让乾隆也觉得心惊，最后不得不抬高立案的门槛，涉案金额由最初的一千两提高到一万两。既然一个林子里都是贪吃的野兽，为了保持生态平衡，那就抓大放小。皇帝用事实证明，腐败有个边界，没有捞出界就是安全的；一旦捞出界，就是危险的。危险系数会随着参与人员的增加而得到稀释，人越多，也就越接近“安全”的彼岸。

这也正是“齐黑”效应的题中应有之义。当这条权力链上的所有人都准备一条道走到黑的时候，黑与白的对比也就失去了参照。在这种情况下，谁是“黑”，谁又是真正意义上的“白”呢？不过都是行走于灰色地带罢了。

封建统治日趋腐败 乾隆朝贪官为何这么多

 由《乾隆帝八旬万寿图卷·西洋点景建筑》可见太平君主生活的纵恣奢华。

刘凤云

乾隆朝贪风之盛，从根本上说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统治作风，以及性格与爱好，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有清一代，乾隆朝官吏贪墨之风尤盛，其时，不仅案件多发，婪赃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抚，下至胥吏衙役，几乎无官不贪，尽管乾隆帝屡兴大狱，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盛。

执政过程中执法不一

乾隆皇帝虽明确规定：凡官员犯有侵贪、亏空、苛索、贿赂、欺冒、挪移、盗库等贪污行径，一经发觉，严惩不贷，强调“不可为贪官开幸生之路”，并以“斧锁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未止”，实施严刑峻法。然而，专制政治赋予了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很大的随意性，故而乾隆帝个人的权力和意志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主要表现为：

其一，因人立法，徇庇亲信。诸如云贵总督李侍尧，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贪赃索贿，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由于情节恶劣，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但乾隆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百计回护，命各直省督抚重议。但当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时，乾隆皇帝犹欲开脱之，对支持九卿之议的富勒浑等人大加斥责，并不顾众意，以“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之事”，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候。不久，即降特旨，赐其三品顶带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此后，李侍尧贪渎如故，而“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又如，闽浙总督陈辉祖亦以“能事”为乾隆帝所器重。乾隆四十六年(1781)，陈辉祖因其弟为王亶望贪污大案成员，当坐瞻徇情弊罪，交刑部治罪。但乾隆帝却极力开释之，他说：“朕断不肯因其弟株连，遽置重典。陈辉祖尚属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降为三品顶带，各留本任。”(《清史列传》卷18，陈辉祖传)而且，还委其以查抄王亶望赃物的重任，陈辉祖借机侵贪，又酿成一起侵盗官物的大案。尽管如此，乾隆帝意犹宽容，降旨改斩立决为斩监候，只因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浑、浙江巡抚福崧等连章劾奏，以闽浙两省仓谷亏空等情实，证实了陈辉祖为政之贪。乾隆帝这才迫于形势，赐令自尽。

其二，以时立法，时宽时严。乾隆帝在其统治前期，执法尚为严厉，二十余年中，共处置贪污大案七起，即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案;浙江巡抚常安案;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案;山东巡抚鄂乐舜案;湖南布政使杨灏案;云贵总督恒文案，以及山东巡抚蒋洲案。这几起案件，犯赃者家被籍没，人被处死。其中，蒋洲乃前大学士蒋廷锡之子，亦严惩不贷。为此，乾隆皇帝还特加指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表明了这一时期乾隆帝在执法上的严肃性。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特别是到其统治后期，乾隆帝惩贪则“多从宽纵”。乾隆四十三年(1778)，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按律应赔两万余两，乾隆帝谕令全免。浙江巡抚福崧，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盘查浙江省亏空案及平阳知县黄梅贪污案时，已发现其婪赃之蛛丝马迹，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将福崧改调他省。此外，像于敏中、杨景素等人，皆赃私累累，乾隆帝直到他们死后才予以处置。其宽纵的结果，必然为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督抚等遂尔无所敬畏，任意妄行”，酿成乾隆后期一起又一起的贪污大案。

宠重和珅形成恶性循环

乾隆帝在其统治后期宠重和珅，当为人尽皆知的故事。他先后任命和珅为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和吏、户、兵三部尚书等官职，秉政达二十余年之久。乾隆后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诸多影响。

据记载：“时和公相，声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抚皆奔走其门下以为快。”“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或“恃为奥援”极力攀附之。故而，随着和珅官职与官位的不断加升，其家也开始门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当国，一时朝士若骛，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后期，时称为‘补子胡同’。”补子是官服，说的是官员奔竞结交和珅的丑态，而时风可见一斑。至于官员走和珅门径的具体情形，嘉庆时查办的两淮盐政徵瑞行贿案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两淮盐政是一肥缺，为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称：他于嘉庆元年(1796)，和珅妻故逝时，馈银二十万两，“彼时和珅意存见少，欲伊增至四十万，是以未收。而从前曾送过和珅二十万，当经收受。此外和珅交办缎匹物件等项，并奇巧之物，不可胜计”。

和珅婪赃纳贿，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官员在政治目的与利益的驱使下，或自上索贿，导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监守自盗，亏空国帑。其二，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贪婪，官吏争相效尤，有恃无恐。故乾隆后期的贪污大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多与和珅有关。

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的挥霍欲望，还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议罪银”制度，规定凡官员坐罪，可以通过缴纳银两的方式得到豁免或减轻处罚，议罪银所得款项均入内务府各库，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员的贪污行径更加肆无忌惮，有人在缴纳议罪银后旋即再去婪脏索贿，形成恶性循环。

太平君主的纵情奢华

就乾隆皇帝的个性而言，他除了“日励自心强不息”之外，还好大喜功，醉心于盛世太平君主的享乐中，纵恣奢华。其突出表现有两点：

一是大量收受贡纳。凡逢年节、寿诞、庆典，地方官员都要向皇帝献纳，称为“土宜物件”。虽然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但却从不停止收受，甚至还有以摊派的形式强征的事情发生。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大寿，“内外宫殿，大小物仪，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 这次庆典所用经费共计白银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其中地方官报效数额占62%，均“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

二是巡幸无度。乾隆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七次东巡，五次西巡，至于近畿京郊，车驾时出，数不胜记。凡巡幸所经，虽有赈济灾民、治理水患等惠政，但供需之侈，费耗之巨，亦是人所共知的。如每次南巡，随行人员多达2500多人，在车驾往返5800余里的行程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百余辆，水路用船千余艘。而巡幸的准备工作，早自前一年便开始进行，并由亲王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察道路，修桥铺路，修葺名胜和兴建行宫等等。排场上极尽扬厉，饮食上也相当讲究。

乾隆帝的纵情骄奢，必然影响到时政和时风。首先，大小臣工为迎驾纷纷效尤。仅以各地给皇帝搭盖的彩棚为例，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经由山东、直隶时，天气已渐炎热，需搭棚避暑。后为取悦帝意，各地争相攀比，便一律搭棚接驾，以至竟成千里御道彩棚相望之一大景观。又如苏州的狮子林，本已荒芜多年，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后开始修复，历经十年，至三次南巡时，终成一座风景秀丽的江南名园。

其次，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败。地方官无论贡纳还是巡幸办差，都要耗费巨额银两。这给地方官办差造成巨大压力，并成为其贪污的口实。

乾隆朝贪风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统治作风，以及性格与爱好，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