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玛：变化的中国令人迷恋

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   2012-01-04   来源:南方周末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在名著《堂吉诃德》中写到一个未来构想：中国皇帝想创建一所西班牙学院，专门教授西班牙语，希望用《堂吉诃德》做课本，希望邀请塞万提斯做院长。“塞万提斯眼里的中国是陌生的，但是他能想到中国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那时西班牙人很少能接触中国。”现任塞万提斯学院北京分院院长易玛如此评说塞万提斯的构想。 

易玛对钻进中国偏僻小巷最平民的理发店里做头发饶有兴趣，普通的生活在她的眼里变得有滋有味。 （易玛/图）

        易玛1979年到中国留学，毕业后就职于西班牙驻华使馆。早年她在北京的公园组织各种艺术活动，包括崔健、何勇、唐朝乐队的演出；她参与举办巴塞罗那的中国前卫艺术展览，将张晓刚、徐冰、曾梵志等35位艺术家的作品带到西班牙，那是西班牙举办的第一次中国当代艺术展。她翻译样板戏《红灯记》，她让中国人排演《堂吉诃德》，让西班牙人看《骆驼祥子》。

        2003年，因为父亲病重，易玛从北京返回马德里。正逢西班牙外交部成立文化交流机构“亚洲之家”，易玛应邀为其工作。2005年，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计划在中国开设分院，易玛受聘参与筹备。2006年，创办15年的塞万提斯学院在北京建成了中国的第一家分院，易玛回到北京担任院长。

        2006年至今，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举办了许多重大的文化活动，培养了上万名西班牙语学员。作为院长，易玛期望让西班牙理解一个全面的中国，她也期待这个学院能够在中国的其他城市落地。

白天邓小平，晚上邓丽君

        易玛最早对中国的了解是通过赛珍珠的小说《大地》。

        1970年代，西班牙很少有关于中国的书。《大地》细致地呈现了中国式生活，其中的文化传统对易玛很有吸引力。那时易玛17岁，她发现除了中国餐馆，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能接触中国人、学习中文。她和同学总去餐馆消费，条件就是让他们教中国话。中国餐馆大多是广东人开的，他们说话也带广东口音，不过不妨碍易玛学方块字。有一帮广东人练武，易玛也跟他们学了武术。

        1979年，念大学的易玛如愿以偿留学北京语言学院，坐着中国民航的飞机到了中国。首都机场航站楼还悬挂着毛泽东像。到中国的梦想实现了，但她还不知道会碰到什么。在学校，和她住在一幢楼里的都是外国人，几乎完全没机会说汉语，“跟外面接触也特别难，人们都比较谨慎，看到外国人都不敢说话。学校的老师都不能跟外国学生交流太多。”

        西班牙一个台湾华侨托易玛送一块手表给他的叔叔。易玛在王府井一家钟表店花50块钱买了一块海鸥表。那个来自浙江乡村的老农民，坐好几天火车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见一个老外，取一块海鸥表。当时北京饭店还不让普通中国百姓进，他们约在饭店后面的一条胡同。手表还没来得及交接，突然冒出来几个人，把浙江老农带走了，他再也没有出现。几天以后那个朋友给她写信说，他的叔叔回老家了。

        这种紧张并没有维持多久。1980年随着中国社会开放，人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很多人跟外国人拉关系做朋友，但易玛发现他们要么是为了换外汇，要么是为了让外国人带他们进友谊商店。“非常地难受，但也没有办法。你还不能抱怨，因为你还想继续学习。”易玛说。

        另一个让她有点失望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并没有太多她喜爱的传统文化。“我去找一些老的中国书，古典文学什么的，还不如外国的中国书多。要和中国朋友谈一些中国文化传统的东西也比较难，很多人都没有读过孔子，像我同样年龄的中国人，可能读得还没有我多呢。”

        从西班牙的大学毕业后，易玛考进西班牙驻华使馆。她的第一份工作是翻译《人民日报》，天天看，主要看社论。“光看《人民日报》社论就能了解国家的政治导向和社会情态，前提是必须敏感，必须能深入了解现象背后的本质。”她至今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当时看到“五讲四美三热爱”、“清除精神污染”等，这些名词她完全不懂，后来老师讲给她听才明白。

        人们的生活已经开始渐渐改变。她记得那时北京流行的一句调侃：“白天有邓小平，晚上有邓丽君。”

易玛的中国丈夫刘效松（前中）是崔健乐队里的打击乐手，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送给她一盒邓丽君，她送给他一盒迈克尔·杰克逊。 （易玛/图）

一盒磁带开始文化交流

        中国京剧院年轻的鼓师刘效松就是半夜偷听邓丽君磁带的中国人之一。易玛通过自己的武术老师认识了刘效松，第一次见面，刘效松送她一盒邓丽君，她给刘效松一盒迈克尔·杰克逊。他们留了电话，约着下回再换别的磁带。“迈克尔·杰克逊去世时我们特别伤心，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易玛说。

        刘效松带易玛认识了更多的中国音乐人、画家、诗人，他们活跃在外国人家庭聚会式的文化沙龙。当时北京还极少有画廊、酒吧，无论诗歌朗诵会，还是艺术展览，大多是在外交公寓里办的。

        1985年，一次在诗人张真家聚餐，易玛认识了即将出国的诗人北岛。

        在类似的聚会上，易玛也见过顾城。“他是容易失望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他以前是个木匠，后来把工作辞掉写诗。从有保障的生活到不要保障，这些艺术家开始找一些外国朋友，他们希望外国人或者记者能帮助他们。不管艺术家，还是作家、诗人或者音乐家，都需要外国人这个圈子的帮助。他们要做一些事情，他们希望世界知道他们。”易玛说。

        在易玛的帮助下，刘效松去了西班牙学器乐，1986年回国后，他成为崔健乐队的打击乐手。摇滚乐是刚刚在中国“爆发”的新生事物，“非常有力量，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演出，报批也很难，谁也不敢，觉得摇滚是一个‘疯狗’。”易玛回忆道。

        最常演出的地方是马克西姆餐厅，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西餐厅。餐厅老板宋怀桂也是传奇人物：1950年代她在中央美院上学时与保加利亚留学生万曼恋爱，这在当时还是禁忌，院方百般阻挠双向施压。苦恼的恋人一起写信给总理周恩来提出结婚请求，最终总理亲自批准了这桩罕见的涉外婚姻。宋怀桂后来成为法国时装品牌皮尔·卡丹的中国首席代表，她与万曼的女儿宋小红是易玛的好友。宋小红后来成了崔健的妻子，易玛则嫁给了刘效松。

        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易玛和宋小红一起在日坛公园组织了崔健乐队的摇滚演出，费尽周折，也非常成功。“不是为了赚钱，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做。”易玛后来还组织了何勇、唐朝等乐队的演出。现在她笑称自己那时候“年轻、爱热闹”。

35张脸，现在看很年轻

       1989年春节，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易玛见到张晓刚，并且买下他的参展作品《自画像》。画卖得在易玛看来很便宜，对艺术家却是重要的生活来源。易玛说，张晓刚后来还给她写信，感谢她慷慨解囊。

        “画中的他自己，很痛苦的感觉，就像现实有很多的障碍，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克服，包括个人的生活过得很困难。”对外地艺术家而言，北京有别处找不到的很多机会。易玛第一次见张晓刚时，他刚从重庆搬来北京不久，和妻子住在40平方米的狭小居室。

        艺术评论家栗宪庭给易玛介绍了很多艺术家。方力钧还住在圆明园附近的一个破房子，没有暖气。后来圆明园艺术家村被取缔，方力钧和刘炜等画家搬到了宋庄。

        1995年，在栗宪庭帮助下，易玛挑选了方力钧、黄永砯、谷文达、徐冰、张晓刚、刘炜等35位当代艺术家，策划了展览《来自中心之国》，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展出。展览画册的封面是35张脸，“现在看都很年轻”。

        西班牙的公众很吃惊，想不到毛泽东的形象会在中国的波普绘画里出现。“实际上那时候这样的作品在国内也不可能展览。后来这些人的影响大部分在国外。”这些艺术家随后在同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上亮相，让许多西方观众惊叹：这么多年这些艺术家在哪里？我们怎么不知道？

        “有不少艺术家，现在不光在经济上有很大的收获，他们已经超越了中国的边界，变成全球文化人物。他们自己当初也没想到。”易玛说。

        不过易玛反倒更怀念当初。“当年音乐家排练没有任何排练费，自己也很愿意去；艺术家画画也很少考虑为办一个展览或者是不是有外国老板会买画。从事艺术就是源于热情，有热情才会有艺术。现在就不太一样，有的成功艺术家认为没有必要再去创新，因为已经被国际艺术圈接受了，没有了当年面临的挑战。”

        易玛终究迷恋中国文化界这种密集的复杂的变化。她的“中国梦”是在中国退休。“我觉得非常地荣幸，最近三十年看到那么多的变化。还有很多最早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讨论那个共同度过的时代。”

广 东省文化厅厅长方健宏向易玛颁授致敬杯后说，“让中国更自尊更自信更自在地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全面更客观更欣赏地看待对待中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中国 梦”。易玛说：“我到中国来的梦想实现了，我在中国一待三十年，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变化。我们每年帮助四五千人去西班牙学习西班牙语，这样可以实现他们的 梦想，我在把中国给我的机会还给中国人。” （徐圣杰/图）

“你肯定知道三毛”

        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作为西班牙设在中国的文化中心，任务是推广西班牙的语言和文化。易玛的观念是任何西班牙文化传播项目，要尽可能找到与中国的契合点，“比如说16、17世纪传教士到中国来，从他们的出发点来讲那段历史”。

        在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举办的展览《毕加索：材质的诗句》，尽管是介绍毕加索鲜为人知的陶艺作品，却也尽力寻找作品中与中国的牵连。“毕加索与三位中国艺术家有交往。1956年毕加索在巴黎见到他的仰慕者，中国画家张汀。毕加索送给张汀一本精美的画册，在封面上亲笔书写‘张汀’两个汉字。作为回礼，张汀也送给毕加索一套画集，是中国画家齐白石的作品。毕加索曾经说过他不敢到中国去，因为中国有一位艺术大师齐白石。”策展人提醒说，细心的观者会发现，在毕加索第三阶段的陶艺作品中，出现了不少类似中国水墨画的线条和笔触。

        “烽火中的瑰宝”通过研讨会和纪录片，探讨和比较西班牙与中国在战争中转移、保护博物馆文物、文化遗产的历史经验和方法。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期，普拉多博物馆的文物以各种方式不断向瑞士、法国转移；而中国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则从1933年至1949年，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完成了由北京而上海、南京、贵州、四川，又南京、再台湾的大流转。“我们有同样的历史，这是两个国家共同的话题。”

        在西中交流的历史上，有两个名字她觉得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庞迪我，是最早到中国的西班牙传教士，“传教士到这里来完全本土化了。他学习中文，他肯定也穿当时中国的服装，而且他百分之百的时间都是用中文去思考，完全进入中国的文化。那个时候他们做的事情现在我们都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