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豆角放多少碱:极权主义的扭曲和诱惑

犀利公：极权主义的扭曲和诱惑——对曲啸现象和郭沫若现象的反思

阎润涛先生20多年前曲啸败走美国的事件，当时的犀利公无法知晓，但同时期的另一件事却有点熟悉，这便是著名的“蛇口风波”事件。当时作为青年党员的我，事后参加了军校举办的讨论会，我是支持专家而反对“思想不太先进”的蛇口青年的。先回顾这一事件，作为本文的引子。

一、引子 1988年1月13日，蛇口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与会的3位“青年教育专家”分别是： “当代牧马人”——中宣部局级调研员曲啸； “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教授李燕杰； “党的文艺工作者”——中央歌舞团演员彭清一。

李和彭的头衔简明易懂，曲先生的头衔源自1982年由谢晋执导并在全国热映的电影《牧马人》，影片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原本与曲啸无关，但几年后因演讲而出了名的曲先生，人们发现他也有在嫩江草原放马的经历，“当代牧马人”的头衔便应运而生。一时间，人借“影”势，影借人威，人们便把影片和小说里的主人公说成是曲啸本人，曲先生也便超越李和彭而位列“新中国三大演讲家”之首（也有人将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刘吉先生加上合称为“四大演讲家”）。其实，单就演讲本身而言，李的忽悠劲更大一些，诸如“西点军校学雷锋”等著名桥段，都是李炮制的。

座谈会上，曲啸说：“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的……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一位青年反驳说：“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但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先生很生气，但并未发作。在会上“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并有幸握了毛一个手指头的场面”的彭清一，忍不住质问那位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没想到，这位青年当场递上了名片。会后第二天，李燕杰起草了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分送给中央和有关领导，并点了那位青年的名，以“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今天看来，22年前的那场因空洞说教而引发的新旧观念冲突，实在不值一谈，但在当时，舆论几乎都站在专家一边，包括自以为“思想先进”的犀利公。

二、当曲啸遇到了汪荣祖尽管事隔20多年，但作为曲啸访美的接待者之一，阎先生这篇题为《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的回忆文章，脉络依然很清晰，除主角已故之外，其他当事人都还健在，情节是可靠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第一场报告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会员中有两位爱国华侨，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于是就反过来热爱自己并不熟悉的共产党，并拒绝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的联谊会。其中一位是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汪荣祖先生。曲啸的演讲从“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开始，到“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结束。

跟在国内一样，演讲中曲啸深情回忆了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期间共接受“妈妈”长达 22年折磨的经历。在国内听惯了说教的留学生们并没有感到异常，但经常向大陆学生控诉蒋介石独裁残忍的汪荣祖教授却“不正常”了。他脸色通红，站起来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感觉不对头的刘中海先生试图打断汪教授的发言，但汪的那种被欺骗后幡然醒悟的愤怒情绪已无法阻止：“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至此，局面已然不可收拾。润涛阎回忆道：“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绝望。” 事实证实了阎的担忧。国务院的这位刘先生先是怀疑书生气十足的汪教授是台湾特务，继而果断终止演讲计划，带着曲啸回国。不久，曲啸的大脑就出了毛病，1991年9月瘫痪，2003年8月病逝。

三、“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两种形式曲啸现象，犀利公称之为“捂着伤口唱赞歌”。唱赞歌有两种形式：一是捂着自己的伤口唱，二是捂着别人的伤口唱。前者如曲啸、郭沫若；后者如余秋雨、王兆山、《八天八夜》编导组等。

还是说一说构思本文的最早引子郭沫若先生吧。 1967年4月12日，因“录音机事件”从中央音乐学院退学转入海军当兵的郭民英自杀身亡，时年24岁。在弟弟自杀一年零10天的1968年4月22 日，因“X小组事件”被劳教而后转入中国农大学习的郭世英也跳楼自杀，时年26岁。郭沫若的女儿和秘书在郭世英跳楼后3小时赶到农大，只见尸体伤痕累累，捆绑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肉里。贵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郭沫若怎么样呢？郭民英自杀一个多月后的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神情激昂地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并当场朗诵一首题为《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在郭世英被造反派控制直到他自杀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为母亲的于立群，多次建议郭沫若向周恩来求救。但几乎每天都陪同周搞外事活动的郭，始终未开口，直到儿子惨死。于立群悲愤地责问郭，他莫名地辩解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 “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郭博（安娜生）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随着共和国历史面纱的缓慢揭开，“伟人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郭沫若悼词》），49年建政后，郭是怎样继一面故旗（鲁迅）之后成为新中国的一面“活旗”的呢？在政协会上敢与毛**正面冲突（1953.9.18）的梁漱溟老先生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管窥个中缘由：1951年国庆节，梁和郭都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出现时，郭突然打出一面旗子来，上写一行大字：“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 于立群自己回忆的一件事，可以让我们领教郭那令人吃惊的“人格魅力”。文革中，郭让擅长颜体字的妻子，用丈二宣纸一张一个字地书写36首毛**诗词，用纸两千多张，耗墨一千多斤。郭派吉普车把这些重达一吨的“榜书”装入两个大木箱运到了中南海，毛连声说好，并立即给于写了一封答谢信。毛死后，于立群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深情怀念这件事。有人用“吮痈舔痔”的典故形容郭、于二人的献媚高才，很是中肯。也有人称郭是大陆四大无耻文人之首，实不为过。

如果说捂着自己的伤口唱赞歌多少还有点不易的话，那么，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则轻易得多。汶川地震后，余秋雨的“含泪劝灾民”，王兆山的“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等等诗章，听听，犬吠似的歌声是多么轻松！今年“3.28”王家岭事故，38名遇难矿工的冤魂尚未散去，“党的文艺工作者们”便迫不及待地动用山西电影制片厂史上最大的投资，拍摄名为《八天八夜》的影片，作为今年国庆节重点献礼片，计划在“十一”前后隆重推出，以歌颂各级组织和领导的英明，最终在民众的唾骂声中尴尬收场。

四、“捂着伤口唱赞歌”产生的根源——极权主义的扭曲和诱惑

历经22年磨难的曲啸，神经不可谓不坚强，为何被汪先生的几句发言就轻易击倒了呢？

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曲啸的经历：193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父母以挖煤为生。1951年大年初一，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1953年考入东北师大。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并送劳教，与第一任妻子离婚。1961年10月，右派摘帽，到嫩江草原放马兼做小学教师。1965年被遣送回辽宁盘锦县，在新安农场小学教书，并与妇女队长冯玉兰结婚。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1979年被无罪释放。这样的经历真可谓步步血泪。可以想象，在汪先生一击之下，曲啸万般苦痛浮于眼前，千种思绪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本来是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反而被东北师大的革命者指责他“与苏联有仇”并进而定他个“诬蔑苏联外交政策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一。 ----他想起了因自己谴责调戏女同学的领导反而被学校党委指责他“目无党组织”并定了个“反党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二。 ----他想起了要求儿子抚养权时法官那轻蔑的回答：“右派要什么孩子？” ----他想起了11年铁窗生涯。 …… 是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撕心裂肺的痛楚，不是“青年教育专家”头衔可以补偿的，不是风光的“当代牧马人”桂冠可以抚慰的，也不是一句“母亲打孩子”就可以释怀的。对于曲啸的心理崩溃，有一种分析颇有见地：“曲啸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他的宣传除了骗别人，还有自欺＋自我实现的成分。他对于他自己给别人那套说法是有一定真诚的，否则的话，即使他的宣传术被人家道破，也不会崩溃。”（邝海炎《曲啸事件的政治学分析》）人们可能会说：曲啸不记仇可以理解，但反过来唱赞歌却令人费解。其实不知，极权主义宣传可以将人性扭曲到无耻的地步：在清楚地知道欺骗不了他人的情况下，只要还能说服自己，他就可以继续自欺下去。只有当完全不能说服自己时，精神支柱才轰然倒塌，精神分裂便在所难免。曲啸先生在汪发言时突发精神崩溃，一定是因为说服不了自己了，一定是无法再强迫自己捂着伤口唱赞歌了。

“榜书”大师于立群于1979年2月25日自缢身亡。有研究者说她是因为不堪忍受失子之痛，这不太符合实情，因为：（1）此时距失子已过11年，心理已经过较长时间调整；（2）身边还有一子一女两个亲生骨肉陪伴；（3）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各种待遇已经全部恢复。犀利公倾向于认为老人像曲啸一样，在反思条件具备之后（文革结束），对荒唐岁月和荒唐行为幡然醒悟，以至于心如死灰，自寻解脱。曲啸在醒悟之后已经无力了断（瘫痪在床），而于立群却果决出手。无论是对曲还是对于，我们都应该向醒悟者致以敬意。

“曲啸最后精神崩溃，说明他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终于醒悟，知道做施暴者的御用工具是违背良心的。”（雷崇功《母亲打儿子——荒谬的命题》）（以下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