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艺文案图片:中国的绊脚石02：全民大跃进心态【雪珥展望2012】

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02

以近代改革史的角度资治通鉴 

雪珥

【接上篇“既得利益集团”】

绊脚石之二：大跃进心态

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共同心态是：不耐烦，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跑步进入**社会。

这种“大跃进”心态，表现在改革上，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种认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高铁”时速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下“大跃进”的危害。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在《宪法大义》中告诫国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

晚清改革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动”，在33年的时间内，基本建成了近代化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军工体系。北洋舰队的规模和战斗力，甚至名列东亚第一，可谓成就斐然。但在这个过程中，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如商战救国），权力成为资本之母，催生并且扶持资本大跃进发展，这形成了一个寄生于权力母体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令中国资本主义从诞生的时候起，就与权力血脉相连、密不可分，权力至今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既妨碍了资本的发展，也难以阻滞权力的膨胀。

至于超常规发展的经济，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企业腐败，更是不胜枚举。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张謇的大生纱厂，虽然所有制不同，但决策之粗糙、经营之无能、管理之混乱、风气之腐败，都同出一辙，却至今还被人断章取义，奉为近代优秀企业的榜样，以作为厚古薄今的工具。

当代改革中，与经济超速发展伴生的资源能源低效、生态环境被破坏等，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致命因素，其害之深，已成为社会共识。

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改革后，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论述。晚清推行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大大低于日本的30多年及英国的百年，但还是被人指责为太慢。责难者的主流，正是我们前文提及的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需要从政改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动听愿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其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更为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改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晚清因政改超速，而导致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枪杆子里出政权”成为主旋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这种“城头变换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是毛泽东入京前试图破解的“王朝更替律”。

如今又到了政改的关键时刻。

政改与否，并无争论；政改方向，亦无大的分歧，无论执政团体内外，至少在台面上都不能不认可民主与法治，这亦已成为“政治正确”的基本表述；分歧主要来自速度。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在涉及政改的问题上，绝不可走乱步伐——可以小步快走，但绝不可大步飞跃。政改自有其规律和节奏，既非越快越民主，亦非越慢越稳妥。调整离合器与刹车器之间平衡的唯一标准，就是“可控性”——在可控的范围内，才能加速；在可能失控的情况下，必须刹车。

一些人将对政改的任何速度控制，都指责为保守，甚至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层面。这种指责，如果不是缺乏基本的社会阅历和行政常识，就是另有所图。殊不知，超速颠覆之后，作为司机的执政者之死，或许并不足惜，但是，那些一味叫嚷提速的人们，是否考虑过这辆车上的乘客呢？那上面不仅承载着整个民族，而且承载着历史、现实和将来——我们这个民族，还能再承受“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折腾吗？颠覆之后，要在废墟上重新站起来，对开车权力的争夺将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尘埃落定之后，又要处理善后、清算责任；而后才是重新修路、重修造车、重新上路；随后便是对走哪条路的争论；在代价高昂的不断试错之后，才再度走上同一条路……而那时，或许已经过了60年，或许过了150年，世界会停下来等中国人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