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被打倒导致宋庆龄闭门不再见任何人？

　　核心提示：所以“文革”期间廖公也被“打倒”批斗，对宋是一大打击，据说从此她闭门不见任何人。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11月4日第13版 作者：资中筠原题为：忆廖公（廖承志）

　　资中筠的新著《不尽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录了作者追忆往事的一些文章。冀朝鼎、廖承志、宗璞、袁同礼、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斯诺的第一任夫人海伦·斯诺，以及作者在清华园读书、在胡志明家做客、与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同台演出、1950年代的印度等人与事、地与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传奇人物。关于他的显赫生平、杰出的贡献和一生行藏，已有多种传记和无数文章，还有他自己的文集在，轮不到我来赘言。只是因为他的诸多职务中，也包括“和平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较多，有幸多次随他出国开会，而且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见过几次，所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体验。他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本文所叙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花絮”，入不了“正史”。

　　我初见廖公约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那时在我工作的圈子里，不论老少都已称他为“廖公”（其实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只有周恩来总理称他为“小廖”。我的印象，他与“道貌岸然”绝对无缘，大多数时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下级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常常没正经话，有时拿腔拿调地学着他（她）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学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腔调叫他“梁兄”，从不叫名字。开会时他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实际是在画人物漫画，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几笔勾勒，惟妙惟肖。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是真的流利，不是像现在动辄说某领导人外语如何如何，实际苦不甚高），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过重要谈话他还是愿意通过翻译。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轻时以反应快见长，所以我跟着他的时候居多。他对内对外从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词汇，在争论时谈锋犀利，没有虚词和教条，而又幽默风趣。一些西方人既怕他，又喜欢他。哪一次会议“Mr．Liao”没有来，他们都会有点失落。

       英国“和运”的一位领导人蒙塔古(IvorMontagu)，是贵族世家蒙塔古之后，又是英共党员，还曾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他长得人高马大，肚子尤为突出，与廖公比较熟，也是廖最喜爱画的对象，侧面、正面像都十分传神。在中苏分歧已经难以弥合而尚未公开化之时，英共是站在苏共一边的，蒙氏常为苏方做说客。有一次小组会上，蒙塔古站起来发言，滔滔不绝，廖公刚好坐在他对面，低头在本子上画，等蒙塔古讲完一落座，廖公站起来，人家以为他要发言，他把手中刚画的蒙塔古画像举起示众，惹起哄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发言，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表态、争论。

　　还有一次，休息期间，蒙塔古来找廖公谈问题，廖公先送给他一张他的漫画像，大肚皮很夸张，相与哈哈大笑，接下来谈很严肃的话题。廖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过比蒙塔古矮一头，小一圈，他就一边听对方讲，一边轮番抚摸自己的和对方的肚子，似听非听。蒙塔古偶然说漏嘴。用错一个词，廖马上抓住，重复一遍，大笑说：“哈哈！我们的蒙塔古同志竟这样说！”弄得对方很尴尬，急忙辩解、更正。一忽儿，休息结束，重新开会，廖公向他顽皮地摆摆手，回到座位上。结果一场严肃的谈话不得要领而罢。蒙塔古是苏方授意来就与会议有关的某个问题说项，要中方配合，不要反对。中方既不能同意，又还没有到公开反对苏联的时候，廖公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骂中把他给打发了。诸如此类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开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对英、法等西方国家人士，而且是比较熟悉的。对第三世界的代表，态度就不一样，人家来谈，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他就不会玩笑对待之，不论是否能满足对方要求，总是以诚恳、平等的姿态对待，耐心解释。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总是趋向于灵活、务实，在总的气氛向左时，他交代工作时率多强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说不要顾虑别人说你“右”倾。对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他主持对日工作时，严格把日本极右派与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区别开来，依靠几员“知日派”得力干将，对日本人做了广泛的团结工作。

       但是在中苏交恶后的“反修”斗争中，对待苏联，他是当仁不让的。我感觉他对苏联早有意见，在“牢不可破”时期，我见到过私下流露对苏联的微词的，只有他和李一氓。他们都不满意“老大哥”的颐指气使，而且对有些政策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我听廖公说过，过去在延安时，“我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做过不少错事。例如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苏联诬陷为“国际间谍”，驱逐出境后曾想来延安（她第一次访延安后，曾写过盛赞延安和中共的文章，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个隐蔽的因由），遭拒绝。她回到美国，当然为主流社会所排斥，而美国左派也追随莫斯科，不接纳她，使她处境十分孤立、极端困难。

　　当时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牵连，也被打成“特务”，中共根据苏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狱。廖当时是新华社负责人，亲自经手办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也只好离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时，说自己干了一桩“缺德事”。我猜想以他的经历，对于中共与苏共的历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开批评苏联，他不大需要“转弯子”。

　　他尽管开会时总似不大专注，但是在关键时刻，反应很快，做决定、下指示都是当机立断，很少犹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退场以抗议苏联代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讲话，标志着中苏在“和运”中公开决裂，就是他带的头。我当时从后面的翻译箱中望见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只见廖公忽然摘下耳机，往桌上一甩，站起来就走，整个代表团连忙跟着都起身走出了会场。这是先斩后奏，“退场”并不在出国前的“预案”之中，不过中苏争论已经公开。后来那位苏联代表那次讲话被当作苏联“污蔑民族独立运动”的例证写入了中苏公开论战的《九评》之一（今天如何看待那些具体问题的是非，又当别论）。事后他和刘宁一（代表团另一位领导）一起，半开玩笑地告诫中国团员说：“退场可不能轻易退，你们以后可别开会开腻了就退场，好回旅馆打桥牌，那可不行！”我体会，这里进退的掌握，也是一种艺术。

       他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听他闲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讲革命经历、战斗故事。只自称是“国际坐牢专家”：外国的、中国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监狱共坐过七次：日本三次，荷兰一次，国民党两次，长征路上做张国焘囚犯一次（后来“文革”期间为周恩来特殊保护软禁五年，他自称算“半次”），几番九死一生。记得他讲过在张国焘那里当囚犯，本属于被杀之列，是他的画画才能救了他，张需要他画宣传画，才暂时留他一命，铐着手铐走长征路。后来周恩来到张国焘那里，巧妙地把他救了下来。

　　他在两个人面前决不敢顽皮，一位是他的母亲何香凝老人。他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照顾备至，执礼甚恭。一位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他特别严格，真像对晚辈一样，随时耳提面命。

　　有一次为斯特朗祝寿的宴席上（赫鲁晓夫为斯特朗平反后，1958年斯特朗来中国定居直到去世，由我所在的“和大”接待，每年都为她举办生日宴会，而周总理每次都亲自参加），周总理在谈话中提到当天从《参考资料》上刚刚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转身问“小廖”，看过没有。廖答称还没有来得及看。周立即不悦，严厉地说，这样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时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国杂志？接着转向经普椿说，以后你注意给他床头放点正经的材料，把那些杂志拿走。经普椿说，我管不了这个。周说：你怎么能不管这个，难道只管生活？廖只有恭恭敬敬地听着。我觉得周总理对廖特别严，正是对他特别信任和看重，爱之深而责之切。廖在周面前像小学生，挨批评以后，回头向别人吐吐舌头。

　　还有一位与廖关系非同一般，廖对她绝对尊重的人是宋庆龄。我没有亲见过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听说只有廖是能随时登门见宋的，宋待他如子侄，也最信任他。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大概廖成为宋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间廖公也被“打倒”批斗，对宋是一大打击，据说从此她闭门不见任何人。

       廖公的确喜欢广为阅读外国报刊书籍，出国时常让人“弄”些来看。我第一次知道《洛丽塔》这本书，竟是从他与旁人谈话中听到的。那时他们谈起来神秘兮兮的，我虽不知内容，但听得出是禁书。多年以后，此书正式传入中国，想起刚出版时廖公就已看到，才体会到他是如何“开放”。

　　“文革”开始以后，我再次见到廖公是在1973年，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妻子）访华之时。他是海伦点名要见的人之一，安排与她吃了一顿饭。多年不见，我感到廖公老了，比较憔悴。但是一开口说话，神情依旧。海伦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真好！”他哈哈大笑。后来还向别人说，这位夫人有个特别的问候方式，就是“啊，你还没死”！那次只叙旧，不谈时事，海伦很兴奋，话比较多。她见他活着就满意了，却没有问他这几年的遭遇，这样，廖也就避免了对“文革”讲违心的话（当时对海伦-斯诺的接待方针之一，就是要让她“理解”“文革”）。

　　1982-1983年，我第一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是中美开展学术交流之初，双方都很重视。那时我国在对外关系中还有许多不合时宜的框框和僵化的教条，我自己其实思想也不大解放，但是过去至少有一些“看世界”的基础，这次有机会在美国获得感性知识，并比官方派出的人员行动自由一些，接触面更广泛，了解实情更多一些。不免对中美关系乃至我国整个对外关系有一些新的认识，对我国的惯常思路和做法有一些反思。我只不过是一介布衣，人微言轻，如果有什么“建言”，通过正常途径，是很难冲破层层关卡上达的。我当时能想到的、够得着的，而又估计能听得进我的意见的，就是廖公了。所以，我暗中决定，在1983年夏结束访问后回国，就设法求见他一次，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不料，就在我回国前，顺访加州，住在中国问题专家何里汉(HarryHarding)教授家，有一天早晨，他告诉我“廖承志先生去世了”。我感到十分突然，黯然神伤久之。我失去了一个再见他的机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样的人物是特殊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有来者，他才七十五岁，不能算老，在中国刚刚开放的关键时刻失去这样一位人物，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