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派 杭州:中国的绊脚石01：既得利益集团【雪珥展望2012】

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

以近代改革史的角度资治通鉴

雪珥

自1861年开始，中国近现代的改革史，绵延至今整好150年。除了中间的68年（1911-1979）以“革命”为主旋律之外，此前的晚清50年（1861-1911）及此后的32年（1979-2011），“改革”都是全民族的主旋律。

2012年，当代改革开放即将进入第33个年头。

33年，从历史上看是一道坎。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的第33个年头，正值1894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令晚清的改革开放彻底改道，从“制度”和“主义”层面寻找灵丹妙药和捷径，成为精英阶层的共同追求，而围绕器物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本应继续推进和深化，却在“制度万能”和“主义万能”的大跃进中被忽略。晚清改革，自此走上了一条“主义”取代“问题”、口号取代实干、旗帜取代行动的歧途，终至政权分崩离析，“改革”被“革命”所替代。（参阅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著作）

如今，又是33年。

无论从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社会利益结构，乃至政治体制框架，同样走到了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关键时刻的多元、迷茫和混乱，在2011年的年底得到尖锐的体现：从极有市场号召力的80后批判者韩寒，到极有权威的《人民日报》，都公开触及一个此前极为敏感的话题，大声呼吁放弃“暴力革命”的思维。这令倡导改良“反”革命多年的雪珥，倍感“吾道不孤”。

罕见的宽松尺度，显然是基于对形成全民共识的期盼。读史可以知兴替，从历史的角度看，已经33年的当代改革，可能还会跌倒在哪里呢？

绊脚石之一：既得利益集团

导致辛亥革命、清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这一点史实，基本为各方所认可。推翻清政权的主流，正是所谓的“立宪派”，而这些人的大多数，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场，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的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亦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参阅雪珥“权力与资本”系列，《中国经营报》12月5-26日）

这些在晚清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并且先贵起来的一群人，当他们实现了“富+贵”之后，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比如张謇等人，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阶层被他们当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

而且，因为其“民营”性质而逃避了官方既有的监管体系，其酷烈和贪婪程度，比国有企业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府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府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革命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在加上政府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今有没有？其规模有多大、能量有多强？他们既没有对政权的忠诚，又没有对民生的责任，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却不必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以大规模资产外逃为核心的“移民”运动，或许只是证明了“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的政策的天真。而囿于跨国移民的配额限制和司法壁垒，这一群体的主流，还是必须扎根故土。他们未必会愚蠢到公开反对改革，但为了维持、壮大既得利益，他们一定会运用已经获得的政经资源，积极影响改革的路径、方向、步骤、力度，甚至争夺下一步改革的主导权。这对下一阶段的改革、包括政改，影响极大。

晚清的既得利益集团，从经改中大得其利后，积极参与到政改之中，成为所谓“立宪派”的主流，获得了政改的话语控制权。而他们主导下的政改，上淘空政权，下淘空民众，即便在形式上获得成功之后，也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游乐场，反而进一步刺激了革命——清末三年，上千起群体性事件（“民变”），都是因草根阶层不满承担过高的改革成本而起。

在改革的下一阶段，如何在符合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减少和削弱这些利益集团的干扰，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避免前33年已经贫富分化的社会进一步分化乃至撕裂，正是重点与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