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雷斯怎么:战后国际关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战后国际关系笔记

第一章 战后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两极格局下的东西方关系 
第一节 东西方关系的形成及其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一国范围，欧洲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亚洲的越南、朝鲜、中国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和个人民民主国家通过签订友好条约结成同盟，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和其他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也结成同盟。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阵营，他们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形成了战后东西方关系。 
东西方关系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地理概念，但主要是政治概念。它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1991年底这段时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其中主要是美苏关系，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要角色，以它们之间的合作、冲突和争霸为主要内容，由有关国家参与而构成的一系列活动关系。 
东西方关系是当代世界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并存的产物。由于东西方关系是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人类社会最后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多极均势，形成了美苏两强以绝对优势压倒其他国家的两极局面。 
战后40多年，东西关系包含两个基本方面，即社会主义国家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和苏联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在40-50年代，东西方关系已两个阵营的对立为基本特征。作为帝国主义阵营霸主的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中极度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为了谋求世界霸权，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拼凑军事集团，发动侵略战争，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安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则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打败了侵略者发动的战争，努力维护世界和平。60年代后期，苏联走上了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东西方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时，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成为东西方关系的核心，原来东西方关系中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则退居次要地位。美苏争霸所涉及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与人类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使世界和平面临严重威胁，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各国人民往往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这是战后国际关系中出现的重大事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总体上看，战后东西方关系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从大战结束到60年代后半期的“冷战”；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缓和；从80年代由僵硬对抗到出现新的缓和。 
第二节“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关系 
一、“冷战”的爆发 
所谓“冷战”，就是指战后两大阵营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紧张激烈的对抗而又没有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简单地讲就是不用枪炮的战争。 
冷战的产生是复杂的，但也是必然的。战后美苏冷战局面来源于战争结束时的形式，触发点是战后西方对东欧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此事不能容忍的，它们妄图在这个地区重建亲西方的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制度，遭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人民的反对，于是东西方形成对峙之势，终于爆发了冷战，它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政策的产物。 
二战结束后，美国无论是经济实力、军事力量还是政治影响都是举世无双的。美国还控制着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泛美同盟等国际组织。雄厚的实力使美国领导人的政治野心大大膨胀，认为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美国世纪已经到来，声称决心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二战后苏联作为政治、军事强国在欧洲的崛起使欧洲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不同于战前的重大变化。这对于妄想称霸世界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障碍。对此，美国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杜鲁门上台后，加紧推行称霸全球的计划，他摈弃了罗斯福大国合作的和平缓进战略，利用其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企图把介于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控制在自己手里，于是杜鲁门政府制定了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 
为了遏制苏联，美国统治集团有意识地制造了苏联利用共产主义进行扩张的舆论。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去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凯南断言，苏联无视“理智的逻辑”，却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如果美国拥有足够的实力，并且表明准备随时动用的话，那么用不着真的动武便可遏制住苏联，甚至迫使苏联退却。不久，凯南在长电报的基础上又写了一篇分析苏联主权以及美国应采取的政策的文章，并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题发表。这篇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凯南8000字电报中的观点，指出美国必须“把苏联看作是对手，而不是伙伴”，必须“灵活而警惕地运用对抗力量加以遏制”，最终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这样，凯南为杜鲁门政府提供了一整套所谓“遏制”苏联的战略，这套战略很快就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指导方针。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攻击苏联奉行扩张政策，威胁欧洲和世界和平。他危言耸听地指出：“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他呼吁英美结成联盟，是双方的军事力量、道义力量和其他物质力量联合起来，有效地遏制铁幕后面苏联的扩张。丘吉尔的演说是美国准备发动对苏冷战的信号。与此同时，美国内部也加紧研究对付苏联的长远方案。1946年9月24日，杜鲁门的白宫主力克里福德提出了长达50页的《美国对苏联关系》的报告。这时美国政府内部全面分析美苏关系，确定对苏方针的重要文件。报告提出的对苏方针的着眼点，实际上是在反对苏联扩张的旗号下控制处于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 
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和舆论准备，杜鲁门政府认为公开发动对苏冷战的时机已成熟。1947年2月，英国因经济困难和镇压希腊革命的失败，决定3月底从希腊撤军，停止向希腊、土耳其提供经济、军事援助。英国政府照会美国，强调这两个国家军事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性，希望美国挑起这副担子。美国利用这个机会大力渲染希、土危机的严重性，乘机抛出了酝酿已久的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纲领。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咨文，声称希、土危机表明“自由世界”受到“极权主义”扩展的威胁，美国的安全也受到危害，要求国会授权向希、土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并派文职和军职人员前往希、土参与“重建”。这一咨文在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被称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是处于顶峰时期的美国遏制苏联、独霸世界的全球扩张主义，他把美国政府内部酝酿已久的遏制战略作为基本国策公诸于众。这时美国公开推行对苏冷战的重要步骤，它用援助盟友、遏制苏联代替了大国合作和集体安全，从而使美苏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盟友变成了敌人。它是美苏战时同盟正式破裂、美苏冷战全面展开的重要标志。此后，美苏之间和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和较量进一步发展，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严重对峙 
冷战从欧洲爆发，以欧洲为主要战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欧洲处于与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首要地位，是美国竭尽全力要加以控制的战略重点。欧洲是美苏争夺和东西方矛盾的焦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已不存在这种、经济、军事上力量雄厚、影响巨大的强国。同时，美苏两个强国的军事政治力量在中欧相遇，形成对峙局面，昔日的欧洲列强，如今成了“别人的棋赛中的小卒子”。西欧的这种局势为美国控制西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战争结束后，美国加紧制定控制西欧的政策和计划。1946年冬至1947年春，美国逐步形成了对西欧的总政策，即大西洋联盟政策，其重要步骤和具体表现是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了一个“欧洲复兴”计划。他在演说中首先强调，欧洲已是一片废墟，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美国给予援助，否则将发生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对于苏联准备参与该计划的表示，美国提出，在美国给予苏联援助之前苏联必须做出根本立场上的转变，并坚持要制定欧洲统一经济计划，并要各受援国提供本国的经济情报。苏联在弄清了马歇尔计划的意图后，宣布不参加该计划。在一片“反对苏联威胁”的鼓噪声中，美国国会于1948年4月2日通过了“1948年对外援助法”，经总统签署后马歇尔计划开始正式付诸实施。杜鲁门主义是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性战略宣言，马歇尔计划则是杜鲁门主义的延伸。杜鲁门主义提出了一个反共反苏纲领，而马歇尔计划则是为实现这个纲领而提出的具体方案。两者的精神和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策略上有所不同，前者着重军事和政治对抗，后者则侧重经济手段。 
杜鲁门认为，西欧光有经济复兴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合作运动”之后搞一个“共同自卫运动”。在美国的支持下，1948年3月17日英、法、比、卢、荷五国在布鲁塞尔签署了为期50年的多边军事政治条约，它的公开目的是防止“德国侵略政策复活”，但真实意图显然是为了对抗和遏制苏联。西欧国家对没有美国的加入始终怀有疑虑，希望美国加入，承担保卫西欧的义务。许多美国政界人士也认为，现有的布鲁塞尔条约还不足以对付苏联，美国的直接参与是必不可少的。1948年3月，美、英、加三国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谈，通过了美国一手包办的“五角大楼文件”，提出了拟定北大西洋区域集体防务协议的初步设想。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范登堡提出的关于建立北大西洋区域组织的决议案。这一决议的通过，解决了美国可以在和平时期与别国缔结军事同盟的问题，为美国政府缔结北约开了绿灯。1948年9月，美、加与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成员国经过谈判一直通过了“华盛顿文件”，对北约的性质、范围、缔约国的责任义务及其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等作了具体与明确的规定。1949年4月4日，美、加、英、法、荷、比、卢、丹、挪、冰岛、葡、意等12国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北约的建立使美国既达到在军事上把西欧同美国拴在一起，共同遏制苏联的目的，又保留了由美国国会按照“宪法程序”决定提供什么援助和怎样提供援助的行动自由。它是美国推行遏制苏联、称霸世界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北约组织的建立使杜鲁门主义所包含的控制欧洲、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逐步具体化，它是美苏关系和整个东西方关系笼罩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导致冷战在欧洲不断加剧。 
美国推行对苏全面冷战政策严重威胁了苏联的安全。斯大林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已无法继续实施大国合作的方针，美苏对抗在所难免。1946年11月，斯大林在庆祝十月革命29周年的演说中提出世界存在两大阵营的对抗。1947年9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指出：“（马歇尔计划）在英法帮助下正在把欧洲分裂成两大阵营，从而最终完成西欧国家集团形成的任务，达到威胁东欧民主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目的。”面对美国在欧洲咄咄逼人的攻势，为了稳定东欧，使东欧各国进一步团结在苏联周围，保障苏联的安全利益，苏联也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47年9月，苏、波、南、罗、匈、保、捷、法、意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情报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指出，世界已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宣言揭露了美国作为帝国主义的主导力量和全世界反民主的反动势力的堡垒，为了建立世界霸权，在军事、经济和思想各方面进行的具有特殊侵略性的活动，指出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全球开展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反击马歇尔计划，进一步巩固东欧阵地，苏联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东欧各国的经济合作关系。1947年7—8月，苏联与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双边经济贸易协定，初步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经济圈。1949年1月，苏、保、匈、波、罗、捷等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的问题，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随后不久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相继加入。 
冷战爆发后，苏联为了巩固东欧这一安全地带，保障国家安全，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美国抗衡。苏联加强了与东欧的军事合作，缔结双边同盟条约，形成了以双边条约为形式的苏联东欧同盟体系。1954年11月，针对美国重新武装西德并加紧遏制苏联的举动，苏联与东欧七国（保、匈、罗、波、捷、阿、东德）在莫斯科召开了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的会议。1955年5月，苏联与东欧七国在华沙召开第二次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会议，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称华沙条约。同时签署了关于成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的决议。根据条约，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华沙条约组织是与北约组织相抗衡的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之一，它的成立是苏联对西德加入北约组织公开做出的反应，它标志着战后欧洲正式出现了敌对的军事同盟体系。 
三、围绕德国问题的反复较量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德国以其特殊敏感的战略地位牵动着欧洲局势的第一根神经，成为东西方政治斗争的焦点和军事对垒的关键地区。围绕德国问题特别是柏林问题的斗争成了反映东西方关系和国际局势变化的晴雨表。美国在战后德国问题的决策是同与苏联对抗的战略方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对苏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问题的实质在于，战后德国被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因而形成几个不同的经济、政治实体，由于各占领国都想把对的问题的处理纳入本国的战略轨道，盟国管制委员会性同虚设，在非军国主义化、非纳粹化、非卡特尔化等问题上，美苏各自提出不同的主张，并在各自占领区内实行不同的政策措施，形成了德国事实上的分裂。 
在1947年11月至12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美苏在德国问题上最后公开决裂，这是冷战全面爆发的必然结果。1948年2—6月，美、英、法、荷、比、卢六国举行会议，决定建立西德政府。不久，美、英、法占领当局于6月18日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所谓“B”记马克，在西占区流通。这是正式分裂德国的第一个重大实际步骤。针对美国分裂德国的计划，苏联采取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进行反击。1948年4月1日，苏联占领军当局对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陆路交通实行限制措施，并从6月24日起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西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和货运，并宣布在苏占区与大柏林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所谓的“D”记马克。西方只好派大批飞机向西柏林空运，在西占区和西柏林之间架起了“空中桥梁”。同时，美英法也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东西方严重对峙，气氛非常紧张。这就是所谓柏林危机，它形成了战后美苏冷战的第一个高潮。经过美苏之间的斗争和妥协，1949年5月5日双方达成协议。从5月12日起，双方取消封锁。 

柏林危机结束后，美国加快了分裂德国的步伐。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48年9月20日的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同时，苏占区也积极筹建东德国家。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至此，德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不久，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民主德国加入华沙条约组织，东西欧之间的分野也于此最后完成。德国的分裂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它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一页。由于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具有十分敏感的战略地位，所以它的分裂不仅关系着德意志民族的命运，而且牵动着整个欧洲局势的发展。
斯大林逝世后，东西方关系开始松动。1955年7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西方坚持德国在不搞中立化、不搞非武装化、不退出北约的条件下，“经过自由选举”实现统一，企图把德国完全纳入西方联盟。苏联则主张承认两个德国存在的事实，分两个阶段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先让东西德以平等国家身份分别加入两个集团，各国承担和平解决一切争端，保证不使用武力的义务。然后取消两大集团，代之以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这个建议遭到西方国家的拒绝。
1957年，苏联首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此后又以西方忧心忡忡的“导弹差距”来恐吓欧洲，结果反被美国用作将核武器引进西德的借口。1958年3月，联邦德国议院通过了以原子弹武装西德军队的决议。苏联认为，一个经济上取得重大成就而又有原子武装的联邦德国对苏联和东欧是一个严重威胁。11月27日，苏联政府照会美、英、法政府，要求它们在6个月内撤走在西柏林的驻军，是西柏林成为一个在联合国监督下的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否则，苏联将单独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并把进入西柏林的通道交民主德国管理。此后，尽管在柏林问题上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双方的分歧依旧。
其间，出现了东德人逃往西德的高潮，1961年7月每周约达一万人。据西方统计，从战后初期到1961年夏天，约有350万人离开东德，其中不少是技术人员和专家。这不仅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经济上和国防上也给民主德国带来严重的问题。1961年8月，华约成员国首脑会议支持民主德国提出的保卫首都和国家安全的措施——在西柏林周围的民主德国国境修筑一道墙。8月13日，苏联和民主德国在这一地区筑起一道高达13英尺的“柏林墙”。西方对此提出抗议，美国表示要不惜动用武力保卫西柏林。美苏双方出动坦克部队在柏林墙两边对峙，接着两国竞相恢复核试验，持续三年之久的第二次柏林危机达到高潮。
柏林墙巩固了德国的分裂，它再次说明，柏林是一个神经脆弱的地方，它发生的事情总要牵动整个欧洲的神经。
冷战期间，东西方关系有几个特点：一、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就是反共色彩，并把反共和反苏结合起来。二、德国问题是东西方关系的焦点。两次柏林危机几乎使东西方迎头相撞，随着东西德分别加入两大军事集团，终于使德国的分裂局面合法化和固定化。三、集团间的对峙是东西方斗争的重要形式。四、东西方关系有时紧张到了极点，甚至爆发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美苏两国间没有发展成为“热战”。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两国几乎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只要一勾动扳机就会发生战争，两国搞的都是战争“边缘政策”，都是以讹诈对讹诈，但最后危机并没有酿成战祸，双方都避免爆发东西方直接冲突的全球性战争。 
第三节   缓和时期的东西方关系
一、缓和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
70年代，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方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缓和代替了“冷战”。
缓和时期东西方关系的基本特点是：政治气氛比较和缓，东西方各国领导人特别是美苏首脑频繁接触，达成许多协议，签订了一系列条约；经济关系普遍得到发展，贸易往来有了很大增长，签订了各种长期贸易协定和科技合作协定，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合作形式；军事方面举行了一系列军备控制谈判，美苏之间达成了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
缓和局面之所以出现，首先是由于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美苏实力对比的变化。侵越战争的失败使美国遭到伤筋动骨的削弱。尽管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耗资3000多亿美元，伤亡几十万官兵，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武器，但得到的结果却是侵越战争从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这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国来一维持侵略战争的基础。从1967年起美国全国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连美国统治阶层也不能不承认侵越战争的失败。由于巨额军费开支，美国的经济日趋恶化，财政赤字扶摇直上，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大，美国国际金融霸主的地位也被彻底动摇。相反，苏联则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之机，加紧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经济上，美苏两国的差距大大缩短。军事上，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全力发展军事实力，全面扩展军备，实力增长很快。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的军事实力已赶上（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苏联还利用美国陷入越战之机加紧在世界各地渗透，美苏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东西方缓和的基础。
其次，西欧、日本崛起，它们已不再是美国俯首帖耳的小伙伴，而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戴高乐首先向“美国治下的和平”发起了挑战。联邦德国也提出了“新东方政策”。西欧在许多问题上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愿屈从美国，它们或批评美国的越南和中东政策，或微波美国意愿与苏联、东欧打交道。日本则在经济上同美国发生激烈的摩擦。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动摇了。
再次，第三世界的兴起。它们加强团结，联合行动，坚持反帝反霸斗争，使美国顾此失彼，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总之，到60年代末，国际政治力量经过激烈的分化组合，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东西方国家都在战略上和政策上作了新的调整。
尼克松上台后，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论，指出对抗的时代已经过去，谈判的时代已经来临。美国对其全球战略部署作了一系列重大调整，把以前的扩张战略转为收缩战略，将战略攻势变为战略守势，从亚洲收缩，从越南脱身。尼克松主义外交战略的主要特点是推行均势政策，而“实力”加“谈判”是维持均势，特别是美苏均势的主要手段。
同样，勃列日涅夫也把“缓和战略”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长期战略方针”。他在苏共24大上提出了以缓和为中心的六点和平纲领。这样，东西方关系逐渐走上了缓和的道路。而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则揭开了东西方缓和的序幕。
二、美苏关系的缓和
美苏关系的缓和是东西方缓和的重要体现。这种上，双方首脑进行了平凡的互访和接触，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军事上，双方签订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两国经济关系也得到较大发展，签订了许多经济技术协定。
三、欧安会和中欧裁军谈判
早在1954年，苏联就提出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但遭到西方国家的拒绝。到60年代末，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又一再提出召开欧安会的建议。西欧国家对苏联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响应。美国起初反对召开欧安会，但在欧洲出现要求改善东西欧关系的强大潮流面前被迫改变态度，以免被置于全欧会议之外。从1973年7月至1975年8月，欧安会分三个阶段举行。会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通过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文件包括10项原则、7项条款和3项有关后续措施的规定。最后文件主要反映了东西方在苏联一贯坚持的欧洲各国边界“不可侵犯性”和西方历来鼓吹的“尊重人权”、“人员和文化交流”两个问题上的斗争和妥协。
欧安会是东西方化和的高潮，从东西方关系发展的态势来看，可以说是20年来欧洲形势发展的一个总结。
欧安会召开期间，1973年10月，除法国、冰岛以外的北约成员国和华约成员国举行了中欧裁军会议。由于双方都想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保持或争取优势，因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它反映了东西欧要求相互接触，关心欧洲地区安全的趋向，也可以作为东西方缓和的一种体现。
总的来说，在70年代，无论是美苏关系还是整个东西方关系，与冷战时期的封锁、隔绝、激烈对抗形成鲜明对比，东西方缓和对国际局势的改善和东西方关系的发展是有益的，它加强了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趋势，因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 

第二章 重要的战略问题——南北关系 
第一节 南北关系的根源和实质 
南北关系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位于地球的南半部，所以通常被称为南方国家；而发达国家大多位于地球的北半部，所以通常被称为北方国家。但南北关系主要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 
当代的南北关系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前绝大多数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南北关系就是战前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关系在战后的延续和演变。而南北关系的形成是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相联系的。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整个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几乎所有原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获得了政治独立（战后独立的国家由近百个，加上战前独立的，共有130多个）。由于民族独立的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恢复了国家主权，所以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个以所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以所有民族独立国家为一方的新的国家间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南北关系。 
南北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其他关系都是由它派生并为它服务的。南北经济关系包括商品交换关系、金融货币关系、资本输出输入关系、技术转让关系等。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它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从总体上看，南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第二，产业结构低级。第三，对外经济关系的依附性。 
发展中国家这些基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控制、掠夺和剥削殖民地附属国的产物。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但反映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世界经济体系即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却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仍然是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不公正、不平等、不合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依然受到旧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束缚、限制和损害，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㈠国际生产体系中旧的国际分工。㈡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㈢国际金融领域的不平等关系。㈣技术转让中的控制与被控制。 
第二节 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南北谈判 
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目标和内容 
要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从落后向先进转变，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过渡，对外经济关系从依附性向独立性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必须改革和破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1961年不结盟国家第一次首脑会议提出废除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及稳定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等要求，开始涉及反对经济旧秩序的问题。1964年第二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发表的宣言要求重建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在1974年4月召开的第6届特别联大上，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议。会议通过了“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指出，国际经济新秩序应是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主权平等、相互依靠、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础上的各国的经济关系体系，这种秩序将纠正不平等和现存的非正义，并且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日益扩大的鸿沟有可能消除，并保证目前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在和平与正义中稳步地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文件要求富国尊重穷国的主权和权益，考虑穷国的利益，对世界财富和收入进行公平的分配，保证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源作合理的配置，使穷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有平等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两份文件是发展中国家声讨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檄文，也是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纲领性文件。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目标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起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这个新秩序的基本特点是：⑴主权平等。⑵公平合理。⑶互利合作。⑷共同发展。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是：⑴要求改革旧的国际商品贸易制度，改善贸易条件，提高并稳定初级产品的合理价格。⑵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发展基金，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权，对重大国际金融问题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决策权。⑶要求增加发展援助。⑷要求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确保发展中国家对本国资源的永久主权。跨国公司的活动必须受到所在国的法律约束，不能超越民族国家的管辖范围。

二、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主权和本国资源的斗争 
战后以来，第三世界为改变不平等、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新型的南北关系，谋求民族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其中以维护石油权益的斗争、反对海洋霸权的斗争、保护原料资源的斗争最为突出。 
1．维护石油权益的斗争。1960年9月14日，中东的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拉美的委内瑞拉在巴格达聚会，宣布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OPEC），决心以集体力量维护第三世界的石油价格。从此，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了收回油价决定权的斗争。第三世界产油国的斗争宣告了廉价石油时代的结束，向全世界表明，第三世界使本国自然资源的真正主人。 
这次石油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具有极大的意义： 
⑴大大增强了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实力，国际收支得到了很大改善。 
⑵有效地孤立和打击了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美国。 
⑶西欧和日本为了自身利益不顾美国的阻挠，纷纷与产油国进行对话，西方阵营分化加剧。 
⑷大大鼓舞了第三世界的信心，加强了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南南合作。 
2．反对海洋霸权的斗争。在产油国斗争的前后，拉丁美洲也掀起了反对海洋霸权的斗争。为了保护沿海的自然资源，捍卫合法的领海权，维护自身的安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同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进行了数十年的斗争。早在1947年，智利、秘鲁就率先宣布它们的领海宽度为200海里。此后，200海里领海权成了整个拉美国家斗争的焦点。这个斗争还广泛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界。1973年，第10届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海洋法问题的宣言》，宣布沿海国家有权在其领海以外划定专属经济区，范围可达200海里。同年9月，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决议，支持沿海国家的要求。到70年代前半期，在110多个沿海国家中，已有80多个国家同意上述主张，这使美苏等少数国家陷入极度的孤立中。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法》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公约规定，沿海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主权和在领海外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以及对大陆架资源的主权。 
三、南北谈判 
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同发达国家进行对话和谈判，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开始认识到与发展中国家对话的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南北谈判拉开序幕。南北谈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是南方国家制定政策、进行组织准备的阶段；70年代是南北对话全方位展开阶段；80年代以来，南北谈判陷入僵局。 
1．60年代的南北谈判。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后，迫切要求改变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实现经济独立。在南方国家的推动下，1964年3月召开了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拉开了南北谈判的序幕。从此，南北谈判就成了联合国议程中的重要问题，南北谈判的进程不断发展和制度化。这一时期是南北谈判的初始阶段，第三世界开始通过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向国际经济旧秩序发起了冲击，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为这一斗争作了组织准备。 
2．70年代的南北谈判。70年代是南北谈判迅速发展的一个时代，出现了一个高潮，取得了一些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七十七国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南北谈判的成就主要有：联合国贸发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的条约；一些发达国家同意减免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表决权有所增加。其中最大的成果是《洛美协定》的签订。1975年2月，欧共体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南方国家签订了一项贸易和经济协定，为期5年，在协定中欧共体做出了较大的让步。 
3．80年代的南北谈判。与70年代也一样，80年代的南北谈判仍然主要体现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上。不同的是，70年代南方国家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80年代情况则发生逆转，南方国家经济日益恶化，由攻势转为守势，南北对话陷入僵局。 
1981年10月，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了一次关于国际合作与发展的会议，参加者有14个南方国家和8个北方国家的代表。这是自南北对话以来进行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议。但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此后，美国对南方国家提出的一系列谈判要求以及联合国的呼吁都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南北谈判陷入僵局。这一时期南北谈判的唯一成就是，欧共体与非加太国家间签署了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洛美协定。 
四、南南合作 
所谓南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在集体自力更生的思想基础上，以互相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为原则，不断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在南北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南方国家开始了他们彼此间的合作进程。 
1．南南合作的历程。 
1955年4月，亚非25个发展中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了有名的万隆会议，这次会议最早确立了南方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原则基础，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年代初，南方国家间开始成立一些原料生产和出口国组织，加强了南方国家间的政策协调。1961年，25个发展中国家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成立了不结盟运动组织，1964年成立了著名的“七十七国集团”，这两次会议和这两个组织是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除了这两大发展中国家国际在之外，这一时期还成立了一系列其他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如1960年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非洲国家咖啡组织”；1967年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1968年成立了“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1973年成立了“加勒比共同体”；1980年成立了拉美一体化协会；1981年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1985年成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此外还成立了“非洲花生理事会”、“非洲油料生产国组织”、“非洲发展银行”、“西非货币联盟”、“中非经济和关税联盟”、“东非共同体”等。 
2．南南合作的局限性。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由于种种原因并不一帆风顺，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障碍，这些问题和障碍主要表现为： 
第一，南方国家自身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大多数南方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单一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生产技术水平不高，国际分工不发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通讯等十分落后，从而为开展相互合作增加了难度。 
第二，政治上的相互敌视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和共同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纷繁复杂，社会制度各异，加上以往的历史纠纷、领土争端、宗教冲突、部族矛盾等，第三世界国家间常常处于长期的敌对中，甚至彼此间战争不断。两伊战争、海湾战争、波黑战争、伊拉克战争、非洲大湖地区的战争等。 
第三，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不同制约了它们的合作。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各国所关心的具体利益不尽相同，石油输出国关心的是维护石油资源的主权、石油价格的决定权和石油收入等，新兴工业国则比较关心制成品出口市场、商品信贷以及汇率的稳定等，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主要关心初级产品的资源开发、生产和加工等。这些利益的分歧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合作。

第三节  冷战结束后的南北关系
一、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挑战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压力和干涉，力图将西方的经济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发展中国家。某些西方国家甚至肆无忌惮地侵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干涉其内政。苏联解体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安全战略的矛头对准第三世界，美国和北约制定了所谓北约“新战略”概念，将北约的行动范围扩大到北约成员国以外，特别指出将对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冲突和纠纷进行干涉。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方国家所处的政治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更加不利。
经济上，⑴由于科技革命迅速发展，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⑵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贫困化进一步加剧。⑷发展中国家的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突出，南南差距在扩大，两极分化日益突出。这使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而西方发达国家则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支持某些国家打击另一些国家。
二、冷战后南北关系的主要方面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问题成为世界角逐的主战场，以及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南北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渐突出，南北关系也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向政治、军事等领域扩展。冷战以来的南北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外债问题。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各国所关心的具体利益不尽相同，石油输出国关心的是维护石油资源的主权、石油价格的决定权和石油收入等，新兴工业国则比较关心制成品出口市场、商品信贷以及汇率的稳定等，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主要关心初级产品的资源开发、生产和加工等。这些利益的分歧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合作。
2．发展援助问题。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大会曾做出决议，要求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把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作为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其中0.15%用于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但是到1989年，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只有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达到了联合国规定的发展援助指标，美国只有0.15%，英国为0.31%，日本为0.32%，德国为0.41%，美国最低。1995年，经合组织的发展报告再一次指出，美国的发展援助比例最低。而且，在发达国家的援助中优惠性资金（如赠予、无息贷款等）的份额下降，非优惠性资金比重上升。发展中国家一再呼吁发达国家执行联合国决议，实现规定的目标，并要求：⑴增加援助数额；⑵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但这些呼吁并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而且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发达国家的援助条件更加苛刻，援助国用经济援助手段对受援国施加政治影响的意图也更加毫不掩饰。欧共体明确将民主、人权确定为发展援助的必须条件，美国则进一步表示，实行多党制是美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的前提。可以预见，今后南北双方在援助数额和援助条件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将会继续下去。
3．军备控制问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过去意义上的东西方军备竞赛已不复存在，但第三世界的地区性军事冲突明显抬头，西方越来越关注第三世界的军事威胁，把避免核武器、化学武器、弹道导弹的扩散，避免地区性军事冲突升级或失控，作为国际战略的重点之一。据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目前第三世界的军费开支约占世界军费开支的20%，全世界20支最大的武装部队中有15支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美国已把限制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弹道导弹在第三世界的扩散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总之，冷战结束以来，南北双方在军备控制问题上不断交锋。
4．环境保护问题。首先，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竞相到东南亚、中南美洲和非洲采伐森林资源，发展中国家的森林资源则遭到严重破坏。近几年来，全球森林面积每年以采伐200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其中热带雨林每年减少1100万公顷，日本进口的热带雨林原木占世界热带雨林原木总进口量的52%。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全球每年约有2700万公顷耕地沙漠化，其中600万公顷成为沙漠。迄今，全球沙漠化面积已达40多亿公顷。更为严重的是，第三世界还是发达国家转嫁环境污染的对象。1986—1988年，发达国家向亚非拉国家输出的危险废物多达600万吨，亚非拉成了发达国家危险废物的堆放地核垃圾箱。发达国家还进行“环境侵略”，不断把一些污染严重而难以治理的产业向第三世界转移。第三世界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环境的破坏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饥饿和沉重的债务负担，不得不过分开发利用和廉价出卖自己日益贫瘠的资源，对生态环境的恶化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不论从总量还是按人均水平来看，发达国家在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上仍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环境恶化负有主要责任。例如，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量的5%，但却排放了21%的二氧化碳，全世界每年燃烧煤、石油、天然气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由2/3来自工业发达国家。为此，南方国家要求北方国家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承担起更多的义务。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环境会议”，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文件。美国借口维护其国家利益，拒不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上签字，对落实《21世纪行动议程》所需的资金也没有任何承诺，在会上空前孤立。另外，小布什政府更公然撕毁了它已经签署的有关保护全球环境的《京都议定书》。
5．反毒品问题。毒品的原料种植地主要集中在亚洲的“金三角”、“金新月”地区和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据联合国统计，1988年秘鲁、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三国的古柯叶种植面积达35—36.5万公顷，其中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古柯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0%以上。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加工国，其可卡因产量几乎占世界产量的75%。近年来，位于泰、缅、老三国交界处的“金三角”和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边界的“金新月”的毒品产量迅速增长。“金三角”1989年的毒品产量达2000吨；而欧洲毒品市场上出售的海洛因有80%则来自“金新月”。世界毒品的消费市场主要在欧美发达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麻醉品消费国，美国消费的各种毒品占世界毒品总产量的65%。
目前，毒品的生产、加工、运输、贩卖和消费已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全世界的非法毒品交易额每年达5000亿美元，仅次于军火交易，全世界吸毒人数约5000万。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有10万人死于吸毒。多年来，有关国家展开了规模不等的扫毒战，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收获并不十分大，吸毒、贩毒现象仍然广泛存在。
在反毒品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根除毒品来源是扫毒的关键，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认为，毒品泛滥的主要原因是欧美地区，尤其是美国有巨大的毒品需求，从而刺激了毒品的生产。为了彻底消除毒品的非法种植和生产，第三世界国家提出把扫毒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支持毒品生产国以其他经济作物取代毒品原料的种植，解决依赖种植毒品的农民的生计问题，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援助。
三、南北关系的前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北对话陷入僵局，第三世界提出的在联合国举行谈判和一揽子解决方案的要求均未得到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力图维护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对第三世界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要求持僵硬态度，南北关系的改善受到严重挫折。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北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仍将是南北之间的主要矛盾，南北矛盾会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应当不断推进南南合作进程，以南南合作来促进南北对话，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第三章 “富国俱乐部”  ——西方发达国家间关系 

第一节 美国与西欧的关系
战后初期，西欧的严重困难和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促使美欧之间结成了大西洋联盟，50年代中期以后，西欧各国经济实力开始恢复并走向联合，逐渐对美国产生了离心倾向。60、70年代，欧共体的迅速发展、法国西德独立外交政策的提出逐渐导致了美欧同盟的分化。这种分化在80年代曾一度改善，但90年代以来，美欧关系逐渐进入一个合作与矛盾并存的调整时期。
一、大西洋联盟的形成
大西洋联盟是战后初期国际局势和国际斗争的产物，是美欧相互需要的结果。
作为二战中唯一没有遭受战火破坏的交战国，美国在战争期间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战争中大发战争横财，战后一跃成为拥有西方世界一半工业产量、三分之一出口量和四分之三以上黄金储备的超级强国。它一度还垄断了曾被认为“足以改造世界命运”的原子弹。在海外占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和托管地，并对许多国家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在雄厚的势力基础上，美国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称霸世界成为其首要战略目标，按杜鲁门的话说：“全世界都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为此，美国力求控制对其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欧洲，利用西欧来增强遏制苏联这一主要对手的力量。
除了称霸和遏制苏联的因素外，经济考虑也是促使美国与西欧结盟的重要因素。出于避免经济衰退的考虑，美国也不得不拉拢西欧，在西欧这一经济基础良好、市场广大、需求又十分紧迫的地区为过剩商品和资金寻找出路。
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动力推动美国在1947年前后逐步形成了以支持西欧的复兴与联合，进而促使其与美国紧密合作为要点的大西洋联盟政策。
在美国采取主动的同时，处于困境中的西欧各国也有着向美国靠拢的强烈愿望。战后，西欧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为此，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需要美国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大西洋联盟就具备了充分的现实性。大西洋联盟的形成是从美国在经济上援助西欧开始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马歇尔计划”。
在以经济援助笼络西欧的同时，美国还致力于在西欧建立服从于本国战略利益的政治与军事集团。杜鲁门表示：“要使经济复兴获得成功，必须采取某种对付内部和外部侵略的保卫性措施。”西欧鉴于自身力量不足，也希望借助美国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和与苏联抗衡。为此，在美国支持下，1947年3月，英法两国在顿刻尔克签署了英法同盟互助条约，率先确立了两国在战后的战略同盟关系。1948年3月，在英法同盟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这是一个以军事同盟为核心，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的西欧集团。这一集团名义上是防御德国，但实际上却是针对苏联。经过反复磋商，1949年4月4日，12个西方国家正式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1955年5月5日，美国又将西德拉入北约，最终建成了以美国为主导、囊括了西欧主要国家的大西洋联盟。
二、西欧的联合与美欧关系的发展变化
50年代中期以后，美欧势力对比发生变化，西欧各国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日益走向联合，实力重新开始增强，美国则因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实力相对削弱。适应这种变化，美欧关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变化时期。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不仅使美国的政治威信遭到沉重打击，而且给它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实力地位的下降，使美国失去了控制盟国的最有效的手段。
与美国的情况相反，50年代以后，西欧各国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实力逐步恢复。
实力对比的变化造成了美欧同盟关系的分化和内部裂痕的扩大。西欧不再单纯依附于美国，而是日益注重提高自己的地位，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欧关系的这种变化在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美欧经济矛盾日趋上升。美欧经济矛盾最初出现于60年代初期，集中于货币、投资和贸易三大领域。
第二，西欧走向联合并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1951年，在“舒曼计划”的基础上，西欧6国成立了“欧洲煤钢联营”，将成员国的煤炭和钢铁工业置于同一机构的管理之下。1957年，6国有在罗马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1967年7月，三个组织合并为统一的欧洲共同体，成为实力最强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
欧共体成立后发展十分迅速。虽然其内部各国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时有争端，但在10多年的时间里其成员国由最初的6国扩展为80年代的12国，先后形成了同一的关税同盟，实施了共同农业政策，初步建成了一个商品、资金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欧洲共同市场。70年代以后，又开始向统一的货币体系方面迈进。到79年代末，欧共体在国民生产总值、外资总额、黄金外汇储备方面均超过美国，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经济对手。此外，欧共体还加强了政治合作，将每年两次的外长会议定期化，成立了欧洲理事会，选举了欧洲议会，开始作为一个新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逐渐在对苏政策、中东政策等问题上同美国唱反调。
第三，法国和联邦德国提出独立的外交政策。
70年代以后，美欧同盟关系进一步变化，双方从战后初期的“主从关系”、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分化竞争关系”逐渐演变为70、80年代的“平等伙伴关系”。标志着这种新型关系确立的，是“新大西洋宪章”的制定。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以后，意识到美欧关系已经出现一种裂痕。为此，上任之初他就出访西欧5国，提出了建立美欧伙伴关系的口号。1973年4月，基辛格宣布该年为美国的“欧洲年”，建议美欧共同制定一份“新大西洋宪章”。在美国的一再倡议下，1974年6月，除爱尔兰之外的欧共体8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15国首脑共同签署了被称为“新大西洋宪章”的“大西洋关系宣言”。宣言强调，美欧间要在“友好、平等和团结的精神”之上“保持密切的磋商、合作和相互信任”。
“伙伴关系”建立以后，美欧关系与60年代相比有所改善，逐渐形成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相互依存和相互配合、经济上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新态势。 
三、调整中的美欧关系 
进入90年代，随着苏联的瓦解，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在当今世界的领先地位进一步突出，国际影响力急剧上升。但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美欧之间虽然总体上还继续保持着战略同盟关系，但其纽带已大大松弛，相互间的矛盾和摩擦也远比过去复杂和激烈。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特别是从1992年起，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长达8年的持续增长时期，既超过了几十年前的“德国奇迹”，也超过了“日本奇迹”。在实力基础上，美国重新确立起领导“世界新秩序”的战略目标，在它看来，“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同时具有道义上的声望，也具有维持着一声望的手段。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聚集维护和平力量的国家。正是这一领导的重任以及实力，使美国在一个寻求自由的世界中成为自由的灯塔”。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继续把美欧关系放在重要位置，强调“集体安全依然是美国的战略中心”，美欧联盟和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只不过这种关系的要点是使美国“在平等的伙伴关系中居于领导地位”。 
联合的欧洲90年代以来的发展也十分引人注目，虽然每一个单一的欧洲国家经济实力都远远不及美国，但作为一个整体，欧共体的实力却十分强大，在一系列重要经济指标上甚至超过美、日成为世界第一。同时，欧共体内部的一体化进展也十分迅速。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标志着欧洲经货联盟最终形成。2002年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的货币，各国货币退出历史舞台。1995年1月1日，欧盟接纳瑞典、芬兰和奥地利，其成员增加到15国，随着欧盟东扩进程的启动，到2004年5月1日，将有10个国家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将进一步增加到25国。欧洲联合的扩大和发展史欧洲的政治雄心随之增强，力图“承担其他的全球责任，以一个声音说话、行动一致”，并“使未来的欧美关系成为平等的伙伴关系”。显然，相近的实力地位和战略目标必然导致美欧关系呈现出与过去极不相同的态势，开始进入一个矛盾进一步增多、摩擦进一步加剧、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调整时期。 
在政治方面，应该肯定，美欧之间仍会以合作为主。尽管苏联这一共同的敌人以不复存在，但由于其继承者俄罗斯继续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同时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地区性冲突明显增多，欧洲的安全和稳定仍面临重大威胁，因此美欧联盟仍有存在的必要，欧洲的安全仍离不开美国的保障。但是，同过去相比，美欧政治关系中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拆台的现象更为显著。如在波黑冲突、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欧洲与美国的立场明显不同，甚至几乎反目。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美欧间也存在重大分歧。特别是在重建欧洲安全机制以及美国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双方分歧更大。看来，美欧在欧洲未来安全体制上的分歧将会进一步加大，在由谁来主导未来欧洲安全的问题上，美欧将有可能彻底分道扬镳。 
经济方面，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双方的经济关系则表现唯一矛盾和摩擦为主要景观。 
文化方面。冷战后，美欧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实际上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总体上看，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同属于西方文化，向全世界传播西方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模式和人权价值观念使它们共同的战略目标，它们也都怀有强烈的改造世界的使命感，充满狂热的“布道”、“传教”感情。但美国的文化中拥有更多的强权和霸道色彩，更多的是以实力为基础，用拳头说话，因而遭到各国不同程度的反感和反对，而欧洲文化中带有更多的人道和普世色彩，人情味较浓，更容易被人接受。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它们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同和矛盾，也使得二者在许多问题上不可能站在同一个立场上。 
总之，未来美欧关系的主调仍是合作与斗争并存，但斗争的一面将不断上升，合作的一面将不断下降。

 第二节 美日关系 
在很长时间里日本是美国的“小伙伴”，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障。20世纪60年代，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迅速上升为西方第二大经济强国，此后日本于70年代初提出了“多边自主外交”的口号，在强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时力争更多的外交自主权，同时在经济上日益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日美关系成出现了前景不明朗的状况。但随着美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和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以及美日对中国迅速强大的担心，美日重又在政治和军事上接近和联合起来。 
一、美日安保体系的建立 
美日安保体系建立的前提是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 
为了有效地控制日本，占领初期美国在日本一度采取了较严厉的管制措施，按西方模式实施了大规模的民主化改革。这些改革措施有：解散军队，逮捕战犯和整肃军国主义势力；修改宪法，变绝对天皇制为相对天皇制，确立议会内阁制，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权力；解散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经济后盾的财阀集团；取消秘密警察，国家神道分离；教育自由主义化；在农村推行农地改革等。这些改革尽管并未彻底贯彻，但推动日本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同时也为日后长期的美日主从关系创造了条件。 
冷战爆发后，适应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需要，美国逐渐改变了过去压制日本的做法，转而对其加以重建和扶植，使之成为太平洋地区美国最大的战略基地。1951年，美国抛开新中国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的对日和会，9月18日48个国家签署了所谓“对日和约”，一方面确认日本重新获得国家的政治独立，同时又规定外国武装部队在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后可以在日本领土驻扎，实际上确认了美国在日本驻军的合法性。在旧金山和约签字后仅仅5个小时，两国就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美国可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军队，用于“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也有权镇压日本国内爆发的大规模暴动与骚乱”。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美安保体系的正式确认，从此，日本便被牢牢地帮在了美国的战车上，日本在获得美国提供的军事安全保障的同时，不得不在政治和外交上追随美国。 
在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日本政府也要求在维护日美安保体制的前提下，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提高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1960年1月，日美两国在华盛顿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对日美安保体制作了一定的修正和调整。 
二、日本的雄心——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 
从1946年起，日本开始走上艰难的经济恢复之路。在恢复经济初期，日本实行了以牺牲其他产业为代价的超重点倾斜生产方式，将经济稳定和恢复的赌注押在煤炭和钢铁两大工业上。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战争期间美国向日本进行了大量持续的军事订货，这强有力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增长。1951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恢复到战前平均水平，1955年超过战前39%。从1955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起飞和高速发展时期。特别是60年代后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从1968年起，日本的经济实力超过西德，成为西方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使日本逐渐树立起政治雄心，从70年代起，日本开始改变战后长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低姿态，试图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争当政治大国。1972年，日本田中角荣首相首次提出以提高日本国际政治地位为目标的“多边自主外交”，强调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日本的国家利益自主决定外交政策，逐步承担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自田中之后，79年代的历届日本政府都提出过类似的政策主张。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积极恢复和发展了日中友好关系，巩固和扩大了同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和政治联系，首先倡导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美关系的重大变化。 
20世纪70、80年代美日关系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日渐提高，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战略伙伴和盟友。进入80年代，日本全力加强了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合作，日本自卫队将防卫范围扩大到了1000海里，防务开支年均增长7%，突破了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传统限制。此外，日本自卫队还积极与美军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制定联合作战计划。 
三、美日经济关系与经济摩擦 
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与美国的大量援助和多方扶持密不可分。1950—1967年间，日本除接受美方大量的军事订货外，还先后从美国引进27亿美元资本，占其引进外资总额的66%。1950—1970年间，日本还从美国获得了4619项新技术，为日本经济的腾飞和技术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美日经济关系开始呈现出摩擦和协调并存的态势，与双方不断加强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形成了鲜明对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点：⑴实力对比的变化是根本因素。⑵除客观因素外，主观上美国对日本的不满情绪也在逐渐加强。⑶日美经济摩擦还与日本在与美国分享经济权利方面信心逐步增强有关。 
日美经济摩擦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处于经济起飞初期的日本利用本国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优势，大力向美国输出日用小百货、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则在国内生产商的要求下宣布对这些商品实行进口配额制度，这是战后美日双方首次贸易摩擦。60年中期以后，双方在投资、贸易、货币领域的矛盾均有所上升，摩擦开始呈激化之势。 
进入80年代，日美经济摩擦从以前的局部和间歇性矛盾扩大为在经济的各个方面频繁发生的“综合摩擦”。而且在运用经济手段难以平衡美日贸易逆差的情况下，美国开始动用行政手段，以经济制裁相威胁迫使日本让步。 
应该看到，在美日经济关系方面，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始终远远大于美国对日本的依赖，这使得日本在两国发生经济摩擦时不得不始终以维护日美战略关系为重，采取妥协和息事宁人的让步政策。加上美国也十分需要借重日本的经济实力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因此90年代以前的美日经济关系总体上是以协调为主。 
四、冷战结束以来的美日关系 
战后持续40多年的美日战略同盟的重要后果之一是，日本凭借美国的军事安全保护得以放手发展经济。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增长的步伐开始放慢，尤其是1992年以后更是处于所谓“综合不景气”状态。 
实力地位的变化，加上苏联瓦解后共同敌人的消失，给持续40余年的日美战略同盟造成了巨大冲击。美国不再需要日本作为对付苏联的战略基地，日本由于安全威胁的减弱对美国的依赖性也大大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大大松弛了冷战后初期连接日美两国关系的纽带。但随着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确定为其潜在的竞争对手，将遏制中俄、称霸世界作为其未来战略的重点，日本的作用又重新凸显出来。 
20世纪90年代一开始，日本就提出了修改宪法、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更大的政治目标，并采取了一系列以实力为基础、立足亚洲、走向世界的战略步骤，处处以亚洲代言人和世界强国的身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1991年，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明确表示：“西欧和日本同美国一样，作为应发挥主要作用的国家显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大国态度并不积极，美日政治关系出现了越来越不和谐的声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互间的不信任和不满情绪日益上升。二是防务矛盾日益加深。 
除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矛盾外，经济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是当前美日关系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克林顿上任以来，将经济安全列为外交政策的首要支柱，从而导致双方经济矛盾进一步激化。首先，在美国对日贸易巨额逆差这一焦点问题上。其次，美日金融摩擦进一步激化。再次，高科技领域的摩擦愈演愈烈。 
90年代美日关系的动摇和矛盾的加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两国长期的合作和联盟，但应该看到，日本还远远不足以成为美国的全球对手，尤其是政治和军事方面更是如此。整体上讲，在可预见的将来，美日关系仍将以合作和协调为主，矛盾和摩擦将始终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 
第三节  战后发达国家间关系的特点
战后美欧日同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与冷战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间经济联系的空前加强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实力的相对突出及其拥有的足以给欧洲、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保证了同盟关系的相对稳定性。而且，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间第一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发生战争和武装冲突。战后西方发展国家建国心中的这些重要现象，反映出一些显著的特点。
一、共同对手下的联合
战后西方同盟关系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在于它们是在面临苏联的崛起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联合起来的。西方阵营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在战后初期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没有苏联的崛起及其被西方各国视为共同的敌人，很难想象它们会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对外一致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此外，在整个冷战期间，西方联合态势的强弱也受到苏联这一共同对手威胁大小的巨大影响。
二、与力量对比变化相适应的控制与反控制
西方联盟的形成也与战后美国实力的相对突出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曾经互为对手、相互矛盾和斗争达数百年的西方各国才得以在“保卫自由世界”的旗帜下走上联合的道路。同样由于这一点，也使西方联盟内部始终存在着与各国实力相适应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种斗争也构成了战后发达国家间关系的重要特点之一。
战后初期，美国凭借其绝对超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制定了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遏制苏联，也有必要控制西欧和日本，将其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使西欧和日本不再构成对美国地位的挑战，同时利用它们作为抗衡苏联的前沿阵地。
然而，随着西方各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其联合的程度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为了提高各自的国际地位，西方联盟在战后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充满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削弱和西欧、日本实力的增强，这种斗争日趋激烈。
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欧、日本经济实力的恢复和迅速发展，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更加显著，各国不顾美国立场而自行其是的事例比比皆是。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各国实力对比的进一步变化，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进一步得到强化。
三、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
除政治关系方面的特点外，经济上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间关系的最显著特点是，它们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这一点也是战后西方阵营得以形成并始终充满矛盾和摩擦的重要原因。
四、行之有效的内部协调与磋商机制
二战以后，尽管国际社会仍然战争不断，在40多年的冷战时期全世界共发生了170多次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社会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等都先后发生国直接的武装冲突。只有发达国家间较成功地避免了战争，成为各类国家集团中最稳定、合作程度最高的一个。而发达国家之间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成绩，除了共同面对苏联的威胁之外，还在于他们内部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协调与磋商机制。
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协调与磋商机制是全方位的。从层次上看，包括：㈠共同的协调和磋商，即在对待全球性事物或共同关心的事物时采取一致行动；㈡多边的协调与磋商，即就西方内部需要解决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问题举行的协商和磋商；㈢双边的协调与磋商，即两国在发生矛盾和摩擦时采取协调行动；㈣一国主动采取克制和和解举措，即出于更高的利益考虑，在与别国发生或有可能发生冲突时主动妥协。从渠道和方式看，主要包括：㈠全球性渠道，西方各国常常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世界性组织协调彼此的立场，化解矛盾。㈡国际会议和多边谈判。每年定期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北约部长理事会等都有效地协调了各国的政策和行动。㈢领导人的互访和双边谈判。这是战后西方各国最常采取的协调和磋商行动，它使许多过去可能导致两国兵戎相见的矛盾得以在谈判桌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