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生存纪录片:日本早在１９３９年就已经败给了中国

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４年半内，中国独自抗击着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后来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盟国的美国和英国，在此期间基本上没有援助中国，而且竭力推行“绥靖政策”，甚至继续向日本出售日本最为缺乏的战略物资。苏联虽然曾经给中国以有力的援助，但要中国以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偿还其售予的武器装备。为避免两面作战，苏联在国际关系上也采取不干涉日本的“中立”立场。中国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粉碎了日本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南进”或“北进”基地的战略计划，迫使日本陷于“中国泥潭”而无法自拔。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其主要决策者们认为只需“对华一击”，就可以迫使中国屈服。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询问战争所需时间时，他说“一二个月足够了”。但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既未被消灭，中国政府也未屈服，依然坚持抗战。而敌后战场则愈战愈强，建立了大批抗日根据地，收复了大片国土。１９３８年９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在向至华北视察的日本天皇侍从武官所作的《情况报告》中说：“占领区内……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

　　此时的日本，不仅在军事上遭到严重的挫折，战略进攻势头已成强弩之末，在经济上也逐渐陷入困境，国力开始下降，战略原料缺乏；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劳力、能源和粮食均感不足。

　　１９３９年，日本的军费支出已高达６１.５６亿日元，国防工业的生产计划已不能完成。当年冬，“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当年１０月２日，就任参谋次长的泽田茂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叙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依靠武力决战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

　　其实，他的前任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也有与他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继续打下去对日本非常不利；即使打下武汉、广东，也不可能使中国屈服，而且“日本内部由于人心恶化，失业者发生生活问题，出现了反战思想，将更加陷入困境。”正是由于中国坚持抗战，使日本逐渐陷入“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

　　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３年时间里，日本连续更换了７次内阁(近卫文磨〔第一次〕、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近卫文磨〔第二、三次〕、东条英机)，每次都不过半年时间。他们虽然不断地变换对华策略，并采取了“战略轰炸”、“海上封锁”、“三光政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等各种手段，但谁也未能扭转这种越陷越深的不利局面。冈村宁次认为：“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

　　１９３９年７月５日，日本参谋本部在草拟结束战争的秘密方案中说：“如果今后仍然打下去，那将是徒劳的。要想通过这次事变一举全面解决中国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广大国民已显疲劳之色，久战必将生乱。”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５日，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大阪各界招待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国民政府还拥有军队２４０个师，另外还有游击队１００万以上。如何解决此巨额军队，如何应付国内经济问题……都是棘手问题。”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日，日本天皇也已感到形势不妙，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实际上这时日本已经被中国的抗日战争拖到精疲力竭的边缘。正如战后日本人自己说的：“日本在败于美国的物质力量之前，早就已败给中国的民族主义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初期，日本投入的陆军仅１０个师团又３个混成旅团，在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但在部署陆军３５个师团、１个骑兵集团和４４个混成旅团(含关东军１３个师团和２４个混成旅团)的中国战场上，日军的形势却很不妙，日军的作战不仅没有“粉碎敌抗战企图”，反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吃了败仗。

　　１９４２年５月９日，日本天皇质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不能设法解决中国事变吗?”就是这个五年前对日本天皇说打败中国“有一二个月足够了”的杉山元，这时已找不出挽回失败的办法，只好所答非所问地回答说：“正在研究之中”。

　　１９４３年，冈村宁次和重光葵对侵华战争已有共识：只有让步妥协，除此别无良策。据重光葵在战后所著《昭和的动乱》中记载：当时日本天皇迫切希望与中国尽快“恢复和平”，表示只要能维护国家的尊严，其他如海外领土等问题，不必多作考虑。

　　１９４４年，中国敌后战场普遍发起了攻势作战，正面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亦在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进行了胜利的反攻作战。虽然这时侵华日军已发动了“１号作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豫、湘、桂会战”)，并在豫中获得了战役上的胜利，但日本天皇在听取了中国战场形势的调查报告和日本国内军需工业状况的“绝望报告”后，明白了日本在战略上已经迈进了失败的门槛，认为必须“定下决心，除要求媾和以外，别无他法”。天皇遂于６月２２日指示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关于结束战争的问题，要具体作好研究，努力实现这一目的。”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战后，日本国内少数人说什么“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日本在中国业已获胜”，中国也有极个别人持这种观点，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等。对这类荒谬的说法，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曾给予有力的驳斥。他指出：“诚然，日军在中国战场局部战役中屡屡取胜，但是它的整个战争的目的却全然没有实现。中国虽屡屡受挫于日军，饱尝‘三光政策’之苦，并且还出现了汪兆铭（即汪精卫，其字兆铭）之流的投降派，可是它经受住了巨大牺牲及灾难的考验，实现了抗日的目的，即中国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者，而日本则是败者。其次，从狭义的军事上讲，自１９４３年以后，日军在华北不断遭到中方的迎头痛击，至１９４５年，则彻底陷于被动局面。”

　　井上清还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

　　美国和英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美国投掷原子弹，以及苏联出兵东北进攻日军，对战胜日本法西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无条件投降。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日本在投降之前，其主要军事力量已在中国消耗大半，仅在中国战死的将军，即有海军大将大角岑生、陆军中将田攻(死后追晋上将)、陆军中将阿部规秀等９６人，并且耗尽了国力，经济上已经崩溃。

　　再听听美国人是怎样说的：“即使不投原子弹，即使俄国不参战，即使不制订进攻的计划，日本也是会投降的。”

　　再听一听日本人是怎样说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１９３７年夏，日中全面战争爆发时，有谁能预料到弱国的中国竟能以帝国主义的日本为敌，将八年抗战坚持到底呢?但是，中国的抗战，成为将日本引入通向泥潭之路，继而又引发日美、日英战争，最后成为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决定性力量。”

　　也有人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１４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付出沉重代价而取得胜利的中国，我们更有充分理由，并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军民自始至终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中坚力量，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战胜日本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欧洲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而苏联则是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要力量。苏联在德苏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依靠苏联军民自身的英勇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