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漫人脸画法视频:江西省的“作秀”思考——吴新雄新政 马克思主义评论论坛

江西省的“作秀”思考——吴新雄新政

【内容提要】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江西“新政”也不会例外。部分媒体对江西省这种有利于底层民众利益的作为，不是抱着支持、鼓励的态度，而是冷嘲热讽，这不应该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应有的作风。作为新闻媒体对此应该起积极的作用，帮助政府逐步克服前进中的问题才是正确的态度。

　　　　　　　　　　　　江西省的“作秀”思考——吴新雄新政

　　　　　　　　　　　　　　　　郑现莉（摘编后首发于《中国财富》）

　　自从世纪之交，国家停止福利分房后，城市居民满足住房需求的途径被锁定在“以商品房为主体的市场模式上”了。于是，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房价开始全线飙升。高昂的房价逐渐成了都市人们沉重的话题，对中低收入群体更是如此。

　　在全国的很多老百姓都买不起房子已经成为常态的时候，在有些地方经济适用房建的比商品房还大还豪华的时候，在有些人开着奔驰宝马去买经济适用房的时候，在有些房地产商公开叫嚷“穷人不该买商品房”的时候，江西省委省政府竟然向中低收入家庭许诺，只要用“8至10年的努力”就基本具有买得起80平方米左右经济适用房，这怎能不让他们欢欣鼓舞呢？但也正是这种意外，不免让人疑窦丛生：江西省真的具有这种能力吗？自然进而也就会产生江西省是不是在“作秀”的疑问。为此，在春节到来之前，随着汹涌回乡的人群，记者赶赴南昌对此进行了采访。

　　江西“新政”鼓舞人心

　　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在一线城市和一些旅游城市尤其明显。以青岛市为例，在市委书记杜世成的“经营城市”思路带动下，“二线城市有着一线房价”。2004年第4季度，青岛房地产价格同比上涨19.8％，涨幅在调查的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列第一位。随后，市内四区商品房销售均价由每平方米4384元，上涨到2006年上半年的每平方米均价6288.2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青岛人的口袋。杜世成自己在2006年也曾提到，“现在青岛城市人均年收入水平1.2万多块钱，农民8000多块钱”。以三口之家来计算，每年的总收入为3.6万元。如果需要购买一套80平米的住房，需要大约50.3万元，即使全家人不吃不喝全部用来储蓄，也要大约14年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实际上，这又怎么可能呢？更要命的是，近年来房价的上涨速度在很多城市都远远超过了人们劳动工资的上涨速度，这实际上是剥夺了绝大多数人拥有自己的住房的可能。另一方面，太多的土地收益被一些地方政府贴在了脸面上。在杜世成的操作下，青岛成了“镶着金边的抹布”。

　　在这样高房价的压力下，江西省长吴新雄推出的关于经济适用住房的“新政”格外引人瞩目。

　　2006年11月9日，吴新雄就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基本住房和群众代表进行座谈会时表示：“江西省委、省政府决定，将在近期内出台十项‘铁律’，以确保全省中低收入家庭只用8—10年‘净’积蓄，就能买得起80平方米左右的经济适用房。江西省政府还将与各市市长签订相关责任状，如果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将追究市长的直接责任。”随后，江西省政府于2006年12月30日出台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推进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的若干意见》，对经济适用房的定价进行了明确规定：“经济适用住房的最高限价应以当地中低收入家庭通过8至10年的努力，基本具有买得起80平方米左右住房的能力为标准来计算。”

　　此项政策甫一出台就在网上网下引起了轩然大波，饱受高房价之苦的大多数市民无不认为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但在部分媒体上和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这又是一次“作秀”。其实，与其说是质疑，倒不如说是对江西实现此目标难度之大的担忧。就南昌市来说，划分中低收入家庭的上限是每年收入7210元，而南昌市的商品房均价已达到了每平米3500元。三口之家要购买80平米商品房的话，需要支付28万元，全家即使不吃不喝也要积攒13年。如果储蓄率按30％计算，则需要43年，更何况还有很多中低收入家庭还达不到7210元的标准呢？

　　由此可见，要实现江西省委、省政府的这一目标，困难的确是很大的，做出这样的决策需要的勇气之大也不难想象，出现一些质疑的声音也丝毫不令人奇怪。2007年1月16日，在“积极推进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新闻发布会”上，吴新雄省长用实际行动正面回应了各方面的质疑：“刚才省政府已经与各市市长签订了相关责任状。如果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将追究市长的责任。这不是作秀，这是为老百姓做实事。11个设区市已经做好了准备。江西以实干取信于民，群众请放心。”

　　第二天，南昌市率先在中低收入家庭相对集中的青云谱区三店、徐坊两个街道进行了试点工作。

　　采访期间，记者见到了一份新丰社区于2007年1月25日举行的评议会记录。上面记述：“社区元月17日公示‘关于进行2007年首批经济适用住房销售试点公告’，公告期为两天（17—18日）；居民申请期为三天（19—21日），这三天共发出84份申报表；社区从22—25日为评议阶段，我们对收到的表格共57份逐一上户调查核实，基本上符合条件。但是对无工作单位人员的收入（在外打工，无固定点）难以掌握准确，为了认真接受群众监督，于2007年元月26日公示，公示期为三天”，后面附上了区经房办、街办、社区的监督电话及57户居民的姓名、家庭住址、家庭人口、上年度人均收入等。在社区门口，尽管近1个月过去了，公示的内容仍清晰可见。

　　经过紧张工作，首批获得申购摇号权的390户中低收入家庭选出来了。2007年2月10日晚8时，这些家庭的代表齐聚南昌市广电中心1楼演播大厅，江西省电视台与部分网络媒体进行了现场直播，公证人员和监察人员也全部到场。省长吴新雄、南昌市委书记余欣荣、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刚、洪礼和等领导、嘉宾、各界群众代表也出席了本次摇号活动。

　　经过摇号，共有200户家庭获得了购买资格，他们已经全部拿到了经济适用房购买通知单。据悉，这200套全是现房，位于城南经济适用住房小区。

　　江西省11个设区市的市领导已经正式公布了2007年各地经济适用住房的建筑面积和住房最高限价。南昌市2007年的经济适用房建设总量为70万平米，建设标准为小套型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中套型80平米左右，最大不超过90平米，以80平米左右为主，最高限价为1860元每平米。九江市的规划总面积为20—28万平米，最高限价1200元；赣州总面积为23万平米，限价1358元；宜春总面积为8万平米，限价960元；吉安总面积为16万平米，限价960元；新余总面积为13万平米，限价900元；景德镇总面积为10万平米，限价960元；萍乡总面积为10米，限价960元；上饶总面积为14万平米，限价1000元；抚州总面积为8万平米，限价1100元；鹰潭总面积11.9万平米，限价1180元。各市首批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地点以及公开摇号确定第一批购买者的时间也都相继确定了，这表明，江西省经济适用住房“新政”已经进入实施阶段，这也许将成为2007年江西省乃至全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典范。

　　设定目标合乎国际标准

　　对江西“新政”的质疑，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以中低收入家庭8至10年“净”储蓄就能买得起80平米住宅为标准来限制房价是否恰当上。以发达国家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历史以及国际经验来衡量，都可以看到吴新雄省长所定的这个标准是合情合理的。

　　根据美、英、法、日四国的统计年鉴，当人均他们GDP达到1000美元时，其住房消费支出比例最大的英国为13.8％，均远远低于我国目前的水平。

　　对于房价与居民收入之间的比值，联合国人居中心规定的上限是3：1。如果“净”储蓄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按30％来计算的话，那么房价与居民“净”储蓄之间的比例，那么房价和居民收入之间比例的上限应该是10：1。应该注意的是，上述房价指的是市场价，而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却是在政府廉价提供土地的条件下建设的，理应低于市场价。也就是说，我国居民用低于10年的“净”储蓄买得起经济适用住房，才是比较合理的负担。由此可以看出，吴新雄省长做这样的期限规定是有科学根据的，也是在正常情况下普通居民为住房所应当承受的，超过这个期限就必然会加大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负担，也会破坏各个经济部门的平衡协调发展。

　　而在我国很多城市，房价与居民“净储蓄”之间的比例却远远高于上述指标。还以青岛为例，三口之家每年总收入为3.6万元，“净”储蓄为1.08万元。而青岛市的房价已上涨到了6288.2元，80平米的总售价为50.3万元，这整整是居民每年“净”储蓄的46.6倍。如果再考虑到我国已相当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上述比值还要高出不少。

　　这种形势表明，我国过分高昂的房价远远超过了国民的承受能力，这就逼迫他们不得不压缩其他生活消费品的支出，是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国际市场。据测算，2006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接近80％，远高于日本、美国的20％左右。这不仅威胁着我国的经济安全，而且外贸厂商的过分、无序竞争也压低了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导致大量财富白白外流。

　　任务仍很艰巨

　　在记者见到的那份座谈会记录上，列出了57户居民的基本情况。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自己的住房，要么与父母拥挤在一起，要么在外租房居住，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结婚或离婚，还有的是烈属和红军后代。对他们家庭的经济收入情况记者也进行了一番统计，这57户共计有家庭成员150人，他们全年的总收入为747820.40元，人均年收入为4985.47元，三口之家的平均年收入为14956.41元。按照这个收入标准，要达到10年“净”储蓄能购买80平米经济适用住房的目标，房价按1760元/平米计算，则平均每年要储蓄14080元，即使将资金的时间价值也计算上，每年的储蓄额也不会低于1万元，这就意味着这些家庭要将自己收入的2/3用于储蓄买房，显然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经济学上有个常识，家庭收入水平越低，恩格尔系数也即总收入中用于食品支出比例也就越高。此外，他们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还要用于衣物、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而这些支出在近年来也有不小的涨幅，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要达到2/3的储蓄率是十分困难的。

　　一位有幸摇到号的黄女士家里的状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她家三口人，婆婆和老公公早已不在了，每月的总收入约1500元，结婚15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住房。前些年，由于孩子小，还可以每月花150元租一室一厅居住，后来孩子大了，晚上也需要复习功课，不得不花300元租了个两室一厅。多年来，一直没有家的感觉，总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又要交房租了，思想上的压力非常大。两个月前，他哥哥为了帮助她，将她母亲接走了，她们一家三口搬进了父母家里，代价是老两口硬是被“分居”了。

　　提起这次摇号，黄女士依然十分兴奋，不管怎么说距离自己拥有一套住房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她认为多年来都没有遇到过的真正的惠民工程了。但谈起购房款，黄女士显然面有难色。她选的那套面积80平米，单价优惠了100元后为1760元，总房款为14.08万元。他家多年来的积蓄近4万元，为了买这套房子，她已经和父母商量好了，要把父母现在住的这套旧房卖出，可得5万元左右，但这其中的一半是属于她哥哥的，但她哥哥已经答应将这一半暂时借给她。尽管如此，还有5万元的差距。她有信心筹集到这笔钱，摇号一结束，她就把这个喜讯通知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大家都为她感到高兴，借到这些钱应该不成问题。入住后，他打算把父母接来同住，好在父母还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如果他们的身体在最近几年内不出什么大问题的话，还可以结余一些，全家人节衣缩食用几年时间还上借款还是有可能的。

　　以上还是基于2006年南昌市房价和市民收入水平的静态分析。如果在今后几年内，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也随着商品房水涨船高的话，要实现江西省委、省政府所制定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逐步提高市民的收入水平固然是很重要的方面，但在过去的几年内，房价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市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江西省建设厅厅长胡柏龄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南昌几年前的房价每平方米仅1000多元，现在均价达到了3000多元，有的楼盘达到了每平方米8000多元，可见涨幅之快”。居民住房矛盾的解决必然要求对这种过快增长的房价进行调控，至少也应当把房价的增长速度控制在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之下，才有可能缓解这一困境。而要做到这一点，对各级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谁推高了房价？

　　房地产界的名人任志强曾经说过，中国楼价为什么这么高？因为中国有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刺耳，但却“一语道破天机”。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房地产蓝皮书认定，北京39％的中高价位商品房是被外省市及境外购房者买走的，一半以上的高档公寓和别墅也是被这部分人买走的。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社会各阶层在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急剧增大。北京师范大学钟伟教授提供的资料表明，内地50个富豪的资产即相当于5000万农民的1年纯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其发表的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中也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拉大，已经接近拉美水平。通过对7140个家庭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是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水平。

　　暴富群体的相当一部分财富投在了象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上，其中山西煤矿老板的行为就很有代表性。

　　据《现代快报》一篇报道称，24岁的刘晓旭刚刚大学毕业，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新新家园里，一个人住着一套150多平米的三居室，而在东三环的远洋新干线楼盘，他还有一套161平米的三居室。这些房子是他的父亲刘向荣买的，他在山西大同左云县拥有一个年产10万吨的煤矿，这使他每年的收入都会在千万元以上。据刘晓旭讲，除了北京的两处房子外，他家在大同还有一套房子，在山东威海还有一套近400平方米的靠海别墅。尽管这套别墅已经买下两年多了，但刘向荣只去过一次，不去的时候也没有出租，定期有工人过来打扫，他觉得为了那点租金让别人住自己的房子，不值。

　　正是这些暴富群体或出于保值增值，或投机的目的拉高了高档住房的市场需求。而这些高端消费者也几乎吸引了所有房地产商的眼球，毕竟高房价背后的高利润是不言而喻的，于是他们所造的所有几乎房子都是为这些客户准备的。这样一方面，大量资金被投入到高档住房的建设中去，必然减少对中低档住房的建设，从而使中低档住房供应不足，甚至奇缺，导致房价高企，这种情况在一线城市尤其明显；另一方面，由于高端产品对中低端产品有价格指导作用，当高档住房价格确定以后，中低档住房也就会以其为参照，依次下挫定价，当高档住房价格高企，中低档住房的价格也会跟随上涨。这样，房价也就一步步地从高端走向了高端，离普通百姓也就越来越远了。

　　高房价背后的利益分配格局

　　对于房地产业的开发成本，房地产商们自然是讳莫如深，普通公众很难探知其详。2005年7月，福州市物价局在局长朱光华的领导下公布了一份当地商品房的社会平均成本清单——包括地价、建筑安装成本和配套设施费用等。在这份清单里，福州市物价局得出这样一些数据：土地成本占总成本的20％左右。商品房开发成本从每平方米1636元至3094元不等；销售均价从每平方米2500元至5500元不等。经测算，开发商的利润率平均约为50％，最低的约为20％，甚至个别者最高接近90％。

　　新华社对此报导后，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们坐不住了，纷纷在当地媒体上表态，指责物价局侵犯了他们的商业秘密。面对质疑，朱光华始终坚持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物价部门具有测算、发布自主定价商品的社会平均成本的职能，而且老百姓也有知情权，公布房价成本无可厚非。但最终反对的声音还是占了上风。物价局曾经向媒体每三个月公布一次这样的“清单”的承诺，在各方的重重压力下不了了之了。

　　其实，根本不需要物价部门的调查，通过对公开资料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商品房的成本。

　　江西省对经济适用住房的限价除南昌市外大都在1000元每平米上下，象宜春、吉安、新余、景德镇、萍乡等几个城市都是900多元。而这些房子的开发都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的，为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利润空间的。在江西省建设厅出版的《积极推进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若干问题问答》的小册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第八个问题是：“经济适用住房是否全由政府出资建造和补贴？”答案是：“经济适用住房不是全由政府出资建造和补贴。政府只负责落实依法依规以行政划拨方式供应土地，对建设和销售过程中的规费实行依法减免等优惠政策，以大大降低经济适用住房的建造成本。在建造过程中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建设单位垫付资本金、预售资金和银行贷款等途径解决。建成后，通过销售偿还垫付的资本金和银行贷款。”

　　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相比于建商品房，减少了土地方面的成本，只负担征用土地的费用，减少了政府的管理费用，而象土建和安装成本、勘察设计费、配套设施费、开发运营成本等则需要开发商负担。结合江西省的最高限价，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些成本总和不会超过1000元每平米。

　　这个推断也可以从一些中小城市的房价中得到佐证。例如与北京毗邻的河北省涿州市的商品房均价为1500元每平米，而这还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北京的消费者推动的结果，要知道与其相邻的北京市房山区商品房的均价为3500元每平米，大兴区为5000元每平米，在繁华的中关村地带则达到了1万多元。

　　而一套涿州的房子和位于中关村的房子相比，在自然形态上可能差异很小，甚至是一样的，也就是纯建设成本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售价则有天壤之别。显然，这个差额不是由房屋的自然属性产生的，甚至也不是由其所在的土地的自然属性产生的。政府在这里建设了道路、学校、政府机关等，使之具有了环境效益、金融效益、社会效益等，周边土地和建筑其上的商品房才有了高价格。它产生于全社会的经济发展，远了说它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积聚，往近了说它是建国以来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辛勤劳作的结果，它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

　　但在现实的房地产行业操作中却远不是如此。其中的一部分以土地出让金、政府管理规费、税收的形式转化为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成了公务员的工资、政府的运转经费，也有相当一部分转化成了宽阔的政府广场、高档轿车、豪华气派的办公楼等。还有一部分成了银行利息，但更多的则在开发商、部分政府官员和银行官员的合谋下，成了官员们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和房地产老板们的暴利。总之，和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没有多大的关系。这是一场对全民族的抢劫，这是中国财富榜上房地产商们能占据近一半席位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象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各大省会城市和其他旅游景点城市。而在中小城市，由于土地、房屋的附加利益不太明显，房地产商们得到的大致相当于社会资本的平均收益率，这才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房地产行业以及某些政府部门的不透明操作、地方政府在GDP冲动下的不科学发展观加剧了这一现象。原青岛市市长助理、崂山区委书记王雁利用自己的职权在土地出让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达496万元，最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狱中，他向记者坦承，掌握土地批租权的地方政府官员是开发商们攻关的首要对象，“表面上看，土地开发程序极为复杂，但实际上是各个环节的一把手说了算。我是全区的一把手，自然说一不二”。其次是“规划关”，青岛市原规划局局长张志光在2000年11月到2003年10月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利用职务之便，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房地产项目建设规划手续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96次非法收受38个单位和个人送给的人民币、美元、银行卡、购物卡、笔记本电脑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60余万元，最后也被判处了死缓。王雁属下的崂山区国土资源局局长于志军也是因为土地违法收受贿赂达53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近期更有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落马，虽未详细说明其违反党纪的行为，但已有消息人士称其涉嫌在国有土地转让批租中黑箱操作，多次收受房地产商贿赂，他在崂山区拥有价值千万元的豪宅，并有巨额家庭财产来源不明。

　　除了个人物质利益之外，作为地方领导，要想在任期内干出“看得见”的业绩，抓城市改造、房地产开发是最快捷的方式，并美其名曰“经营城市”。杜世成就曾大言不惭地说，青岛房价越高，越能提升青岛形象。此话激起滔滔民怨，有网友指斥其为了政绩，不顾人民死活，“像青岛杜世成‘青岛房价不能降’的鼓吹，是地方政府充当开发商帮凶的几种情形中，最厚颜无耻的，其背后必藏有不可告人的原因”。也有网友指其“外甥在做房地产，这房价能下来吗？”

　　这块由于城市的发展所导致的土地和房屋的升值部分，是全民共同所有的财产，它理应在各级政府代表人民的掌握下增进全民的幸福，但在这些年的实际操作中，它成了一部分权力、资本拥有者联合觊觎的“唐僧肉”。既然这笔财富是政府代替人民掌管的，那么，那么选择以高税收的形式转化为公共财政，还是采用行政手段限制房地产的高价格，将这笔财富直接返还给人民，就只是一个政策选择问题。事实上，也只有将它通过各种形式返还给人民，才有可能打击一些政府官员的寻租冲动，打掉房地产行业的超额利润，将其回归到在国民经济中所应当占据的位置，江西“新政”无疑对此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尝试。

　　“新政”与中央政府相一致

　　古人讲“安居乐业”，人们只有拥有自己的住房，才能有家的感觉，才能有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现有制度下，在大多数城市里，拥有住房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先决条件，进而子女才能名正言顺地进入公立学校就读，接受较农村、较小城市更好的教育条件。可是，在高房价面前，所有的这一切都会成为泡影，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层面。2006年年中，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沈阳、哈尔滨、福州等地对一千位普通公众就房屋调控问题进行的问卷调查就证实了这一点。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的房地产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演变成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引发许多影响城市社会稳定相关的问题。

　　就在记者即将截稿之时，国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全国建设工作会上讲：“住房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从十多年改革和探索的实践看，仅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住房领域的社会公平问题。”这无疑是对江西推动各级政府采用行政措施推进经济适用房建设政策的有力支持。

　　在住房问题越来越演化为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如果仍然拘泥于放任市场机制自由发挥的话，“社会公平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在新形势下，各级政府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新问题，突破旧有的框架，按照“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行使自己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责。但近年来，对市场机制的盲目崇拜、认为市场能自动解决公平问题的观念成了新的教条，无疑阻碍了政府应尽职能的发挥。

　　值得庆幸的是，建设部的表态表明中央政府对此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是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也符合“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江西“新政”也不会例外。这里有习惯思维方式的影响，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修正，在维护社会公平的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新政”无疑也会触动一些人的现实利益，遭到抵制在所难免。部分媒体对江西省这种有利于底层民众利益的作为，不是抱着支持、鼓励的态度，而是冷嘲热讽，这不应该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应有的作风。作为新闻媒体对此应该起积极的作用，帮助政府逐步克服前进中的问题才是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