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人狼游戏 百度云:追寻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者们的血迹:山西忻州礼拜堂、洋人窟和洋人坟掠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23:24:05
山西忻州城内西门坡，有一片40亩大的高阜，名叫三家店，也叫九龙岗、九原岗，俗称“圪旦上”，是高出平地数十米，鸟瞰全城的风水之地。1900年春，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在这里建立了礼拜堂，8位英国传教士在附近遇难，流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第一批血；1949年春，中 共晋中一地委委员华国锋，带着他的新婚妻子韩芝俊，从这里南下湖南湘潭县，开始了他幸运的政治生涯。顺便一提，圪旦下边就是刘家巷，从这里走出了现任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可以说，这里是洒满鲜血的中国最早的红色区域之一，将此地设立为红色旅游景点，也许并不过分。
2009年6月初，笔者陪同美国普度大学的张海燕教授，追寻了李提摩太的8位英国浸礼会教友，受清末山西巡抚毓贤及义和团迫害而殉难的血迹。考察中笔者感到，没有西方传教士的筚路蓝缕，流血牺牲，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忻州洋人坟等景点，可以将中国以十月革命和54为开端的鲜血染红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提前19或17年。改革开放之前当地个别史料对这批传教士的歪曲记载，纯属历史的误会。
李提摩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李提摩太（1845—1919），英文名Timothy Richard,字菩岳，英国浸礼会教士，是首先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介绍给中国的西方人。1870年来华，为该会代理人。初在山东传教，1876年因光绪三年的大旱赴山西太原、晋南赈灾。1887年离晋到北京、天津从事文学及编辑工作。1890年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同文书会任总办，1892年该会更名为广学会，李氏仍任总办。梁启超曾任其汉文秘书。广学会办有《万国公报》等影响较大的报纸，出版书籍130余种，大有助于中国人了解世界大势。1897年与夫人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庚子以后，他在处理山西教案善后中，用50万两赔款创办山西大学堂，任该校西斋总理。1902年在上海惠元一里设立的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编译了15种以上的自成体系的高等教育教材、书籍，如《物理学》、《矿物学》、《最新天文志》等。1902年在上海租界内创办了第一所华人学校——上海华童公学。1916年李提摩太回英国，1919年病逝于家乡威尔士。传教士苏慧廉著有传记《中国的李提摩太》。
李氏译著书籍百余种。他将元代李志常的《西游记》及多种佛教著作如《大乘信仰觉醒论》、《莲花经》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又将更多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译成汉文介绍给中国。1895年翻译英国罗伯特·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是戊戌变法前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
1898年及1899年，李提摩太就成为将马克思的“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1899年广学会出版的《大同学》，是李氏口述英人本吉明·颉德的《社会进化论》，由蔡尔康译成中文发表在《万国公报》1899年121—124三期上，后来出了单行本。此书共分四章，第一章论今世景象，第二章论进境，第三章论相争相进之礼，第四章论人世第一大事。书中介绍了英国19世纪大科学家达尔文与斯宾塞的学说。在第二章中，颉德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在中国书刊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大名并介绍其学说的，应归功于李提摩太。也有人说，中国第一部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译著的，是上海广学会1898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此书英文原名为《社会主义史》，是英国学者柯卡普所著，由广学会总办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译成中文，因发行量有限，未引起多大的反响。颉德在《大同学》中写道：“欧洲百年以前有断断于二等人之人类者，及至尽人操举官之权，足以限制乎旧法，又惜其未能善用，有权遂一如无权，而受苦之庸人失位之人，与未被盗之事主，依旧惨无天日也；但物极必反，闻亦有徒泄其忿者，合众小工而成大力，往往停工多日，挟制富室，富室竟一筹莫展。似此举动较之用兵鸣炮，尤为猛厉。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冠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益（消亡）之时。何也?贫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抚而救世。所当贵者，当此内实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及此垂尽之贫慵耳……”
李提摩太在晋散发的盖有说明印章的木刻上帝十诫注释封面 。当时铅印石印技术在华已经留传较广，说明这是他到山西初期救灾时刊刻的。 红色印章内称：“本堂亦自西来，与天主堂不同，所刻救灾三要、天道三要、上帝十诫，阅者欲知其详，近者面谈，远者通信，英国教士李，寓省城中校尉营”。
清代对李提摩太建立礼拜堂的记述
《忻州文史资料》1991年第7辑，转载了宣统三年辛亥(1911)秋季印行的《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四册上册的也愚氏撰写的《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前半篇记述了李提摩太在忻州城内三家店建立礼拜堂的经过：
“太原之北百四十里，有忻州在焉。光绪八、九年间（1882至1883年），有英教士李提摩太者，到忻考察民情，宣讲救道。见有传道机会，遂于光绪十年特派德牧师到忻设堂传道。德君子十一年三月携带眷属来忻，租民房一所常年居住，宣传圣道。同时有山东赵夏云先生前来襄助。嗣后，老会又派邸牧师夫妇来忻。无何，德牧师有故归国，会中事务尽行委邸君管理。圣道所感，人心悦服，教会为之大兴。旋因教事繁多，又派马牧师夫妇来忻协理。马君华语学成后，北地支会已立。支会数处，传道人员不足分用，于是又请老会派人前来帮助。二十五年秋，老会差来女教士一，姓任，男教士一，姓燕。住忻先为学习官话，以备传道。是时，圣道昌明，男女学堂并立，各支会已有本地传道先生十余人，卖书者四、五人，乃于城内购旷地一方，约四十余亩，建造礼拜堂，是年春初鸠工，至二十六年五月工尚未竣。忽然四处播传灭洋仇教之语，教中人尚不介意。至五月底，本会教师马君与省城牧师恩君等在街行走，即有人信口狂骂，亦有时下手推打，各牧师忍耐不理，至六月初三日，街市中狂闹情形更觉十分厉害。”
经实地采访，据故老传闻，文中“城内购旷地一方，约四十余亩，建造礼拜堂”之处，名叫三家店，李提摩太建造的礼拜堂和配套建筑，基本保存完好。
这个距西城墙不远大礼堂，叫福音堂。据传，福音堂修好后不久，就被官方支持下的忻州义和团盯上了。他们一连数日聚集到西城墙上，敲锣打鼓，呼叫辱骂，整得李提摩太的道友们不能正常生活。
这座漂亮的西式建筑，可能是李提摩太、邸牧师等教会负责人的住所，1940年代是日军当地最高司令官的住所，1948-1966年，是中 共晋中一地委（后称忻县地委）和专员公署的办公室。
1949年，晋中一地委书记为张移风（后排左三抱小孩者，笔者的党校老同学马兰平是他的大儿媳，提供了此照片），他和地委委员及其妻子欢送华国锋（后排右三）、韩芝俊（前排右三）新婚夫妇等南下时的合影。
此外还有相同风格的西式建筑多处，是牧师、教友工作生活的地方。
寻访李提摩太的８名道友避难的“洋人窟”
《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又称：“牧师等无奈，遂雇车马、驼轿，出城避乱(西牧师共八人)。赵夏云先生暨工人等亦与之同行焉。出城西三十里，抵南张村，有教友张治国迎牧师等到家款待周至。饭后，牧师等欲西往刘家山信道之村庄内暂住，无如车夫不肯再送，牧师等不得已，步行前往，行七十余里，始抵彼处。是日之苦状，真不堪言。又数日，闻省中诸教士被晋抚敏贤所杀，此风传至忻州，合郡人民争相演拳与教为敌。是时，刘家山附近之付家庄，素因修庙演戏等费，与教会中人彼此意见不合，遂乘机进城请拳匪到刘家山搜捕杀戮，以泄旧恨，幸拳匪以故未能即来，众牧师乃请本地教友在山后剜一土洞，洞成，西牧八人移入居住，饮食除教友所备干粮、冷水外，别无他物。是时，村中信道之人，闻拳匪不日来村焚烧，遂各自逃匿。彼时有奇村教友差人探询西教士消息，及至刘家山见村中并无一人，只有教友苏自来带伤卧于道旁。询之，始悉苏因是夜逃走，所骑之驴行至崖边，失足坠下。驴跌足既死，苏亦受伤不能行动。探者乃请人将苏扶回，又往寻西教士。始寻至山后土洞内，见西教士八人伏卧洞中，忍饥受饿，苦不堪言，不觉情动于中，相向而哭。嗣后转回，沿途被人拿问三次，几遭不测。后拳匪竟聚众上山搜捕，幸未寻见牧师等所在。无如牧师等绝粮已数日，饥饿难忍，只得回村觅食，及至村内并无教友一人。”
邸牧师幸好在此前将孩子们送回英国上学。邸牧师等感到性命难保，就开始在窑洞内写日记，在被官府捉拿前，将日记交给当地教友，埋入地下。事平之后，交给浸礼会，出版了英文版《忻州日记》。
前些年在美国留学、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史有深厚兴趣的张海燕博士（照片中），在图书馆找到《忻州日记》，翻译成中文，并搜集了８位传教士的照片。2009年夏应请回国讲学的张教授，花半天时间勾画出教士逃亡路线图。他从网上得知笔者对这批殉难的浸礼会教士也有考究，就请笔者带路实地考察，笔者又约请了年已75岁的忻州通薛喜旺老师（照片左）同行。
我们驱车来到南张村，得知这里也有座“洋人坟”，埋葬着义和团猖獗时本村和附近村死难的“二毛子”数人。1920年代，他们的子孙有的在太原国民师范与薄一波等同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投入革命，有的后人还在世。
接着沿着牧马河及其两岸峭壁如削的狭隘支流，来到三交镇付家庄，村里佛教庙宇依旧，成了村委会。年老村民都知道，离这村5里的刘家山（十几年前改名为幸福村），有两个“洋人窟”。
刘家山改名三交镇幸福村后，反而不那么幸福了，曾经有150多口人的小山村，多数迁到山下，只剩下五六户人家，均为老弱病残，凑合一桌打麻将的，也难。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村里67岁的向导戎文财。他引我们参观了百年前洋人修建的小学兼讲经场所。他说，以前这里的桌椅是连为一体的“连身俏”。现在村里已经没有小孩，学校早已停办，空荡荡的教室内黑板依旧，摆着的一口备用的棺材，昭示了村子的死气沉沉。
接着，我们一行4人，向海拔约1500米、距离六七里外的山顶下小黄土崖上的洋人窟进发（图中左2为向导戎文财，左3为其弟）。同行最年轻的张海燕教授年过半百。笔者也年过花甲，又患有三年大饥荒综合症——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和劳损性关节炎。但我向马老太爷保证，就是再艰难，也要找到你老思想最早传播者的患难遗址！
左一薛喜旺老师头顶远处的山头下，就是洋人窟的所在。
气喘吁吁地沿着山梁攀登，这条路罕有人迹，是狍子、野猪踏出来的小径。山上长满了葫芦子、胡荆、灰蒿。真是披荆斩棘，每人胳膊上都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山路只有六七里长，比平地走30里还费力，我们不得不3次停下来休息。想当年传教士们有的妇女还带病逃难，也难为了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中国儒家视为异端的人士！
小土崖不远了，在望了！
越接近洋人窟，路越难走。陡峭的山沟内，荆棘更密更高，脚下是滑溜的蓑草之类。大家不得不像猴子一样，双手曳着荆棘攀登前行。
洋人窟第一窟找到了！塌落的黄土已经严实封闭了洞口。
既来之，则攀之，不到洞窟非好汉！大家冒险犯难，终于来到洋人窟第二窟。
苍天不负有心人。我们发现第二窟的洞口，尽管也塌陷，但很有情地在顶部留下1米左右长的月芽形的口子，欢迎我们的来访。月芽仿佛在含笑告诉我们，1900年夏天，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者们，就在这里度过他们生命末期的20多个日日夜夜！109年后的夏天，你们历尽艰险寻访此地，必将唤起人们对最早红色历史的记忆！
大家轮流在面积狭小的月芽洞口旁边留影。仰望山顶，还很高远。当年教士们吃没吃，喝没喝。提一桶水，也得翻过这个险峻的山梁。当他们提回水时，欣喜异常，记入日记中。
返回途中，东望洋人窟附近的山梁，在夕阳下满目青翠，非常美丽！
先驱血溅忻州东门
16世纪末，晚明耶稣会士东来，中西方发生实质性交流之后，在中国这个天朝上国传播西方异质文明，尤其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不发生冲突甚至流血。8位在忻州死难的英国传教士，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流出了有据可查的最早的鲜血。
向导戎文财说，当年来刘家山捉拿洋人的清朝兵勇，并没像今天的寻访者这样，以坚韧毅力攀登到洋人窟，而是让人给洋人传话，让洋人下山，自动到村子附近较开阔的一块耕地上投案。这片土地如今恰巧由他家承包。
《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记载：“此时城内兵勇到山捉拿牧师，声言奉官命迎接牧师回城。牧师等思及：与其饥饿而死，不如为主被人杀死。为是遂同兵丁回忻。及进忻城，见所住之所，抢则抢，拆则拆，不能安身，只得赴忻署听官发落。忻州牧徐，令即将西教士八人下狱。教士等在狱两旬，饮食均甚可观，身体亦觉强健。讵都司海英，商同州牧徐桂芬，即将此事禀知抚台毓贤，贤即派兵二十名到忻，会同忻州文武官弁人等，于七月十五夜，将西教士尽行杀戮。先是，省兵到时，官长命府兵伏于穴城，城门外设两人，假作拳匪，海都司率其部下登城候令。州牧备车三辆，命人至狱，言：‘奉长官之命，今夜送教士等逃往天津’等语。各教士信以为真,男女八人相率上车，向城门进发。甫出第一层城门，忽有灯笼由城上缒下，即有人在城门外呼叫。海都司在城上高声问曰：‘城外何人？’答曰：‘神兵’！邸教士闻系海都司口音，即呼曰：‘海老爷!设法救我。’海答曰：‘无法施救。’遂命兵丁放炮数声，后又大声曰：‘杀!杀！’当时穴城伏兵出，将西牧男女八人一并杀死，又将男女教士所带珍物剥掠一空，尸首令车夫载至城外抛弃数日，被恶类百般凌辱。不惟记者不忍记，想读者亦不忍卒读矣！”
文中的“穴城”，即忻州城东门的“瓮圈子”。我们一行来到忻州城东门察看，东门的内城门洞仍在，向东开口，门洞上面原来有石刻门匾“双龙合抱”。出租车司机老任是东门外东石村人，年过五旬，对我们说，出了这个城门洞，就是当年的瓮圈子，四周都是三丈六尺高的城墙，只有朝南方向留着外城门洞口。当地人都知道，白石灰抹的瓮城城墙上洋人的紫红血迹，分外显眼，一直保留了五十多年。1940年代起，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土改、镇反、文革等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这斑驳血迹才渐渐隐去。
1993年版《忻县志》载：“清光绪八、九年，英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忻传教，十年(1884年)，英国派牧师德氏来忻设堂传教。十一年三月，德氏携带其眷属来忻租民宅一所，设教堂四处传教，在庄磨、曹张、刘家山一带活动。十四年，英人德、邸二牧师先后到奇村发展道徒。嗣后，英人马牧师、恩牧师、燕牧师等，相继来忻办教。二十五年，南关、奇村、庄磨三个村分别成立支会；南关、奇村建起中型教堂(也称“福音堂”)，英人传教者增至8 人，发展教徒30余人。教区有南关、十里堠、播明、奇村、沙洼、庄磨、南张、刘家山、霍老湾等地。是年一月，基督教会在西门坡三家店购地40余亩，建筑大型教堂，工程未竣，义和团运动兴起，境内基督教堂被毁，有的传教师被杀。十月，县基督教会从太原领回所谓‘议结教案’。地方拨款，重建教堂。太原基督教会又派英牧师史氏等来忻传教。二十七年，境内有教徒420余人”。（第576—577页）。
洋人坟及其守护者
《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记载：“幸本城学官朱鸿镐见各教士尸首露天，与州主商酌掩埋之策，奈州主未允。朱典什物买芦席八条，雇工人次第将西教士八人葬于城之东隅，并插以木标，书死者姓名于其上。迨二十七年春办结教案时，地方官始将殉难诸教士改葬于城之南（西）门外宽阔官地，坟墓高拱，迄今蔚然可观。而当时仇教之州牧徐桂芬受惊而死，都司海英逃之宁武服毒自尽。善恶之报，毫发不爽，公道之论，自在人心。迄今与忻之父老谈及此事，未有不叹息痛恨海徐二人也！记者所为连类志之，以别善恶云。”
2003年初夏非典期间，笔者在忻州南关徒有其名的花果山，惊喜地发现一座由多块琢磨过的石头组合而成的石碑。底座基本完整，碑体石块散乱地被撬到四面。东边斜躺的碑体石头上隐约有“August 9 th 1900”等字样，由此推知石碑大约与1900年这场忻州教案有关。就雇请石工，将可能有字的石头全部翻出字面，拓了拓片，获知此碑的大概意思。据南关村民说，1980年代，此碑还保存完整，后来附近建筑砖窑时运走部分石头；有的盗墓贼以为，下边埋着宝贝，又将底座撬开，并在基础下掏了洞。村民们对我拓碑文拓片深表支持，说：“终于有人关心这座石碑了！”
忻州洋人坟，也可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迁祖祖坟！
《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的残留部分。
这座石碑的基础，由多块石头组成正方形，每边长约372厘米。底座由中间1块、四面各1块共5块组成，呈束腰形，下部长213厘米，上部长192厘米。碑身至少应该有12块，如今只有3块，呈不规则三角体，咬合为四方体，每块迎外的长方碑面，长147厘米，宽57厘米，均刻有文字。残留2块碑额，每块迎外部分略呈三角形，底边长120厘米，高43厘米。残留梯形碑顶一块，底部每边宽77厘米，高约76.5厘米。
被撬下南面的长方碑面，打磨刻字部分高57厘米，宽113厘米，用秀丽的大楷汉字镌了15行碑文，每行8字（抬格者9字），每字5厘米见方。全文如下：
“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
光绪庚子年，拳匪起衅，於七月十五日，将英国牧师、教师等八人，在东门里全行杀戳。又，忻州、代州、崞县、繁峙教友、学友等，在各处先后被害者，男女共四十人。此英华信士之至死有忠心者也。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云，舍生取义，斯之谓与？故泐石以志不忘。”
被撬下东面的长方碑面，打磨刻字部分高57厘米，宽117厘米，用花体英文镌刻的碑文，字母每行长78厘米，高5厘米。碑文残留部分是：
……Baptist Missions who were slain By the sibord In East gate of Hsin Chou city on August 9 th 1900，during the Gover’ yising，And also of The forty Chinese Christians Who in the time near……”
译成汉语的大意是：“……在巡抚毓贤指使下，……浸礼会传教士于1900年8月9日在忻州城东门外被拳匪杀害，在这个时间前后，40名中国基督教信徒也……”为了表示对毓贤的鄙视，将本来应该大写的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也用了小写，巡抚“Governor”略作“Gover”。
被撬下西面的长方碑面，打磨部分高、宽，以及花体英文字母每行长高，略如上块。碑文的残留部分大约是：
“Willian Adam Clara Pobello
M. Curriuh M.Currarti
Thomas Yohn Hanny
Cndrribood Cnarrlbood
Sidnry Waltee Brssir Campdph
Ennals Brnaut”
据张海燕博士说，这些均是被害者的姓名。
残留2块碑额，迎外打磨过的字面，第一块上面有一行长20厘米、每字高2厘米左右的10个小字：“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下面有长102.5厘米的一行7个大字，每字11厘米见方：“给你们留下榜样”。另一块大小略如第一块，只残存6个每字9厘米见方的大字“（基？）督为你们受过（苦？）”。出处同上一块。
在碑座东侧，用较小字体镌刻着6行大写英文，每行最长42.5厘米，每个字母高1.5厘米：
“THIS MONUMENT WAS ERECTED IN 1910，BY THE GENEROSITY OF SIR G.W.MACALPINE J.P., PRECIDENT OF THE BAPTIST UN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译文大意是：“藉着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浸礼会主席麦考尔皮恩爵士的慷慨，这座纪念碑于1910年得以建成。”
这是笔者的碑文拓片，照着《传拓技法》练习十多年才达到这个水平。
在不远处还有块残碑，铭刻着清末山西巡抚岑春煊保护洋人坟的告示残缺字句：“……右都御史巡抚山西等处……理盐政节制太原城守尉 岑 为……尤…者至论斩绞。况西人万里行善，一朝溘逝…………符。……晋省被难。……殊深悯惜，业经前部院饬令备礼 棺殓安 新茔……士新葬坟墓，应责成附近各乡保懔遵定例……碑碣毀弃，尤为可恶。除饬洋务局查……知悉，凡嗣后毀践…教士新旧……不宽贷，勿谓……”岑春煊以敢作敢为著称，是晚清弹劾下级官员丢掉乌纱帽最多的封疆大吏。
2006年春，笔者又寻访到洋人坟最早守护者张老根夫妇的两个孙子张俊生、张俊才。他们拿出祖母（张老根妻子）和父亲、姑姑合影老照片。张老根无田无房，靠给人看护庄稼维生。后来得知听洋人讲经，洋人就管饭，逐渐皈依了基督教。闹义和团时，外逃保住了一条命。清末修建起洋人坟之后，张老根成了第一个守护者，和新娶的媳妇一起在40亩大的洋人坟一住就是20多年。他们用清朝、民国政府的报酬，在南关购买一处有窑洞和平房的宅院，无产变有产。奶奶对买宅院有大功，看见子女们谁不顺心，就将笤帚圪旦扔过去了。张老根女儿张改叶，由基督教培养成中学生，在太原博爱医院当了护士，终生未嫁，为太原基督教协会副会长，看过九旬去世。
太原基督教会兄妹，告别安息主怀的洋人坟守护者的女儿张改叶。基督教婚礼、丧礼庄重，这也是许多人入教的原因。
这是2006年太原桥头街张改叶工作过的基督教博爱医院景象（现已经被开发房地产拆毁）。不远是候家巷李提摩太兴建的山西大学堂——清末与北京大学堂，同为两座国立大学之一，现在由太原师院占用。
慈禧、毓贤与山西教案
据徐士瑚《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太传略》，1900年山西教案发生时，天主教在山西传教已经200余年，而耶稣教在山西传教只有22年。光绪二十六年三月毓贤来抚山西，执行了西太后杀绝洋人的密令，他才直接间接杀害了耶稣教男女老少西人159人，其中英人100名，美、加、瑞典等国人59名。又，其中成人112名，妇幼47名。天主教被杀人数是32人，其中太原是主教2人、司铎3人、修女7名；归化道是神父14人，其他地区6人。至于山西教民被杀死的，据叶守真和陈守谦的记载，有七八千人之多。毓贤这年六月十三日上奏：“……令中军参将、首府县，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奴才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处，亲自兜拿……使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同恶相济教民十七名，一起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 据寿阳县秦锡圭获滋事之洋人七解押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 刑……”《庚子华人流血记》记载更详：“六月初九日通知，让大家聚居在猪头巷矿务局内，好加以保护……十一日晚，一齐搬过去。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教友等人已先占了内院……六月十三日下午，毓贤亲自带兵到猪头巷，下令士兵捆绑男女教士，一剑刺了罗医生的面，一直解到抚院衙门，坐堂审问。法人艾主教吃了毓贤一剑，倒地而死。他下令杀死教士……随后又从监中提来从寿阳县解来的毕牧师等七名，一齐杀死……计是日所杀天主、耶稣两教中外男女信徒九十六人。”
笔者1997年曾到著名的美国麻省的史密斯女子学院参观。麻省大学龙夫威教授介绍，在庚子拳乱中，毕业于史密斯学院的5名女教士在山西遇害。毓贤极其残忍，是先当着这些女教士的面，将她们小孩的脑袋砍下来，然后再把女教士们全部处死。
《清史稿·毓贤传》：“毓贤，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嫉恶甚严，果于杀戮，捕务是其所长。惟不知大局，巡抚山东时容纵拳匪酿成巨祸。至山西任又杀教士多名，贻人口实。事闻，褫职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十二月，和局既成，上追论误国诸臣，谕曰：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著传旨即行正法。寻伏法。”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下达杀绝洋人密电的慈禧太后，毓贤不过是替罪羊之一罢了。事后，西后又密令销毁了庚子拳乱中与她有关的文件。
李提摩太与庚子拳乱、山西教案善后事宜
1985年《忻州文史资料》第一辑载黎民撰写的《壮烈的一幕》称：“这年六月初三，住在三家店教会的牧师们，眼见大势已去，李提摩太遂同其余七个牧师(德牧师早因故归国)，雇了车马、驼、轿，携带家眷，匆匆溜出城外，企图逃向太原。走到南张村时，遇有教徒张治国，将其接回家中，并作殷勤招待。席间得悉：太原的义和团运动规模更大，群众同洋人的斗争更为激烈。牧师们走投无路，遂又向西折向刘家山村……—天，住在刘家山山洞中的英国牧师，突然见到忻州知州徐桂芬派来的兵勇，赶着轿车，来接他们回城，声言要送他们到天津，而后转道归国……七月十五日晚上，忽有省城巡抚派来的兵勇二十余人，赶着三辆轿车，要‘护送’牧师们起身归国。牧师们信以为真，男女八人相率上车，出了衙门口，向着东门进发。刚出了内城门，进入城瓮圈，而外城门既不开，内城门也关闭。牧师们正在轿车内惊诧，忽见城上亮起灯笼，即刻炮声震天，伏兵四起，义和团团勇和地方官兵蜂拥而上，喊杀连天。轿车内的洋人知已中计，惊恐万状，急得下车逃窜，有的爬坡，有的藏在车底轴上。但此刻已成瓮中之鳖，哪里能够逃得出去？只见州官徐桂芬指挥都司海英和团勇捆绑洋人。当时的情形，正是关门打狗，势在必杀。每捆绑一个，韩银年(城内东街保和巷人)或刘士远(城内东街甜水井巷人)便斩杀一个。眨眼工夫，只见八个洋人——五男三女已直条条地被杀在血泊之中。其时血溅四处，连瓮圈城墙上，也是血迹斑斑。直至四十八年以后，解放初期，瓮圈城墙上的石灰皮未掉以前，仍旧隐约可见。”
此文说李提摩太也在忻州被杀，表明了对近代史常识的贫乏。
1900年春，李提摩太到纽约出席世界耶稣教布道会议，返回上海后，他立即给晋陕两省的教士发电报让他们避险。毓贤扣押了电报。而陕西巡抚拒绝执行西后杀绝洋人的密令，派兵护送全体教士安全抵达汉口。这年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凌晨，西后挟持光绪帝仓皇出逃，经张家口、大同、忻州、太原逃至西安。
西后一行，是在忻州教案一月之后，在忻州考秀才的贡院过的中秋节，距离洋人流血的东门约三四百米（忻州贡院如今是忻州七中的校园）。对前来接待的知州徐桂芬没有好头脸，这个知州惊吓而死。慈禧行前下令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议和全权代表。次年春，八国联军一路下正定，井径，直迫娘子关；二路趋龙泉关，进迫五台；三路占领紫荆关，进迫平型关。其借口是晋省所杀洋人教民太多，必欲报复。清廷恐惶万分，李鸿章急忙电邀李提摩太来京协助他们解决山西教案，要求他设法找到一个除进兵山西以外的赔偿办法。李氏抵京后，向李鸿章面交了《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李鸿章对这一章程只改了一个字，表示赞同。他告诉李鸿章：“耶教各会牺牲了自己的许多教土，绝不是为了金钱……全世界都看得清楚，山西官员犯下了大罪……这是任何政府不能等闲视之的。因此，应该有某些认错与赔款的表示……必须设法防止那些过火行为再度发生，而这些行为所以发生，乃是因为人民愚昧和迷信的原故。”（《中国的李提摩太》）因此，李氏提出山西付银50万两，作为罚款，分10年付清，但这笔罚款不是用来抚恤遇害教士，而是用来在太原创办一所近代大学，选拔全省优秀士子，学习近代学问，以便启迪民智，并为山西修建铁路，开发矿产，兴办工厂培养专才。奕劻、李鸿章对开办大学的建议完全赞成。“他们把延聘教授、安排课程，管理经费等事完全交我负责，以10年为期，期满即将大学管理权交还山西当局。”（李提摩太《留华记》）
《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全文如下：
“光绪三年至十二年，太在山西时，官民接待尚好。万不思去岁杀害中外教会人士数千。此真亘古未有之奇变。今杀外国人之罪，有各国钦使与中国全权大臣协商，太毋庸参末议。惟办理耶教受害华民章程，谨拟七条，恭候傅相核夺施行。一、各府州县杀害教民甚多，本当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辈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牵累。为各府起见，首匪当惩办一人以示警。若晋抚果能剀切晓谕，使彼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将匪首从宽追究。二、晋省地方绅民胁从伤害教民之人，虽宽其死罪，却不得推言无过。凡损失教民财产，罚其照数赔还，并无依之父母孤儿寡妇，必有事奉养。三，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四、凡教民被害各府州县地方，当立碑纪念，叙明匪徒犯罪源流，教民无辜受害。五，耶稣教五会中人有杀尽者，亦有回国者，不能一时来华。俟外国再派教士来华时，晋省官绅士庶当以礼相待，赔认不是。六、要永息教案，中国官待教民，必如待教外人一视同仁。如果犯法，自应按律严办。若有功劳，亦应保举作官，与教外人同。凡照此办法，无论中外古今从未见有不相安者，若或不然，欲求无事不可得矣。七，经此次议结之后，凡以前作乱首从之人，皆有名单存案，若不悔过，再行难为教民，必当按律严办不赦。查山西耶教原有五会：一曰浸礼会，一曰内地会，一曰公理会，一曰自立会，一曰福音堂，又名军学会。今商拟以上七条，皆公同叶守真、文阿德代各会酌定，非太一人私见。事虽立于保教民，其实保晋省太平之道亦不外此也。若果能再立时，设法请精于铁路、矿务、制钢并商务，农务等学之西人，或总理，或协办，期于必成。如此，则体上天好善之心，联中外和好之局，将来可永息教案，并可讲求一切养生防灾之术，使从前无用之地变为有用，不至困穷，利源外溢，为人侵夺。凡此等事，太前27年曾为傅相与张香帅（指张之洞，1881—1884年任山西巡抚）言及，亦以为当办。后因事不果，今祸患愈深，殊可叹息！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果肯照以上章程办理，大祸犹可转为大福。不知高明以为何如?”
时任署理山西巡抚的赵尔巽认为，“该总教士拟定章程七条，甚为平允。”（见赵尔巽光绪二十八年奏折）
与上述耶教提出的山西教案解决办法截然相反的，是天主教的办法。天主教教士在山西被杀的只有32人，却提出了许多巨大要求，虽经岑春煊等力争，天主教仍霸占了山西当时最高学府令德堂，勒索了山西人民的血汗银225万两。
比同治年间徐繼畬等督修的京师同文馆的高等教材《格物入门》等较晚、中国近代较早的系列大学教科书之一种——庚子后光绪版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出版的精装１６开本《最新天文图志》。
山西大学堂西斋在山西以至中国近代化中起了重要作用。1907年起，还拨专款陆续派了50多名西斋学生到英国各大学深造，学习铁路、采矿、机械、土木等学科。其中有后来担任山大校长的高时臻与王录勋，担任工学院长的王宪、理学院长的张静山。王宪还娶回英国姑娘为妻。他们的两个女儿王春菁、王春葳30年代因打网球而驰名中外。1995年以来笔者多次到北京王春菁大姐家作客。她的母亲活了九十多岁。客厅中摆着明式黄花梨家具，墙上挂着装框的明清采瓷、绣片、官员补子。王大姐说这些都是母亲的遗物。从此也可看出远嫁中国的异邦人对中国文化的一往情深。王大姐家跟美国中国通费正清、梁思成家也交情很好。费正清在八 九风波之前，是中 共的好朋友，临终前完成了《中国新史》，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史学著作，曾答应笔者请求为徐繼畬墓碑写碑文，未及动笔。
2009-6-20凌晨七岩野史草
1906年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出版《最新天文图志》版权页。
以下是引用psyzjs在2009-6-20 9:40:00的发言：
老任，你这可是轰动全国的发现！
谢谢树老弟！
没那么大企望，只要不被喝茶就烧高香了！
数典忘祖是常事，重提先训要喝茶。
但还是想将其定位为早期红色景点，使其红火一点。
华国锋
龙兴之地变猪圈，政治伦理上有点那个.华国锋原办公处2006年6月6日摄
忻州原名新兴郡，九龙岗风水独特，走出过五胡时的匈奴皇帝刘渊、赫连勃勃等帝王。
1980年代，忻州行署将李提摩太修建的40多亩三家店礼拜堂，后来晋中一地委、专署，忻县地委行署所在地，华国锋南下前工作的地方，以150万的价格分配给当时效益好的忻州云河纺织厂。该厂将晋中一地委所占的北区的房子拆除，作了露天棉花棉布原料产品库房和猪圈，因靠近南区的职工宿舍，违反消防规定，而废弃多年。南区剩余的基督教建筑，1949年是专署所在地，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