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诗社英文读后感:不要上西方“蒙汗药”的当

不要上西方“蒙汗药”的当

曹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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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视野编者按：中国青年报这篇文章的原题目为《“中国网费是发达国家10倍”中的利益烟幕》。这篇短评，反映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进行理性分析。外国人说的“中国上网费用过高”，“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10％，这一比例是发达国家的10倍”的说法，经作者一分析，给推翻了，并且得出一个结论：有西方跨国公司背景的媒体和机构发布的某些信息和数据，“显然是下了蒙汗药的”，我们千万不能信以为真，我们不能拿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开玩笑。这样的理性分析，我们应当为其鼓掌！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自己国家的事情，还是国际上的事情，都应当问一个为什么，看它是真理，还是歪理；是事实，还是谣言；是对我国“有利”还是“不利”，绝对不能人云亦云跟着起哄，绝对不能盲从。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某些人得了一种怪病，他们的思想不是来自长在自己项上的脑袋，而是来自洋人项上的脑袋。洋人说的话似乎就是真的，就是真理，就是千真万确，就是不能怀疑。建国以后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把这种不用自己头脑想问题，以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甚至连月亮都比中国的大、比中国的圆，中国的一切都不如洋人的现象叫做“崇洋媚外”。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当了一百多年半殖民地，西方思想和理念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不断熏陶和教化着某些断了脊梁骨的中国人。这种政治土壤和政治气候很是适合“崇洋媚外”这个怪物的生长和繁殖的。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他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这一天开始，中国人民一度把这个“崇洋媚外”的怪物荡涤一清！我们的祖国也一天天强大起来，我们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人民扬眉吐气了！
    抚今追昔，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我们是多么需要广泛发扬这篇文章提出的这种“理性分析”的精神啊！对于来自西方的无论是“棒杀”，还是“捧杀”，我们都要认真思考，认真对付，切不可上各种“蒙汗药”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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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有媒体报道称，印度通信及信息科技部部长宣布，2009年印度将实现全民免费享受宽带服务。同日有媒体报道，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中国的信息革命：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报告，目前中国的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10％，这一比例是发达国家的10倍。一时间，关于互联网资费的议题迅速引起网友热议，“中国上网费用过高”成为众矢之的。近日有北邮教授对世行这一报告进行了驳斥，认为中国上网费用并不高，并指印度上网免费的承诺是吹牛。（《新民网》5月9日）
    说实话，作为一个每月得交120元上网费的互联网消费者，世界银行“中国上网费是发达国家10倍”的报告，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我对电信垄断和网费高企的反感心理。相信很多人都有此感，即使对其他国家上网费用毫不知晓也会本能地接受这个数据，不是立即有许多时评家开始拿世行的这个数据和印度的免费承诺批判中国网费吗？可仔细一想，这种凭感觉和本能轻易接受一个数据的态度有些轻率。在全球化错综复杂的利益烟幕中，在诸种商业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语境下，我们有必要仔细看看这个数据是谁发布的，有没有什么特殊利益背景作支撑，而不是简单接受一个数据。
    说实在的，我一直以来对来自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机构的数据非常警惕。乔姆斯基、布迪厄等知名学者早就披露，这几个大的国际组织已越来越被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所控制，成为替跨国公司利益服务和宣扬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跨国公司利用这些国际组织为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扫清障碍，最大限度地减少跨国经营的成本，最大可能地忽悠民族国家减少各种干预，从而为跨国资本腾出空间。这些替跨国公司服务的组织，常用手段之一就是发布一些带着浓厚利益色彩的数据。
    就拿“中国上网费用是发达国家10倍”这个数据来说吧，别以为世行是在替中国消费者争取利益，真正的利益支配者其实是跨国公司，他们其实传播着跨国公司的意志。跨国公司离开本土在全球做生意，要进行跨国沟通和全球协调就得高度依赖网络通讯，网络成本是其经营成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集中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沟通全球的枢纽，如果中国上网费用能进一步降下来，甚至像印度那样承诺免费上网，跨国公司的老板和金融巨头们将会弹冠相庆。
    对于一国消费者来说，似乎上网费用越低越好、低到免费最好。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费用低了，基础建设就会上不去，基础设施就会非常差，技术创新就会因为缺乏激励而乏力，不得不继续依赖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而基础建设和技术创新，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免费虽能满足消费者一时利益，却有可能伤害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战略利益。在合理资费和合理利益之间，必须有一个均衡点。在世行指出中国上网费过高的背后，有没有为其主子——跨国公司谋利的需求？
    北邮教授指出世行结论的依据极不科学、不严肃，不应该以“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比重”作为考量标准，按绝对值比较法，中国其实远低于美国、英国等国相关资费——虽然缺乏资费比较的全面信息，但从利益背景看，北邮教授的说法可能更可信。当然了，这位教授也可能是在为垄断利益辩护。在种种的争论辩解中，在各取所需的数字面前，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理性分析。
    学者河清曾谈到过中国学界和舆论界的“思想懒惰”：西方一些有跨国公司利益背景的媒体和机构发布的信息数据，我们的学者多是懒惰地拿来就用。有些显然是下了蒙汗药的信息，我们也直接拿来作为“科学依据”。他号召在有关国家民族命运和国家利益的判断上，我们得自己去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是懒惰地信从西方专家和机构的判断。
    美国著名记者科顿在《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中介绍：美国许多企业集团经常在一流法学院中资助建立法律和经济研究计划基地，支持教授们进行有利于其企业的立法研究；企业经常全额资助一些名校召开学术会议，发布某种隐含着其利益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今美国有17万公关公司雇员正在从事影响新闻、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工作，从而为它的委托人利益服务——这种利益控制在跨国宣传中更是非常厉害，我们一定要非常警惕。所以当你看到许多耸人听闻或与吸引眼球的数据或研究时，一定得仔细想想，这背后是不是有某种利益控制着，是不是某种商业意识形态的烟幕？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5月10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