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打金门：毛泽东与蒋介石反美的双簧戏

毛泽东与蒋介石

炮打金门——国共反美的双簧戏

仙洲 就在风烟里，一叶沉浮日月旁。

单打双停 堪供应，冤家共愤唱双簧。

1958年8月23日，福建厦门前线，人民解放军的远程大炮向着厦门对岸的大小金门岛及其所有港口猛烈开火。顿时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短短一小时就落下了三万颗炮弹。

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官兵被炸得晕头转向，到处乱跑。刚走出地下指挥所的金门总指挥官胡琏和美国总顾问连忙缩身回洞，而在阵地上活动的两个美国顾问则未能逃脱炮火的怒吼。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头部和手臂被炸伤，还有驻守金门的三个副司令赵家骧、章杰、吉星文连同约四百名国民党官兵一同丧生。这次炮战还击沉了国民党一艘大型运输舰，台湾金门的海运一度中断。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也叫“八 二三炮战”，或称“第二次台海危机”。

令人意外的是，当蒋介石得知解放军炮打金门后，连说：“打得好！打得好！”原来炮战的背后暗藏着他和毛泽东达成的共识。

早在1955年4月，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派特使访问台湾，建议蒋介石从金、马撤军，想造成海峡两岸“划峡而治”的局面。为此美国承诺：只要蒋介石愿意自金、马撤军，美国将在台湾部署核武器，直至大陆宣布放弃“解放台湾”。对此，蒋介石态度坚决地予以拒绝。

1956年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立了对台新思路，这就是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争取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

但1958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当年7月美英分别侵入黎巴嫩和约旦，蒋介石也一直没有停止放弃在沿海搞破坏。毛泽东决定炮轰金门，以牵动全球战略格局，震慑美蒋顽固势力。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无理要求人民解放军“放弃对金门和马祖使用武力与武力威胁”；另一方面，强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为粉碎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处理了两种关系：一方面坚决反对美国的干预和插手，同时继续采取“联蒋抵美”的策略。

9月，金门守军海上补给线被截断后，美蒋海军组成了联合舰队进行护航。中国外交部对美舰侵略我国主权的行为提出严正警告。9月8日，当美舰护航再次进入金门海域时，毛泽东下令开炮，只打蒋舰，不打美舰，以试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到底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到底有多深。结果人民解放军一开炮，美舰即扔下蒋舰掉头转向逃避，急得蒋舰大骂“美国人混蛋”。事情再明白不过了，美国是不会冒同人民解放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的。其实，中美双方都尽力避免与对方发生直接冲突。

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发表了亲自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文告重申“只有一个中国，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宣布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以七天为限，这七天中，蒋军“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随后访台时要求国民党减少驻外岛兵力，并承诺不以武力打回大陆，再次玩弄“划峡而治”的把戏。蒋介石顶住了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表示“在当前情况下，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在防卫上有密切关联”。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了进一步缓和海峡两岸局势，于同年10月25日发表了《再告台湾同胞书》，阐述了“化敌为友”、“一致对外”的具体措施，即单打双停，保证供应，以利台“长期固守”。

从1958年到1979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用长达二十年的象征性炮击这样奇特的方式，把国民党军队“挽留”在金、马岛上。毛泽东曾形象地说：“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有理由不走。”金门炮战在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它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默契配合下的一次战争，它使美国所谓“划峡而治”的“两个中国”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秘密特使转达和平统一方案

“一纲四目”谋突破，一味煎汤固本心。

骇浪连天息壤 下，泽被后世 启浓阴。

1956年6月，离别大陆整六年的曹聚仁，通过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介绍要来大陆采访。除采访新闻外，他还有重要使命，就是“为祖国统一作桥梁”。

也正因北京方面事先得知曹聚仁肩负不平常的使命，除了派出邵力子等人前往机场接机之外，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7月13、16、19日三次接见曹聚仁。 特别是7月16日傍晚，曹聚仁应周恩来邀请，参加在颐和园举办的宴会。有关这次宴会的经过，曹聚仁在回到香港后撰文刊登在《南洋商报》上，正式向海外传达了中共领导人的国共和谈设想。

“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这一重大信息的传出，强烈震动了国际社会。

7月29日，曹聚仁离开北京去上海。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文中说：“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曹聚仁回到香港，蒋经国马上派机要秘书王济慈前往香港探望曹聚仁。曹聚仁详细转达了周恩来的几次谈话内容，王济慈也转达了蒋经国对于国共进一步谈判的意见。

曹聚仁回到香港不到一个月，第二次前往北京，9月1日到达北京。由于周恩来的推荐，毛泽东也决定接见曹聚仁。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与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这番话给出了中共最高层对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大致框架。

10月12日，曹聚仁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些承诺返回了香港。

不久，曹聚仁接到台湾指令，让他再赴大陆，去浙江奉化验证一下蒋氏祖坟是否还在、是否完好。

1957年5月，曹聚仁再次返回大陆。他在北京只待了几天，便匆匆赶往浙江奉化。在溪口镇他住进了当年蒋介石常住的妙高台，仔细参观了蒋介石父子分别住过的丰镐房和文昌阁，并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进香扫墓。

曹聚仁回去后，向蒋经国和台湾方面通报了他的此次大陆之行，又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寄给蒋氏。为了表达自己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看法，曹聚仁还单独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劝蒋经国意志要坚定些。但此时的蒋介石还心存疑虑，既想保持联系，又持观望态度。对待曹聚仁的努力，既不让他撒手，又不具体表态。

1958年8月18日，毛泽东又一次单独会见曹聚仁，并与他共进午餐。这次两人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台海关系。当时，美国插手台海关系，策划“划海而治”，毛泽东准备还以颜色，决定炮击金门。他希望曹聚仁转告蒋氏父子：炮击金门主要是打给美国人看的。由于时间紧迫，曹聚仁来不及通过正常渠道传递信息，他把电讯发给《南洋商报》，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出两小时后，预定的炮击才正式打响。

毛泽东第三次专门接见曹聚仁是1958年10月13日，即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其间。这次谈话内容主要是有关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与他专门谈了中共对台的新方针。毛泽东说：只要蒋介石、蒋经国能抵制美国，国共就可以再次合作。

针对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又提出许多重要原则。1960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办。

据田鹤年等编著、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台海历史纵横》记载，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周恩来约见张治中等民主人士，请张治中致信蒋介石。信中列举了一些有关对台政策的具体内容。同样内容的信还有张治中致陈诚、屈武致于右任、邵力子致于右任、张治中与傅作义致蒋经国、傅作义致张群，等等。每封信写好后，周恩来都认真阅读、修改，有的还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

1963年，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一、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八亿美元)。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的对台关系。

“一纲四目”作为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明显突破了20世纪50年代初“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政策框架。“一纲四目”虽仍坚持“一国一制”，但已有了“一国两制”的雏形与基本思路。这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中国内部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通过谈判妥善解决的。

1965年夏，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受到北京方面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统一中国》透露，蒋介石由蒋经国陪同，在自己的官邸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谈话。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条件，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

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不仅中止了国共两党的谈判，而且还开始了更深的敌对。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人民是灾难，对祖国优秀文化是浩劫，海外华人均感震惊与困惑。蒋介石利用这场动乱来反共。据《蒋介石与台湾》一书透露，当年10月9日，蒋介石发表《告中共党人书》，号召“反共志士”联合起来。次日又发表文告说：破四旧，立四新毁灭人类文明……台湾军民要枕戈待旦，与大陆同胞“共同讨逆”，迈向三民主义大道……

蒋介石再拒“两个中国”阴谋

求实“宋孔”讲偏安，欲保会籍能贯穿。

谁解“汉贼不两立”， 此中深意似天宽。

美国侵占台湾、炮制“两个中国”的阴谋，在20世纪50年代消解于毛泽东和蒋介石默契的配合中。但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通过另一种形式——利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重新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受到了蒋介石的坚决抵制。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曾几次通过宋美龄和孔家的管道，向蒋介石传达了美国有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希望台北的“中华民国”同时拥有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的席位。美国政府多次游说台湾当局容忍“两个中国”的存在，其目的是分裂中国，并企图在未来与中国大陆交往时重获利益。

当时的“中华民国”借助美国在联合国的操控，得以长期占据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新中国却被无端排斥。而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确立，是与宋美龄的争取分不开的。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中国国家地位大大提高。同年法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随着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更多的支持。1965年11月17日，第20届联大对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阿尔巴尼亚提案的表决形成四十七票赞成对四十七票反对的突破性局面。同时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结束越南战争等因素的考虑，也需要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于1966年5月14日向约翰逊总统汇报说：“即将到来的21届联大已不可能再维持现状”，“如果美国不采取新策略，这届联大极有可能出现驱蒋纳共的局面”。他认为，在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中，风险最小的是“两个中国”的政策，既重申台湾政府拥有联合国席位的合法权利，同时准备接纳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

鉴于这一方案必将遭到国共双方的共同抵制，腊斯克认为美国当务之急应在于说服蒋介石，接受“两个中国”的方案。

现在面对美国的重新考量，蒋氏与宋、孔两方曾有过激烈的争议。

在士林官邸关于联合国问题的论战中，蒋介石援引诸葛亮《后出师表》中一句“汉贼不两立”，表达自己无意偏安的观点，坚决反对美国人在联合国里玩“两个中国”的图谋。宋美龄及其外甥、哈佛大学博士孔令侃坚持“审时度势”和“外交务实”的立场。孔令侃认为，蒋介石“汉贼不两立”政策很不理性，是自掘坟墓。他主张应该效法东西德的模式，继续留在联合国以护卫“中华民国”的席次，就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夺得”了安理会的席次，蒋介石亦不应自行退出。而中国主权争议，尽可留待时间解决。宋美龄也赞同暂时屈从美国外交走向、确保台湾在联合国会籍的观点。

蒋介石之所以否决了宋、孔的计策，主要的考虑是，只有他领导的“中华民国”才是中国的“正统政府”，如果“中华民国”与新中国并列于联合国，不仅意味蒋政府放弃了对中国正统政权的争取，更意味着屈从了美国一贯的“两个中国”的框架。

坚持这一观点的还有蒋经国。当时蒋经国在蒋介石的提携下日渐得势并摆出接班姿态，他本人也完全赞同其父的主张。新任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于1966年6月30日奉命赴台北。正如预料中的那样，蒋介石在会谈中明确重申：“台湾无法接受任何带有两个中国意味的提案。若两个中国的决议案在联合国获得通过，台湾将不得不立即退出联合国。”

7月3日腊斯克亲自赴台。他先向国民党“外交部长”魏道明表示美国无法阻止其他国家提出两个中国的提案，必须采取新的办法来应对。双方会谈没有交集，不欢而散。

次日，腊斯克直接向蒋介石表示同样的意见，蒋介石明确表示不接受任何导致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的政策安排。虽然腊斯克向蒋保证台湾没有必要担忧美国对台的根本政策会转变，蒋并未感一丝欣慰，拒绝继续讨论相关的话题。腊斯克见会谈无果，只好郁闷而归。

其实，早在1951年蒋介石就考虑了万一被联合国开除时不得不采取的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说：“……复国基础有二：在国际上，法律地位的凭借，则为联合国；在内政上，则为复兴的基地台湾……如两者不可兼得，则我宁可放弃联合国……”

台湾问题研究专家认为，蒋氏父子这一历史关键时期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坚持，功不可没。专家张景旭认为，蒋氏父子当年忍痛主张“汉贼不两立”，固然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巩固自身政权的考虑，然而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观之，他们不失为坚决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为避免中国主权的割裂、为抵制美国分裂中国国土，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