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典型邢燕子:我这一生跟说笑话似的

[ 导读 ]邢燕子跟人说过“我这一生啊，就跟说笑话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全是急转弯：我没想出名却出名了，还闹到中央去了；我没想当官，却有了那么一大堆的职务。

讲述者：邢燕子，生于1941年1月15日，天津市宝坻县人。1958年她初中毕业时，正逢我国遭受严重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她没有回父亲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自愿留在农村老家司家庄务农。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各大报纸、电台纷纷跟进，在全国形成空前的宣传声势，此后，她成为六七十年代全国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郭沫若曾为她写了《邢燕子歌》。

二十几年间，她先后历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两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党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批知青陆续返城，邢燕子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陆续卸下之前的所有职务，先担任天津北辰区永新知青农场任党支部副书记，1987年任天津北辰区人大副主任。2001年，邢燕子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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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给他，当时我不大乐意，岁数比我大了六七岁；可这是党介绍、爷爷同意的

■他家是“困难户”，连个房子都没有；我们结婚头三天，老太太和那哥儿几个只好出去借宿

邢燕子成名后，写给她的信从全国各地寄来，多得装了几麻袋，其中不乏表达仰慕、爱慕之情的求爱信。而农村的习俗，女孩儿过了二十岁，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然而对于一个刚刚树立起来的“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范来讲，邢燕子嫁给什么样的人，不仅仅关乎这个典型是否能够继续“立得住”的问题，而且一旦她“远嫁”到他乡，还存在一个本乡本土培养的典型“自然流失”的实际问题。

所以，上级党组织对邢燕子的婚姻问题很重视，1961年，经过了多方面的考察、比较、挑选后，最后，组织上为她挑中的人选是根正苗红、政治上十分可靠的同村人王学芝。

王学芝1934年出生，1956年入党，生产小队长。他出身贫农，兄弟四人里他排行老大。

那时候在农村，对搞对象这问题也不敢想。而且说实际的，那时候的人，哪怕坐在同一个板凳上，时间长了，人家都该说闲话了，都得避嫌，谁跟谁都不能多接触。搞对象没有两个人自个儿好上的，都得有介绍人。

但是，党组织当“介绍人”把王学芝介绍给我，一开始我不太同意。为什么呢？我初中毕业回到我们那个村，一去了我就管他叫“大叔”嘛。虽然并没有什么亲属关系，但是在一个村里，论起来，他就是叔叔辈的，这个辈数是个大障碍。再一个障碍呢，他的岁数比我大了六七岁，我也不大乐意。那时候年轻，比较天真，我就想，为什么不找一个般配的、岁数差不离的呢？一下儿大那么多岁，死还得比我先死呢。我就不是那么太愿意。

可是，他们的想法跟我爷爷是相呼应的。当初我回乡务农，最初的想法是陪爷爷——那时候我父亲在天津，我大爷在北京，我哥哥在江苏，司家庄老家就一个老爷爷。后来不是成立了“司家庄姑娘队”吗？我们起早贪黑跟男社员比着干，不管多晚，三更半夜爷爷都给我等门。那会儿我爷爷就想，这家里就一个大老爷子，一个孙女，早啊晚啊的有个啥事，没有一个靠山似的。我父亲他们都在大老远的地方，那时候连通个信也都不方便。

组织上选他，考虑的首先得说政治面貌好，家庭是贫苦农民。我爷爷死乞白赖地同意呢，是因为爷爷比较喜欢他，也觉得这个人挺厚道可靠的，将来不会出什么问题。

对这事儿我父亲有点想法，他是觉得我到这村没多长时间就搞对象，他不那么同意。那时我才21岁嘛，也不大。末了跟我姐姐商量，我姐姐给我做工作，说我应该相信党，相信爷爷。反正，在这当中，党决定，爷爷同意，1961年7月3日，就办了这事。

至于我们老王对这事的想法，过去我没问过，但是头两年我们俩在中央电视台做一个节目的时候，人家主持人问他，他把实话说出来了。他说：“组织跟我谈了，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她本人没有意见，我就没有意见。当年来追求她的，有房的也有，有钱的也有，有权的也有，什么人都有。那时我家庭困难，没房，我还敢考虑 ‘同意不同意’？”他说，我不敢强求人家。

他这人就是这样，不强求你。

那会儿结婚，什么办不办的，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钱，连布票都没有——一人一尺八的布票，全家凑也够呛，我就做了一身新衣裳，是一个裤子一个袄，这裤子是浅米色的，没太舍得穿，现在我还有呢。那袄是花洋布子的，穿穿以后也就坏了。我盖的被子、褥子还是上级领导批准我们结婚的时候给我们做的。靠家里的布票做不了，他家也没钱。村里在食堂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两个青菜，一个豆腐。参加的是我公公婆婆，我爷爷，和村党支部的两名干部。党支部董德林书记当证婚人，贺词就是，要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建设农村，做一对革命夫妻。

他家是“困难户”，连个房子都没有，哥儿四个，加上父母，才两间半土房。我们结婚头三天，老太太和那哥儿几个都只好出去借宿。三天后，我俩就搬到了早年喂驴的小棚子里，那个小草棚只有一米多宽，床都摆不下，站起来时直不起腰，一下雨就漏。就那么着，我没说任何埋怨、嫌弃的话，自己就这么想：这是考验我的时刻到了。

在牲口棚里住了七个多月后，我们回到了我爷爷家，去跟爷爷做伴。

■孩子生下来，我却老得出去开会；只好带着孩子和婆婆一起去，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跑出来给孩子喂奶

■我虽是中央委员、市委书记，但一样下地干活当社员，否则工分根本挣不够

曾先后五次见到毛主席，13次受到周恩来接见，是邢燕子一生最感荣耀的，放得大大的照片隆重地镶在镜框里，端端正正悬挂在她家书房墙上。

那些年，邢燕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职位越来越高，她曾有个绰号叫“邢十六”，就是说她最多同时担任了中央委员、天津市市委书记、司家庄党支部副书记等十六个职务，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却始终是农民身份，是人民共和国靠工分养家的中央委员。

而对现实生活而言，她最大的不同就是不着家，“经常半夜三更从被窝里被掏出来去开会”。

1962年我生了老大，我家老二跟老大为什么相差八岁呢？是我趁着在天津参加团代会的机会，自作决定，到妇产医院上了避孕环。

农村妇女生孩子也没什么待遇，在家歇一个月，没人给工分，一分也挣不了，可是多了个孩子又多份开销，就得赶紧去干活嘛。我生老大的时候，上午还在干活呢，在场上往下抱高粱个子，下午的时候，婆婆说，今天都八月十三了，你在家看半天家，我到二里地外的石家窝去买点菜，明天包饺子。就在我看家的时候，就生了。嗐，那时候生孩子的事，也甭说了。

在农村，孩子一生下来，就得跟着母亲，为什么？就为了吃那口奶，不然，孩子就没得吃。可是我老得出去开会，没办法，就带着孩子和婆婆一起去，我开会时婆婆给我抱孩子，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跑出来，找个地方给孩子喂奶。就这样紧紧张张的。但也不是都能带，有的时候，领导要求严。还有一次老太太有病不能跟着去，这孩子又哭又闹不撒手，就不让我走。别人要抱，他谁也不跟，唉，那次我真为难了。

还有那次，我整整一个月在外参加活动，憋了一个大奶疮，开刀以后还不行，等了两个月才收口，可受了大罪。

我可怕不断地添“拖累”，1963年那时候计划生育还没有推行，在农村，做节育对整个家庭都有影响。这个事，我对老人瞒了多年，直到计划生育全面推行好几年以后我才说。我们家老王当时也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没说非怎么怎么样。他是共产党员，跟老人们想法还是不一样。多少年我们俩就一起瞒着这事。

老二生下来以后，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五个月。他一开始哭了二十天，天天晚上睡着睡着觉就起来大哭着找妈：“妈妈你快抱抱我！”他爸爸就得抱着他到处转，让他累一点，好能睡得沉一些。中间他出麻疹了，我回来了三天，咬咬牙还得走。长大以后俩孩子都说，妈妈总不在家。

那时我还在宝坻，任职多，公社、地区、省，妇联、共青团、贫协、知青领导小组，不管什么都得兼一个职，最多的时候有十六个职务，开不完的会，参加不完的活动，感觉到非常紧张。那时候新华社写了个内参，周总理看了，当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说只保留“上一职和下一职”就是上职是天津市委书记，下职是司家庄党支部副书记。“上一职下一职”的说法就是这样来的。我为啥只当副书记不当书记呢？我感觉，你天天出去开会，让人家在家里干吗呢？怎么来当这个家？所以我拼着命也没有当。

真可乐，那时候大伙给我起的外号叫：淘厕所的中央委员，拾柴火的市委书记。我们开会就是书记，回家就是社员，在家干活和社员一样，你不带头淘厕所、浇稀（注：往田里施粪肥），不行。

不干也不行。我那会以农代干，不挣工资挣工分，当市委书记补助60元，30元交队里，另外30元出外开会交饭钱。这个实行一段时间以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又给限制下去，取消了。那交队里的30元，我还挣不回来——那时一个工八毛钱，我挣8分多，早上干活再加2分，一开会去，就没这2分了，30元应该合一天一元，我还挣不回来，这不叫“倒找”吗？我们那时叫“倒找干部”。

我这样老王抱怨不抱怨？他抱什么怨？他挣钱也不多啊，天天出工，干一年，好了，分几百；赶上老天爷不帮忙，收成不好，还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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