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徐小明博客:赵清献公神道碑——赵抃与苏轼莫逆之交的见证

在位于衢江区莲花镇东山边村桐籽山坳的赵抃墓前，有一块残碑及其赑屃碑座，碑名叫“赵清献公神道碑”，又叫“爱直碑”，近千年的岁月风雨侵蚀，碑体已风化断裂，现仅剩长约130公分、宽约85公分、厚约20公分的一块残碑，其余部分已不知去向。碑文字迹已模糊不清，只依稀可辨一“直”字。这就是有“铁面御史”之誉称的赵抃的墓志铭，作者是名满天下的北宋大文豪苏轼，在《苏轼文集》中，碑文内容有清楚的记载。这块“爱直碑”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赵抃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赵抃与苏家父子非同寻常交情最好的见证。

要是以年纪算，赵抃还是苏轼的长辈，与他父亲苏洵是同代人。赵抃与苏轼的忘年交最早可以追溯到约嘉祐四年（1059），当时赵抃52岁，在成都也就是苏轼老家任地方官。这一年苏轼24岁，与弟苏辙在老家为母守丧，期间兄弟俩曾去拜见赵抃。因为两年前苏轼兄弟二人曾双双同科进士及第，名震京师，赵抃也有耳闻，故印象不错。此次见面，赵抃对这两位后生才俊颇为欣赏，相谈甚欢。此后苏轼与赵抃一直有书信诗文往来，使赵抃对苏氏父子三人有了更深的了解，好感愈增。终于，他们的交情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在相识的第二年，也就是嘉祐五年，向朝廷推荐本路人才时，赵抃郑重推荐了其父苏洵。在赵抃大力举荐下，苏洵顺利地当上了校书郎。为此苏洵作了《谢赵司谏书》（当年赵抃调任为右司谏），感谢赵抃能“举人而取于不相识之中”。兄弟俩当然对赵抃举荐其父心存感激，往来交流也更多了。

对于苏轼撰写碑文之事，从表面看有两种解释。一是报恩之举，二是受命而为，因为赵抃卒后三年，其子赵屼请求朝廷撰写《神道碑》，宋神宗“以爱直名其碑”，又命“轼为之文”。但我以为，以上两种只是辅因，真正让苏轼提笔的原因，还是两人之间交往多年的友情。历史上大凡杰出文人，多具性格，苏轼更是有名的性情中人，不愿屈从，不屑献媚。仅为报恩而作，似乎不是他的做法，仅为受命应付，也应该不是，因为他不轻易撰写此类文字，连皇帝哲宗要自己为同枢密院赵瞻撰写神道碑的诏命都断然拒绝，为此还留下一篇《辞免撰赵瞻神道碑状》。

观此碑全文洋洋洒洒三千余字，详细记述了赵抃一生，为人“和易温厚，周旋曲密，谨绳墨，蹈规矩，与人言，如恐伤之”，为官“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公铁面御史”，为政“诚心爱人，所至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出之”。在苏轼眼里，“东郭顺子之清，孟献子之贤，郑子产之政，晋叔向之言”赵抃“兼而有之”。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赵抃深深的敬意与真诚的赞美之情，要不是出于真情，是决难写得如此公允而又深情的。

赵苏二人非同寻常的关系，还体现在其它地方。在赵抃生前，苏对赵的所托也无不相应。像《苏轼文集》卷十七中的《表忠观碑》就是应赵抃之邀所作。当时赵抃在杭州任上，见故吴越国王钱镠坟庙“芜废不治”，就上书给朝廷奏请将龙山废刹妙因院改建为表忠观，给钱氏之孙自然道士居住，苏轼应邀作了著名的《表忠观碑》，此碑现仍立于杭州钱王祠内。

赵抃于元丰二年（1079）在杭州任上退休，苏轼曾作启文《贺赵大资少保致仕启》，表示祝贺。文章准确概括和评价了赵抃的政治事业，“无施不可，尤高台谏之风；所临有声，最宜吴蜀之政。”说明苏轼对赵抃有着全面而深入的了解；高度赞颂了赵抃的修养与为人，“见故人而一笑，绰有余欢；念平生之百为，一无可恨。”表现了对赵抃的理解与钦慕；最是“轼荷知有素”一句道出了两人交往已久，情谊深厚。退休后，赵抃隐居衢州北门沙湾老家高斋，苏轼又有《赵阅道高斋》寄赠：  

见公奔走谓公劳，闻公隐退云公高。

公心底处有高下，梦幻去来随所遭。

不知高斋竟何义，此名之设缘吾曹。

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缘未尽余伊皋。

功名富贵俱逆旅，黄金知系何人袍。

超然已了一大事，持冠而去真秋毫。

坐看猿猱落罝罔，两手未肯置所操。

乃知贤达与愚陋，岂直相去九牛毛。

长松百尺不自觉，企而羡者蓬与蒿。

我欲赢粮往问道，未应举臂辞卢敖。

“赵阅道”和诗中的“公”均指赵抃，“高斋”是赵抃的居室名，原址在衢州城北沙湾村，于民国九年（1920）移至城内北门街赵抃祠东侧，2008年北门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时，曾重新修缮。

赵抃的《清献集》中也存有《和二苏题白鹤观二首》：

黄衣道士骨朽矣，白鹤仙翁诗宛然。

君偿不能来一顾，壁间磨灭有谁传。

不逢碁酒与莺花，古观高吟字字嘉。

好事独来终日赏，诸翁归去著诗夸。

这两首诗是与苏轼兄弟《白鹤观》诗的应和之作。白鹤观位于庐山山南五老峰下，为唐道士刘混成所建。苏辙曾作《白鹤观》诗，元丰六年（1083）苏轼游庐山时曾作《白鹤观诗并序》，可见，赵抃的这两首诗肯定作于元丰六年或元丰七年，因为赵抃卒于元丰七年八月，这两首唱和之诗堪称是他的绝笔之作了。赵抃与苏家的情谊历经二十多年，一直维持到生命的终点，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宋代的赵抃，退休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到我们衢州老家当起了造福一方的乡贤，从而获得了乡民的尊敬，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也让自己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他的《题濯缨亭》诗就真实地反映了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和心境：“静处高斋昼杜门，溪亭来往间开樽。钓台逸老心非傲，浮石仙人迹尚存。对岸烟林双佛寺，隔滩风笛一渔村。濯缨岂独酬吾志，清有沧浪示子孙。”瞧，诗人告老还乡后，在浮石潭旁老家，写写诗、待待客，与乡亲们打成一片，有时四处游玩，陶醉于家乡的美丽山水，哪会有什么失落感？哪会有什么世态炎凉的感觉？赵抃为官时一琴一鹤相随，退休后仍要将清廉奉献的精神像钱江波涛一样代代相传。像赵抃这样只讲奉献，就不会对自己的进退患得患失，也不会感叹什么世态炎凉了。

　　其实一个人只要品格高尚，在位时不谋私利，办事用人出于公心，那么退休后照样会得到人们的尊敬。一些人之所以会感觉到世态炎凉，是因为在位时培植亲信，搞小圈子，亲小人，远贤能，那么自然会被正直的人所鄙视，而所培植的小人自然要另攀高枝，所以受到冷落也只能怪自己看走了眼用错了人。像赵抃，虽曾居高位，但人品高洁，在位时不谋私利，退休后仍然得到人们的尊敬，比如苏东坡就与退休后的赵抃诗歌唱和。苏东坡就在《赵阅道高斋》诗中云：“见公奔走谓公劳，闻公引退云公高……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缘未尽余伊皋。功名富贵皆逆旅，黄金知系何人腰。超然已了一大事，挂冠而去真秋毫……乃知贤达与愚陋，岂直相去九牛毛。”苏东坡盛赞赵抃道德的纯淳，称赞他功成不居，弃功名富贵如弃秋毫。正因为赵抃品德高尚，所以得到苏东坡由衷的尊敬，绝不会因他退休远他而去。更何况自古“政声人去后”，赵抃退休后重游杭州，市民就自发地点上香夹道欢迎。人心向背，只有在一个官员退休之后才能得到真正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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