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形容有很多美女成语:祖宗赵抃与苏轼父子三人的一世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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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城集》卷二十四《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辙（苏辙）昔少年，始见公于成都，中见公于京师。其容璀然以温，其气肃然以清。十年之间，富贵炜烨，谈笑于廊庙，而其所以为公者，湛然无毫发之异。自不见公，今又十余年”。。。苏辙此文作于（北宋）元丰三年。
嘉佑二年春，苏轼与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四月母逝，兄弟一起离京回家乡眉州守制三年；依当时官场的应有礼节，本乡进士回（离）家乡当谒见地方长官。时抃公为成都府路转运使，眉州属成都府路，嘉佑四年十月，苏轼兄弟二人始初拜见抃公于成都，二位才俊的谒见给抃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也使抃公对培养双俊的苏父——苏洵有了相对直观的了解，“未曾谋面，却已心知”。于是次年向朝廷推荐本路人才时，抃公郑重推荐了苏洵为试校书郎。为此，苏洵作了《谢赵司谏书》（抃公嘉佑五年九月调任右司谏），感谢抃公“举人而取于不相识之中”，苏轼兄弟二人对抃公推荐乃父之举，心存感激，更增进了对抃公的情谊。 苏辙后来在筠州（今江西高安）与赵屼（抃公次子，字景仁）唱和，仍提及两家蜀中情谊，他在《次韵毛国镇、赵景仁唱和三首》写道：“共君友契非今日，蔽芾棠阴自剑南”。后苏轼与赵屼诗书往来也有：“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之句。。治平三年四月，苏洵卒于汴京，苏轼兄弟护丧入蜀，熙宁二月除服返京，兄弟又“中见公于京师”（时抃公任参知政事）。
后来， 抃公以太子少师致仕告老还乡，在故乡衢州作一居室，名“高斋”，惠洪《冷斋夜话》卷十记云：“赵阅道休官归三衢，作高斋而居之，禅诵精严，如老灿头陀，与钟山佛慧禅师为方外友，唱酬妙语，照映严林，性喜食素，日须延一僧饭，可以想见其为人也。”苏轼也作诗赠之：
见公奔走谓公劳，闻公引退云公高；
公心底处有高下，梦幻去来随所遭；
不知高斋竟何义，此名之设缘吾曹。（此六句谓抃公道德纯淳，心中已无存高下）
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缘未尽余伊皋；
功名富贵皆逆旅，黄金知系何人腰；
超然已了一大事，挂冠而去真秋毫。（此六句谓抃公四十得道，功成不居，撇弃功名富贵如弃秋毫）
坐看猿猱落置罔，两手未肯置所操；
乃知贤达与愚陋，岂直相去九牛毛。（此四句以猿猱落罗网仍不知放弃手中之物为喻，感贤达与愚陋的境界相去太远）
长松百尺不自觉，企而羡者蓬与蒿；
我欲赢粮往问道，未应举臂辞卢敖。（此四句谓自己前往求教，望抃公不要象若士对卢敖那样对待他）
抃公与二苏的诗词交往<<清献集>>存有的不多，仅卷五有二首《和二苏白鹤观》诗，只是站在前辈与老友的立场表示了对二苏《白鹤观》诗的赞赏。但他们的情谊，一直维持到人生的终点。
抃公辞世三年后，其子赵屼向朝廷请求为公撰写碑文，苏轼受命写了洋洋数千言的《赵清献公神道碑》，详尽而客观地记录了抃公一生的功业事迹，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抃公的重要文献，而碑文字里行间所充溢的对抃公的崇敬与赞美，使人们深深感觉到了作者对传者的真切情意。
苏轼一生只为四人撰写碑文，一是宰相富弼，因是奉诏撰写“不敢固辞，然终非本意”；二是司马光，因司马光曾为其母程氏撰写碑铭；三是范镇，范乃其父苏洵的挚友，第四个就是抃公了。《苏轼文集》卷三十三《辞免撰赵瞻神道碑状》：“臣平生不为人撰行状、碑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拒绝了哲宗要他为同枢密院赵瞻等撰写神道碑的诏命。可以看出，象《赵清献公神道碑》这样的文章，不是出于本意，是决难写得如此公允而又深情的，宰相韩琦称抃公为“世人标表”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