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大招风网盘资源: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01:54:21
  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
  
  葛 兆 光
  
    过去的哲学史和思想史通常只关心追踪和叙述那些层出不穷的新思想和新思想家,对“新”的崇尚,构成一种历史写作的观念,觉得历史就是应当书写这些在时间序列中不断增添的新东西,所以,撰者总是希望在历史中叙述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思想发明和知识发现,在以往的历史观念中,仿佛思想和知识一样依从着进化的规律,越靠后就越进步。就以儒学的历史为例罢,从孔子以后,被哲学史和思想史叙述过的每个思想家,似乎都有他们被选中、被叙述的理由,孟子多了“性善”的论据,而荀子多了“性恶”的思想,于是开出两种儒家的进路,董仲舒提倡了“天人合一”而且“独尊儒术”,而王充有前人没有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韩愈提出“原道”,而程朱大讲“天理”,总之,儒学后浪推前浪就成了两千年流不尽的一条河。有一句老话说的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后人比前人更高明。这种不断增长叠加的知识和思想,被当做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主要线索,“哲学史”也可以叫“哲学发展史”,“思想史”往往称为“思想发展史”,叙述层出不穷的新思想,安排一个不断涌现新人的名单,就成了哲学史家或思想史家的责任。这样一来,思想史就仿佛越来越大的一条河,每一代新出的思想家仿佛像旁行斜出的支流,而思想史就用“江海不释细流”的气派接纳着他们,依照时间汇成巨流,越近下游,水就越多。正如布尔斯丁(DanielJ.Boorstin)所说的,历史学常常“把过去认为是一种后果,把历史认为是许多后果”(《隐藏的历史》 [Hidden History],第105页,梅寅生译,麦田出版社二○○二年),思想史把这些被认为是有意义的新东西,像摞积木一样地陈列出来,显示着思想的“进步”、“发展”或“演变”,我把这种思想史的叙述进路称为在做“加法”。
  
    不过,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思想的实际的历史中,却并不只是有加法,有时也有减法。所谓“减法(subtraction)”是指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中,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思想和观念,过去的思想史太多地使用“加法”而很少使用“减法”去讨论渐渐消失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包括被斥为野蛮、落后、荒唐、荒淫以后逐渐“边缘化”和“秘密化”的过程。其实,正是在这些思想或观念于主流社会和上层精英中渐渐减少和消失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被过去遮蔽起来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世俗皇权和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在不经意中就可以迫使其他异端“屈服”。比如,一些观念会消失,一些习俗会被革除,一些信仰渐渐被越来越理性的人们所鄙夷,也有一些失去了生活土壤的礼仪,会逐渐地被当做赘余而舍弃,在消失的、革除的、被鄙夷的和被舍弃的东西背后,有着深刻的知识和思想背景。这个时候历史叙述好像成了筛子,很多不能通过历史书写者审查的事情就仿佛颗粒太粗,越筛历史就越少。上面讲的儒学史里,七十子的消失到底是为什么?就很值得讨论,近年来的简帛文献,从马王堆到上海博物馆收藏楚简的发现,让研究者大为高兴的就是可以“增加”黄帝书、“增加”孙膑、“增加”鹃冠子、文子、尉缭子、“增加”儒门“七十子”这些缺失的环节,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讨论——下,在思想的历史或者文献的历史中,他们为什么会被“减去”?比如,专门讨论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试图通过这一讨论追问“道”之所存的那一种思路,本来在古代中国曾经有过相当精彩而简明的讨论,像残存的公孙龙、惠施的资料,像上海博物馆所藏竹简中的《恒先》,就说明关于这种对于纯粹符号的关注和推重,在战国并不缺乏。那么,这一思想为何在后来渐渐消失?至于他们曾经被命名的“名家”一词,我们也可以想想,它何以在魏晋,竟从讨论“名”与“道”的关系,转成了品鉴人物名实的那些著作的“代码”?
  
    考古发现之所以叫做“发现”,就是一些古代的东西后来消失了,现在又被我们的考古学者重新发掘出来,那么,是否可以思考一下,它们为什么会被历史减去?托洛茨基曾说过一段话,意思是“历史的原因从偶然事故的自然淘汰中自行折射出来”(芭芭拉·塔克曼[Babara W.Tuchman],《从史著论史学》[PracticingHistory],梅寅生译,台北久大文化公司,一九九○年),其实,所谓“历史的原因”常常是后来的、选择的、理性的解释,它们需要把很多“偶然的”事情“淘汰”出去才能成立或凸显,可是当我们把这些“减去”的东西重新放回历史,是否历史就有了其他的解释的可能?
  
  当然,我们通常是站在当下的立场来反观历史的,我们现在所遵循的、所依赖的,是现代人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在现代性话语系统中有它无须论证的合理性,像“文明”、“理性”,包括对生命的珍视,对道德的畏惧,对陋习的鄙夷,对自由的尊重,等等。而现代人撰写的思想史,就常常是在这样的语境中,用这些后设的观念来叙述历史的,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思想史家习惯于把那些趋向现代的东西当做合理性的思想,冠以“进步”、“发展”这样的称呼而书写在思想史著作中。不过,容易忽略的是,这些合理性可能导致一种后设的观察和建构的历史,古代思想史中一些被减省掉忽略掉的事实告诉我们,过去一些“不文明”、“不理性”的东西,曾经合理过,也曾经很正当,甚至很神圣。举一个例子,当年葛兰言就注意到了我们的经学家、历史家有意回避和淡忘的一件事,那就是《春秋谷梁传》鲁定公十年的颊谷之会。《春秋谷梁传》定公十年传记载:“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这件事情在《史记·鲁周公世家》同样有记载:“(定公)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同书的《孔子世家》又记载了这事件,而且详细说齐国的“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便“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于是“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葛兰言便追问道:为什么在齐鲁盟会上,孔子要下令斩优倡?为什么杀戮了以后还要将他们“首足异门而出”?很奇怪的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关于它的记载。这件事情不仅《左传》、《公羊》不载,而且连范宁注、杨士勋疏也不加解释。特别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谷梁传》、《史记》记载的这一事情,朱熹要把它删去?为什么特别重视历史证据的清代儒者,后来面对这种情况,却不相信古代的证据甚至是经典的证据,还觉得朱熹删得有理?如果我们拿这样的记载来当历史,那么“颊谷之会”就从历史的筛子中被筛除了,我们可能会忽略不计,把这种忽略当作偶然的遗忘。我们过去的思想史就是这样的,在思想史里没有“颊谷之会”的影子,更没有孔子斩优倡而且还下令“首足异门而出”的事情,于是也不必讨论。
  
  最近,我研究六朝道教史,也觉得道教中的一些被历史减去了的仪式,像涂炭斋、过度仪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在历史叙述中渐渐消失?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观念在起作用,而这些观念是否应当是思想史的内容?这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这种历史的“减法”,其实并不见得是历史在减少某些东西,而是像刚才说的,其实是后人按照后设的想法,减去了很多历史,使历史变成片断,然后再把片断连接起来,仿佛剪辑影片一样。可是,我们能否把被废弃在库房的胶片重新拾回来,看看当年真实的全面的镜头?就像道教史上有过度仪、有涂炭斋,后来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它却表现那个时代普通人或者宗教信仰者关于宗教、身体与性道德的普遍观念,它为什么不是思想史应当讨论的问题?
  
    近来考古很热,因为考古发现常常让人们惊叹,原来古代还有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奥秘,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记忆中、文献里,没有这样的传统、这样的文化。其实,文献中间也有很多被遗弃的边角资料,之所以被遗弃,是因为它无法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被安置在历史叙述的某个部位,就像《世说》里所说暂时无用的“锯木屑”和“竹厚头”(《世说新语·政事第三》)。过去我们的历史观念已经先在地设定了什么是应当叙述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那些被判定没有价值的东西,在以某种价值来设计框架的历史章节中,是找不到自己容身之处的,就是有人想把它们写进去,也不知道写在哪里为好。可是,如果历史叙述的观念有所变化,可能这些“边角废料”就会突然身价百倍,这就像《国语》里面那句“绝地天通”,被张光直先生反复用过以后(参看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续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等论文,见《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一九九○年版),人们突然发现它可以对应青铜时代的某种文化现象,于是反复被用于各种历史的叙述一样。“边缘”和“中心”其实只是取决于观看者的位置,山中人所看不清的,山外人也许看得清,从窗里探头看出去的,是窗外的风景,在看风景的人看来,那扇有头探出来的窗户也是一道风景。
  
    当然,有很多东西是无法重新恢复了的,它的消失无可挽回,它们的消失,带走了很多背后的观念性内容。可能有一些古代的观念,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了,这是已经消失了的知识和思想,以及这些知识和思想曾经是那么合情合理甚至很神圣的思想语境。但是,当我们小心地发掘曾经被遗弃和冷落在边缘的资料,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被“减”去的历史,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上的十二个神人形象,像古代关于星占、云气占的一些想法,像古代中国道教曾经有过的军事化组织……经过发掘,我们可以多少复原一点历史的图像。在这种粗粗复原的图像中,我们不妨想像一下这些东西的存在还具有合理性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观念和今天有了多少不同,而这“不同”就是思想的历史。其实,不妨想像一下,假定中医知识在今天的西风鼓荡下渐渐消失的话,若干世纪以后的中国后人,能否知道阴阳五行知识系统中的这些技术,曾经被那么多世代那么多人所信仰,并确实能够治疗疾病吗?那个时候的人们,也许只有在资料中重新发掘这种古老的观念,重新组合这种时代医疗、身体、宇宙的理解知识,重新体验这种观念世界中的人们对中医药的信任和依赖,才可以重新理解被历史逐渐减去的经脉、行气、阴阳、五行等等,在某个时段确实曾经是若干世代人的支配性观念。
  
  那些被现代看起来属于“不文明”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并不见得都会在历史中完全消失它的痕迹,“减去”的东西也并不都是“野蛮”,现代所谓的“文明”,有时是“以今视古”的判断结果。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即火葬的兴废,佛教到来以后,信仰佛教的人渐渐习惯了火葬,隋唐时代,不仅僧侣火化建塔,俗人也有不少火葬。可是到了宋代,由于传统中国的丧葬观念在儒学家和理学家,例如司马光、程颐、朱熹的重新解释下又获得新的价值认同,所以土葬从“不文明”便成符合情理的“文明”,火葬却从信仰佛教者心中的文明方式变成了“野蛮”,渐渐退出了历史视野。而清代满族人关前的皇室,曾经是实行火葬的,在他们看来并没有什么不文明,但是入关以后的满清皇室,却开始对这种火葬的历史讳莫如深,还要靠我们历史学家的发掘才能了解。那么,在“火葬”渐渐消失的过程中,是否有观念史的变化?而在“火葬”重新变得“文明”的过程中,是否又有思想史的曲折?
  
  显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观念,观念的合理性存在于人们对它的认同之中,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以往,“步虚”为什么会成为祭祀仪式上的音乐?“禹步”为什么会有神秘的力量?仅仅用现代西方人讲的“原始思维”和“交感巫术”是没有解释力的。“服食”何以使人相信它可以延年?“行散”何以让人觉得可以解毒?用现在的医药学知识也是匪夷所思的。古代有很多知识、思想和信仰,被“理性”、“文明”、“道德”等现代性观念渐渐地遮蔽,或者被都市文化和知识阶层逐渐排挤到生活世界的边缘,成了被历史遗忘的东西。那么,思想史是否应当想到,在它存在的时代里,它为什么曾经被普遍接受?当它还是常识被日用而不知地接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思想是否和今天有大不同?这些不同是否应当是思想史所描述的历程?
  
    我在想,思想史为什么不应当把对于加法的注意力,适当地转移到这些减法上来呢?看看这些逐渐被有意或无意淡忘的、被边缘化的、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和社会生活秘密处的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发掘中,也许一些失落的历史会被打捞出来,仿佛在古墓中挖掘出来一些器物的碎片一样,当它们被拼合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历史的真相。
  
  其实,“加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涌现的东西,而“减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消失的东西,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反而常常是一回事。当“文明”在各种生活领域以“新”获得正当性的时候,“不文明”或“野蛮”就只有作为“旧”,在很多生活领域悄悄退出。鲍默(Franklin L. Baumer)在《现代欧洲思想:边疆与变化的观念,一六○○——一九五○》(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deas, 1600-1950)的《结语》中说道,思想史应当阐明什么观念不断地被留存下来,而且协助建立了伟大文明,也能够并且应当阐明另一些观念为什么只是短暂存在,或者为何与非文明相联。我这里感慨的是,我们的思想史对于不断出现的“新”思想现象过分关注,而对日渐消失的“旧”思想现象则多少有些漠视。
  
  (摘自《读书》二○○三年第一期)
  
 作者:黄守愚 回复日期:2006-7-3 14:04:56   
  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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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来源:tzf 发生时间:2003-12-04 09:56:30 阅读次数:243
  
   我在讲之前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实际上源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困惑。这两年我在清华大学给硕士生和博士生开了一个课,叫做“思想史经典著作选读和研究”,为了让博士生了解自己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我们选了两方面的著作讨论,一方面选了胡适、冯友兰、侯外庐一直到任继愈,他们这些人写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另外一方面选了美国的史华兹、美国的爱尔曼、比特波和日本的勾谷琼三这样一些人的著作来讨论。前一个系列是中国学者的著作,后一个系列是外国学者的著作。在讨论中,一个学生给我写了一篇作业,作业中他认为看这所有的思想史,中国的也好外国的也好,叫做哲学史也好叫做思想史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发展史进步史,他问我咱们中国古代真有那么多推陈出新、不断创新的新思想吗?思想史真的是一个思想不断进步的历史吗?当时我没有回应他的话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比喻,研究思想史也好哲学史也好,常常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就是说我们特别象旅行社的导游,导游总是带着旅行团的人看他选择过的景点,因为选择过的景点总是特别好特别有名的,那些不怎么好不怎么有名的就不去了,于是后面跟着导游的人就以为景点就只是导游所选的那个路线,我们的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经常就是这样,它展示给你看了一个面同时也给你遮蔽了另一个面,那么被遮蔽的那个面是什么呢?过去因为我们脑子里有进化论,有不断向上发展的历史目的论,于是就常常告诉自己这个思想家比前面那个思想家多出点东西,后面的思想家又比这个多出一点,到底是不是这样?我觉得很难说。因为它向你展示的那一面它也遮蔽了一部分,它在描述一个不断向上的历史的时候、它在不断地做这个加法的时候,就同时在不断地做减法,也就是说要删掉一部分东西。我们做历史的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思想都写进来。任何一个博物馆所陈列出来的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而精心挑选的背后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思想史、哲学史的路数。我们举儒学为例,从孔子以后我们就认为孟子比孔子多了一点东西,比如他多了讲仁政、心性的部分,那么荀子又比孔子多了讲礼法的部分,董仲舒又多了讲天人合一的东西、独尊儒术的政策,到了韩愈又讲原道,到了程朱又讲天理,总之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超旧人。但是这是不是思想史的原貌,我不敢说,但至少它始终掩盖了另一面,所以我把这种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叙事方法叫做“做加法”。可是思想史真的可以去做加法吗?所以我今天重点要讲的就是被历史减去的实际。
   历史这个词实际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曾经存在的历史,一个是经过记载留下来的历史。前一个历史随着文明过程的不断变化会有一部分东西生出来、有一部分边缘化,有一部分在更新的东西慢慢边缘化到民间;后一部分历史在写作中肯定有一部分删除的,特别是历史学家会通过自己的观念筛选有意地去掉一部分历史。《孟子》里有一段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以五诚取二三册而已。”就是说如果你全信书上讲的还不如没有书的好,对于以前流传下来的五诚这一篇我只取两三片竹简而已,其他的都不要,为什么呢?他说周武王是最大的圣人去讨伐商纣王这个最大的恶人怎么会打的“血流漂土”呢?孟子说他不信,既然周武王是圣人,他的战争是正义的,怎么会象书上写的血流成河呢?正因为他的不相信所以就会有血流成河的历史被减掉,实际上这种减掉是用他脑子中先成的一个观念,而这个观念支配了他写历史的思路和原则,由于这个思路和观念就有了价值的取舍,于是就舍弃了这个历史。
   我现在举四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当年法国的人类学家葛兰言,他说中国古代的经学家和史学家都在回避一个事情。《春秋谷梁传》中说鲁晋公十年(公元500年)齐国和鲁国盟会,两国的国君在甲谷的地方盟会,孔子是主持仪式的人,可是齐国派人在盟会上乱唱乱跳,孔子叫司马杀掉这些人并执行残忍的方式。这件事在《史记》中也有记载。但是作为解释《春秋》的三部著作,只有《谷梁传》中记载了这件事,其他没有。其实这样的事在中国古代常常发生,比如说《史记》的《孔子世家》里记载大禹召集天下的诸侯,他杀掉了一个迟到的诸侯;还有在《左传》中宋国的国君让朱文公向上曾国的国君当祭品来祭神,这是中国古代一脉相成的。欧洲的人类学家喜欢调查一些所谓未开化民族的风俗的,他说由此知道在孔子的时代杀人、把人肢解掉、用人来祭神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并因此可以判断这种事在当时人们的脑子里是常识,所以他认为尽管孔子是圣人但也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来的经学家和史学家(包括朱熹)都不承认,他们认为孔子是仁爱之人,不可能做这样事情,于是历史开始有一半被遮住了。我们的思想史也沿袭了这种做法,没有一部思想史记录甲谷之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时候我们是被我们自己设的这个局迷住了。历史本来是过去的事情,今天的我们本来可以在局外看这个事情,可是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也画进去了呢?葛兰言在此作了一系列的追问,他追问出在中国古代的舞蹈和祭祀里包含了我们现在认为的很野蛮事情,但是他一再提醒我们说现在我们把它称为野蛮是后设的观念,在那个时代它是一个正当的事情、是一个普通的事情、是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问:如果在当时是一个常识的事情,我们的思想史研究为什么不描述这样的常识,而总是根据后来的经验描述,把这件事情忽略过去?我自己在研究的时候常常要讲到一些事,比如说杀人这件事在后来的我们看成是对人不文明的做法,但是到宋代还遗留着许多随便杀人的传统,我作过一些考察,在宋代从川陕到江浙都有杀人祭祖的传统,实际上珍惜生命的意识是后来慢慢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认为那些野蛮的事情实际上是一点一点被掩盖起来的。
   第二个例子是台湾学者朱德胜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古代有“物官”(就是专门管某种物的),由于人的知识发展,这个官也慢慢消失,我们的思想史文化和历史书基本上不讨论这个。《左传》的《召公二十九年》里有一段话:任何物都有一个官来治理它,如果治理不住它会反被物所害。《左传》在《召公十七年》里说:季节交替如春分、立春等时,应当注意云彩的样子,就能知道它预示着什么,怎么来对付它。古代流行这种望云技术,但是我们的思想史不讨论这个问题,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古代为什么会有九鼎、《山海经》《博物志》等等那些古古怪怪东西,现代的人认为它描写的这些古古怪怪的东西,是迷信,其实在古代那是说明了人们了解了它控制了它。从这些我们应该有一个看法,就是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存在了这些东西,它不能用现代的科学眼光来看待,这是人类精神史过程中的一个很自然的阶段,尤其是在中国这是一个对事物理解的一个很特殊的方式。
   第三个例子来自于我对《六朝道教史》的研究。《六朝道教史》中有很多被我们历史有意减掉的东西,南北朝流行了两种道教仪式到唐代就失去记载,一个是“涂炭人”、一个是“过度于”,前者是要求那些想要入教或想要道教为他解释什么事情的人“黄泥涂脸”、赤身裸体、鞭打自己,过去我们认为中国是文明礼仪之邦,不会存在这种自虐行为,但是实际上确实存在着;后者是要求一男一女公开的以性行为的方式举行仪式,但是后人很奇怪,孔子时就已经是“男女授受不亲”怎么孔子都死去一千年了还会有这种事情,虽然它被很多历史遮盖了,但是从留下来的一点痕迹中,我们还是要承认它的存在。正是因为这部文献的存在,我们知道汉族人的伦理和对于女性身体的禁忌是很晚的事情,所以到唐宋时代书中还有这种记载,其实这种禁忌是比较晚的逐渐的建立起来的。可是后人通过经典文献是找不到这些记载的,它们已经被删掉了,我现在用的这本书也是唐代以后没有记载,而是幸运地在道臧里保存的被我们发现的。
   第四个例子来自于我对禅宗的研究。大家都知道,第一个来自西方传禅的大师是达摩,他的弟子慧可为了求法,“断臂立血”站在血里面,并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表示自己求法的坚决信念。按照禅宗史从达摩到慧可到后来继承者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不断发展前进的,如果我们恢复历史的原貌而不是看禅宗自己夸大的说法,就会发现在公元6世纪的上半叶,在华北地区流行的佛教和达摩没有什么关系,在河南河北一带叫“僧稠”、陕西一带叫“僧实”,而慧可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是被当作妖人,被别人逼的只能留出头发躲起来,最后被一个县令鞭打被迫承认自己是妖,并被毒药毒死。这些历史只是由于后来禅宗越来越盛,自己去粉饰历史,最终被删掉了,添上去的是“断臂立血”的辉煌故事。所以大家可以看出,在重写历史的过程中不断会有历史被删掉,被改写。比如关于赵匡胤的故事,历史上流传的大多是他的辉煌事迹,关于他当上皇帝之后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他的事是一个和尚记载下来的“釜声竹影”的故事,因此中国历史上一定会有很多违背伦理道德的事被我们的历史学家删掉。最近在上海博物馆有一批从香港买回来的竹简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过去认为大禹的儿子启是正当的皇位继承者,他杀掉了企图篡夺皇位的伯夷,但是竹简里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启并不是应该的继承者,只是由于我们后人脑子里有了子承父位的观念后,把启看成是理所应当的继承者。类似的例子非常多,比如李世民的历史,按照古代正当性的说法,李世民是篡位,但是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好皇帝,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就会使历史的原貌有所改变,在做加法的时候又做了减法,做减法的时候还做了加法,历史就开始象导游似的带领你这个导游团很快地进入事先设定好的路线进行浏览,这时候你看到的历史不是历史是书写出来的历史。
   我在北京开的一个关于历史方法论的讨论会上也讲了这些例子,有人提出减法要分成两类,一类是历史中逐渐减少的,另一类是历史书写和记录中逐渐减少的。我认为很对,但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历史书写和记录中减少的东西,因为我们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不可能有文必记,就会有选择地来记,这个时候人的观念就会起作用。当我们把历史减去的东西重新填回去,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比较真实全体的历史。以前我跟电影界有点接触,我特别喜欢把他们减掉的胶片再接回来,看看他们开始拍的那个毛坯的片子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剪辑过的电影,你看到的电影很好很精彩,但你看到的只是人家要你看到的,其实你已经被人牵着鼻子走了。宋代的女词人写的一首词里说:漫卷诗书,到头总是被人埋怨。你实际上总是在被骗的过程中。但是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这种方法去书写历史,那就是在被别人骗的过程中也在骗别人。所以我现在始终在呼吁或是要努力做的事就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但要尽可能地去贴近历史、贴近那个思想史当年的真实状况或是恢复他那个时候可能的语境,使它显得比较真实,使它不是在我们意图的引导下构造东西。当然现在历史学有一个传统,那就是要遵从我们对于我们国家传统和历史的认同,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有另外一个意义,尽可能地恢复历史当时的模样,然后把选择的权利交给阅读者,由你自己去重组资源,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思想史的人怎样做加法和减法?大家都知道,过去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太多的是讲加法,很少有人关注被减掉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很少去讨论那些逐渐消失的知识、思想、信仰,也很少去讨论那些现在我们认为是野蛮的、落后的、淫乱的、逐渐被边缘化和地域化的东西。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其实在新观念、新思想生长的时候,有一部分旧的思想就在消亡、边缘化、地域化、民间化,它可能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可能从文明的中心区域转移到保留带、可能从公开的转为闭密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作为历史研究者你怎么能只看到增加的不看到减少的,或许正是在这部分被减掉的历史里面我们能看到精华、经典、被历史遗忘的部分,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皇权的强大控制下一些东西是怎样被皇权抑制、清理甚至消亡。大家都知道,西方曾经有神权和君权的昌盛,历史因为两者的捣乱不可能正常发展,但是中国的皇权是一个普遍皇权,它是把政治权、文化权、宗教权合在一起,所以能够跟政治意识形态对抗的所有东西几乎在最后都全部屈服。最近我写的一本书叫《屈服史》就是讲道教本身有一个很强大的组织,它不仅管户口,而且还要编成军队,半军事化管理,可是这些东西最后就土崩瓦解了,因为它与皇权发生了冲突,等于是跟皇权争夺老百姓,于是从南北朝到现在道教基本上是以道观为基本单位,没什么力量了。道教在六朝以后就是屈服,到最后变成了儒家政治形态的附庸。佛教也是这样。中国的宗教最后都没有和皇权相对抗的能力。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就表现在这里。所以当我们问历史上的异端到哪里去了,本来可以和儒家政治形态相对抗的宗教怎么了,本来各个地区不同的风俗习惯怎么就渐渐一致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仅要研究逐渐新生的东西,也要去研究一些逐渐减少的东西。
   自从有了哲学史和思想史以后,我们也在不断地制造“伪历史”,我们的哲学史和思想史对于先秦就只看一半书,当时《汉书异闻志》分为六大类,大家想想古人把天下的书分为六类是有道理的,而我们只看到了三类,另外三类如“数数”关乎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知识,我们不看到其他类就不能全面了解古代的思想,所以我觉得过去我们研究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方式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研究只是漂浮在经典文本的层面上,它把一切都变成形而上的东西,没有注意到“道”和“器”、形而上和形而下是有密切关联的、互相支持、互相解释的。用现代人后设的观点去看历史,有可能落到历史目的论那里,这就好象用一个细长的望远镜去看历史,在镜筒里面直接对着你眼睛的你都看进来了,但是镜筒之外在你视野之外部分可能你什么也没看到,你可能忽略了,但是正是这部分和你镜筒之内小小的部分有关连。我们现在后设的观念有很多是理性、文明、道理,我们这些人用这样的观念来看古代的历史的时候,就不能理解古代人对生命可能不那么珍视、对性的伦理的禁忌可能不那么厉害、对于自由不那么尊重,我们就会觉得这些就是落后、愚昧,但是请大家记住,落后、愚昧这些词是我们现在观念的判断、定义,不应该套在历史的脖子上,所以我们现在的进步史发展史有可能忽略一些不文明、不理性的东西,其实有些东西我们以为是新东西、很了不起的东西,在当时都认为是很古怪的事情。举个例子说,我们认为白居易的诗浅显流畅,连读给老妈妈听都明白,但是在当时来说白居易的诗是艰辛古怪的;同样,现在我们经常会忽略掉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失去了文化土壤失去了语境的东西,就会被割盲肠一样的被割掉。我们要问几个问题:那些在当时很流行、很正常、很合理的为什么到后来就不流行、不正常、不合理?当它不流行的时候说明它所依赖的常识性背景已经消失了,思想史就是这么变化的;第二,我们还要问我们的历史书思想史书怎么就变成了筛子,而且那些在当时很普通的事情怎么就通不过历史审查?比如孔子有很多弟子,如子由、子夏、子贡等,为什么关于他们的记载那么少,就是因为他们和孟子不太一样,他们讲究的外在东西多一些,这在后来的儒家被次要了,不被重视的,而孟子这一系在唐代以后逐渐突出,所以子由、子夏这一系就被删掉了。我觉得思想史应该关心一下这方面的东西。那么思想史能不能从反方向怀疑和考虑,是一个好的学者和差的学者的最大区别。我们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应该学会倒着思考,好的学者总是对现成的说法有一个追问的习惯,而坏的学者总是接受现成的说法,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胡适曾说:对人要“有疑处不疑”,做学问要“不疑处有疑”。我们不是提倡怀疑主义,而是提倡对任何事要敢于问为什么再接受。
  最后我要讲的问题是:减法是不是可以作为重写思想史的途径?前一段我看了几个电视直播,比如北京老山汉墓、埃及金字塔的挖掘等,现在不但传媒还有一些大企业也支持这些考古挖掘,使考古变的很热门,我们也有一份责任在里面,其实本来考古不应该那么冷,但也不应该象现在这么热,很多考古的人未必理解考古对历史的意义。其实考古就是发现,但问题是什么是“发现”,现在很多的考古实际上就是“挖宝”,真正的考古应该是挖出来过去历史不能够证明或者是证明错了的东西。比如现在兵马俑已经有了,我们从旁边又挖出两个,这也叫考古大发现吗。而象现在梅县青铜器的考古大发现,我认为就是真正的考古大发现,它证明了我们研究了很久的断代问题是有问题的。其实不只是考古,那些被减掉的历史当它们从那些废弃的库房里面重新挖出来的时候,它跟考古发现的意义是一样的,它也证明了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你没有想到,也证明了历史上确实有一些东西被有意识地遮掩了,也证明了历史上是新旧各个掺杂的,并不是一个推陈出新、不断进步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做减法、做加法实际上是说我们要去注意那些被我们认为是边角废料的东西,其实历史资料没有什么是当然的必用文献,关键是怎样解释它。当这些历史资料处于人们的焦距中心时,它就是中心文献,其他的都可以忽略,所以我们要换一个眼光来看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过去谁也不注意《国语》里面关于“绝地天通”的事,可是当哈佛大学的张先生提出后,大家忽然发现这个词居然是论证我国“轴心时代”的最好的资料,因为“绝地天通”人神分家,就是理性分离出来的一个很好的资料,这个资料就从边缘走向了中心,被减去的历史被捡回来了,历史又恢复了一些它原来的东西。以前我向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推荐了一个电视片叫《失落的文明》,知识考古、文献考证在很大程度上是打捞失落的东西,但是失落的新思想较多,失落的旧思想、野蛮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们在思想史研究中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研究文明和野蛮并存、转化、变迁的过程。我觉得如果我们还要重写历史,如果我们还是只会按现成的做法来做,那么历史还需要写吗,现在我们浪费东西已经太多了,但历史上的东西走了就走了,已经永远消失了。有些历史上的东西我们只能尽力去恢复。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古代关于星代、云气带的看法,他们是怎样看待天象云气,他们和什么观念有关,我们不太清楚,至今没有人很好地研究这个东西;又比如说,大家可能看过日本的一个东西“有山节考”,是说有些日本人看到老头老太太病了,就把他们背到山上去扔掉,于是我们嘲笑日本人野蛮,而自己则充满文明的自豪感,但是如果大家考证一下,其实这个传统来自于咱们国家,北宋初年(公元1000年前后)有一些地方还保留着这些习惯。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的文明并不是开始就有的,也是逐渐形成的,我们也是慢慢地告别野蛮的,我们写历史的时候还是应该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写一个两面都有的历史。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考虑写历史的时候能不能把发展进步的历史改一改,把对于主流的注意力适当地拨一些到支流来。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本书《现代欧洲思想连续与变化的观念1700-1950》说:“思想史应该阐明什么观念被不断地留存下来并且协助我们建立了伟大的文明,但是它也应当能够并且应当阐明另一些观念它为什么只是短暂存在或者它为什么总是和我们现在说的不文明相连。”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思想史研究要用一半精力做加法一半精力做减法,并不是说减法和加法一样重要,而是我们过去做加法做的比较多,减法欠缺,所以现在要拿出一半的精力来弥补过去的欠缺,这样我们才能在不断推陈出新建立自信的同时了解过去也曾经有过的那一条长长的尾巴。
  
   讲座后提问:
   1、学生: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教育中,多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么我们怎样区分那些是精华,那些是糟粕?这种评价标准是什么?
   答:你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指在精神培养方面,而我是指在研究思想史方面。我想现在我们对于精华和糟粕的评价标准都是后设的,是站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立场上进行的,不是古代确实的精华和糟粕,所以我们对于传统一定要有三个提问:第一,传统和历史只是一个资源,不是一个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只是仓库,它是不断被积累下来的东西搁在那里;第二,回忆,当我们处在这样的情景中的时候,我们肯定有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肯定要去回忆历史,发掘历史回忆的时候就去仓库里找东西,找资源,但是找来资源还是不等于传统,那么就进行第三个步骤;第三是解释,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传统都是解释,我们把历史资源拿来后赋予它新的解释意义,赋予它精华的名称,然后继承它,所以我觉得过去我们把传统分成原来就有的精华、糟粕和把传统作为一个固定的套路的思想是要改变的。
   2、学生:您写的思想史贯穿了一个思想理念,几年后回顾那些做法是否有得有失,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
  答:我们这一代人是个桥,要做的很大的事情是同那些已经形成的正统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进行搏斗,我们要做的是破,而不是立,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够,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也是我的那本书所做的破要远远多于立,就是我提出的目标远远高于我所写的。我认为我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搅乱一池春水”。
   3、学生问:我们的思想史用一半的笔墨去描述宗教佛教思想的发展,您是否认为宗教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如此大的空间?
   答:儒家我从来不认为是宗教,我写的宗教东西不到三分之一,它和中国历史上佛教、道教所占的比重是差不多的。
   4、学生问:在您的思想史写作中经常使用粗浅、边缘化的词眼,那是否可以说明思想流动性有如此剧烈的过程,这样的思想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了吗?
   答: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史或所谓的传统一直在变更包括孔子、儒家其实没有一个稳定的词,你们想象的传统其实是很不稳定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传统实际上是在明代以后形成的,比如说“三从四德”等等的东西,存在的时间是很短的,真正的伦理纲常、意识形态是到朱熹以后教科书和考试出现时才算固定下来,落实到家规、族规才真正地渗透到所有社会层面,最标准的时代是明代的初期到中期,中期以后又开始崩溃,到了清代又来重新收拾。所以我经常使用粗浅和边缘化可能是我自己的写作风格有关的,和习惯有关而并不见得喜欢。
   5、学生问:我一直很喜欢历史,听了您的报告,我现在想知道我还需不需要看历史书,看的话看怎样的历史书?
   答:我今天报告绝对没有让你不相信历史书的意思,我建议如果只是兴趣来看史书,那就读一般的历史书就可以了;如果准备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人,我建议你们还是找一些古书、原始资料来看。另外,现在我和一些同事正在做努力要用参考史籍来代替教科书,因为我认为教科书是一个可恶的东西,它可恶之处在于它把一整套意识形态、政治观点强加于大家,然后形成了一个答案就在其中的套路,这就把人的整个思想限制住了,使得你既不想去思索也不想看原始资料。
   6、学生问:历史写作中是求真还是求善?您的这种研究方法和胡塞尔的比较?
   答:你说的求善和求真两种倾向,如果我们从感觉来说应该存在,中国的历史书负担的是褒贬美赋这个责任,所以他觉得历史书是提供道德教训的,当然求善的比较多,但中国历史求真的一面也存在,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家往往通过后设的观念在选择和描述历史,所以后现代历史学始终在提醒我们“历史只是一个文本”,这就是说历史既是一个存在的过去,同时你要接触这个过去只能通过文本,文本是人的观念支配的,所以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求善的传统影响到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这种做法。
   我肯定是受过福柯等的影响,但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跟福柯的方式是有区别的,福柯是把理性作为最大的攻击目标,他一切围绕着理性是怎样被历史建构起来的这样的权利和话语的之间关系来展开的,比如说他讲精神病院、性,他的意图是你们所认为的理性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建构起来的,我们为了打破这种历史建构的话语就要回到话语没被制造出来的之前,这就是福柯的说法。但是我认为有好的东西就接受,福柯的好我们就接受,比如说现代历史学的一些东西我也认为很好。
  
  
   葛兆光: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
   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
   比利时鲁政大学客座教授
  
  
   主办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